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2019年10月3日，法國巴黎，一名男子持刀襲擊了位於巴黎市中心的警察總局，致4名警員死亡，襲擊者目前已被警方擊斃。視覺中國 圖
10月3日中午，巴黎市中心傳出數聲槍響。令人驚詫的是，它發生在巴黎警察的「大本營」、一個原本被認為最安全的場所。在位於西岱島上、與巴黎聖母院毗鄰的警察總局內部：一名行政人員持刀攻擊同事，造成四死兩傷，其本人也被當場擊斃。
這是又一次恐襲嗎？
據法國媒體第一時間公布的消息，行兇者名叫米卡埃爾·阿爾彭（Mickal Harpon），現年45歲，來自海外省馬提尼克（Martinique），自2003年起進入警察總局工作，是情報處的信息技術員，屬於級別較低的文職人員，不屬警察編制。3日中午，他在警察總局內持一把陶瓷廚用刀，先刺死三名男性警察；隨後在下樓過程中，在樓道攻擊兩名女同事，造成一死一傷；跑到警察總局的庭院後，又刺傷一人。在那裡執勤的一名年輕警察，在三次示警無效後，使用突擊步槍將其擊斃。
單論情節而言，這一事件並沒有什麼驚天之處。但多次遭受襲擊的法國，外界最為敏感的神經就是——「這是又一起恐怖襲擊嗎？」
事發之後，當局最初的懷疑方向是同事之間的人際衝突引發血案。因為兇手有輕度耳聾，和人溝通略有障礙，而且有同事說他性格較為「封閉」，是「極客」類型。法國內政部長卡斯塔內在事發後迅速表態稱，當事人沒有任何「令人警惕的跡象」或是「行為異常」。而警察工會也在第一時間聲稱，這是一起「人性悲劇」、「可能在任何機構、任何工作場所發生」。
但很快，法國媒體就報導，兇手在18個月前（隨後又發現其實已經長達十餘年）皈依伊斯蘭教，這無疑讓人浮想聯翩。而事發當天對其住所進行搜查後，警方沒有發現任何能證明米卡埃爾有極端化傾向的證據，既沒有效忠伊斯蘭國的視頻，也沒有留下遺言。然而隨後24小時，調查人員逐漸發現了一些疑點，例如據媒體披露，多名同事指認，他在當年《查理周刊》血案發生後曾說過「幹得好」，對恐怖分子流露同情；並曾在Facebook上轉發一篇文章，其中認為法國是歐洲最為敵視穆斯林的國家之一；另外，他還曾因為拒絕向女性同事問好而引起上司注意及詢問。
如果說這些跡象還不足為據的話，最接近直接證據的或許是，他使用的兇器是一把安檢儀器無法檢測到的陶瓷刀，而且據媒體報導，是他事發當天上午剛剛買到的。在行兇之前，他和妻子頻繁發簡訊，提及買刀之事，而後者的最後回復，則是頗為不祥的「只有安拉才能審判你。真主至大（Allahou akbar）」。而在法國經受的歷次恐襲中，「真主至大」幾乎已經成為恐怖分子的標配口號。
在種種令人不安跡象當中，10月4日晚間，法國反恐檢察機關正式接手調查，案件已經從最初的「故意殺人」方向，轉移到恐襲性質。接下來的主要問題是：他究竟是一隻「獨狼」、還是有一個地下網絡對其進行支援？尤其是，雖然行兇者本人沒有案底、也沒有被進入敏感人物監測名單，但他接觸的人群中，的確有法國警方已經盯上的人物。
如果此次襲擊的恐怖主義性質最終能夠坐實，恐怕將使得局面更加複雜：一方面，這意味著極端主義思想能夠滲透進安全機構內部，比單純的上街持刀砍人更加危險（此次事件發生後，法國政府最緊張的不是反對黨大加指責，而是究竟有多少反恐機密信息通過這個低階文職公務員洩露出去）；另一方面，原本就篤信「法律與秩序」、政治立場右傾的軍警部門，可能會滋生對穆斯林同事的不信任感，甚至發起一場內部「獵巫」運動，從而激發出更多不穩定因素。
「生無可戀」的法國警察
除了本身的恐襲色彩之外，對於法國來說，這起襲警案的發生時機簡直不能更糟糕。事發前一天（10月2日），兩萬多法國警察剛剛走上巴黎街頭，抗議工作條件惡化、壓力過大，導致警隊士氣低迷。這是自2001年之後近二十年來，法國警察首次大規模街頭示威。本應負責維護社會秩序的角色，走到他們的對立面，也讓外界為之瞠目。
這種士氣低迷最直觀的反應，是近一年來，法國警察自殺成為一個愈演愈烈的問題。據法媒統計，2019年的前9個月中，法國已經出現49例警察自殺事件，平均5天一起；而2018年全年一共35起，大幅攀升已成定局。
放在最近一年來的大環境中，這種「警察自殺潮」不難得到解釋：其中最大變量因素，便是自去年11月以來經久不息的「黃馬甲」運動。對於這場運動的社會經濟肇因，固然有不同層面的解釋，但在社會秩序的現實應對上，法國政府別無選擇，只能給軍警力量層層「加碼」，確保治安無虞。但這樣一來，軍警在近年來編制規模縮減的情況下，被迫承擔更多的治安任務，工作強度加大，受攻擊風險升高，調休難以保障，加班費被拖欠，不可避免地導致士氣低落。
除此之外，更為致命的一點是，和海外作戰行動或國內反恐行動不同，因為社會經濟因素誘發的頻繁社會衝突中，法國警察的職業尊嚴感被大大削弱，他們面對的不是「敵人」，而是來自同胞的攻擊和謾罵。應對「黃馬甲」導致的工作壓力加劇和條件惡化，疊加在早已有之的社會敵對情緒上（例如「死警察才是好警察」），即便完成任務，也無人喝彩。最典型事例是，此前一名退役拳擊手在示威活動中同警方對毆，打得警察狼狽不堪，雖然當局強力譴責並追究其法律責任，但在民間、尤其是社交媒體上，這名退役拳擊手儼然成了英雄，還有人發起眾籌予以接濟。而當這一波警察自殺潮逐漸形成氣候時，許多「黃馬甲」抗議者在街頭一線對警察的挑釁話語，便是「你怎麼還不去自殺？」
在這種背景下，近50名警員的自戕，雖然未必每一具體個案都能同當下社會衝突直接掛鈎，卻在很大程度上是宏觀壓力傳導到最薄弱環節的後果。此次巴黎警察總局內部襲擊事件剛剛發生時，各方傾向於將其解讀為工作環境中人際衝突所致，也同樣隱含了這一背景，而馬克龍推遲外省行程，專程到現場視察，在相當程度上也是擔心這一事件緊隨大遊行之後發生，會導致警隊士氣雪上加霜。
更加弔詭的是，「受害者」同時也是「加害者」。在連續的社會衝突中，法國警察作為強勢一方此前被千夫所指，尤其被指控在應對「黃馬甲」抗議運動中濫用武力，最典型者，則是警方頻繁動用發射橡膠子彈的LBD 40鎮暴槍，迄今已經造成數十起嚴重傷害事件，其中不乏失明、斷指等永久致殘案例。在受害者控訴下，警方表示會進行調查，民權組織和司法界也多次呼籲禁用LBD鎮暴槍，但迄今為止並無成效。
有社運研究者指出，這種槍械最初用於配備打擊刑事犯罪的「反犯罪大隊」（BAC），隨後在21世紀前十年間逐漸泛化到諸如「共和國保安隊」（CRS）等公共秩序單位，但「身懷利器，殺心自起」，面對近十年來日益激化的社會矛盾，軍警部門愈是輕易地動用手中利器，反過來也愈發激化社會矛盾。執著於強力手段的結果，是最後軍警成員自己也成為這個「螺旋式下行」的犧牲品，仿佛成為「善用刀劍者、死於刀劍下」的一個現代讖語。
當「蛋襲」已成往事
大約十二三年前，當時我剛來法國讀書不久，有一天路過蒙巴納斯大道，看到一大群人吵吵鬧鬧地聚集。走近一看，原來是郵局員工在示威抗議，而一隊防暴警察在維持秩序。我饒有興趣地看了一會，發現其中邏輯其實並不複雜，不外乎是示威者想堵路，封鎖蒙巴納斯大道的交通，而警察則要疏通道路。
然而，這個簡單邏輯卻用一種戲劇化方式表現出來。首先，警察已經在大道遠端設置路障，提醒車輛繞行，因此這段路上並沒有汽車被堵，與其說是交通要道，不如說是一個清理之後的空蕩舞臺。示威者其實明知不會起到阻塞交通的效果，但仍然要用這種方式表達抗議。
其次，員工針對郵局有一系列「暴力」抗議活動，但這種情況下警察並不幹涉。我印象最深的，是示威者準備了許多雞蛋來發洩憤怒，一聲吆喝，蛋如雨下，郵局櫥窗和大門上塗滿了黏乎乎的蛋黃蛋清。而警察則袖手旁觀，只有當示威者進入公共道路時，才會出手幹涉。
最耐人尋味的，則是這種幹涉的方式。此前示威人群已經阻斷了道路，而警察選擇的「入場」方式，是從人群遠端開始進行「擠壓」，即一隊警察用盾牌和身體的力量，慢慢推示威人群離開道路，而示威者同樣用自己身體的力量進行對抗，雖然現場大呼小叫（無疑伴隨著咒罵），但沒有打鬥，沒有棍棒，沒有催淚彈，沒有橡皮子彈，雙方就這樣緩慢地「較勁」，彷佛一場變相的拔河比賽。
更有意思的是，當這場「拔河比賽」進行到半途，示威者已經被推到道路中線附近，突然一聲令下，雙方幾乎同時「收功」，警隊隊長和示威者首領湊到一起商量，其他人原地等著。我距離幾十米開外，自然聽不到他們在說什麼，想來不外乎是評估態勢、討價還價，但這次「談判」顯然沒有成功，因為兩分鐘後，同樣一聲令下，雙方又立刻擠在一起，依舊大呼小叫，直到警察將人群緩慢地全部「擠壓」到人行道上，封路行動宣告「失敗」。
如今想來，這場十二三年前目睹的短暫街頭「鎮壓」，或許是我所知道最田園牧歌式的「鎮壓」了。它以一種劇場化的方式上演：示威者說我要封路，但實際上我也知道不可能真的成功，封路本身只是一種象徵性抗議；而警察說我要驅散你們，但也只動用了程度最輕微的身體暴力（如果勉強能稱之為「暴力」的話）。當晚的電視畫面中，無疑會出現雙方貌似「一團混戰」的短暫畫面，示威者以此表達決心，警察則順利完成任務。但這與其說這是一場「對抗」，不如說是一種「共謀」，而這種默契，則是一個多世紀以來社會運動逐漸磨合、逐漸「日常化」的產物。
然而，短短十二三年後，這一幕場景看上去已經仿佛茨威格筆下「昨日的世界」，或者說，我曾看到的，或許正是那個昨日世界行將落幕的餘緒。彼時，社會衝突雖然存在（尤其是族群矛盾痼疾，如2005年巴黎郊區騷亂），烈度卻遠遠不如今天。而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此前被寄予厚望的全球化進程遭遇嚴厲批判，極端主義、恐怖主義、民粹主義勢頭迅猛上升，民族國家內部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形成既有模式（如法國）的社會衝突，也失去了原有的儀式化、劇場化一面，更加凸顯出短兵相接的「硬核」暴力色彩。尤其是恐怖主義及其「內生性」特徵（無論是法國的刀客還是美國的槍手），模糊了國內與國外、平時與戰時、我們與他們的界限，或者用中國人耳熟能詳的術語來說，原本屬於「人民內部矛盾」的衝突，在相當程度上被賦予了「敵我矛盾」的性質。
而伴隨這種趨勢，幾乎在全球範圍內，從美國到以色列，從俄羅斯到土耳其，都同樣呈現出更加依賴軍警等安全力量的勢頭，「警察暴力」問題也隨之凸顯。原本就高度依賴軍警的威權國家，無疑更加依賴；而即便經受過上百年社運洗禮、形成既定規範的國家裡，隨著政治極化與民意湧動，也在往相同方向上擺動。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即便在以「做事規矩」著稱的德國，近年來每年警察暴力事件也超過萬起，而其中80%都沒有被官方記錄在案。
從這個意義上說，在微觀層面，針對警權濫用的道義批判當然不乏意義，但同時也必須看到，道義批判並不能解決核心問題。正如對宗教極端主義的批判，也不能僅僅用聖戰分子「愚蠢」或者「走火入魔」來作為總結陳詞。一個失序的時代，或許比我們想像得更為持久；而秩序的追尋和重新建立，或許也比期待的更加艱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