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系列劃時代的大事件正從我們面前流過，但本文只是一篇即興小文章。
葉門撤僑看似小插曲，沒有早一步，沒有晚一步，發生在中東變亂、全球危機、中國深化改革並宣布一帶一路戰略、亞投行門檻踏破水落石出之時。當然，它仍然是一件小事，只是絕不僅是一個國際關係事件，還涉及到中國人的情感變化。請看，朋友圈裡以往不太關心政治的朋友是不是紛紛轉發關於亞投行成員國的戲劇性漫畫？是不是紛紛轉發葉門撤僑乃至利比亞撤僑的前線基層故事？
這些日子我們記住了太多的畫面：面對相機驚恐地舉起雙手投降的敘利亞小女孩、葉門中國海軍戰士的質樸小喇叭、牽著中國女兵手的中國女孩、爭相加入亞投行的「八國聯軍」漫畫表情……它們觸摸到大國脈搏的細微角落，觸及每個人的日常生活。哪怕堅守歲月靜好、小我即安的人也不能不感受到一些「歷史性」的激動。更重要的，它們是過去歷史事件的某種迴響。
傳統小喇叭
此番美國因為沒有撤僑計劃，放任美國公民在葉門遇難，因而遭到嘲笑。但回顧歷史，美國人並非那麼值得被嘲笑。美國遇到的事情我們也會遇到。這方面美國人畢竟比我們經歷多，衰落中的一哥仍然值得學習。
此時此刻，我不能不想到38年前美國人在伊朗的撤僑行動。發生在那個歷史黑洞地區的一系列往事，我不想說有什麼深刻的寓意，只是想召回一些記憶和通感。真正大國的記憶裡裝載的從來都不只是本民族的歷史，而是「天下」的記憶。
先簡單概括一下葉門危機。它是阿拉伯之冬和西方體系危機的一個局部結果。當美國主導的世界體系衰落，當伊斯蘭國恐怖主義像癌細胞一樣擴散於中東，葉門什葉派原教旨胡賽武裝趁機興起。和1979年伊朗的什葉派宗教勢力一樣，胡塞勢力抓住葉門議會政府軟弱無力治國無方的機會，憑藉高度的組織紀律性爭取貧民，武裝奪權。基地極端分子亦趁機進入葉門渾水摸魚。遜尼派穆斯林主導的沙特不願看見什葉派做大，不願看見伊朗在中東的影響力增強，決然出兵打擊胡賽武裝。炸彈亂飛，平民遭殃。當中國人的軍艦悄然開到亞丁灣，安靜又堅定地接走各國僑民，美國人的腳步卻在歷史面前遲疑了。也許他們不能不想起1993年的索馬利亞、今天的伊拉克以及1979年的伊朗。
面對相機舉起雙手「投降」的敘利亞女孩
1979年的伊朗烽煙
1979年伊朗革命與人質危機事件，對於今天的普通大眾已經顯得遙遠，一般網民大概只有通過兩年前的美國大片《逃離德黑蘭》才對此有一些印象。那部愛國主義教育電影突出了本·阿弗萊特扮演的美國特工的帥氣和機智，渲染誇張了伊朗的恐怖氣氛，卻沒有說出多少有份量的東西。
讓我們簡單回顧一下那一年。1979，中國的改革開放才剛剛開始，德黑蘭的摩天大廈卻已經鱗次櫛比，街頭豪車如雲，青年男女衣著時尚堪比巴黎。由伊朗二世國王巴列維開啟的白色革命是天使，也是魔鬼。巴列維繼承父親禮薩王的遺志，在二戰後爭取到波斯民族表面上的獨立，然後依賴美國支持，壓服地方部落勢力和清真寺的毛拉們，強化中央集權。從1963年開始，像百日維新一樣，政府開始普及教育，擴大婦女權益，引進外資和技術人員，大建工廠，推進現代化資本主義工業革命。得益於石油提價，伊朗城市聚集起巨大的財富。
1970年代伊朗一景
故事的另一面讀者也都能想到。財富背後是貧富差距和世界觀的激烈衝突。從農村進城的民工們滿目豪宅卻只能住在貧民窟。巴列維的「白色革命」從來沒有動員和教育基層，那些離開家鄉清真寺的農民們被城裡的「傷風敗俗」驚呆了。世俗化改革及其帶來的生活道德變化嚴重激怒了毛拉階層，削減清真寺的經費則讓他們忍無可忍。與我們的想像不同，毛拉們並不是古老的殭屍，他們的活力恰恰是被現代化所激活。宗教布道很快俘獲了貧民的心。被巴列維驅逐出境的宗教領袖霍梅尼還充分利用了當時的「新媒體技術」——錄音帶，用這個辦法把自己的聲音傳遍伊朗大街小巷田間地頭。
巴列維的妹妹和當時美國駐伊朗大使沙利文都認為，伊朗的高速現代化超出了伊朗國情承受能力，農村混亂的土改反而造成糧食大量減產。與此同時，國王家族卻積聚了巨額財富。面對不時發生的騷亂，美國人幫助伊朗建立了類似中情局的薩瓦克組織以強化統治。但卡特總統上臺後開始大搞人權外交，要求巴列維開放政治，改善人權。巴列維政府毫無群眾路線基礎，卻一味加快政治開放，所以只是打開了潘多拉盒子，把各種猛獸釋放出來。沙利文大使稱之為「餵鱷魚」——永遠餵不飽。
1978年開始的伊朗動亂看上去是突然發生的。聖城庫姆首先發生了宗教騷亂，但庫姆一直就是保守派反國王勢力的大本營。更引人矚目的是知識分子。接受西方教育的自由主義世俗派人士要民主要自由，卻不懂得人民的需求和藏在人民中間的宗教勢力有多麼強大。接受蘇俄馬列主義的左派當然也要革命，不斷發動工人運動，客觀上配合了毛拉階級的行動。左翼和自由主義者一樣抓不住人民的最主要需求，在謀略上也遠不及保守派成熟。自由主義精英掌控著媒體，整天譁眾取寵，抨擊人權，操縱各種「謠言倒逼真相」，伊朗公主當然是他們的好素材之一。但他們只在乎想像中的理想，卻不考慮這樣做的實際後果是什麼。以至於美國大使事後感慨：他們高呼著人權召回了宗教勢力，推翻國王之後反遭宗教勢力的嚴酷鎮壓處決，卻再也喊不出自由民主了。那時的伊朗，不像今天的埃及、葉門、突尼西亞、利比亞，到有點像2012年的某個「謠言共和國」。
革命箭在弦上，這裡先按住不表。關鍵是，已經置身事內的大國該怎麼辦？
美國大使與美國高層的衝突
蘇聯人想火中取慄，但美國人才有更多的利害關係。石油、外交聯盟、無數援建公司、幾萬名駐伊朗公民……怎麼辦？
我們來看看這個決策過程。在美伊外交裡至少有三方：巴列維政府、美國政府和大使。沒錯，前方大使和後方的總統、國務院以及著名的布熱津斯基先生意見總是很難一致。當然，他們首先關注如何捍衛美國利益，又要兼顧已經高舉起來放不下去的人權大旗。他們一邊要求巴列維繼續改革，一邊出謀劃策如何穩定局勢。大使做了細緻的工作，接觸各方人士，甚至嘗試接觸霍梅尼的人。國王卻沒有城府來處理這樣的現代危機，瞻前顧後，張弛無道，一會兒開槍鎮壓，一會兒開放黨爭，令反對派越來越大膽，各種勢力都加入反國王的同聲大合唱，連世俗左派也以為霍梅尼的意志就是自己的意志。
而撤僑的最大問題在於：最後一刻到來之前，你永遠搞不清楚什麼時候該撤。幾萬美國人和無數機構，不是說撤就撤的。美國人為如何判斷局勢大費腦筋。布熱津斯基始終認為，採用軍事鎮壓是最後一張可以穩定局勢的牌。大使則覺得美國後方領導總是想當然，不能即時回應自己的請示，還屢屢責怪自己擅自行動。
有趣的是，當時的美國正在同時處理幾件國際大事，一是在戴維營會議為埃及以色列達成和平協議進行艱苦談判，一是與蘇聯談判限制戰略武器，還要處理蘇聯入侵阿富汗問題。恰如今天的中國日理萬機。最高層的大部分注意力放在這些大事上，以至於常常不能即時回應前方大使的緊急請示。布熱津斯基考慮宏觀層面的大國利益，沙利文是一線工作者，考慮很多具體問題。他說只要到伊朗看一看，就知道局勢有多麼混亂和悲觀，需要即時的判斷。一個請示如果一周後才得到回覆，那就失去了請示的意義。可是本國的命令是要他不可以表現悲觀。所有人都在事後才發現一件多麼嚴重的歷史事件無可挽回地發生了。
看當時雙方來往的電文，布爾津斯基與巴列維的信息交流就一個意思——
布：嗨，我很想讓你當機立斷搞那個（軍事鎮壓），但是這話不能由美國說出來，得由你自己做決定並承擔責任。但無論你做什麼美國都支持你。
巴：嗨，謝謝。但你們是不是就是想要我搞軍事鎮壓？能不能說明白點？我也想搞，但我就想聽你們美國人親口說出來。
可惜沙利文大使好像不明白布熱津斯基的意思，在回憶錄裡一味責怪白宮的指示不明確。說時遲那時快，時機轉瞬即逝，革命如推牆，巴列維先逃了。接下來兩年間的故事，是霍梅尼的保守教派如何血腥清洗了自由派、左派、傳統伊斯蘭派、伊斯蘭社會主義派，建立起史無前例的伊斯蘭神權憲政國家，中間還利用美國大使館人質事件大肆打壓國內對手。有趣的是，沙利文還曾回憶，1978年中國面對伊朗也產生了決策難題。因為國家主席華國鋒原計劃訪問伊朗，去還是不去呢？沙利文認為，中國人從聯美抗蘇考慮決定支持巴列維，於是就去了，結果也是失算。不過從國王出逃開始，沙利文的主要工作就是撤僑了。
他在回憶錄裡表現自己是一個負責任的人，一直在調查形勢，出謀劃策，並且婉轉提醒前來拜訪他的美國人準備撤離。美國人陸陸續續撤走了一大半，剩下的一萬多人還在觀望。
很多美國人是抱著暫避風頭的心態離開的。但是到了1979年12月，沙利文不得不告訴美國公民，如果你們現在離開，可能就永遠別想回來了。美國人都大吃一驚。
當沙利文和美國武官被騷亂武裝包圍在地下室的時候，正在開會的布熱津斯基連續打來電話詢問他能否策動一場軍事政變以掌握伊朗政權，他再也忍不住地憤怒了，直接挖苦對方。但美國武官還是拍拍身上的灰塵做出回答：政變成功的機率是百分之五，而且一旦失敗，美國人就是伊朗人的死敵了。
俱往矣。看看二人照片，也多少能感受到理論家出身老謀深算的布熱津斯基與軍隊出身風風火火的沙利文風格之不同。
布熱津斯基
青年沙利文
美國撤僑往事
沙利文先「託關係」把自己和使館人員救了出來。
中國人的葉門撤僑被看作充滿了中國特色，比如在混亂的地方如何通過「託關係」來做成事情。據觀察者網新聞報導：「入港時機確定之後，要順利入港依然面臨巨大挑戰。隨著葉門戰事升級，亞丁港也成為交戰區，很多工作人員為了自身安全都拒絕工作，而船要入港需要港方許可，並提供引水（即港內水域的領航）等必要服務。這一切條件似乎都不具備，有可能造成撤離人員集結後船隻無法入港，相當於把撤離人員置於險境之中。（指揮員）姜國平說：中國駐亞丁總領事找到了亞丁的省長，託了關係，他跟省長比較熟——這次省長有個親戚還隨著我們547艦（臨沂艦）撤出。所以，他算幫了省長一個忙，省長也幫他一個忙，就把這些人找齊了。」網友喜稱這是妥妥的「走後門」。甚至驚動了紐約時報，把「託關係」寫進了報導（Rescue Mission in Yemen Proves to Be Boon for Chinese Military’s Image）：
其實美國駐伊朗大使一樣要走後門，靈活運用各種關係。在被騷亂武裝包圍的時候，他電話求助親美的伊朗部長雅茲迪。雅茲迪帶著一隊人馬來大使館。他們和激進派武裝畢竟是同族，互相吵吵嚷嚷，總算把大使館人員放了出來。大使適時衝到包圍者中間的阿亞圖拉（穆斯林高級神職人員）面前，和他握手，令阿亞圖拉措手不及只好熱情相待，還答應讓聖戰隊員保護使館成員。這位雅茲迪數年前還接受香港媒體採訪，直言伊朗很難成為伊斯蘭式的中國，因為缺少中國所具備的經濟發展、社會自由、政治自由三要素。對，他說的是中國。
在撤僑中，美國人表現出了「美帝國之內的國際主義精神」。以色列人在伊朗成為眾矢之的。沙利文回憶：有三十二個以色列人臨時要求登上美國飛機撤離，沙利文果斷擠下三十二位美國乘客給以色利人讓座。但以色列方面來了三十三個人，這時一位美僑主動讓出了座位。英國人則在波斯灣利用測量船幫助撤退伊朗南部的美國僑民。我們在葉門為巴基斯坦等國僑民無償所做的，看來英美人也做到了。
最精彩的橋段發生在沙利文自己的撤退過程中。讓我們回顧一下《逃離德黑蘭》裡那位帥酷的特工，他讓六位被困使館人員化裝成電影攝製組逃離伊朗。電影描寫的故事發生在沙利文撤退大半年之後——伊朗學生扣押美國使館人員做人質，美方派出特工營救。主要情節取自美國CIA特工門特茲的回憶錄，但編劇多少從沙利文那裡借取了一部分素材。
首先，沙利文請回自己的老部下、安全事務官邁克·庫格林負責撤退事宜。不知道庫格林是不是很帥，沙利文稱他很勇敢仗義——「出於友誼，自願前來德黑蘭，他處理這類棘手的問題板有辦法……他為我的離開作了精心策劃，有意露一手。」怎麼露一手的？原文引用如下：
「在我預定離開的前一天，邁克布置了一些安全方面的預防措施。他認為雅茲迪派給我的保鏢小組不可靠，擔心他們同敢死隊有關係。因此他派他們先趕到機場探明跑道是否安全，有無潛伏的歹徒企圖阻撓飛機起飛。他最擔心的是，飛機下邊可能埋伏著配有薩姆7型手提防空火箭的敢死隊員。邁克給保鏢每人發一架裝有使館保密頻率標準晶體元件的步話機。
他隨後集中精力組織車隊，準備在宵禁時間內穿過市中心急馳機場。他執行這一行動計劃主要依仗我們那位可靠的屠夫帶領的聖戰隊員。這位屠夫現在同美國人員的關係搞得很好，願盡全力保衛我們。他弟弟是伊朗出席奧林匹克運動會的拌跤隊隊員，邁克通過他招募了一批摔跤選手，給每人發一挺烏吉型衝鋒鎗，略加訓練後，編成一支特工隊，讓他們坐在無窗的麵包車裡，偏在車隊後邊。他在車隊中間配了幾部有裝甲的車子，拱衛我那部被海卡茲稱為「坦克」的重型黑色克萊斯勒牌轎車。儘管這樣，邁克仍不讓我乘坐那輛車，而讓我坐在其後的一輛軟小的雪佛萊防彈車裡。
他自己則坐在克菜斯勒牌矯車右後座上，這是大使通常坐的位置，是任何刺客的主要目標。
清晨兩點鐘，車隊駛出使館大門，消失在實施宵禁的寂靜夜裡。我們疾馳過市中心，向右拐到當時還以艾森豪命名的大道上直奔機場。這條路必經德黑蘭大學門口，那裡是最激進分子的大本營。
我們快到德黑蘭大學時，發現那裡設有檢查站，道上橫著路障。守衛路障的全副武裝人員攔住車隊，要檢查車子。坐在開道車上的屠夫向他們交涉，出示聖戰隊的種種證件，證明他是響噹噹的革命派。然而對方不買他的帳，硬是要檢查。
這時，邁克把滿載摔跤選手的麵包車調到前邊來。他早有準備調換了車隊使用的步話機中的須率元件，使其頻率不同於先去機場的保鏢隊的步話機。前邊同路障守衛人員爭吵時，麵包車趁著夜幕從後邊繞上來，車門悄悄打開，摔跤選手們提著衝鋒鎗蜂擁而出。屠夫的弟弟一夥上前與路障守衛人員軟磨硬袍糾纏之際，其餘車輛悄悄向西開去，很快消失在黑夜裡。摔跤選手的麵包車在我們到達機場前趕上了我們。事情辦得很順利。」
《逃離德黑蘭》最驚心動魄一幕發生在機場。美國人登機後，手舞AK47步槍的伊朗人開著皮卡狂追已經開始滑翔的飛機。當然，沒追上。當然，這是虛構。波音747的發動機噪音就可以把追趕者給震死。但是沙利文在飛機下確實遇到了驚魂一幕：
1979年4月6日晚，當他們到達機場的時候，德黑蘭局勢略告平靜，美僑已全部安全撤離。機場也暫時恢復了秩序。但是一個機場被幾股不同的「革命勢力」把持，客運處、海關和行李裝卸處至少有三個革命委員會行使職權，無法弄清到時誰說了算。控制跑道的革命委員會是一批敢死隊員（屬於世俗左派政治勢力的武裝——筆者注），他們曾參與襲擊美國使館。
美國人開始「走後門」了——
「到了機場，我們不走候機樓正門而走邊門，邁克事先已買通看門人在那裡等著，我們一到，門立即打開，我們通過服務區、貴賓皇，進入停機坪，開向正在裝貨堆備起飛的泛美747型班機。當我們經過昔日的皇家亭時，車隊被坐在一輛吉普車上的四個敢死隊員發現。我們還沒到達飛機跟前，吉普車就開過來攔截車隊。那四個敢死隊員頭戴人們所熟悉的花格子頭巾，手持AK-47式自動步搶。
邁克再次給摔跤選手發出訊號，車隊的其他車輛減速慢行。麵包車快速趕上前來。在吉普車還沒靠近登機梯前就截住了它。摔跤選手們手提著衝鋒鎗跳下車來，立刻同敢死隊員激烈爭吵起來。敢死隊員看到自己人數和武器均處於劣勢，無奈何只好後撤一百多碼，眼巴巴地注視著情況的進展。
泛美航機機長，站在弦梯頂上，對眼下發生的事情莫名其妙。
他看到這麼多的槍枝在747型機翼和機身油箱下揮舞，大吃一驚。
我同前來送行的使館同事們一一告別，向邁克和海卡茲深表感謝，隨即登上弦梯。我在機艙裡會見專門來護送我的泛美航空公司中東辦事處副經理以及機長。邁克考慮十分周到，為避免飛機成為地面狙擊手的目標，事先同機長談好「閉燈」起飛。」
最後的驚魂發生了——
「副經理、機長和我正在商談如何起飛時，弦梯口突然傳來吵鬧聲。原來聖戰隊員們認為尚未同我好好告別，非要上飛機來告別不可，弦梯下面的泛美安全保衛人員不讓他們攜帶武器登機；經過庫格林從中調解，先把武器堆放在弦梯底下然後才讓這群滿臉絡腮鬍子、身上有油膩、衣衫破爛的好爽漢子（包括摔跤選手）逐個上來道別。每人都抱著我的雙肩，用鬍子拉茬的嘴吻我的雙頰，方才溫順地走下飛機。這時已退到通向駕駛艙的環形梯下的機長，看了直搖頭，不知怎麼回事。
這個小插曲剛結束，看來我們可以起飛了，不料弦梯下又傳來一陣喧鬧聲。原來是我的保鏢隊，因為改換了報話機頻率，與我們聯絡不上，此時他們突然發現飛機就要起飛，也非要上來道別不可。於是他們也把步槍、手槍和手榴彈堆放在弦梯底下，一個個上來。他們的臉颳得乾淨些，比聖戰隊員文明些，但他們也吻我的雙頰，祝我一路平安，他們大部分人都會說流利的英語。這些事情完畢後，弦梯撤走，機門關上，飛機安然閉燈起飛。
後來我聽說，那天晚上我的保鏢隊在機場上同聖戰隊員打了起來，幸虧只用拳頭，沒有開槍。海卡茲充當和事佬把雙方勸開，未出人命，各自分別回到使館。雙方從此不和，結下了怨恨，給查利·納斯和他的繼任者在使館安全保衛問題上造成嚴重的困難。」
故人
美國人的飛機飛遠了。身後是伊朗和美國從此不共戴天的鬥爭史。當時，美國人錯誤地允許身患絕症的巴列維去美國治病，激怒了伊朗人。1979年年底，伊朗學生衝進美國大使館扣留所有人員。此時伊朗各派勢力正在如火如荼你死我活地爭奪革命果實。霍梅尼當機立斷宣布支持學生，故意激化美伊矛盾。從此誰敢反對霍梅尼誰就是親美。美國人意外地成為霍梅尼手中的一張好牌，以至於有懂行人士提醒美國人：不到霍梅尼完全掌權，你們是別想獲得人質的。美國人派出藍光突擊隊營救，結果直升機故障，飛機相撞，狼狽地把飛機連同機密文件丟在伊朗逃了回來。
這不僅是美國政府的挫敗和恥辱，布熱津斯基和沙利文大使個人也都耿耿於懷，各自撰寫回憶錄互相指責。
讓我們隔著歷史的距離看看這二位決策者的衝突教訓。應該說，他們都是負責任的人。布熱津斯基一再強調我們要像大國那樣去行動。沙利文則力所能及保護本國利益。看二人的回憶錄，可以發現他們倆在許多問題上的判斷一致，可惜中間隔著一個官僚機構和兩地遙遠的距離。
相比兩個美國人之間的誤解，沙利文回憶錄裡有一件更荒謬的事情。美伊已經籤訂的經濟合作項目如果因為伊朗變天而無法執行，很可能美國政府要向美國企業賠償幾十億美元的損失保險。他和同伴擬定了一項伊朗方面可以接受的諒解協定，發回華盛頓等待批示。「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到了這個地步，國務院和五角大樓那班迂腐的法學家竟然給我們發來了一大堆他們認為非改不可的修正案，而這些修正案需要幾個星期才能談成。」惱火的大使立刻與伊朗方面籤字確定這項協定，結果為美國人節約了四十億美元。「可政府卻從來沒有一句表揚我們的話。」
在緊要關頭，所謂程序正義和現實主義的衝突如此顯眼，不由令我想到最近臺灣民眾抗議臺灣政府加入亞投行的決議沒有經過民主程序。金燦榮教授對臺灣電視媒體直言：在這個節骨眼上來討論這個程序是比較矯情的。
沙利文大使已經在2013年去世，生前曾任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特邀研究員。他的經驗在幫助中國人深入中東。
大國的交錯時空
回望歷史，能感受到一個大國疆域內有著截然不同的時空，考驗決策者的處理節奏。
1979年，彼時的美國最高層正在全力處理戴維營會議和阿富汗問題。布熱津斯基自己也承認一度沒有注意伊朗的事態。而沙利文大使身處伊朗，形勢多變，一夕數驚，時刻需要請示高層。一個請示如果拖延一周得到回覆，早就失去了意義。兩邊對比，頗有天上一日，人間一年的感覺。時空相異，難怪沙利文反覆責怪高層決策遲鈍。
我沒有去談震驚世界的伊朗人質事件，一來相關材料很多，二來我關心的是我們普通人理解當代世界與當代中國的想像力問題。中國也是大國，不同地域不同層級也處在不同的時空感覺裡，從上到下都得習慣於這種時空差異。帝國的時空與民族國家的均質時空無法完全一致，既考驗決策者的智慧，也考驗國民的心態。今天的中國也在三頭六臂處理國內外重大問題，好在大局穩定。
1979年之後的伊朗亂局頗似中華民國。迷途於各自政治正確的左派、右派無不完敗於「波斯人的司馬懿」、「伊斯蘭主義列寧」霍梅尼之手，有興趣者也可以從中獲得深刻的歷史教益。當伊朗人民想要向一個更好的世界進發之時，收穫的是一個伊斯蘭憲法國家——在最高宗教領袖的監護下行三權分立五權監督全民選舉，很「民主」的樣子。令人唏噓。當然，這是歷史的合力造成的。
【時光穿越的插播】：以下網友對本文的批評，筆者比較贊同。拋磚引玉，希望有更深思考——ScorpioGs：有幾個地方值得商榷：促使巴列維改革的是甘迺迪，他一直希望巴能早些土地改革。巴列維也是通過美國人政變上臺的。伊朗ysl革命很複雜，俺認為這是ysl自我現代化或救贖很艱難的一步，可能類似於歐洲新教改革，它的自我前進步伐其實要超過凱末爾的復興革命（一個不太直接的例子就是兩伊戰爭，威望正盛的傻木木沒能動搖新生的ysl共和國）。似乎文章中採納的西方觀點太多了 】
【插播穿越完畢】
早在1949年，中國人已經依靠先進政黨與群眾路線完成徹底的革命。1979年，中國人剛剛開完三中全會，重裝待發。國民為重新擁抱世界而歡欣鼓舞。那時我們眼中外國的天空是藍的，建築是高的，軍艦是酷的，人是自由的，一切都是好的。甚至有時候也會忘記我們自己艱苦奮鬥得來的物質和精神遺產。世界不是一團祥光，是火爐。彼時德黑蘭的藍天正陷入烽火，美蘇治下的世界體系正在悄悄重新洗牌。直到今天我們依然在困頓中前進，一次次著急地揚眉吐氣也一次次遭遇挫折。但揚眉吐氣的時刻總是突然間到來。
1986年，我國同樣是在南葉門首開大規模撤僑先例。那時的條件遠比現在艱苦。今天，不僅裝備鳥槍換炮，世界形勢也鬥轉星移乾坤易位。成為一個大國的國民，這是不以自己意志為轉移的事情。大國的時空無論如何都會融入我們的血脈。我們或者渾渾噩噩地被動接受，或者力圖清醒地將其變成自我的一部分。當小時代文學塑造了現代市民的情感，回顧歷史則多少能夠薰陶大國國民的心靈。
在葉門撤僑之後，有人編造了中國部隊在當地的霸道行為。但是有網友紛紛表示：「看到祖國這麼流氓我就放心了。」回顧歷史當然不是為了重演歷史。相比霸權國家，我們當然要有不一樣的思維，就如同汪暉先生對一帶一路戰略所希翼的那樣。但是首先了解已經發生的，學會處理別人已經會處理的，是繼續向上攀登的基礎。如果我們是外交官，如果我們是海軍士兵，如果我們是艦長，如果我們是千千萬萬僑民中的一個，我們該如何沉著應對浪奔浪流？在面對複雜形勢的時候應該如何審慎大膽地決斷和減損，這不只是國家的事情，也是國民的生存態度。
2011年我國從利比亞撤出三萬僑民。一隊丟失護照的中國工人為了向利比亞邊檢人員證明自己是中國人，在外交官組織下一起整齊地高唱國歌，令在場者無不動容。幾天前，臨沂艦帶著各國僑民，帶著自己這個革命老區的名稱，駛向祖國。此時，伊朗已經加入亞投行，而「自由民主」的伊拉克、敘利亞仍然江山寥落百姓荼毒。痛苦的人們還在黑暗中掙扎，但中國與世界都要向新一天進發。我們也許再難看到那個面對相機舉手投降的小女孩，我們會記住她嗎？我們終有一天也能帶著她們一起走向新世界嗎？
葉門撤僑，中國女孩與女兵
主要參考資料：
《伊朗公主回憶錄》阿什拉芙·巴列維
《出使伊朗》威廉·赫·沙利文
《伊朗伊斯蘭革命及其世界影響》陳安全
中間白髮者為沙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