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聞記者 黃勇 攝影 劉牧雨
清乾隆中期，在成都府簡州鎮子場（今成都市龍泉驛區洛帶鎮）打拼多年的生意人巫作江，覺得錢賺得差不多了，想回家好好孝順父母，以彌補多年在外無法事親的遺憾，把賺到的錢財「悉載東歸」，回到重慶府永川縣王家坪（今重慶市永川區王坪鎮）老家。巫作江滿以為父親巫錫偉會很高興，沒想到遭到巫錫偉狠狠的批評。
雍正十三年（1735），住在嘉應州長樂縣（今廣東五華縣）的客家人巫錫偉，帶著妻子吉氏和幾個兒女遷徙入川，最初落腳在重慶府榮昌縣（今重慶市榮昌區）一個叫大草坪的地方，沒多久又遷到永川縣王家坪。一輩子都在打拼的巫錫偉認為，巫作江應該繼續在鎮子場打拼，家裡還有5個兒子可以盡孝。巫作江返回鎮子場，把家安定下來，「遂一意經營。」巫氏家族，在後來100多年裡成為鎮子場的一大巨族，巫家的「大夫第」至今仍在洛帶鎮上訴說著曾經的輝煌。
成都龍泉驛區洛帶鎮上的「巫大夫第」二進門。黃勇 攝影
在移民研究專家陳世松看來，成渝雙城，山水相依，文化同源，移民文化是川渝歷史文化的共同特色。在歷史長河中，成都和重慶分別在歷次移民大潮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移民文化是歷史留給四川省和重慶市最寶貴的文化遺產。
陳世松研究員在家中書房接受封面新聞專訪 黃勇 攝影
由於移民、人群相互間的流動交往所形成的不同地域之間的文化碰撞、融合，推動了川渝區域經濟、社會的發展，其帶給巴蜀地區的創造拼搏精神，至今仍成為兩地居民共同的文化稟性。巫氏家族從重慶到成都的發展史，就是一個佐證。傳承和弘揚巴蜀移民文化精神，是推動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的一個不可缺的重要路徑。
四川盆地介在青藏高原與江淮平原、川西高原與雲貴高原之間，是連接黃河及長江的重要通道。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和人文地理因素條件，使得巴蜀地區成為一個有利於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大熔爐。
在中華文明的成長過程中，四川盆地就像一座水庫一樣，吸納著四面八方的來水——多元文化。而從中國內地人口流動的歷史走向看，四川盆地是最具有向心吸引力的地區，它因此又被移民史學者稱為最佳的「定居地『收容器』」。
巴蜀地區是中國的一大移民區，古往今來人口遷移活動此起彼伏，連綿不斷。從四面八方匯聚於此區的人口，不僅數量眾多，而且類型複雜，情況紛繁。
按照移民史的常識，在一個地區內的所有移民活動中，必有部分移民活動時間最長、遷移規模最大，在大地理空間展開，其影響最為顯著，這樣的移民趨勢就是所謂的移民高潮。
在從秦並巴蜀至民國時期，四川盆地內曾經掀起過5次大規模的人口遷移高潮：第一次在秦漢時期，第二次在兩晉南北朝時期，第三次在隋唐五代兩宋時期，第四次在元明清時期，第五次在抗戰時期。
在這5次大規模的移民運動中，無論是自秦漢以至唐宋的人口自北向南移動，還是元明清以至抗戰時期的人口自東向西移動，成都和重慶都是兩大移民人口的聚居中心。
川渝地區在5次遷徙潮的不同階段，分別扮演了吸納各省籍人口、匯聚各色文化的重要的角色，均在歷史上發揮了流動、儲存、調節、融合、擴散等多種文化功能，其在中國移民史上的地位是值得大書特書的。
任何一種大範圍的地域文化，都不可能是一個源頭，都具有一定的多源融合的特點。但四川盆地因為歷史上多次大規模移民入川所帶來的匯納百川的文化特色，表現得特別突出。如享譽中外的川菜、川戲、川話、川茶、川酒、夏布、摺扇等，其形成背景都離不開人口的流動交往、文化的碰撞融合。
坐落在重慶市渝中區東水門長江邊的重慶湖廣會館，原本是清朝歷史上湖北、湖南等省籍在渝商人的聚會之所。這一建築群（包括禹王宮、齊安公所、廣東公所），是目前已知全國城市中心區最大的古會館建築群。坐落在成都洛帶古鎮上的湖廣會館、江西會館、廣東會館，是目前巴蜀場鎮上保存最為完好的移民會館建築群。如今，兩地的會館建築群，均已成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是重慶、成都網紅打卡的著名旅遊景點。
這些由成渝民眾共同創造的物質成果和精神財富，作為移民運動的產物，無不打上鮮明的兼容的文化烙印。如今，移民文化作為一種文化積澱，已成為成渝歷史文化的亮點和特色，是歷史留給我們的一筆寶貴的文化財富，值得認真總結、繼承發揚。
對話專家
【專家簡介】
陳世松，生於1940年3月，四川三臺人，祖籍福建。四川省社會科學院二級研究員。1958年考入四川大學歷史系，1963年考取四川大學歷史系研究生，1968年分配至成都市龍泉驛區工作，1978年調入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從事歷史研究。現為四川省社科院移民與客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四川客家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研究領域：蒙元史、中國古代史、四川地方史、移民史、客家文化。主編《四川通史》《四川客家》，撰有《餘玠傳》《蒙古定蜀史稿》《宋元戰爭史》《天下四川人》《大遷徙：「湖廣填四川」歷史解讀》等學術著作20餘部，發表學術論文100多篇。
川渝民眾共有「麻城孝感鄉」祖先記憶
封面新聞：在以成都和重慶為代表的川渝兩地移民史上，共有的祖先記憶是「麻城孝感鄉」，這是怎麼回事？
陳世松：以成都和重慶為代表的川渝兩地民間，長期以來，一直流傳著這樣的民謠：「湖廣填四川，麻城佔一半。」「要問祖籍在何方？湖廣麻城孝感鄉。」只要說到移民問題，70%-80%的人都會提到「麻城孝感鄉」。
在中國移民史上，「麻城孝感鄉」是一個內涵相當深厚的地理概念，是一個與山西洪洞大槐樹、廣東南雄珠璣巷、福建寧化石壁村、江西瓦屑壩等齊名的尋根問祖的朝宗聖地。
「孝感鄉」原本是湖北黃州府麻城縣下的一個地理概念，後來之所以成為川渝民間一個具有「共同祖籍」意義的共同文化符號，自有其歷史演變過程。它與元明之際發生在成渝地區若干重大移民活動，以及明清易代後巴蜀社會環境有著密切關係。
關於前者，即發生在成渝地區的若干重大移民活動，舉其大者就有：
針對宋末元初四川普遍存在地荒人稀的局面，元朝決定抽調軍隊在成都平原開辦軍事屯田區，大批軍事移民聚集在崇州一帶從事開墾。在各種名號的軍事屯田單位中，就有來自湖北「孝感鄉」的番號。
元末天下大亂，湖北隨州人明玉珍率紅巾軍入峽購糧，乘四川內部空虛，一舉佔領重慶，建立大夏政權。其部下幾乎全是湖廣人，尤以黃州府麻城縣人為最。明玉珍稱帝後，又在楚地大力推行招民政策，面向原鄉有組織地招徠、接納了一大批湖廣移民。
洪武四年（1371），明朝平夏後，為填補四川勞動力空虛，決定「遷麻城孝感鄉之民，以實四川」。川東、渝西與富順、瀘州交界之地，遂成為孝感鄉遷民的集中安置區。
隨著湖廣移民在四川的發展壯大，到了明末，成都城中「生齒皆黃陂孝感人」。此處的「黃陂」，當為黃州之誤，明朝黃陂縣隸屬於黃州府（今湖北黃岡市），孝感鄉屬於黃州府麻城縣管轄。
自明玉珍在重慶建立政權，開啟有組織遷移楚人入川潮流，到了明末成都人普遍自稱來自孝感，這表明孝感鄉民填川之說，已經在巴蜀民間得到普遍的傳播與認同。
關於後者，即經過明清易代後，四川社會環境與人口構成發生了重大變化。
清朝在開啟湖廣移民遷川大潮前，對戰亂後的四川盆地人口進行調查發現，「川省孑遺，祖籍多系湖廣人士」，現存之民，「祖籍湖廣麻城者更多。」為了與清初招來的新移民相區別，清政府在登記戶籍時，有意將川渝本土居民統稱為「土著」和「舊家」。
這些「土著」「舊家」，由於受明清易代中記憶斷裂的影響，在清初重構世系時，在找尋不到確切祖籍來源地的情況下，出於從眾心理和現實的需要，大多把自己的來源地歸籍為麻城孝感鄉。清初以來新遷入的湖廣等省移民，由於勢單力薄，為了「求蔭自庇」，也多有將自己某世祖先說成是來自麻城孝感鄉者。
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川渝地區形成了以「麻城孝感鄉」為中心的同鄉移居傳說，由此形成了兩地共有的祖先記憶。
黨的十七大發出「弘揚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號召後，一個以「麻城孝感鄉」為祖籍地的尋根問祖活動，不約而同地在川渝兩地民間自發開展。出於對民眾精神文化需求的關注，川渝學界分別進行跟進，從學術理論和新聞報導角度提供文化支撐與配合。
在成都，四川客家研究中心團隊自2008年以來，啟動了國家社科基金課題——「麻城孝感鄉」現象的歷史解讀與認同建構的研究計劃，並牽手重慶市和湖北麻城的學者，對川渝民眾中的共有祖先記憶現象，開展田野考察和學術研討活動，最終形成了《大移民：「湖廣填四川」故鄉記憶》一書的出版。
陳世松等著的《大移民：「湖廣填四川」故鄉記憶》
在重慶，《重慶日報》《重慶晨報》於2014年5月派出採訪報導組，踏勘重慶10多個縣市，並前往湖北麻城，行程4000多公裡，開展了「君從何處來——重走湖廣填四川遷徙之路」的大型採訪報導活動。
川渝學界圍繞「麻城孝感鄉」共同祖先開展的這一系列文化學術活動，真實記錄了兩地民眾對於共同的移民故鄉的眷戀，是川渝文化同根同源的有力見證。
移民文化是促進成渝地區整合的重要力量
封面新聞：移民的到來，是怎樣促進成渝兩地整合的？
陳世松：在巴蜀地區歷史上，作為地域群體的巴蜀文化共同體，其主體部分就是由川東的巴人和川西的蜀人所構成的。而維繫這一文化共同體的地域文化——巴蜀文化，則是在長期的歷史演進過程中，不斷通過血緣與文化的融合而形成的。
唐人盧求在《成都記·序》中，歷敘秦並巴蜀以來，蜀地的建置沿革變遷及其人物事件的興革鼎廢，指出：秦定巴蜀後，「遷秦人萬家實之，民始為秦言」；漢武帝「分南鄙為犍為，遂有三蜀之號」；後經劉備的蜀漢、賨人李雄的建號，以及唐玄宗皇帝的巡幸，在一次次外來移民進入四川的碰撞、刺激與影響下，成渝兩地的經濟、社會面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在唐朝「揚一益二」的格局中，成都府率先成為天下名鎮，呈現出「人物繁盛，悉皆土著」的局面。在兩宋時期，作為古代川東地區中心都邑的重慶，人口增長迅速，農業、手工業、商業和交通運輸有明顯的發展，一躍成為巴蜀地區東部的水陸交通樞紐和商業貿易中心。
共同的地域生活，把巴郡和蜀郡連接在一起，使二者之間連體整合成為可能。
當多種成分來源的人口匯聚在盆地之際，為了與其他地域的人群相區分，出於「辨異」的需要，一種以「四川」地方高級行政區劃命名當地群體的做法——「四川人」的稱謂應運而生。
據考，徐夢莘的《三朝北盟會編》，是目前最早提到「四川人」的文獻。這表明，作為「他稱」的「四川人」概念，在北宋末年已經出現。其後，隨著元末、明初以來東南人口大批擁入四川盆地，作為「自稱」意義的「四川人」概念，終於在明朝普遍流行開來。
清初以來，隨著各省移民遷居川省，以及人口的加速增長，各州縣出現了五方雜處，語言、風俗各異的格局。其後，在共同地域的影響下、同一文化的薰陶下、同一政府的統轄下，外來移民與土著在共同開發四川的過程中，進一步加強了相互間的了解，增強了更多的共同性。正如民國《重修大足縣誌》中所說：「厥後客居日久，婚媾互通，乃有楚人遵用粵俗，粵人遵用楚俗之變例，然一般固無異也。」
這種融合的趨勢，到清朝中後期進一步加速。正如《錦城竹枝詞》中所描述的，在一個家庭中，出現了各省籍貫混雜的情況：「大姨嫁陝二姨蘇，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相逢問原籍，現無十世老成都。」
又如，抗戰時期竇季良先生依據他對康乾時代遷入重慶的8個省籍（湖北、湖南、江西、廣東、浙江、陝西、雲南、貴州）遺老的調查訪問表明，「八省同鄉早已與四川土著同化，通婚結好，共營商業，在語言風俗習慣上居然土著了」，他們「在生活語言習慣上殊難辨認其為外籍人士，尤難辨認其為某省某府之人」。
這表明，經過清朝「湖廣填四川」移民運動洗禮後，凡是居住在四川盆地內的居民，不管是移民還是土著，不管住地在成都還是在重慶，他們都通通被投到由同一個自然、人文生態環境混合打制而成的大熔爐裡。這樣，山水相依、文化同源的成渝地區，終於整合在一起了。
發揚移民文化精神，助推區域發展
封面新聞：如何理解移民精神？在當前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快速推進之際，是否還需要移民精神？
陳世松：2013年4月的一天，應邀到重慶演講的美國學者、《鄧小平時代》作者傅高義教授，在講述完他認識的「鄧小平時代」後，忍不住提出一個困擾他多年的問題：「為什麼四川、重慶產生了共產黨的這麼多領導人，鄧小平、聶榮臻、楊尚昆、朱德、陳毅……」
時任重慶市黨史研究室主任的周勇先生回答說：「川渝地區曾經太窮，所謂窮則思變，衝出夔門是當時很多有志青年的抱負；另外，重慶在清末時就開埠，是西南地區經濟和交通的樞紐，是信息匯集和傳播的地方；還有就是，明末清初時湖廣填四川，這裡來了很多移民，移民有開創精神和兼容並蓄的精神。」
傅高義聽後，很認同這種解釋，認為移民精神的確很重要，「美國也是移民國家，移民有創造性。」
的確，川渝地區產生了黨和國家的許多領導人，如朱德、鄧小平、聶榮臻、楊尚昆、陳毅、劉伯承、吳玉章、羅瑞卿等，他們的祖先都是清初湖廣填四川時從外地遷入川渝地區的移民。在他們身上，都擁有一種本地土著所不具備的移民精神。
移民精神作為大多數移民共同的靈魂和表徵，滲透到移民的肌體裡，是移民群體的精神品格、精神追求的體現。在清初湖廣填四川運動中，移民精神曾經給巴蜀大地帶來了活力與激情。
移民精神是以移民對保守思想的破除為存在前提的。在當時的歷史條件，最能體現移民的創造精神是什麼？我認為，一是開拓進取的拼搏精神，二是勇闖天涯的冒險精神，三是敢於改良的創新精神，四是趨利求富的商業精神。
清初移入的客民，與清朝以前的巴蜀土著居民相比較，在人文品格上的最大區別，就在於他們善於兼收並蓄，敢於創新創造。
他們以千裡遠徙的行動證明，安土重遷、封閉保守的傳統觀念早已被他們拋在腦後，故能表現出一種意氣風發、蓬勃向上的精神風貌。
他們遷入四川後，勇於改良農耕技術，與時俱進，大膽引進玉米、番薯、菸草、甘蔗、藍靛等新作物品種，表現出一種難能可貴的創新創造精神。
憑藉在原鄉所養成的較高商業素質和擅長商品經濟的能力，客民們在促進商品經濟活躍與發展上大多有卓越的表現，不愧是引領經濟進步的行家裡手。
他們的作為，不僅為重建天府、繁榮巴蜀社會做出了重要貢獻，而且也帶動了自身家族的興旺發達。移民精神在各個領域中的燦爛綻放，深遠影響，其歷史功績早已載入史冊。這是清初湖廣填四川移民運動留給我們的一筆精神財富，值得認真總結。
當前，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正在快速推進。值此之際，我們完全有必要繼承、發揚移民文化的兼容創新精神，讓歷史留給我們的文化資源和精神財富發揮作用，用以推進成渝雙城比翼齊飛，再展宏圖，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貢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