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後，為實施佔領的一支美軍行進在東京街頭，突然對面急速駛來一輛滿載人員的卡車，美軍迅速散開準備迎戰。車到近處，跳下一位男性，指著滿車的年輕女性對美國大兵說：「這是供你們享用的。」原來是特殊慰安設施協會(PAA)前來慰問，美軍指揮官一時張口結舌，不知如何回答。實際上，為美軍提供性服務是戰爭結束後日本政府開展的第一項工作。
戰爭期間，日本政府首腦清楚地知道日本軍隊在中國大陸、東南亞各地對女性進行的強姦、姦殺等令人髮指的罪行，因而以為佔領軍也會對日本女性施加類似的行為。所以在戰爭結束後第三天、即8月18日，警視廳保安課召集花柳界代表，商議建立面向佔領軍的特殊慰安設施，並以內務省警保局長的名義向各府縣拍電報，傳達其內容。
8月26日，花柳界組成「特殊慰安設施協會」，同時從政府得到巨額補助金和大批相應的物資。當時的大藏省主計稅局局長、60年代初任首相的池田勇人沾沾自喜，「拿出一億日元來保護日本民族的純潔，比較廉價。」「協會」在各大報紙和街頭刊登廣告，聲稱「處理戰後事宜的國家緊急設施需求新日本女性」，並提供衣物、食品以及住處等優惠條件。當時日本處在戰後混亂時期，生活困難，絕大多數人缺乏食物、住處，因而大批不知內情且為生計所苦的年輕女性紛紛應聘。東京地方政府在銀座、大森、立川、調布等地設立20多處特殊慰安設施，各地也有類似設施，全日本約有20多萬女性從事這種職業。開張以後，美國大兵蜂擁而至，短時100日元，過夜300日元。
8月28日，「協會」在東京皇宮前廣場成立誓師大會，在其宣言中明確寫道：「作為處理戰後事宜的一項國家緊急措施，其困難的工作是通過我們的職業慰問佔領軍。數千名『昭和的阿吉』組成人牆，阻止洶湧的波濤。與那些英靈一道維護民族的純潔，成為維護戰後社會秩序基礎的地下支柱。」也就是說，雖然從事這種職業的女性將成為佔領軍士兵性慾的犧牲品，但以此為代價，可以換取其他多數日本女性乃至大和民族的純潔。因此，這些慰安婦也稱為「特別女子挺身隊員」。
19世紀中期，「黑船來航」後，日本被迫開國。1856年8月，美國總領事哈裡斯到達日本伊豆半島的下田，開設領事館，並脅迫幕府籤訂《日美通商條約》。為拉攏哈裡斯，緩解壓力，幕府官員為其包「二奶」，那女子就是「阿吉」。當時17歲的漂亮藝伎齋藤吉被迫與戀人分手，藏嬌於哈裡斯的金屋中。儘管兩人很快分手，但成為世人難容的「洋婆子」，終日與酒相伴，最後投河自盡。「昭和的阿吉」意指佔領時期的部分女性要像幕末年代的阿吉那樣，為國家的利益犧牲自己。
正如阿吉的獻身並沒有阻擋住《日美通商條約》的籤訂那樣，特殊慰安設施裡的女性也沒有發揮預想的作用。因為性病在軍中流行，美國國會也加以聲討，盟軍總部遂頒布廢除公娼制度的指令，特殊慰安設施隨即在1946年3月關閉。迫於生計，多數慰安婦變成街頭娼妓，其他女性也加入進來，成為主要向美軍士兵出賣肉體的「邦邦女郎」。結果出現了大量混血兒童，據估計總數有15-20萬人。
1946年秋，三菱財閥創始人巖崎彌太郎的孫女澤田美喜乘坐擁擠不堪的列車途經德川家康一戰得天下的關原時，突然行李架上的一個小包裹掉到她的手中，躊躇之間，引起警察的注意。打開一看，是一個黑嬰兒的屍體。警察和乘客均以為她是孩子的母親，情急之下，她只好大聲喊叫起來：「列車上有沒有醫生啊？請給我檢查一下，是否剛生過孩子。」此時一位老人作證說，包裹是另外一位年輕女性帶上來的，但那人在中途下車了。就在此時，澤田美喜的耳邊響起一個聲音，「既然你在瞬間做了這個孩子的母親，為什麼不做其他這種孩子的母親呢？」
澤田美喜決定收養受人歧視的混血兒。當時正在解散財閥，家族無能為力，最初的170美元捐款來自在巖崎家做護理工作的伊莉莎白・桑達斯夫人，因而1948年2月1日開設的收養所稱為「伊莉莎白・桑達斯之家」。消息傳開以後，經常在收養所的庭院、小路、隧道裡撿到混血嬰兒，從最初的兩人很快上升到百餘人。收養所受到當地居民的非難，認為混血孤兒是戰敗恥辱的象徵，佔領當局也指責說是通過收集混血兒煽動反美情緒。因為其他家長的強烈反對，附近的神奈川縣大磯町小學校只好表示另闢校舍接受這些兒童入學，但澤田美喜決定在收養所中設立小學和中學。收養所開設30年，人數超過1100名，其中半數為美國及其他海外的家庭領養。
1982年5月，澤田喜美在西班牙旅行中患病去世。
儘管絕大多數混血兒的命運不得而知，但那首悽涼、委婉、刺人肺腑的電影《人證》的主題曲《草帽歌》時常在耳邊迴響，主人公回日本尋找生母卻被生母所殺的命運大概是混血兒的某種歸宿吧。
據統計，在1947年至1961年的14年內，共有4.6萬個美國男人同日本女人結婚，並生兒育女。《人證》的故事情節由此開始：一個窮困潦倒、流落街頭的前美國黑人士兵臨死前告訴兒子一個秘密，其母親是日本人，並故意撞車為兒子籌措路費。兒子滿懷希望地攜帶物證――兒時的草帽和詩集到日本尋母，結果橫屍東京街頭。日本警方經過周密細緻的跨國調查，終於真相大白，兇手就是死者的親生母親――著名的服裝設計師。當年這個女人為生計所迫，與一名美軍黑人大兵生下一子。由於對黑人的種族歧視，美軍當局只準孩子隨父親回國，結果母子天各一方。這位女子在悲痛之餘，隱瞞以往，苦學上進，終於出人頭地，並建立新的家庭。丈夫為國會議員，兒子亦長大成人。在舊傷已痊癒之際，突然一個黑膚色兒子闖入生活。眼看地位名利就要為丟臉的過去而崩潰，她試圖用金錢打發這個不速之客，但兒子不為所動。婦人立起殺機，裝作親熱，卻將利刃捅進兒子的胸膛，但刺到一半手軟。兒子頓時完全心死，自我了斷。另外一個兒子因逃避車禍之罪逃到美國，死在美國警察的槍下。得知兩個兒子均已死亡，在獲得大獎的晚會上，悲憤欲絕的母親滿懷深情地朗誦了《草帽詩》，然後駕車奔上山頂。忠於職守而又富於人情味的警察，網開一面，讓這位母親跳下懸崖，免遭受辱的審判。此時，一頂草帽悠然飄向山澗，感傷的主題歌隨之響起。
由政府出面開設慰安所招待佔領軍，是來自傳統文化接近自然的天性，還是戰爭時期政府組織慰安行為的慣性？美國歷史學家約翰・道爾在其《擁抱失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第四章中詳細分析了佔領初期的上述社會現象，從一個側面體現了日本民族的某些特性。最近北京大學出版社陸續出版《未名外國史叢書》，有關日本的選題就有《近代天皇與天皇制》、《東京審判》、《白江口之戰》、《江戶時代》等，宗旨是在尊重歷史事實的基礎上突出趣味性、故事性，使讀者可以輕鬆閱讀。也許引人入勝的細節正是理解各國歷史的重要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