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永樂邨21號的「潛伏」往事

2021-01-09 上觀

永樂邨建於1930年,弄堂裡是一幢聯體式小樓,磚木結構假四層,每一幢的建築面積約300平方米。


永樂邨21號外景

我家曾住在愚園路、江蘇路轉角口一條叫黎照坊的弄堂裡,後弄堂隔著一垛十來釐米的牆便是永樂邨。那年月,讀小學都是就近入學,愚園路和江蘇路就像分不開的麻花,班級同學全部分布在這兩條路上。放學後,要去永樂邨找小朋友玩了,走到後弄堂底,那裡有一扇常年不關的小門,一腳就跨到永樂邨了。21號就坐落在小門旁邊。

不過,跨進跨出這麼多年,從來也不知道這幢假四層的小樓居然是有來歷的,直到20世紀90年代,江蘇路和愚園路交匯口開始馬路拓寬工程,因此拆除了一些弄堂建築,這時的永樂邨從版圖上被抹去了,取代它的是一幢三十幾層高的商用大廈。可是,永樂邨沒了,卻獨獨留下了21號,孤零零地「藏身」在高樓背後。人們紛紛打聽其中原委,這才得知它曾是解放戰爭時期中共中央上海局機關的舊址,不僅不拆,還要修繕保護,作為紀念館對外開放。

今天,若要參觀中共中央上海局機關舊址,得從上海市水務局的門房進入,然後向縱深走去,在院牆一隅才能找到它的入口處。給人的感覺是它仍「潛伏」著:潛伏在四面高樓之中。然而,經過了展品陳列和文字介紹,它曾經的「潛伏」故事也漸漸地浮出了水面,越來越多的人了解到上海的地下黨領導在這裡召開秘密會議、傳遞情報的往事。

「潛伏」在永樂邨21號

讓我們把時間前移到1945年9月的一天,永樂邨21號的大房東正在接待一對有意向頂下這幢假四層樓房的夫婦。


永樂邨21號大門

原先,住在這幢樓裡的是一對日本夫婦,幾天前他們退房回國了。走時匆忙,房子裡還留下了整套東洋式的家具。時局動蕩,經濟蕭條,大房東急於再尋房客,租出房子。

雙方在租金上討價還價了一番,最後,夫婦倆以妻子王辛南的名字頂下了21號。

這對夫婦名叫方行和王辛南。按當年的市情,能夠頂下一幢房子的人至少是經濟寬裕、生活無憂的。而從他們的自我介紹中,房東也確認了這一點:丈夫方行是關勒銘金筆廠的股東,而夫人王辛南與人合開了一家中華醫藥化驗所,都屬於有身價的人。

王辛南和誰合開了中華醫藥化驗所呢?她是和黨外人士林俊卿醫生出面開辦的,其實是新四軍的地下藥廠,以醫藥化驗所對外營業作為掩護。這段史料連林俊卿醫生的兒子林青都不知道,直到1986年的一天,林青接到一個陌生的電話,對方問他:「你是林俊卿先生的兒子嗎?我是你大姑媽的老同學,請有空到我這兒來,我跟你講些事情……」

電話那頭正是王辛南,她也是林俊卿妹妹的同學。通過王辛南的敘述,林青這才知道父親與永樂邨的關聯。至於王辛南當年是如何說服林俊卿幫助地下黨工作的,以及林俊卿冒著風險為地下黨做了哪些事情,出生於1944年的林青還是一無所知,因為「我父親從來不說,連我媽媽都不知道。父親也從來不讓我到這棟房子裡來玩」。

上海局機關舊址修繕後,江蘇路街道率先組織了一些幹部和群眾來這裡開展黨建活動。參觀這天,讓林青大感意外的是,在陳列的資料中他發現了自己父親林俊卿的名字。這個發現頓時拉近了他與神秘往事的距離,於是,這位退休語文老師成為一名講解上海局舊址故事的志願者……

顯然,方行和王辛南這對夫婦對外的身份是用來作掩護的,他們的真實身份是黨的地下工作者。1946年6月,國共和談破裂,內戰全面爆發,中共在上海的活動被迫轉入地下。在這嚴峻的形勢下,兩人根據中共上海市委書記劉長勝的指示,以私人名義租下了永樂村21號,看中的就是這幢房子在弄堂底,屋前有一個獨立小院,周圍僻靜隱蔽,屋後有門通到外面,便於緊急疏散。


年輕時的方行和王辛南

自從頂下了21號後,這幢假四層便重新布局了,一樓是張執一和方行兩家人日常活動的場所與餐廳;方行、王辛南夫婦住在在二樓;張執一、王曦夫婦住在三樓;三樓也是領導們開會、研究工作的地方。四樓放些雜物,有同志來上海就成為臨時住所。1946年4月,馮文彬由延安來上海,在四樓住了約3個月。他走後不久,錢瑛由南京調來上海工作,也在四樓住了一個月。

那麼,張執一又是誰呢?在介紹他之前,先得介紹一下中共中央上海局,它是在1947年5月6日由中共中央上海分局改名而來的。當時,劉曉為書記,劉長勝為副書記,錢瑛為組織部部長,劉少文負責情報工作。10月,上海局成立了「策反委」,張執一便是這一任的書記。

張執一長期活躍在上海的隱蔽戰線,經歷過許多重大的、驚心動魄的鬥爭。秘密策反千裡長江防線十萬國民黨軍隊,便是一段濃墨重彩的傳奇故事,由此得到「策反傳奇人物」的美譽。

1949年4月,張執一離開上海後,轉由沙文漢任「策反委」的領導。這時的「策反委」成功策反了國民黨國防部陸軍預備幹部局局長賈亦斌率部4000多人在嘉興起義,國民黨空軍第八大隊中尉飛行員俞渤等人駕駛重型轟炸機起義,「重慶號」巡洋艦起義,國民黨海軍第一艦隊旗艦「長治號」起義,國民黨海防第二艦隊起義等,為加速上海解放進程及保護城市基礎設施做出了重大貢獻。

戶口檢查有驚無險

1948年8月,上海的天空烏雲壓頂,空氣中瀰漫著令人窒息的壓迫感。在這非常時期,國民黨政府開始了又一次清剿行動。上海警察局以重新發身份證為名,由警察挨家挨戶地進行戶口檢查,並且規定輪到入戶檢查時,全家老小必須守在家中,警察需要逐一核對照片。

很明顯,這次查戶口表面上是分發身份證,實質是針對中共地下組織的清查行動。探聽到這個消息後,劉曉、劉長勝、張執一和張承宗緊急匯合在永樂邨,研究應對的辦法。作為中共中央上海局的秘密聯絡點,只要稍有風吹草動,後果就是暴露,巨大的威脅將侵襲永樂邨。


永樂邨21號外景

三十六計,走為上策。劉曉他們商量後決定暫時轉移到杭州去避風頭,安全是第一位的。於是,在熟人的引薦下,著名的佛教居士趙樸初書寫信函給淨慈寺方丈,說是上海有幾位實業老闆將到杭州名剎來做佛事,請方丈予以接待。

就這樣,劉曉、劉長勝、張執一、張承宗在方行的陪同下前往杭州,淨慈寺在西湖南岸,雷峰塔對面,是西湖歷史上四大古剎之一,因為寺內的鐘聲洪亮,「南屏晚鐘」成為「西湖十景」之一。在淨慈寺裡,他們做的是為超度一切亡魂而設的「水陸道場」佛事,而方丈也因為趙樸初的介紹信,對他們分外殷勤,還安排他們住進了寺院深處的獨立小屋。

8月的杭州悶熱難耐,這溼熱的天也為劉曉他們起到了掩護的作用。怎麼講?因為正巧可以找到一個白天太陽毒辣、不宜外出遊覽的藉口。白天,二劉和二張這四人在屋內佯作打牌消遣,實際卻是聚在一處議事。而方行則帶著6歲的張紀生(張執一的長女)在院子裡嬉戲玩耍,實為觀察動靜。這一行人大約在寺廟裡住了個把星期,一直到收到王辛南的來信,通知他們上海的戶口大檢查已告一段落了,大家這才分頭返回上海……

姓張的是誰?胖子又是誰?

這次的虛驚還沒過去多久,揪心的事又發生了:突然間,與張執一單線聯繫的一名國民黨立法委員被捕了。特務機關獲知他與地下黨裡的一位姓張的高級幹部有往來,至於高級幹部叫什麼,住在哪裡,相貌如何,卻因立法委員死不招供而無法掌握更多的情報。不過,特務們還是捕捉到了點滴的信息,那名姓張的高級幹部說的是湖北話,還是個胖子。

於是,特務們轉而威逼起為立法委員開車的司機。他們用槍頂著司機的腦袋,讓他憑著記憶開車帶特務們去找送「胖子」回家的地方。無奈,司機只得把車開到江蘇路附近停下了,說他當時因為忙著掉轉車頭,沒有注意到客人下車後究竟是從哪個門洞、哪條弄堂回家的。

特務們大喜過望,有了大致方向,只要去找警署對戶口就行了。果然,這一查便查到附近有三家姓張的湖北人。他們一家家地上門找胖子,排除了兩家姓張的湖北人後,最後來到了永樂邨21號。


中共中央上海局機關舊址展館

那天,恰巧張執一的夫人王曦在家。王曦也是地下黨的高級幹部,在虎穴工作,她始終保持著高度的警惕性。進門後的特務張口就要王曦先生的相片,王曦本能地意識到出問題了。只見她不慌不忙地從鏡臺上取來一張全家福的照片交給特務,還告訴他們先生到南京做生意去了。

照片本來就不大,再加上全家福上站的、坐的有好幾人,每個人的臉不比黃豆粒大,清晰度自然也差。特務們左看右看,也看不出個名堂來,要她去換一張單獨的人像照片。王曦說,家裡只有這一張照片,沒有其它的了,你們要就拿了走,不要拉倒!

張執一的女兒張紀生晚年回憶道:「當時國民黨特務有個概念,認為凡是共產黨員都窮得叮噹響,看到我家裡有傭人和廚師,老老小小一大堆人,條件還算富裕,男主人又是做生意的,所以沒要到照片也就離開了。」

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

1948年冬天,方行和張執一同去了香港,在那裡與劉曉、錢瑛匯合。1949年元旦剛過,王辛南也服從組織安排,去了香港。轉眼進入5月,上海解放,黨組織又安排方行、王辛南夫婦回上海工作。直到這時,方家和張家又重回永樂邨21號。


1949年5月,方行(左)母親(中)和妹妹在21號留影

1950年,劉長勝指示方行,把永樂邨21號移交給上海總工會。他在半頁紙上寫道:「方行同志,請你寫一介紹信給你的親戚(關於江蘇路愚園路的一座房子)言明由上海總工會丁盛雅同志去接洽。請將此介紹信直接交王玉昆同志。此致敬禮!劉長勝。」

回首當年,上海局機關嚴格地執行了「隱蔽精幹」的方針,在白色恐怖的上海開闢了配合正面戰場的第二條戰線。因為隱蔽工作做得好,中共中央上海局這一最大的「紅色秘密機關」從未被暴露。以至當年與兩家老小一起生活多年的兩名傭人,對主人從事的工作毫不知情。上海解放後,當他們看到住在這裡的先生、小姐、太太,個個穿上了解放軍軍裝,驚得目瞪口呆。

上海局機關的歷史使命在上海解放後畫上了句號。在新中國成立後的很長時間,哪怕到了今天,人們仍然對發生在永樂邨的那些「潛伏」故事了解得並不太多。

1981年,張執一從北京來上海,他讓方行和王辛南的女兒方虹陪著,特意到永樂邨去看看當年戰鬥過的地方。這時的21號已經住了七戶居民。對張執一老人來說,永樂邨雖物是人非,卻是他人生永恆的記憶。

當年方虹回憶說:「我父母在受命之初,並不知道要他們負責掩護的地下領導機關就是中共中央上海局,後來雖然一直在機關核心工作,也並不知道上海局正式成立於何時。只知道交給他們的工作是整體中的一部分,極其機密又極其重要,是上級對他們的絕對信任,對上級的指示一定要盡全力去做好,萬不可因自己的絲毫閃失和偏差貽誤大局。現在看來他們所做的,確實只是上海局龐大的地下工作中極小一部分。但是,從事地下工作形成的習慣他們一生都沒有改變過來。」

方虹還說道:「現在,永樂邨的弄堂已經消失,弄口的水果攤、菜場和南貨店也在江蘇路拓寬工程中成為回憶,所幸的是這座擠壓在一群高樓大廈之間矮小的21號小樓被保存了下來了。」

今天,曾經潛伏於永樂邨21號的人大都已離開了這個世界,能夠還原它的人越來越少,但是,永樂邨21號作為上海局的一個秘密機關,這段潛伏往事將鐫刻在上海這座城市的記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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