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月1日起，上海圖書館、上海博物館、上海市書法家協會聯手在上圖推出「墨影斑斕 石鼓齊鳴——《石鼓文》善本新春大展」，因彰顯了民間「國運昌，石鼓安」的美好祝願，必將成為今年春節市民打卡的一樁上海文化盛事。
吳昌碩舊藏本（汧殹鼓，「黃帛」二字未損）
在央視《國家寶藏》第一季中，由故宮博物院推送的石鼓被評選為中國九大鎮國之寶之首。石鼓上刻鑿的文字是「史籀之跡」，可以說是「石刻之祖」。繼去年寧波天一閣舉辦了「石鼓墨影——明清以來《石鼓文》善拓及名家臨作展」之後，此次展覽因上博與上圖均祭出了從未面世的珍貴善本，亦顯示出上海在碑帖傳承上的雄厚實力。
悠悠中華文明歷千年滄桑，傳奇古漢字承載「記錄」與「傳承」，器可朽，魂不滅。
泱泱華夏，一字抵萬金
石鼓無言，但刻於其上的石鼓文卻訴說著一個民族的起源，承擔著歷史見證和文化傳承的重任。距今1300多年前的唐貞觀年間，在史稱「陳倉北阪」的今陝西寶雞市渭濱區石鼓鎮石嘴頭村的石鼓山上，人們發現了十面墨青色花崗巖巨石，每塊石頭上都精心篆刻了一首四言詩。因為石形如鼓，故謂之「石鼓」，上面的文字則被稱為「石鼓文」。石鼓文的發現震驚朝野上下，杜甫、韋應物等都曾作詩記之，韓愈更是以一首傳世至今的《石鼓歌》從石鼓的起源到論述其價值，呼籲朝廷予以重視與保護。
一字抵萬金。
「石鼓文」自重見天日之際，就有歷朝政客、文字大家對其寫作年代加以研究。如今，學界認定「石鼓文」為秦代作品，其上所刻詩篇內容記敘秦王出獵的場面，故又稱「獵碣」。因此，亦被視為文化傳統與儒家道統的象徵，也自然被歷代君王視作鎮國之重器。唐憲宗時期，石鼓即存放鳳翔孔廟；宋大觀年間，宋徽宗寶愛之，先移送至太學之內保存，後又被他搬進了保和殿朝夕相伴，為絕摹拓損壞之患，徽宗突發奇想，下令在10面石鼓上的文字槽縫之間填注黃金，為其裝了金身；文物的狂熱愛好者乾隆爺也十分推崇「石鼓文」，在他看來，石鼓文是三代遺物，篆書之祖，為更好地保護原鼓，乾隆還曾令人仿刻了十鼓，放置於闢雍（大學）中。
朝代更迭，每逢戰亂，石鼓幾度散於民間，直至盛世時重現。1933年，國事跌宕，風雨飄搖。為防國寶被日寇掠走，在時任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的組織下，每面重達一噸的石鼓加入了一場曠世文化長徵——故宮文物南遷。路阻且長，難以想像這一面面碩石如何輾轉千裡，躲過大半個中國的炮火，由北京遷徙到四川峨眉縣西門外武廟。這次世界文物保護史上的奇蹟，再次重演了石鼓的傳奇身世，直到新中國成立後，這十面凝結了華夏文明起源的千年石鼓重又在北京故宮博物院銘刻館安下了身。
缶翁鐵筆，海派新風開
在石頭上刻字是世界上許多民族在早期使用的記載方法。「石鼓文」是中國現存最早、文字最多的石刻文字。中國的古文字從殷商（甲骨文）到西周，已具有非常成熟的文字體系，西周金文自成、康之後，達到了極高的審美水平。「石鼓文」所代表的秦國文字被公認是忠實地繼承了西周金文的演變與審美意識，體態堂皇大度、圓活奔放，氣質雄渾，剛柔相濟，有的結體對稱平正，有的則參差錯落，唐書法理論大家張懷瓘就曾將「石鼓文」譽為「倉頡之嗣，小篆之祖」，列之為神品；故而，唐宋以來，凡擅長篆書的書法家，無不崇尚「石鼓文」的書體。繼明清之際的「八大山人」朱耷先開後來對石鼓文書法「寫意性」書寫之先河後，改良派領袖、近代著名書法家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中一語定乾坤：「石鼓既為中國第一古物，亦當為書家第一法則也。」
到了清代後期，隨著先秦金石文字、秦漢碑版出土日多，帶來了金石學的興起，「碑學」因之興盛，篆書逐漸成為清代書壇的發展主流，篆書大師們莫不對學習大篆和小篆的津梁——「石鼓文」頂禮膜拜。其中，精研石鼓書法，以數十年精力盡瘁於此而終至專精獨擅的，莫過於缶翁吳昌碩（1844-1927）。他常年臨習石鼓文，「一鼓寫破諸藝通」，將爐火純青的線條，靈活地應用於其書法繪畫和篆刻藝術。
唐初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等在看到石鼓文的 「打本（拓本）」 後，皆驚嘆石鼓文篆刻的「古妙」，且習而難得。被譽為「石鼓篆書第一人」的吳昌碩到30多歲才開始臨摹學習石鼓文，日日揮毫，刻苦揣摩，花十二分力氣，毫不氣餒。60歲那年，缶翁臨阮翻天一閣本石鼓書，仍自覺不滿意，但漸入「一日有一日之境界」，就這樣，到了古稀之年，他不再拘泥於原版石鼓而自成面貌，終成一代大師。據說，吳昌碩在他八十四歲臨去世那年，總結自己畢生致力石鼓書法的經驗體會說，「獵碣文字，用筆宜恣肆而沉穆，宜圓勁而嚴峻。」可稱，鍥而不捨，方得始終。
吳昌碩的時代，開埠後的城市逐漸走向現代社會的工商系統。社會大背景的嬗變，給予了藝術家新的刺激。他們不再滿足於固守傳統，追求視覺和審美上的革命。後人常以海派重創新為特徵，事實上，在海派出現之前，包括以董其昌為代表的松江畫派，以及周邊的吳門四傑，到吳昌碩，他們恪守傳統並以之為正脈，正如席勒所言，「藝術永恆地回歸原點」，他們溯源傳統謀求創新的特徵非常鮮明。
流傳有序，海上善本現
《石鼓文》唐代已有拓本，可惜未能流傳下來。後則以寧波天一閣收藏的元趙孟松雪齋所藏宋拓《石鼓文》最為聲名顯赫，但亦於鹹豐十年（1860）毀於兵燹。所幸前有海巖張燕昌登天一閣，於乾隆五十二年（1787）作摹本，至嘉陵二年（1797），阮元亦重摹，並在總結張燕昌版本的得失之上，「推究字體，摹擬書意」，終成最得精髓的摹本得以流傳。今朵雲軒藏有缶翁於戊申年（1908）年通臨的石鼓文冊，並有硃筆考釋，在長跋中，有絕句：「劫火已讎天一閣，宏文阮刻費搜羅。漫誇明拓存微字，翠墨張皇雁鼎多」，可見其對於天一閣版本之在意。
念念不忘，必有迴響。
2018年年初，值阮元摹本面世二百二十周年之際，在西泠印社副社長、海上篆刻家童衍方的推動策劃下，首個聚焦明清以來《石鼓文》善拓流傳的大展在天一閣舉辦，明月白露，上千年光陰往來重又回到了起點。亦正是在研討會上，上播專家拋出的「上海博物館又發現了兩個新的晚明拓本」的線索，讓童衍方生發了將展覽擴展、移師上海的念頭。
自藏有清光緒完整十鼓拓本長卷，並在每一頁上都用硃砂題寫了釋文，作為篆刻家的童衍方經年累月研讀石鼓文版本，尤其關注與上海有關的流傳之事。
明大藏書家顧從義，上海人，尤愛法帖，曾經依據未剪裝的北宋石鼓文拓本鎖刻於硯石，雖有一些摹誤的字型，但因是按未剪裝版本，為後來石鼓文原文的復原提供了可靠依據。
而據記載，張燕昌所摹的天一閣版本為上海徐氏移至顧從義位於南市的露香園中，可惜不過數年亦毀於一場火災。
今上海青浦人，清學者王昶在金石考證方面傾盡心血，曾作《金石粹編》，考據石鼓文版本之異同。至上世紀初，西泠印社創始人之一吳隱率友制石鼓十枚；藝苑真賞社（上海古籍書店前身）創始人秦文錦曾藏有宋安國舊藏宋、元、明諸拓本。郭沫若亦在《石鼓文研究》一文中對藝苑真賞社所印本中字句進行了考據。上世紀30年代，馬敘倫蟄居上海期間，又作《石鼓文疏記》，將同時期拓本影印本附於書後，命名為「新拓石鼓文」。
明代中期拓本，因第二鼓第五行「黃帛」二字不損，故稱「黃帛」本，傳世拓本極為罕見。國內已知拓本，上海博物館兩件、上海圖書館一件，相加超過了故宮博物院所藏數量，提及以上，童衍方萬千感慨匯成一句：「石鼓文和上海的淵源不同一般，上海在石鼓文研究上的地位不可小覷。」在此次展覽上，難得示人的安思遠藏本亦在各方的支持與協調下，得以與公眾見面。
石鼓代表了文脈所系，國運所在，文化昌則國運昌，石鼓文所承載的正是自先秦時期所奠定的中華民族的文化內涵——剛健、秩序、進取。千百年來，漢字以一種最簡單卻又最堅定的方式，延續著中華文明。
石鼓齊鳴，在辭舊迎新之際，上圖、上博與上海書法家協會攜手舉辦的這次石鼓文善本新春大展所展示和守護的正是一份和所有人相關的民族記憶。（吳南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