歡迎來到百家號小十講歷史，小編了解到，在希臘，學問的活動更是擴展到了市，蘇格拉底在市的廣場上揪住年輕人對談就是個例子。但是在中國，學問雖然從宗廟走向私塾，呈現出開放的勢態，但卻沒有擴展到市。這是因為中國的都市國家壽命太短，歷史很快就進入領土國家的時代，出現了強大的王權及宮廷社交，學問再度被收回到宮廷這一封閉性的社會裡去了。民主主義是與市共同成長的，學問沒有擴展到市，這是中國的不幸。
在中國，學問向市擴展的趨勢也並不是完全沒有。戰國末年，秦國呂不韋延攬賓客，作《呂氏春秋》，書成之後將之公布於鹹陽市上，有能改正一字者賞千金，這也說明書在市上被人閱讀並不是什麼稀奇的事。司馬楚之在西漢長安城的東市開肆佔卦，宋忠和賈誼曾到那裡去訪學，與他討論先王的聖人之道。東漢王充在洛陽的市裡站著讀書治學。但是，學問向市的擴展已經錯過最好的時機，庶民性的學問還沒來得及建立，便被宮廷的學問壓倒了。同樣的現象在文字的發展上也可以看得到。無論什麼地方，文字都是先以繪畫文字、象形文字的形式發生的，掌管文字的人都是宗教人員或祭司。嗣後，文字漸漸向庶民開放，文字一旦到了庶民手裡，便產生了表音文字。
但是，象形文字也不是一步就能跨入到表音文字，其間有一個中間階段。布雷斯特德中國的漢字大多數是由偏和旁組成的。偏是象形的部分，用它來表示某一限定範圍內的字意；旁是發音符號，用音來表示某一限定範圍內的字音。依靠這兩個限定，就產生出了具有明確字意的文字。若用漢字來表示上面介紹的那組埃及文字，這便是「餓」字。「餓」「蛾」「鵝」，發音全都是「我」，但這不是蟲子的「我」，也不是鳥兒的「我」，而是與飲食有關的「我」，所以用「食（飠）」加以限定。另一方面，在有關「食」的語言中有飯、飴、飽等許多概念，但這裡並不是指這些概念，而是指有著「我」這個讀音的那個「食」的概念，所以加上「我」旁，以表示關於食的概念中的一個特定的意思。因此，大部分漢字既不是純粹的象形文字，也不是純粹的表音文字而是兩者兼備。
把漢字的性質理解為從象形文字向表音文字發展的過渡形式，是比較合乎歷史事實的。若問漢字的發展為什麼會中途停頓下來，那麼我的回答就是，它還沒有完全徹底地轉化為庶民的文字。由於漢字在從象形文字向表音文字發展的過程中停頓不前而固定下來，於是就引發了以下種種現象。首先是它的不便，好不容易想出來的作為音符的「旁」，卻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格」「洛」「貉」「路」「略」等都有同樣的音部「各」，但它們的發音卻完全不同。當然，文字這個東西，即使在徹底變成記錄語言的符號以後，文字與語言兩者之間仍然存在著若干差異，這種文字與語言的不一致性，有時候也是語言方面的過錯。例如法語等語言，現在已經很少能完全按照單詞的字母拼讀了，推測最初大概也是按照字母的排列順序來拼讀的，但後來語言逐漸發生了變化。
上面所舉漢字的讀音，恐怕也是因為語言發生了變化，使得它們的讀法也發生了變化，這似乎又不是漢字本身的過錯。但是，作為音符使用的「旁」，由於不具備「音」的要素，沒有母音與子音之別，因此，無法根據語言的變化進行相應的調整，從而不得不完全保留舊有的形態，但又無法遵從最初的發音約定。這一點恐怕是沒有辯解餘地的。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看到文字與語言之間的這種差異所帶來的便利。正是因為這種便利，漢字才能在存在讀音變化的前提下，憑其外形，推廣到漢人及同系統的各族群中去。直到現在，中國的方言依然千差萬別，有些方言之間的差別，猶如法語與義大利語之間的差別。但是，作為文字，各地使用的都是共同的漢字，只是讀音不同而已。
假如漢字發展成為近於完善的表音文字，僅剩下少數表示音素的字母，那麼，在中國長期分裂的時期，例如南北朝時期，南方和北方或許就會產生拼法完全不同的文字。同樣，如果從古代起，每當語言發生變化的時候就用新的文字重新寫過，那麼，中國的古典也許早就變成了完全不同的文字。這樣一來，中國就會與歐洲一樣，人們必須首先學會古代的語言和各地的方言，否則就無法閱讀古代經典及以後的各類記載，文學著作也同樣無法閱讀。語音完全不同，卻能夠擁有共同的古典和共同的文學，這不得不說是一件令人驚嘆的事。中國之所以能從文化上，進而從民族上實現統一，正是因為存在語言與文字之間的這種差異，亦即獨立於語言之外的文字功不可沒。
要認識漢字的功過，必須通過長時段的歷史來做出判斷，單純地從文字應隸屬於語言這一原則出發來加以判斷是不可取的。我認為，例如數字，本身並不是音節，寫個「I」，它既可以是英文的one，也可以是「lst」的「fir」，也可以是樂譜上的「do」，只有這種具有世界共通價值的符號才是最具高度的文字屬性。象形文字變成表音文字，這的確是一種進步，但同時又不能不說是文字對語言的獨立性的喪失，從這一點上來說，漢字沒有理由因與語言之間的不統一及其獨立性而受到責難，但我們也不能不考慮今後漢字如何面對未來的問題。而在考慮這個問題的時候，語言相異的日本和中國，也必須採取完全不同的立場。日本的語言結構與中國完全不同，在日本歷史上，漢字的主要任務是提供日語嚴重不足的單詞。
起初，日本一方面把中國的漢字按原來的音訓引進，一方面又把漢字作為單純的音符，用所謂的「萬葉假名」來拼寫日語，從此就產生了被稱為「假名」的音符文字。假名文字產生以後，漢字的使用就僅限於實字，於是，漢字的傳播力和滲透力自然就顯現出自身的局限性。我在都市國家的標題下討論漢字的問題，這絕不是說漢字的發展在都市國家時代就已經完結，而是由於漢字發展的大方向在都市國家時代已經基本定型，所以才將之與中國都市國家庶民文化的不發達聯繫在一起考慮，這一點敬請大家諒解。按照我的看法，春秋時期是從周民族開始遷徙後約一百年，即魯隱公元年（前722）開始的。春秋時期是所謂「五霸」的時代，作為周人系統各諸侯國的霸者，東方的齊與北方的晉這兩個國家最強。
齊自稱為周文王之師太公望之後，晉自稱為周成王之弟唐叔虞之後，但這恐怕都是兩國成為霸者以後才出現的傳說，它們本來與周人應屬不同的系統，是地處周文化圈之外、受周文化影響而興起的國家，宛如希臘與帖撒利亞和馬其頓那樣的關係。但是，齊、晉兩國都對周文化表示崇敬，採取與周親善並加以利用的政策，這是由於齊、晉兩國都易受到來自北方的被稱作「狄」的更野蠻民族的入侵。興起於南方長江中遊的楚和長江下遊的吳、越等國，就像有時他們也自認的那樣，是一開始就屬於周系統之外的被稱作「蠻夷」的族群。即使這樣，在後來的歷史敘述中，仍然存在著楚是周文王之師鬻熊的子孫以及吳是周文王伯父泰伯、仲雍的子孫這樣的傳說。這些國家以其新興的武力為背景，時而採取懷柔政策，時而採用武力威脅，試圖號令周系統的都市國家群。通常我們稱齊、晉、楚、吳、越為「春秋五霸」。
然而，如果不是單論武力，而就霸者的原意即同盟的盟主這一點而論，其數目則不止於五個，也可以在上述諸國之外加上宋襄公。更進一步說，甚至周都可以被視為最早的霸者。所謂的王、霸之別，是後世才想出來的，周在本質上就是作為同盟盟主的霸者而已。齊以後的新興國家，在其內部已經看不到都市國家的獨立性，逐漸進入領土國家的統治階段。也就是說，在它們的領土之內，雖然還存在著古老的都市國家的後裔，但他們都已失去政治上的獨立，只能受制於國君。隨著與周系統各諸侯國之間交往的加深，在文化上受其影響，這些國家在各自的領土上建造了新的城郭都市。然而，這些城郭雖然是都市，但卻不是都市國家。
楚國在其領土北部建造的「方城」之類的城郭，似乎只是純粹的軍事殖民地。在周人的故地，即周人放棄的今陝西省渭水盆地，秦國興起，逐漸成為一個強國。周人之所以向東方遷徙，也許正是因為秦人的壓迫。秦似乎是從周人所稱的「戎」中發展壯大起來的。按照我的大膽推測，戎與南方的撣族有關；稱楚為蠻，音從苗而來，與中南半島的孟族相關。沿海地區，北自山東，南迄越南，分布著屬於同一個系統的民族。它們雖然有夷、越等不同稱呼，但這些名稱本來出自同一語源。中國人將周邊的民族稱為東夷、西戎、南蠻等等，似乎是有一定根據的。秦是落後民族，秦人建造城郭已是戰國以後的事。
孝公時建鹹陽而都之，之後又集地方小鄉聚建立大縣，在其領土內出現了許多都市。但即便是這樣，在小編看來，也不能說這些都市是都市國家，不過，都市國家式的日常生活卻在這些都市之中自然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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