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半城會
林徽因是一個被過度消費的文化符號，人們在網絡上津津樂道她的美貌、家世和那些愛慕她的男人們。
她是一位優秀的建築師，一位堅忍忠誠的知識分子，一位疾病纏身的母親，一位在生命最後時期身心都飽受苦難的女子。
「多少人真情假意/愛過你的美麗/愛過你歡樂而迷人的青春/唯獨一人愛過你朝聖者的心日益凋謝的臉上的哀戚」......
有這樣一批女性，經歷過如霜歲月、家國戰亂、人性的惡和命運的苦，走進耄耋之年，白髮如雪、笑靨溫潤，猶如蚌病生珠，愈發驚豔。
而這種驚豔，就像歷史天空中那一抹璀璨晚霞。
那一低頭的溫柔，照亮了整座城。
▲林徽因晚年臥病在床
晚年林徽因
文/梁從誡
一九四七年冬，結核菌侵入了她的一個腎，必須動大手術切除。
林徽因帶著渺茫的希望入了醫院。
手術雖然成功了，但她的整個健康狀況卻又惡化了一大步，因為體質太弱，傷口幾個月才勉強癒合。
一九四八年的北平，在殘破和冷落中期待著。
有人來勸梁思成和林徽因「南遷」，出國，卻得不到他們的響應。
抗戰後期，一位老友全家去了美國，這時有人曾說：「某公是不會回來的了」。
林徽因卻正色厲聲地說：「某公一定回來！」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晚上，清華園北面徹夜響起槍炮聲。
林徽因和梁思成當時還不知道，這炮擊正在預告著包括他們自己在內的中國人民的生活即將掀開新的一頁。
設計國徽：新政權給了他們機會
解放軍包圍北平近兩個月，守軍龜縮城內，清華園門口張貼了解放軍四野十三兵團政治部的布告，要求全體軍民對這座最高學府嚴加保護，不得入內騷擾。
同時，從北面開來的民工卻源源經過清華校園，把雲梯、杉槁等攻城器材往城郊方向運去。
看來，一場攻堅戰落在北平城頭已難以避免。
憂心忡忡的父親每天站在門口往南眺望，諦聽著遠處隱隱的炮聲，常常自言自語地說：「這下子完了，全都要完了！」
他擔心的，不止是城裡親友和數十萬百姓的安危，而且還有他和母親的第二生命——這整座珍貴的古城。
中國歷史上哪裡有那樣的軍隊，打仗還惦記著保護文物古蹟？
然而，他們沒有想到，當時中國真還有一支這樣的軍隊——就在四八年年底，幾位頭戴大皮帽子的解放軍幹部坐著吉普來到我們家，向父親請教一旦被迫攻城時，哪些文物必須設法保護，要父親把城裡最重要的文物古蹟一一標在他們帶來的軍用地圖上……
▲林徽因在山西五臺山佛光寺測繪唐代經幢
解放了。
母親的病沒有起色，但她的精神狀態和生活方式，卻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新中國成立初期，姐姐參軍南下，我進入大學，都不在家。
對於母親那幾年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我沒有細緻的了解。
只記得她和父親突然忙了起來，家裡常常來一些新的客人，興奮地同他們討論著、籌劃著……
過去，他們的活動大半限於營造學社和清華建築系，限於學術圈子，而現在，新政權突然給了他們機會，來參與具有重大社會、政治意義的實際建設工作，特別是請他們參加並指導北京全市的規劃工作。
這是新中國成立前做夢也想不到的事。
作為建築師，他們猛然感到實現宏偉抱負，把才能獻給祖國、獻給人民的時代奇蹟般地到來了。
對這一切，母親同父親一樣，興奮極了。
她以主人翁式的激情，恨不能把過去在建築、文物、美術、教育等等許多領域中積累的知識和多少年的抱負、理想，在一個早晨統統加以實現。
只有四十六歲的母親，病情再重也壓不住她那突然迸發出來的工作熱情。
母親有過強烈的解放感。
因為新社會確實解放了她，給了她一個前所未有的、新的、崇高的社會地位。
在舊時代，她雖然也在大學教過書，寫過詩，發表過學術文章，也頗有一點名氣，但始終只不過是「梁思成太太」，而沒有完全獨立的社會身份。
現在，她被正式聘為清華大學建築系的一級教授、北京市都市計劃委員會委員、人民英雄紀念碑建築委員會委員，她還當選為北京市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全國文代會代表……
她真正是以林徽因自己的身份來擔任社會職務，來為人民服務了。
這不能不使她對新的政權、新的社會產生感激之情。
「士為知己者用」，她當然要鞠躬盡瘁。
▲1936年前後在北平天壇正在修繕的祈年殿屋頂上
那幾年，母親做的事情很多，我並不全都清楚，但有幾件我是多少記得的。
一九五〇年，以父親為首的一個清華建築系教師小組，參加了國徽圖案的設計工作，母親是其中一個活躍的成員。
為自己的國家設計國徽，這也許是一個美術家所能遇到的最激動人心的課題了。
在中國歷史上，這也可能是一次空前絕後的機會。
她和父親當時都決心使我們的國徽具有最鮮明的民族特徵，不僅要表現革命的內容，還要體現出我們這文明古國悠久的文化傳統。
他們曾擔心：有人會主張像某些東歐「兄弟國家」那樣，來一個蘇聯「老大哥」國徽的「中國版」。
在最初的構思中，他們曾設想過以環形的璧，這種中國古老的形式作為基本圖案，以象徵團結、豐裕與和平。
現在的這個圖案，是後來經過多次演變、修改之後才成型的。
一九五〇年六月全國政協討論國徽圖案的大會，母親曾以設計小組代表的身份列席，親眼看到全體委員是怎樣在毛主席的提議下，起立通過了國徽圖案的。
為了這個設計，母親做了很大貢獻，在設計過程中，許多新的構思都是她首先提出並勾畫成草圖的，她也曾多次親自帶著圖版，扶病乘車到中南海，向政府領導人匯報、講解、聽取他們的意見……
正因為這樣，她才會在毛主席宣布國徽圖案已經通過時，激動地落了淚。
▲1950年林徽因與病中的梁思成討論國徽設計圖案
北京城牆：夢起與破碎
現在，當我每天早上夾在車和人的洪流中，急著要從阻塞的大街上擠一條路趕去上班的時候，常常不由得回想起五十年代初期，母親和父親一道，為了保存古城北京的原貌，為了建設一個他們理想中的現代化的首都而進行的那一場徒勞的鬥爭。
他們在美國留學的時代，城市規劃在資本主義世界還是一種難以實現的理想。
他們曾經看到，在私有制度之下，所謂城市規劃，最後只能屈從於房地產資本家的意志，建築師們科學的見解、美妙的構思，最後都湮沒在現代都市千奇百怪、雜亂無章的建築物之中。
因此，當新中國成立初期，他們參加了為北京市做遠景規劃的工作時，心情是極為興奮的。
他們曾經認為，只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當城市的一切土地都是公有的，一切建築活動都要服從統一的計劃時，真正科學、合理的城市規劃才有可能實現。
▲林徽因設計梁思成審定的吉林西火車站
對於北京的規劃，他們的基本觀點是：
第一，北京是一座有著八百多年歷史，而近五百年來其原貌基本保存完好的文化古城，這在全世界也是絕無僅有的。北京的原貌本身就是歷代勞動人民留給我們的無價珍寶。而它又是一座「活的」城市，現代人仍然生活於其中，仍在使用和發展著它，但現代人只負有維護古都原貌，使之傳諸久遠的義務，而沒有「除舊布新」，為了眼前的方便而使珍貴古蹟容易湮滅的權利。
第二，他們認為，原北京城的整個布局，是作為封建帝都，為滿足當時那樣的需要而安排的，它當然不能滿足一個現代國家首都在功能上的要求。
而如果只著眼於對舊城的改建，也難以成功。
他們根據國外許多歷史名城被毀的教訓，預見到如果對北京城「就地改造」，把大量現代高層建築硬塞進這古城的框框，勉強使它適應現代首都的需要，結果一定是兩敗俱傷：現代需要既不能充分滿足，古城也將面目全非，弄得不倫不類，其弊端不勝枚舉。
然而，這些意見卻遭到了來自上面的批駁。
於是，他們只好眼睜睜地看著北京城一步步地重蹈國外那些古城的命運。
那些「妨礙」著現代建設的古老建築物，一座座被剷除了，一處處富有民族特色的優美的王府和充滿北京風味的四合院被拆平了，而一幢幢現代建築，又「中心開花」地在古城中冒了出來。
繼金水橋前三座門、正陽門牌樓、東西四牌樓、北海「金鰲玉蝀」橋等等被拆除之後，推土機又兵臨「城」下，五百年古城牆，包括那被多少詩人畫家看作北京象徵的角樓和城門，全被判了極刑。
母親幾乎急瘋了。她到處大聲疾呼、苦苦哀求，甚至到了聲淚俱下的程度。
她和父親深知，這城牆一旦被毀，就永遠不能恢復，於是再三懇請下命令的人高抬貴手，刀下留城，從長計議。
▲拆除前的北海「金鰲玉蝀」橋
然而，得到的回答卻是：城牆是封建帝王鎮壓人民對抗農民起義的象徵，是「套在社會主義首都脖子上」的一條「鎖鏈」，一定要推倒！
又有人動員三輪車（如此落後的交通工具！）工人在人民代表大會上「控訴」城門、牌樓等等如何阻礙交通、釀成車禍，說什麼「城牆欠下了血債！」
於是母親和父親又提出了修建「城上公園」、多開城門的設想，建議在環城近四十公裡的寬闊城牆上面種花植草，放置涼棚長椅，利用城門樓開辦展覽廳、閱覽室、冷飲店，為市區居民開闢一個文化休息的好去處，變「廢」為利。
然而，據理的爭辯也罷，激烈的抗議也罷，苦苦的哀求也罷，統統無濟於事。
母親曾在絕望中問道：為什麼經歷了幾百年滄桑，解放前夕還能從炮口下搶救出來的稀世古城，在新中國的和平建設中反而要被毀棄呢？為什麼我們在博物館的玻璃櫥裡那麼精心地保存起幾塊出土的殘磚碎瓦，同時卻又要親手去把保存完好的世界惟一的這處雄偉古建築拆得片瓦不留呢？
▲被拆除的北京牌樓。1953年，林徽因指著當時的北京副市長的吳晗大聲譴責：「你們真把古董給拆了，將來要後悔的！即使再把它恢復起來，充其量也是假古董。」
紀念碑：未完成的樂曲
母親在生命的最後時刻所參與的另一項重要工作，是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設計和建造。
這裡，她和父親一道，也曾為堅持民族形式問題做過一番艱苦的鬥爭，當時他們最擔心的，是天安門前建築群的和諧，會被某種從蘇聯「老大哥」那裡抄得來的青銅騎士之類的雕像破壞掉。
母親在「碑建會」裡，不是動口不動手的顧問，而是實幹者。
除了組織工作，母親自己又親自為碑座和碑身設計了全套飾紋，特別是底座上的一系列花圈。
為了這個設計，她曾對世界各地區、各時代的花草圖案進行過反覆對照、研究，對筆下的每一朵花，每一片葉，都描畫過幾十次、上百次。
我還記得那兩年裡，我每次回家都可以看到她床邊的幾乎每一個紙片上，都有她靈感突來時所匆匆勾下的某個圖形，就像音樂家們匆匆記下的幾個音符、一句旋律。
然而，對於母親來說，這竟是一支未能完成的樂曲。從五四年入秋以後，她的病情開始急劇惡化，完全不能工作了。
每天都在床上艱難地咳著、喘著，常常整夜地不能入睡。
她的眼睛雖仍然那樣深邃，但眼窩卻深深地陷了下去，全身瘦得叫人害怕，臉上見不到一點血色。
大約在五五年初，父親得了重病入院，緊接著母親也住進了他隔壁的病房。
父親病勢稍有好轉後，每天都到母親房中陪伴她，但母親衰弱得已難於講話。
▲1953年林徽因為人民英雄紀念碑設計的雕刻裝飾
三月三十一日深夜，母親忽然用微弱的聲音對護士說，她要見一見父親。
護士回答：夜深了，有話明天再談吧。
然而，年僅五十一歲的母親已經沒有力氣等待了，就在第二天黎明到來之前，悄然地離開了人間。
那最後的幾句話，竟沒有機會說出。
▲晚年因病臥床的林徽因
北京市人民政府把母親安葬在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紀念碑建築委員會決定，把她親手設計的一方漢白玉花圈刻樣移做她的墓碑。
墓體則由父親親自設計，以最樸實、簡潔的造型，體現了他們一生追求的民族形式。
▲1953年林徽因為人民英雄紀念碑設計的雕刻裝飾
母親的一生中，有過一些神採飛揚的時刻，但總的說來，艱辛卻多於順利。
她那過人的才華施展的機會十分短暫，從而使她的成就與能力似不相稱。那原因自然不在於她自己。
在現代中國的文化界裡，母親也許可以算得上是一位多少帶有一些「文藝復興色彩」的人，即把多方面的知識與才能——文藝的和科學的、人文學科和工程技術的、東方和西方的、古代和現代的——匯集於一身，並且不限於通常人們所說的「修養」。
而是在許多領域都能達到一般專業者難以企及的高度。
同時，所有這些在她那裡都已自然地融會貫通，被她嫻熟自如地運用於解決各式各樣的問題，得心應手而絕無矯揉的痕跡。
不少了解她的同行們，不論是建築界、美術界還是文學界的，包括一些外國朋友，在這一點上對她都是欽佩不已的。
一九五五年，在母親的追悼會上，她的兩個幾十年的摯友——哲學教授金嶽霖和鄧以蜇聯名給她寫了一副輓聯：一身詩意千尋瀑，萬古人間四月天。
號外，林徽因逝世七年後，梁思成再娶學生林洙。
▲林徽因與丈夫梁思成
本文摘自梁從誡《倏忽人間的四月天——回憶我的母親林徽因》，有刪改。圖片來自網絡，侵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