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Russell Kirk，譯者：張大軍
（說明：本文是Russell Kirk所著《美國秩序的根基》一書第四章（章名：美德與力量--羅馬的張力）第三部分，本部分原標題是：帝國的輝煌與苦難）
在二十世紀的羅馬，早已廢棄的龐大的屋大維（Gaius Julius Caesar Octavianus）陵寢躺在黃褐色的臺伯河與時髦的商業街之間；屋大維曾被元老院授予奧古斯都（Augustus）的頭銜--這一頭銜以前是諸神的專用品。屋大維或奧古斯都--屋大維很快便以他的頭銜作為他個人的名字--僅僅在名義上恢復了共和國，實際上卻成為第一位皇帝。
屋大維為疲憊不堪的羅馬世界帶來了和平。公元前31年，他在阿克提烏姆（Actium）的海戰中擊敗安東尼。四年後，元老院宣布他為恢復後的共和國的第一公民（Princeps）。作為元首（imperator）或羅馬軍團的指揮官，他本可以讓自己擁有絕對的權力。可是，他選擇了重新啟用共和國政體，勉強恢復了憲法。他確實對元老院加以保護，清除了其中的腐敗；不過，對於公民大會（comitia ），他覺得有必要僅僅保留名稱，還自己攫取了屬於保民官的權力。羅馬的民眾--也即那些靠麵包和馬戲為生的城市居民--已淪為無產階級。按照羅馬人以前的定義，無產階級就是除自己的孩子外對國家毫無貢獻之人。這些人像無根的浮萍，生活困苦，沒有工作，性格暴烈卻膽小懦弱--以前的人民（People）已經墮落成這座帝國都市的沉重負擔。
如果要沒有奧古斯都冷靜的智慧，羅馬體系可能已在共和國崩潰時徹底煙消雲散。奧古斯都像他的舅舅凱撒一樣機智多謀，而且更有智慧；他對羅馬的政治架構加以徹底的改造，並盡其所能地恢復所有階層的道德活力。奧古斯都統治下的羅馬在建築和藝術方面達到以前西方聞所未聞的輝煌程度。在敘事方面，那個時代擁有一位傑出的歷史學家--李維（Livy）；李維頌揚羅馬的歷史經驗，激活上層階級的歷史意識。在詩歌方面，這個時代屬於維吉爾和賀拉斯；一千八百年後，這兩位仍是所有受過良好教育的美國人所接受的傳統的一部分。
沒有任何政治建制體系能夠永遠長存，而奧古斯都的偉大貢獻在於：直到兩百五十年之後，他所構築的體系才轟然倒塌。即便奧古斯都體系算不上真正的共和國，它在本質上也不是暴政。那個體系確實維繫了和平、繁榮以及某種程度的自由。
如果衡量某個時代的標準是其培育的富有遠見之人，那麼，奧古斯都的「黃金時代」就可與希臘的偉大時代媲美。在所有這些天才中，維吉爾的名字在我們的文明遺產中佔有首屈一指的地位。
與他之前很久的荷馬和他之後很久的但丁一樣，維吉爾是位宗教詩人，對世界之意義有宗教性的洞見。借著在《埃涅阿斯紀》（The Aeneid）中傳頌拉丁民族的傳奇歷史，維吉爾希望重新將羅馬的使命神聖化。他沒能完全戰勝他那個時代的驕傲、激情和熾烈的色慾；沒有詩人能夠做到這一點。不過，假如沒有維吉爾激發起帝國裡某些人的良心，帝國體制就可能會變得更加粗俗無情；而且後來的人對人類尊嚴的理解就可能會更少。
維吉爾頭像
如果沒有維吉爾，初期羅馬帝國的社會就可能已被物質主義和自我中心所吞噬。很可能是受到古希臘智者畢達哥拉斯的神秘理論的影響，維吉爾認識到羅馬文明中潛藏著一種神聖的使命--也即有某種宗旨，基督教稱這是「上帝命定的」。他將這一洞見傳遞給同時代以及後代的思想卓越之人，並將羅馬精神（Romanitas）或羅馬文化理想化，認為它已部分實現他對羅馬使命的預言，雖然維吉爾本人並非生而為羅馬公民，
二十世紀最傑出的詩人T S 艾略特（Eliot）是維吉爾這位最傑出的拉丁詩人的最佳闡釋者。艾略特評論說，維吉爾的詩句裡有三個關鍵字：勞動（labor）、敬虔（pietas）和命運（fatum）。帝國時期的羅馬若有什麼優點，全都體現在這三個字裡面了。
維吉爾的「勞動（labor）」一詞意指勞動（尤其是農業生產勞動）為個人和國家帶來的尊嚴。他反對喬治 奧威爾（George Orwell）所謂的「奇怪空洞的閒散夢」。他明白，我們必須在工作中找到快樂，或者就無快樂可言。艾略特說，維吉爾這方面的論述「是我們現在應該尤其覺得睿智的洞見，因為城市化聚集、對土地的逃離、對大地的蹂躪以及對自然資源的揮霍正開始吸引人們的注意力。」他傳遞給基督教「這麼一個原則：對一個完全的人來說，行動與沉思，勞作與禱告都是生命中必不可少的。」
維吉爾的「敬虔（pietas）」一詞具有比參加教會活動或正確對待父母更寬廣的含義。他意指對諸神的謙卑，對祖國的熱愛，以及責任感--這些意思用任何英文單詞都無法充分表達。他為一個重新尋求意義的時代提供了敬虔的觀念。艾略特接著說，「維吉爾所想像以及埃涅阿斯（Aeneas）為其規劃命運的羅馬帝國與羅馬軍團、執政官和總督、商人和投機者、煽動家和將軍們的羅馬帝國並不完全一樣。它是更偉大的東西，不過這種東西的存在要歸因於維吉爾對它的想像力。它依然是一個理想，不過，這個理想被維吉爾傳遞給基督教，有待後者珍惜和培育。」
維吉爾的「命運（fatum）」一詞意指羅馬的帝國歸宿--也即某種未知力量強加給它的義務，以為世界打造和平，維護秩序、正義和自由，並抵禦野蠻文化。「我認為他幾乎沒有什麼幻想，而且他能清楚看到每一個問題的兩面--對失敗者有利的一面以及對勝利者有利的另一面。。。。」對維吉爾來說，這一使命是羅馬歷史的真正意義所在。艾略特反問道，「你真的認為維吉爾錯了嗎？」「維吉爾向其當代人展示出所有世俗帝國（哪怕是並不神聖的羅馬帝國）的最高理想境界。就我們是歐洲文明的繼承人這一點而言，我們仍舊都是羅馬帝國的公民。。。。」9
奧古斯都的繼承者、朱利安（Julian）和克勞狄（Claudian）王朝的皇帝們並非維吉爾的追隨者。不過，對於帝國時代的某些行政官員和士兵來說，勞動（labor）、敬虔（pietas）和命運（fatum）仍維持著原有的意義。而且維吉爾的倫理詩被印在了羅馬法學家、哲學家和文人雅士的腦海中。在中世紀，維吉爾是所有古典作家中影響最大的那一位--儘管普羅大眾將他誤認為魔法師。誠然，維吉爾的文字中有某種魔力，不過，這種魔力發揮效能的對象是良心，而非物質性的東西。十三個世紀之後的但丁視維吉爾為古代世界最純淨的靈魂，便以他為穿越地獄和煉獄的神秘世界的嚮導。
維吉爾給羅馬社會留下了印記：由墮落皇帝、羅馬鬥獸場（Colosseum）中的殺人犯、受迫害的無辜人以及亞細亞毀滅性戰爭構成的羅馬也是正派哲學家的羅馬。公元一世紀期間，維吉爾的理想與斯多葛主義哲學融匯在一起--後者從希臘引入，不過被羅馬人轉化成某種更仁慈有力的信念，讓本可能成為荒涼之地的社會變得能夠容忍。
在一個血腥的世代裡，羅馬的斯多葛哲學維繫了中央集權帝國的內部社會秩序，教導一小群人真正自由的本質。公元一、二和三世紀，這一宗教哲學對公共政策產生了直接的影響。它對美國文明的微妙影響並不容易衡量；不過，它延續了下來，不管是作為獨立存在的學問，抑或「通向基督教的門徑」。
斯多葛哲學與古老的羅馬品格尤其意氣相投，雖然它無力深深打動帝國的民眾。斯多葛主義始於一種徹底的物質主義：斯多葛主義者宣稱，我們所知的這個世界是唯一的世界，其中的一切--甚至被稱為靈性的品質--都具有物質特性。不過，統治這一世界的是神聖的智慧。上帝指揮萬物，良善且富有智慧，無處不在，實際上幾乎等同於宇宙。人的責任是查明自然之道，也即上帝命定人當採取的生活態度。
良心會讓智慧之人辨明善惡。多數事物--包括肉身享受--無所謂善惡，只不過無關緊要而已。斯多葛主義者認同理性本質，將所有人（不管是惡人還是蠢貨）都視為自己的兄弟，並為他們謀福利。（斯多葛主義者認為，既然所有人在上帝眼中都是平等的，那麼奴隸制就是不公義的。）我們人類生下來就是要相互合作的，就像手足。
斯多葛派哲學家似乎都生活在高山上--超越了虛榮，對同胞無所求，但富有同情心且樂於助人。斯多葛主義者不抱怨命運的不公，因為那等於指責上帝。他拋下野心，勤懇履行自己的職責。他的目標不是幸福，而是德性。
塞內卡（Lucius Annaeus Seneca）是這些斯多葛主義者中最為雄辯者。作為政治家、倫理學家和戲劇家的他承擔起服務國家的斯多葛式責任。弔詭的是，他同時代的最富高尚原則之人都成功地在最臭名昭著的皇帝--尼祿--的統治下升上高位。在這麼一個皇帝的統治下，擔任公職者在高舉勞動、敬虔和命運之理想方面所能做的塞內卡都做到了。然而，到了最後，塞內卡還是與元老院的陰謀家們達成共識，認為為了羅馬的緣故，尼祿必須去死。尼祿粉碎了這場陰謀，命令他的這位臣僚自殺。塞內卡和他的妻子一起死去；隨後，尼祿也沒能活得很久。10
塞內卡雕像
塞內卡是羅馬社會的上層人。朱利安（Julian）和克勞狄（Claudian）王朝時期的另一位主要哲學家是一個名叫愛比克泰德（Epictetus）的瘸腿奴隸。他來自弗裡吉亞（Phrygia）的希臘化城鎮希埃拉波裡斯（Hierapolis）的一個普通家庭，從早年起就是自由民兼尼祿寵愛之人依帕弗洛狄忒斯（Epaphroditus）的奴隸。愛比克泰德生下就有疾病，據說還受到其主人的虐待；他從這些無助的苦難中領會到，幸福是意志力的產物，不是外部因素的結果。
他那放蕩不羈的主人送他到哲學家穆索尼烏斯·魯富斯（Musonius Rufus）門下求學--因為受過教育的奴隸更有價值，於是，其貌不揚的愛比克泰德徵服了隨後幾百年間人們的大腦。尼祿的秘書依帕弗洛狄忒斯親眼見證了皇帝滿懷遺憾的死亡過程，並幫助這位落敗的可憐蟲殺死了自己。這一仁慈之舉可能是依帕弗洛狄忒斯所做過的唯一善舉，也成為他自己性命的終結者；繼承尼祿皇位的多米田（Domitian）因此將這位以前的受寵者處死，並宣稱任何僕人都不得破壞保護皇帝的神性，哪怕是在後者的命令之下。愛比克泰德好像在其主人被處決後獲得自由，不過，多米田命令從羅馬趕走所有哲學家，他被牽連其中；於是，他定居在伊庇魯斯（Epirus），在那裡辦學多年，在豪奢的哈德良（Hadrian）統治期間的某個時候去世--據說，他是哈德良的朋友。
愛比克泰德說，自由存在於對上帝意志的順服和對自己欲望的拒斥之中。因此，他雖然一生很多時候都處於被奴役的狀態，無論生死都像一個真正的自由人；與此同時，尼祿--他主人的主人--卻像可憐的奴隸一樣，無論生死都屈從於意志和欲望，雖然他從外表上看好像世界上最幸運的人。愛比克泰德嚴於律己，終至獲得不朽的名聲--對斯多葛主義者來說，這乃是唯一可能不朽的東西。
這位奴隸哲學家的自由思想反映在他的有男子氣概的簡練辭章中。他的《手冊》（Enchiridion）一書由歷史學家阿里安（Arrian）編纂而成；後者是他的忠心耿耿的學生，記錄下了對他老師的觀察。《手冊》意在向一個小圈子的人提供愛比克泰德的最有可能塑造良好品格的說辭，部分地重複了他的流傳到現代的四部《對話集》。
愛比克泰德說：「我們必須永遠牢記於心這兩項準則：意志之外不存在善惡，我們一定不要試圖預測或指導事態，只要以智慧接受它們。」如果我們運用自己的意志力，我們每個人裡面的靈性衛士就可以把我們引向公義，並讓我們擺脫物質和他人對我們的奴役。多米田皇帝發現斯多葛派的這些原則與獨斷權力存在著不可調合的對立，因此把那些哲學家驅逐出羅馬。
深陷困境的社會有時會有復興，而維吉爾和斯多葛派的教導是出現品質更好的弗拉維（Flavian）王朝一系皇帝的部分原因；弗拉維王朝是拉丁文學的白銀時代--這是一絲不苟的歷史學家塔西陀（Tacitus）的時代，他宣稱羅馬人在擴張中「製造了曠野，卻稱之為和平」。緊接著弗拉維王朝的是「五位好皇帝」（98-180年）-- 涅爾瓦（Nerva）、圖拉真（Trajan）、哈德良、安東尼·皮尤（Antoninus Pius）和馬克 奧勒留（Marcus Aurelius）。我們現在來看看這最後一位哲學家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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