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紀精選」拱宸橋東故事多

本文導讀——

河水木橋、小橋頭、陸家塢、三十間頭、小花園……這些村名對於今天的杭州人來說，聽起來是那麼的陌生，但正如作者孫侃所說：「儘管這些村莊如今已淹沒在繁華街衢中，但它們確實存在過，且仍留著些許痕跡，值得我們揭開歷史的面紗，去瞧個究竟。」

拱宸橋西，現在是杭州人和到杭州旅遊的遊客耳熟能詳的歷史街區，對於一河之隔的橋東，人們幾乎是陌生的，但陌生不代表它歷史上的空白，或底蘊的膚淺，只是我們習慣於把它忽略了。

在孫侃抽絲剝繭般的筆觸裡，拱宸橋東的故事徐徐向我們展開：有風雲，有悲歡，有人物，也有時代的烙印，而這些，正是掩映在高樓大廈和立交橋中的歷史，也許當我們站在拱宸橋東，如果低下頭仔細去聽，我們也許能夠聽到古老土地的低語。（李鬱蔥）

正文從這裡開始——

拱宸橋東三兩村

孫 侃/文

說起拱宸橋，人們早已耳熟能詳。尤其對杭州人來說，在橋上經過也是一件稀鬆平常的事。但許多人對拱宸橋東側這片土地上曾有過的村莊，村莊裡發生的故事，或許不甚了了。事實上，與橋西歷史街區相對比，昔時橋東的座座村莊有著自身的特色、別樣的意趣，歷史積澱同樣深厚。

1.魚米之鄉也曾有過腥風血雨

拱宸橋一帶，在拱宸橋未建之前，尤其是在京杭大運河未把此地作為南端之前，只是一片普通的江南平原水鄉，水稻田、菜地、魚塘中間，零星地散落著若干村莊，人口並不稠密。

清末太平天國運動發生後，距杭城並不太遠的這一帶亦淪陷於戰亂之苦。清鹹豐十一年（1861），太平軍將領李秀成率兵攻打杭州。時守衛杭州的主帥是浙江巡撫王有齡。其時，餘杭、紹興等地已被攻佔，因曾國藩、左宗棠排除異己，拒不發兵，導致杭州「成孤注無可解救」。即便如此，王有齡仍不願輕易投降，而是與眾將官一起竭盡忠良，以一城當百萬軍，堅守達兩月之久，直至十二月廿九凌晨，杭州城終被攻破，王有齡自縊。因守軍抵抗十分頑強，太平軍頗為窩火，隨之在杭城大開殺戒。

據載，太平軍進城後，重點是殺戮旗人，但也殃及漢人。而載淳登基成為同治皇帝後不久，江南連遭大雨，洪水自浙江與安徽接壤的高山衝下，造成錢塘江江堤潰決，浙東地區洪水泛濫，紹興、蕭山、鄞縣等地的百姓頓時陷入生活困境。針對這一情況，清廷發出告示，並組織人員動員，讓沿錢塘江兩岸的受災農戶，遷徙到杭城郊區的農村去墾荒定居，當然包括拱宸橋以東的這片荒地。迄今，居住在拱宸橋東的年長者，還能回憶起祖輩曾經來自哪裡，祖輩當年是怎樣在這裡墾荒的。

由於遷徙過來的農戶越來越多，這片土地又開始復甦，宗教的勢力也漸漸滲透其中。同治後期和光緒繼位後，這一帶的村落裡相繼出現了地母殿、土地廟、財神廟等，美國南長老基督教也在這裡活動，發展信眾。

張勝貴是湖北蘄水人，清同治十一年（1872）來到拱宸橋畔搭茅房而居，修道行醫，當然主要是吸引信眾，布道傳教。據傳，某天張勝貴去村裡布道，一名村婦不慎掉到河裡，他趕緊下水救援，不料村婦得救了，張勝貴卻溺水了。幸虧有一隻雄鷹衝下來，叼住他的頭髮拉扯上岸，張方才脫險。張勝貴精通醫術，為窮苦人看病從不收費，還免費贈送自己採挖的草藥。張勝貴去世後，光緒皇帝敕封他為「張大真人」，慈禧太后亦賜「顯佑仙官」尊號，而村裡人則稱呼他為「張大仙」，還為他立祠建廟，即「張大仙廟」。不過，如今在拱宸橋西三官殿遺址內的張大仙廟系重建，原廟址並不在這裡。

2.村莊散落在河流港汊之間

拱宸橋東，最大的自然村，要算是陸家塢了。陸家塢村位於今上塘高架以東，原舟山東路一帶。據載，這裡最早只有六戶人家，「陸」與「六」在杭州方言中讀音相似，疑音訛。此地為典型的平原水網地帶，並無山塢，那為何還要稱「塢」？是因為這裡最早的地名叫「六家屋」，後又音訛成「陸家塢」。陸家塢村內的主要河流是東西向的姚家壩河，民國年間，有農戶集資，在河上建起一座簡易石橋，稱陸家塢橋。新中國成立後不久，因發大水，此橋被衝垮。後來，政府在原橋址東邊的紅建河上重造了一座橋，被稱之為「陸家塢新橋」。該橋後經多次修整，今仍存。

小橋頭，位於陸家塢之西，拱宸橋之南，今台州路西段的南側。因為靠近運河，這裡地勢更低。這裡更靠近拱宸橋市鎮，明代之後，小橋頭村民與拱宸橋市鎮居民混雜而居，村民主要居住在南側。這裡同樣布滿河流港汊，有一條南北向的小河，即從村莊裡穿過，靠南的一段被稱為「前浜鬥」，有一座小橋名曰「前小橋」，過了此橋不遠，便是拱宸橋市鎮了，故此橋又被喚做「通鎮橋」或「通宸橋」。靠北邊的一段河被稱為「後浜鬥」，河上的那座小橋名曰「後小橋」。正是因為這座村莊擁有兩座小橋，「小橋頭」的村名的確名符其實。

三十間頭，位於陸家塢村之北，東北臨茶湯橋，村莊四周仍是河汊交錯。據說，再早的時候，這裡還是一片沼澤地。清代，有人填了池塘造屋，後來在此聚居的人越來越多，共建起平房三十間，主要是些喝茶、小吃、娛樂等場所，俗稱「三十間頭」。可想而知，三十間頭主要是為拱宸橋市鎮的商貿業提供配套服務的。

與杭州城北其他幾個區塊相類似，拱宸橋東及周邊是典型的江南魚米之鄉，物產豐饒，村民安居樂業，生活自給自足。南宋以後，就有紹興、蕭山、海寧、諸暨等地的農戶來到這裡，擇地安家落戶。也就是說，居住在這裡的農戶本來就來自四面八方。

1949年5月，杭州解放。同年6月，隨著杭州市行政區劃的調整，在拱宸橋東的登雲橋、河水木橋、小橋頭、陸家塢、三十間頭、小花園、惠芳花園等自然村的基礎上，成立了拱宸村，隸屬當時的拱墅區瓜山鄉，土地總面積1.3平方公裡，四界為北靠新開河（已填沒，後浙江麻紡織廠門前，現為湖州街）、東隔蠶花港河、南至江墅鐵路、西鄰運河，部分區域與拱宸橋居民區交叉。1999年，拱宸村經歷了「撤村建居」，改設為拱宸橋街道拱宸社區，而因歷年建設徵地所需，社區的面積也已縮小至0.6平方公裡。

3.「發洋財」的傳說在這裡有過現實版

據傳，直至清同治年間，大運河之東、位於拱宸橋與登雲橋之間的那塊土地仍是荒草叢生，無人居住。某年冬天，有從河南省逃荒過來的楊姓、倪姓兩戶，以及從浙東方向過來的沈姓一戶，在這塊荒地上駐足下來，開荒種地、造屋起炊，漸漸安頓下來。

中日甲午戰爭之後，所籤訂的不平等條約《馬關條約》規定，新開闢杭州作為通商口岸。起初，日本人試圖在湧金門旁的西湖邊開闢租界，遭到清政府的拒絕，只同意把杭州城北15裡處、拱宸橋以北、京杭大運河東岸劃為外國人公共居留地，清政府保留行政管理權。1896年9月27日，中日最終籤訂《杭州塞德爾門原議日本租界章程》，劃定了面積1809畝的「福連塞德爾門」（Foreign Settlement）外國人居留區，其中北半部約900畝為日本人居留區。從此，拱宸橋東除了出現了日本人的身影，還有別國的「洋人」在此出沒。

拱宸村程建華老人回憶，當時傳說幾個「洋人」來到登雲橋附近，欲徵用若干土地建房，開設商號。他們輾轉找到了楊、倪、沈這三戶人家。儘管這三戶人家手中沒有地契之類的東西，但「洋人」們仍認為他們是這方土地的主人。就這樣，楊、倪、沈（其時，沈姓一戶兩兄弟已分成兩家）共四家都從「洋人」那裡獲得了一筆土地使用款。這筆款子是由「洋人」支付的，從此，杭州話中 「發洋財」這一說法有了現實版。

有了這筆「洋財」，沈、倪、楊各家便在登雲橋東的大同街（今麗水路自登雲橋至拱宸橋路段）上建造了一批房屋，以房屋租賃的方式賺錢。他們這幾家確實也遇上了好時候，因為拱宸橋水陸商埠的開發，使得這一帶商貿業十分興旺。當時，登雲橋河下有多家販牛的與賣牛肉的店鋪在此開業，俗稱「牛道」，大同街東側則開起了正豐、茂豐等商行，大通客棧等旅館、煙糖、茶店等商鋪林立。不少店主租用的便是沈、倪、楊他們幾家的房子。可想而知，他們的收入不斷上升，也融入了拱宸橋畔的市井生活。

可惜到了楊、倪、沈家族的第三代，情況就開始變化了。這一代人不珍惜已有的富裕，開始大肆揮霍。如沈姓的第三代，每年都會邀請杭、嘉、湖一帶的愛鳥者開「鳥會」，每次「鳥會」舉辦，登雲橋河下的船總是黑壓壓地一大片，至少有百艘大小船隻，而且這「鳥會」還特別的長，每次都會開上半個月。這半個月中，吃、住、玩全由沈家免費提供。旁人看著都在搖頭：「這可是能把沈家吃坍的啊！」另外的兩個家族也是如此。結果，加上戰亂等因素，他們幾家的財富很快消耗殆盡，到了第五代時，生活質量甚至還不如別的普通人家，那個「發洋財」的故事已經非常遙遠了。因此，杭州話中的「發洋財」既有「賺落地道兒」（因為運氣而撿到便宜）的含義，也有著來得容易、去得也快的意思。

4.曾經的「浙麻人民公社」和「躍進大隊青年生產隊」

1958年10月5日，浙江麻紡織廠與瓜山鄉四個生產合作社正式成立「浙麻人民公社」。此前的1957年1月，拱宸村已被改名為「光明六社」，隸屬瓜山鄉。「浙麻人民公社」成立後，拱宸村被更名為「浙麻人民公社農業大隊第一連」，後又被更名為「躍進大隊」。顯然，這是一個工農聯合、城鄉合一的人民公社。在當年，成立這麼一個人民公社，在社會上頗具影響。

「浙麻」是「一五」時期重點建設項目，曾是我國乃至亞洲最大的黃麻紡織廠，廠區佔地達800畝，1950年8月1日正式投產。數字表明，直到1985年，「浙麻」已為國家創造了13.2億元的利稅，所創利稅總額可再造40多座同等規模的黃麻紡織企業。不過，更重要的是，「浙麻」當年的成功，給所有的人以建設社會主義的巨大信心。據《浙麻志》記載，「浙麻人民公社」成立後，工農群眾曾經一起制定了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發展規劃，但不切實際的設想到頭來必將是一場空。次年6月，這個僅存在了半年多的公社被撤銷，早早地結束了它短暫的歷史使命。

不過，在那個熱血澎湃的歲月裡，拱宸村農民不懼辛苦、戰天鬥地的勇氣，無疑令人欽佩。金榮坤老人回憶，當時村裡有一支由共青團員、骨幹力量、部分優秀青年組成的「躍進大隊青年生產隊」，共約30人。這支隊伍中還有4對新婚夫婦，所有的隊員都住在約100平方米的草屋裡，任務是對「浙麻」廠區東北角180畝荒地實施「園田化」。這塊荒地久未耕作，高低不平，加上「浙麻」建廠時有不少建築垃圾傾倒於此，給「園田化」帶來極大難度。青年生產隊挑來一擔擔泥土，填平荒地，開挖兩條水渠，又將雜草河泥及大隊提供的少部分豬、羊糞，裝在一起進行腐爛，鋪在荒地上用作漚肥。所有工作都採用人力，真可謂人拉肩扛。

1958年端午節前後，墾荒進入了高潮。青年生產隊以「小雨不停工，大雨往前衝」「和風細雨當天好，一天當作兩天用」「小傷小痛不算啥，咬緊牙關不退縮」為口號，經歷了五天五夜的連續苦戰，徹底完成了這次墾荒任務。過程中，出現了不少感人場景：

隊長趙來富兼做耕牛操作員，犁田時不慎被劃傷了腳，卻怎麼都不肯告訴隊員，直到傷口紅腫潰爛才被人發覺，但他死活不肯去醫院，因為犁田任務還沒有完成；

生產隊的飯菜由專人從大隊食堂送來，有一次，由於天雨路滑，送菜人將唯一下飯的菜腐乳側翻在溝裡，生產隊員們卻毫無怨言，像吃著紅燒肉一樣吃著「泥拌腐乳」；.

連續苦戰之後，第六天早上宣布暫時休息一天。回家路上，生產隊員們實在太疲倦了，有的人扶著桑樹解小便時，竟呼呼熟睡……

正是靠著這樣的不懈勞作，才使得這塊荒棄的土地重獲新生，當年，這塊土地的糧食畝產就達到了600斤左右。也正是依憑著這樣的努力，拱宸村開墾和改造了不少土地，成為四鄰八鄉羨慕的無荒地村。後來，這些土地大都成了城市建設用地，如上述這塊土地，現在是拱宸橋街道蠶花園小區的一部分。村裡還因「杭絲聯」建造職工宿舍，被徵用了100畝土地。建設煤氣調壓站、紹興路拓寬、拱宸橋地區舊城改造等工程，也都徵用了拱宸村的土地。

5.易方朔，一個滑稽戲演員的嚴肅人生

在拱宸村，滑稽戲演員易方朔應是近代最有名的人物之一，易方朔（1892-1959）本名易樣雲，後因仰慕漢代名士東方朔而改名。10歲那年跟著從商的祖父，從紹興下坊橋遷居到大運河邊的小橋頭村（今拱宸橋街道新昌路旁銀河嘉園小區附近）。

易方朔幼小頑皮，喜歡在街頭看流浪藝人的表演、聽小熱昏講故事，卻疏於上學。久而久之，他從藝人身上習得不少演藝方式和技巧。輟學後，他曾在布莊當過學徒，也在拱宸橋警察所當過輔助人員。因經常聽到有人在背後議論他學歷低、缺本事，十分惱怒，來到廟中向菩薩發誓，一定要混出個人樣。

16歲那年，他偶然認識了上海著名滑稽演員張利聲，兩人一見如故，張利聲同意收其為弟子。其時，「上海笑舞臺民鳴社」這一滑稽戲演出團體剛成立，在張利聲的引薦下，易方朔順利地跨進了「笑舞臺」的門檻，正式開始了演藝生涯。易方朔善於琢磨，更善於向同行學習，進步很快。1926年，在與著名滑稽戲演員王無能同臺演出《寧紹空城計》時，易方朔的出奇和冷噱與王無能的談唱幽默相得益彰，獲得觀眾高度評價，也受到了「笑舞臺」編導鄭正秋（後為明星影片公司導演）的賞識，鄭正秋隨即收易方朔為授業弟子。

經過長時間的探索和磨礪，易方朔形成了屬於自己的一種獨特流派，後被世人稱之為「教化滑稽」，這一流派的主要特點是強調滑稽戲的教化功能，「寓教於樂」，通過觀看滑稽戲，提升人的道德修養。「教化滑稽」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曾享譽於江浙滬一帶。值得一提的是，易方朔還能在《山東馬永貞》中一個人分別飾演四個不同的角色，所扮演的每個人物形象還能做到特點分明、入木三分，這殊為不易。

1928年初，在「民鳴社」和「笑舞臺」合約期滿時，易方朔與在「民鳴社」相識的張冶兒一起，合辦了一家滑稽戲演出團體。因易方朔屬龍，張冶兒屬馬，故稱「龍馬精神團」。兩人一致認為：一個人活在世上，活出樣子來，靠的就是精、氣、神。後來，易方朔和張冶兒又分別組建「方朔精神團」和「張冶兒精神團」，進一步壯大「教化滑稽戲」的演出力量。當然，向來主張的「精、氣、神」一直被傳承，易方朔甚至還把這一主張命名為「方朔精神」。

易方朔從未忘本，他始終記著自己是在拱宸橋邊長大的。成名之後，當他返回拱宸村時，還特意把他父母留下來的幾間舊舍修繕一新，定名為「方朔小村」。他還拿出自己多年的積蓄，在村裡修築了一條約100 米長的道路。在當時，那還是村裡唯一的一條硬面路，被人們喚做「方朔路」。1959年，因常年奔波操勞，易方朔突患腦溢血，經搶救無效，不幸匆匆離世，終年67歲，後與其妻同葬於蘇州靈巖山下。（本文照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