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窯青瓷的海外輸出始於兩晉時期，最初以朝鮮半島為輸出區域，隋唐時代其輸出範圍擴大至日本列島，並由此形成「海上陶瓷之路」。寧波作為越窯青瓷中心產地，其與東亞海上陶瓷之路的形成與發展密切相關。這在東亞的朝鮮半島、日本列島考古發掘實物中得到了印證。本文擬從考古學的視角，闡述寧波越窯青瓷與東亞海上陶瓷之路互為影響、互為促進的互動作用。
從考古資料看，寧波越窯青瓷外輸始於兩晉時期，最初的輸出地是朝鮮半島。至唐代，越窯青瓷的外輸才擴大到日本列島，並由此形成了寧波與東亞的海上陶瓷之路。本文首先利用東亞地區考古資料對越窯青瓷的輸入（出）狀況作一論述，進而探討寧波越窯青瓷與東亞海上陶瓷之路發展間相互促動的關係。
隋唐時期，隨著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王朝的再次確立,社會經濟得到了恢復和發展,唐太宗李世民在總結前代興亡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採取和實行了一些緩和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措施,繁榮昌盛的唐帝國繼大漢帝國後,再次屹立在世界的東方。盛唐氣象對瓷器的鐘愛,文人士大夫對飲茶的講究,以及國家對外貿易的需求等,迎來了越窯青瓷製造業的鼎盛及外銷繁榮的局面。據不完全統計，唐、五代、北宋的青瓷窯址約為五、六十處，初唐、中唐時期的數量是屈指可數的，晚唐時期的窯址佔很大的比例。
中晚唐時期，越窯青瓷既繼承了前代瓷器的器型，又按照社會生活的需要進行了創新，入窯燒制的坯件採用匣缽裝燒，既使燒造的器物受熱均勻,又防止雜質粘附於器表,使燒成的青瓷器胎質更加細膩,釉色更加青純,頗具玉質感,其精品有「秘色瓷」之稱。碗和盤是當時主要的食器：碗有葵瓣口碗、海棠式碗和荷葉形碗等；盤，常見的有撇口壁形底盤，直口弧腹短圈足盤，翻口斜壁平底盤，委角方盤和葵瓣口盤等。從晚唐開始，青瓷入選宮廷。越窯每年都燒制一定數量的優質青瓷供奉給王室,稱為御用瓷器,慈谿上林湖曾發現有專門燒制貢瓷的窯場,被稱之為「貢窯」。瓷器品種也更加豐富,除碗和盤外，還有日常使用的執壺、罌、瓶、罐、耳杯、把杯、盞託、粉盒、碟匙、水盂、油盒、脈枕、唾壺等器具和專門用作陪葬的多角瓶、買地券、墓誌罐等明器。裝飾上採用了少量的劃花、印花、刻花和鏤雕技法,將雲龍、壽鶴、花卉等題材飾於粉盒的蓋面或碗心和盤心。
據考古資料顯示，中晚唐時期，明州（今寧波）逐漸發展成為東亞國際性港市，在對朝鮮半島、日本列島的海上交通中扮演著重要角色。8世紀以後，日本遣唐使基本上放棄北路航線，直接橫渡東海或轉經琉球列島入唐，明州成為遣唐使船最重要的登陸地和啟航地。752年自日本難波出發的第10次遣唐使抵明州。公元804年，第16次遣唐使第二船自明州登岸。806年，遣唐使回航時也從明州起航。公元9世紀遣唐使廢止後，隨著海商集團的活躍，明州成為對日交通據點。這期間，往來於明州與日本間的唐人海商的主要貿易活動之一，就是越窯青瓷的外銷。此外，8世紀末至9世紀上半葉，唐與新羅之間的海上交通被張保皋集團主導，活動網絡也已延伸到明州。考古學者在位於韓國莞島清海鎮的張保皋城遺址中發現的明州生產的越窯青瓷，就是重要見證。
五代時期，吳越錢氏政權對明州港非常重視，在明州出海口設置瞭望海縣，使港口建置進一步完善，海外貿易更趨發展，明州港成為吳越對外貿易的主要口岸。越窯青瓷成為吳越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越窯發展也因此進入鼎盛時期，就燒造規模之大、產品質量之精、影響之廣而言,上林湖窯場均凌駕於各窯之上,成為全國六大青瓷名窯之首。
北宋時期，朝廷非常重視明州的海外貿易，在明州（今寧波）置市舶司。雍熙四年（987年）五月，「遣內侍八人，賁敇書金帛，分四綱，各往海南諸蕃國」，對舶貨實行的是「大抵海舶至，十先徵其一，其價值酌蕃貨輕重而差給之」。元豐三年（1080），宋神宗令「諸非……明州市舶司而發過日本、高麗者，以違制論」，明確並限定明州港為北宋朝廷籤證發舶去日本、高麗的特定港口，為越窯青瓷外輸東亞地區創造了十分有利的條件。
（一）向朝鮮半島的輸出
寧波越窯青瓷向朝鮮半島的輸出狀況，可從考古資料探知。東晉至南朝時期,朝鮮半島西南的百濟政權（約公元前 18年—公元663年，其主要階段與中國的六朝相共存）統治區為越窯青瓷的主要輸出地，如夢村城發現的越窯青瓷盤口壺殘片和黑釉錢紋陶罐殘片、首爾石村洞古墓群出土的青釉瓷,在造型、胎土和施釉技法上很接近典型的越窯風格。石村洞3號墳附近出土的一件青瓷四系罐,年代應為東晉中晚期,屬于越窯器物。江原道原城郡法泉裡出土的青瓷羊，大致為4世紀中期，風格與寧波餘姚市文管會所藏的東晉青瓷羊相近。此外，忠青南道公州地區武寧王陵出土的兩件青釉六耳瓷罐、一件黑釉四耳盤口壺，可能也是越州窯系製品。這些早期越窯青瓷向朝鮮半島輸出，可被視為海上陶瓷之路的發端。
出土的唐宋時期越窯青瓷，主要包括新羅慶州拜裡出土元和十年（815）玉璧底碗、錦江南岸扶餘出土唐代玉璧底碗15件、古百濟地區益山彌勒寺出土大中十二年（858）玉璧底碗和花口圈足碗、莞島清海港張保皋駐地出土的唐代玉璧底碗、玉環底碗、雙耳罐、執壺等。高麗定宗安陵出土了五代時期的花口圈足碗、盤、盞託、壺蓋等。作為文字記錄留下來的，有光宗下賜元光大師的「越窯金扣瓷缽」。1940年，在開城高麗王宮發現北宋早期越窯青瓷碎片，在忠清南道扶餘縣扶蘇山下發現有北宋早期越窯青瓷碟，扶餘扶蘇山城出土了碗，還有開城高麗古墓出土的越窯青瓷唐草紋唾壺等。
慶州是出土越窯青瓷遺址中最具代表性的區域。慶州自新羅建國起，到新羅滅亡止，一直是王都所在地。在該地區，許多性質各異的遺址中出土了越窯青瓷。據不完全統計，該地區20處遺址中共出土越窯青瓷75件，以碗為主，有54件，佔總量的72%，且兼有缽、盤、盒、盞託、罐、蓋罐、盆、執壺、器蓋、香爐等，年代以晚唐五代為主，北宋佔少量。這些青瓷大部分製作精細，均整體施釉，為高級青瓷的特徵。這表明輸入慶州地區的越窯青瓷是具有一定品質的高級用品，應為當時居住在慶州地區的高級貴族和僧侶等使用。
學者林士民、沈建國等認為，朝鮮半島出土的這些越窯青瓷，在造型、釉色上，很大部分與寧波海運碼頭附近出土的、準備外銷的器物相一致。並進一步指出，上林湖越窯群中生產的盤、罐、缽、託具等青瓷器物，其造型、紋飾等與朝鮮半島出土的青瓷器基本相同。再如學者李喜寬在《慶州地區出土的越窯青瓷》一文中指出，東川洞7B/L內遺址出土的碗與寧波荷花芯窯址出土的同類器型相似，北門路王京遺址出土的盒蓋與寧波寺龍口窯址出土的A型Ⅱ式器蓋的類型基本相同，以及皇龍寺遺址出土的盒蓋在荷花芯窯址與寧波和義路遺址中也有出土。這表明，朝鮮半島出土的越窯青瓷應出自寧波，且是從寧波港啟航外銷至朝鮮半島的。
（二）向日本列島的輸出
從目前的考古資料看，與朝鮮半島相比，越窯青瓷進入日本列島的時間要晚。至今發現的最早傳至日本的中國瓷器，是一件雙耳盤口、暗青綠色釉的青瓷罐，被推定為公元6世紀末、7世紀初的隋代越州窯製品，曾藏於奈良法隆寺，被推測為當時訪華日僧帶回日本的。
關於日本出土的越窯青瓷，我國研究者萇嵐曾做過系統論述。根據萇嵐羅列的考古資料，日本出土的越窯青瓷主要集中在其西部地區，這主要是因為西日本地區靠近中國東南沿海，海路運來的越窯青瓷絕大部分在此聚散。據不完全統計，西日本地區有190（50？）餘處遺址發現有唐宋時期的越窯青瓷，其中以新舊都城平安京(京都)和平城(奈良)以及設有接待外賓機構的福岡(舊稱博多)附近(包括九州太宰府)為多。1998年，國內學者陳文平曾根據日本已發表的考古出土資料，以越窯青瓷、長沙窯彩繪瓷、白瓷和其他品種（包括唐三彩）四類分組進行計量，得出日本出土中國唐五代陶瓷總數為1633件（片），其中，越窯青瓷出土的數量最多，約1274件（片），佔統計總數的78%，而這些出土的越窯青瓷80%在九州地區出土。具體列舉如下：
鴻臚館遺址中發現大量7世紀後期至11世紀前期的越窯青瓷碎殘片，總計約2500多片，涵蓋越窯青瓷所有的種類。福岡市西區下山門遺址發現7片越州窯青瓷殘片。專家推斷，出土的越窯青瓷都是平安前期、九世紀時期的物品。福岡市柏原M遺址出土越窯青瓷有40多件，以碗類居多，其他有盒子、水注、香爐、壺等。長崎縣離島一歧原遷遺址出土了較多的越州窯青瓷，其中8世紀末到10世紀中期的青瓷殘片有48件，且大部分青瓷碗、碟都是越州窯產品。
還有京都市右京區仁和寺堂遺址出土晚唐時期越窯青瓷盒子大、小各1件：小盒子高8.3釐米，身口徑8.5釐米，底徑4.4釐米，蓋口徑2.0釐米，鈕徑4.6釐米；大盒子總高12.8釐米，身口徑15.3釐米，底徑8.2釐米，蓋口徑17.4釐米，高5.2釐米。京都東三坊大路東側溝遺址發現越窯青瓷片，分別為碗、皿、盒子、壺四種器形碎片。北野廢寺出土3件，大致完整的1件，口徑14.4釐米，高5.7釐米，釉為暗綠色的碗，其他兩件僅存高臺部的碎片，上有淡綠色的釉。崇福寺出土一些碗的碎片，寬大的高臺，即蛇目高臺。廣隆寺出土口徑14.4釐米、高3.5釐米的皿形器。宇治市木幡淨妙寺遺址出土水注1口，高21.3釐米，形體較高，直頸較寬且長，斜肩，腹體中部比較鼓出，下腹偏瘦，尤其是壺的流細長而上翹，與流相對的柄相當高，上端略微彎曲，然後幾乎垂直向下，靠近頸部一側。
值得一提的是，位於日本九州西北部、博多灣沿岸的博多遺蹟群出土的越窯青瓷量，在12世紀中葉達到頂峰。發現的越窯青瓷，包括燈具、盅、香爐、水具等生活用品。其中，出土了南宋越窯青瓷香爐，口緣部為盤口，底部三足鼎形，足已全部損壞，軀幹部被分為3種紋樣帶：上部縱向為線條刻紋，中段獅子貼花紋周圍有粗的刻花葉紋，下部有刻花蓮瓣紋。日本學界認為，香爐在博多遺蹟出土系特例，因日本輸入越窯青瓷在北宋末期就基本停止，故出土該香爐實為少見。
據中日學者分析研究，日本出土的越窯青瓷，不少製品表現出較為明顯的寧波諸窯的工藝特點，如鴻臚館遺址出土的青瓷璧底碗、青瓷燈盞、青瓷水注，來自今寧波上林湖；平安京左京四條三坊五町出土的青瓷刻劃草花紋圈足盤，被認為是今寧波鄞州區窯製品。日本學者龜井明德在《關於九州出土的中國陶磁器》書中指出：輸入日本的陶瓷，能代表越州窯陶瓷的器形中，以碗佔壓倒名（多）數；其次是盤（碟）、壺、水注、盒子、唾盂、盞託等，這些與寧波唐代海運碼頭處出土器物相同。臺灣大學學者謝明良在《日本出土唐宋時代陶瓷及其有關問題》一文中也認為，日本出土的九世紀晚唐陶瓷主要是浙江越窯系青瓷。可見，今寧波是越窯青瓷生產的核心地，也是日本出土越窯青瓷的產地。這從寧波地區考古發掘實物也可知，1973年至1975年，和義路唐代遺址和唐代海運碼頭一帶，出土了一批9世紀中末的越窯青瓷器，品種十分豐富，不僅有壺、碗、盤、罐、缽、罌、盆、杯、燈盞等生活用瓷，還有脈枕、座獅等醫療用具和陳設瓷等，且大多沒有使用痕跡，經考古專家鑑定是準備運銷國外的。學者林士民，林浩通過查對這批出土青瓷的窯口，也確認該批出土瓷器產於寧波慈谿上林湖地區。
（一）越窯制瓷技術助高麗青瓷技藝絕頂
唐代，明州與朝鮮半島的清海鎮、日本的博多港同為東亞貿易圈中的三大國際貿易港。「明之為州，實越之東郊（部），觀輿地圖，則僻在一隅，雖非都會，乃海道輻輳之地。故南則閩廣，東則倭人，北則高句麗，商舶往來，物貨豐衍。」明州與高麗之間的貿易往來頻繁，即便到中國政局動蕩的唐末五代時期，與朝鮮半島之間的交流也未曾中斷。五代時期,吳越國憑藉海上交通的便利,與朝鮮半島高麗交往密切,尤其是吳越國王錢弘俶統治時期,兩國來往更加頻繁，吳越國還被高麗王朝當作「上國」。
這時期，吳越國積極向高麗傳播越窯制瓷技術，使高麗在全盤移植該技術的基礎上燒制出高麗青瓷，並使高麗青瓷在短時間內迅速趕上並超過了越窯青瓷。據韓國最新考古研究資料，在韓國600多個地區考古發現的1700餘處青瓷窯址中，與高麗青瓷誕生密切相關的早期青瓷窯址有黃海南道峰泉郡圓山裡窯、黃海南道平川郡鳳巖裡窯、京畿道龍仁西裡窯、京畿道始興市芳山洞窯等。通過對這些窯址的窯爐、窯具、裝燒方法、器物型制及至胎釉化學成分的科學分析，以及結合越窯進行相關對比研究，考古學者認為，早期高麗青瓷的年代分為兩個階段：前階段大概是960年前後至982年以前，後階段是成宗繼位的982年之後到1022年間，且真正意義上的高麗青瓷是在後階段產生的。其中前一階段是高麗青瓷的初創時期，也是吳越國王錢弘俶統治時期。這些早期青瓷窯址的特徵包括：與越窯一樣建在山坡上；是磚築窯,全長大概38—44米,寬1.8—2.2米,與越窯唐宋第五期以後的窯爐形態幾乎相同；從最初窯的規範化形態的中國窯形態上看,其窯爐的結構發生了變化。經過數次修補後,窯的規模縮小,向土築窯形態發展。可見，朝鮮半島最初出現的青瓷窯址與五代吳越國時期的越窯相似。
至12世紀中期，高麗青瓷在大量採用鑲嵌裝飾手法的同時，配合繪紅彩、繪黑彩、堆白等裝飾手法。在紋樣和器物造型方面，從原來的中國式變化為朝鮮半島獨有的高麗式。時人認為「監書、內酒、端硯、洛陽花……高麗秘色……皆為天下第一」 ，北宋奉使高麗的使臣徐兢在《宣和奉使高麗圖經》更專門描述，高麗青瓷「狻猊出香，亦翡色也，上有蹲獸，下有仰蓮以承之，諸器為此物最精絕」。這些精製的青瓷，「不僅供高麗宮廷使用，也進貢於宋王室和遼王室」，其「翡色」與越窯「秘色瓷」相類同。
高麗青瓷不僅使朝鮮半島結束了依靠進口中國瓷器的歷史，也成為從輸入寧波越窯青瓷轉變為瓷器的輸出國。據考古資料顯示，中國境內出土的高麗青瓷共29批，其中寧波共發現四處高麗青瓷出土點，年代約在10世紀後期至12世紀後期。1993年，寧波東渡路遺址首次出土高麗鑲嵌青瓷，一件為蝴蝶紋的罐殘件；另一件為瓶，轉角邊鑲嵌卷草紋。這些雖為殘器，但製作之精美可與越器相媲美。
（二）越窯青瓷在日本的影響及作用
寧波越窯青瓷傳到日本，改變了日本國民的風俗習慣，成為他們日用生活品中不可替代的物品，也是藝術品，受到極高的禮遇，為國寶賜給有功之臣，代表至高的榮譽，在宮廷中還將青瓷作為牆壁的裝飾等。
同時，越窯青瓷也給日本帶去了精湛的制瓷工藝。約從九世紀以後，日本也開始燒制與之相類似的陶磁器，出現了一種新的日本陶瓷一一綠釉陶器。9世紀，平安京出土的日本土器中，一種器型、紋飾看起來和越窯青瓷很像的綠袖陶器，非常引人注目。如平安京右京三條二坊出土陶瓷殘片總數1051片中，綠釉陶器佔了51%，同地右京三條二坊10世紀遺物包含層出土432片陶瓷中，綠釉陶器62%。正是因在日本現有的制陶技術中，綠釉與越州窯青瓷的釉色非常接近，故平安時代便以寧波地區的越窯青瓷為模仿對象，開始了綠釉器的生產。
日本的綠袖陶器，通體施釉，做工精緻，多見類似寧波越窯青瓷的陰刻花紋、蝶紋、蓮瓣紋等。器型也以圈足碗、口沿輪花碗、香爐、唾壺、水注、瓶等為主。如京都為中心的畿內地區，以大阪府吹田市岸部紫金山窯為最早，因燒制平安京創建用瓦而著名，發現有數件綠釉陶器片。其他如大原野為中心的洛西窯址群，石作1、2號窯址出土了9世紀後半期有陰刻花紋、輪花口沿的碗、皿及香爐、唾壺等。仿造寧波越窯青瓷，在平安時代已經相當普遍。如散布在京都附近的大原野窯、西賀茂窯、播枝密、石作窯、筱窯，滋賀縣的十禪谷窯、山神窯和日野窯，還有愛知縣一帶的灰釉陶窯等。胎質、釉色不一樣，燒制溫度也低，但仍屬於陶器，且這些以越州窯青瓷為模仿對象的綠釉陶器通體施釉，做工精緻，碗、水注、四足罐等器型製作得十分相似。綠釉瓷器從外形到圖案仿效得精細入微，使中華之美轉化成扶桑之美，並為上層貴族所喜愛。但因仍為低溫釉，這種綠釉瓷終究沒能給日本陶瓷工藝帶來變革性的影響。不過，越窯青瓷對日本陶瓷工藝的基礎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使之製成灰釉瓷並掌握高溫燒成工藝。該工藝至今仍在日本應用。
從上述出土的越窯青瓷遺存表明：第一，自唐代開始，明州港已成為東亞海上陶瓷之路的主要始發港。韓國在新羅時代著名的港口是莞島（清海鎮）港，著名的海上活動家張保皋就以此為據點，開展了與明州（今寧波）的通商貿易。日本首先與明州通航通商當推著名的博多（福岡）港，為整個西日本與明州通商的中心。第二，越窯青瓷是寧波與東亞海上陶瓷之路的先行者、開拓者。越窯青瓷自晉代開始輸往朝鮮半島，6、7世紀之交輸往日本列島，輸往東亞的時代比任何窯口瓷器都要早。
作者賀雲翱為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幹有成為南京大學文化與自然遺產研究所副研究員。
原載《海交史研究》2020年第3期，注釋圖表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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