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9月，參加維也納秋季國際博覽會的中國展覽團合影 。中間長者為團長冀朝鼎，冀身後右手邊為 方揚春 。圖／受訪者提供
貿促會往事：「辦展」中的外交風雲
本刊記者/鮑安琪
1952年4月，為了反制西方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封鎖禁運，在莫斯科成立了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同年5月，中國相應成立了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
從那時起，貿促會以辦展覽等方式搭臺，在封鎖之外打開了一條民間外交之路。
不對等的對等協議
貿促會成立後的第一次重要展覽活動，是與蘇聯互辦展覽。
解建群1954年6月從哈爾濱外國語專科學校俄語專業畢業，被派到接待蘇聯來華展覽工作辦公室，擔任俄文翻譯。他記得，當時從各高校調來四十餘人。展會結束後，這些臨時人員被分配往外貿部、外貿公司等單位，其中6人留在貿促會，解建群是其中之一。
解建群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中蘇互換展覽其實是一個不平等的安排。
在蘇聯來華展覽之前，1953年7月，先在蘇聯莫斯科高爾基公園內舉行了中國工農業展覽會。會上，中方突然接到蘇聯商會通知，稱蘇方對中國展覽會使用的展館免收租費，對中國展覽團所住的旅館免收房費，對中國展品在蘇聯境內的運輸和搬運也免收費用。中方以為這是蘇聯老大哥對我們的友好表示，不料，蘇聯商會隨後遞交了一份關於中蘇互換展覽的協議草案，提出「在對等的基礎上」互相免收展館費、旅館費和運輸費。
但這個「對等的基礎」並不對等。因為蘇聯來華展覽會的展出面積要求在2萬平方米以上（中方的展出面積是5000平方米），展覽團人員多達幾百人，展品的數量也多得多。中方負擔的3項費用要比蘇方高出許多倍，且中國只在莫斯科一地展出，而蘇聯要在北京、上海、廣州、武漢4個城市展出。這4個城市都沒有現成的大展館，不得不撥款興建新展覽館。
協議還是被中央批准了。鄧小平副總理批示：只能辦好，不能辦壞。
中國政府撥款1600萬元，在北京西直門外的一片墳地上用一年多時間建起了一座現代化的大型展覽館，稱為蘇聯展覽館（後改名為北京展覽館）。
展覽館的總體設計由莫斯科設計師完成，具有俄羅斯建築風格，對建築材料要求極高。各展廳和餐廳的牆面和柱面用不同顏色的大理石板裝飾，只能到雲南等省區尋找符合要求的大理石。高聳入雲的金色金屬塔要使用大量黃金，採用傳統的鎦金工藝加工。塔尖的紅星和門廳上方的圖案需用特質玻璃，中國實在無法加工，只能讓蘇聯按圖紙加工後運到北京來鑲嵌。
此外，上海花1600萬建了中蘇友誼大廈（後改名為上海工業展覽館），廣州、武漢各花400萬建了場館。
1954年10月2日，蘇聯經濟及文化建設成就展覽會在全國人民向蘇聯老大哥學習的熱潮中開幕。蘇聯和中國的黨政領導人悉數出席，盛況空前。
1959年9月的維也納秋季國際博覽會上 ，冀朝鼎陪同奧地利副總理布魯諾·皮特曼參觀中國館。右一為冀朝鼎，左一為錢二鴻。圖/受訪者提供
雖然花了錢，但展覽確實讓中國觀眾大開眼界。鐵道部工程技術人員經過六七次參觀，解決了在機車定型和改造方面的許多問題。《天鵝湖》等6大名劇全套搬來，更是讓觀眾大飽了眼福。配合展覽開業的莫斯科餐廳受到熱烈追捧，只能憑票排隊就餐。俗稱「老莫」的餐廳見證了中蘇從蜜月到決裂到復甦直至蘇聯解體的全過程，至今依然開著。
「見本市」
1955年，中日之間首次互辦了展覽。這次活動是由日本「國貿促」與中國貿促會共同促成的。
日本「國貿促」，全稱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1954年成立。處理日常工作的事務局，實際上以日共黨員為主。
會長村田省藏是大企業家，二戰時曾出任近衛內閣大臣、日本菲律賓派遣軍最高顧問，戰後被定為戰犯，被美國佔領軍關押後獲釋。戰前曾在上海經商9年的他關心中國和亞洲問題，反感美國，也不喜歡蘇聯。
為了親眼看看共產黨當政下的中國，村田於1955年1月訪華。此時正值日本首相鳩山上臺，新內閣提出了同蘇聯和中國建立正常關係的外交方針。
不巧貿促會主席南漢宸和秘書長冀朝鼎都在病休，中共中央國際活動指導委員會於是和對外貿易部商議，補充任命外貿部副部長雷任民和天津工商聯主任委員李燭塵為貿促會副主席，出面接待村田一行。其間，周恩來同他談話5個小時，令他很受觸動。
在日本「國貿促」的運作下，1955年10月，首先在東京和大阪舉行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品展覽會」。
在東京的晴海埠頭、大阪的堂島空地上臨時建起的中國展覽館，每天人潮湧動。最要緊的工作是安保，重點是保護五星紅旗，因為日本右翼和臺灣方面都在伺機破壞展覽。日本友人和愛國華僑日夜值班，護持國旗。展覽吸引了大量對新中國抱著強烈好奇心的日本市民。日本一些中小學當做上「社會課」，組織孩子們去參觀。
第二年，在北京和上海舉辦了「日本商品展覽會」。「商品展覽會」的日文名稱是「見本市」，直譯為「貨樣攤」，不雅，於是按中國習慣稱「商品展覽會」。
籌備展覽時，面臨著一些敏感問題。
首先是要不要掛日本國旗。有些市民向接待日展辦公室提出抗議，措辭激烈，堅決反對懸掛「膏藥旗」，海報上的日本國旗也常被人撕破。周恩來指示，既然是日本的展覽會，就要允許懸掛日本國旗，而且要派人加以保護，對群眾要做解釋工作。
另一個問題是，展覽場館高懸著「蘇聯展覽館」這五個金光閃閃的大字，還有一個巨大的蘇聯國徽，16個拱形門上懸掛著蘇聯16個（當時的數字）加盟共和國的國徽。開幕前幾天，雷任民向周恩來匯報日展接待情況時提出了這個問題，周恩來當即批評他為什麼不早提出，要他立刻設法加以遮蓋。中方組織突擊施工，用一個巨大的和平鴿圖案和16個日本名勝圖案將原來的標誌物覆蓋，工程趕在10月6日下午開幕前幾個小時完成。
開幕日當天早晨，毛澤東去西郊機場為印尼總統蘇加諾送行，坐車路過展覽館，突然決定到展覽會看一看。日展接待辦公室接到電話通知，立刻沸騰了。動作敏捷的日本隨團記者比新華社記者來得更早。
毛澤東興致很高地走遍展臺，稱讚展覽辦得很好。他還說，希望同日本建立正常關係，也希望同世界各國，包括美國在內，建立正常的友好關係。「我這一代同美國政府關係不好，我上『西天』以後，我們的兒子一代可能好；再不好，孫子一代總會好起來的。」
展覽會期間，中日雙方貿促會的主要領導人在北京發表了《關於進一步促進中日貿易的共同聲明》。1956年，中日貿易額達1億美元，為50年代的最高紀錄。
遭遇「波茲南」事件
1956年，中國貿促會參加了在波蘭舉行的第25屆波茲南國際博覽會。中國館是一個獨立場館，面積4000平方米，是外國館中最大的館。展出一開始很順利，貿易活動也很活躍。
6月28日早飯後，展覽團從住地出發，三三兩兩朝會場走。這段路不長，步行不到20分鐘。快到時，他們看到一支隊伍在馬路中間朝著同一個方向沉默地走著。隊伍很長，多是工人模樣，沒有打旗幟，也沒有喊口號。
解建群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當時不知道遊行隊伍要去哪裡，也不敢問，只是心裡疑惑，社會主義國家怎麼還鬧罷工。
9時左右，博覽會剛開門迎客，就傳來了槍聲。站在博覽會院內可以清楚地看到大批人群聚在同一條街上另一側的警察局大樓前，槍聲越來越緊，街上亂成一團。
解建群等不知道，他們目擊的，就是震驚世界的「波茲南事件」。
事情的起因是，波蘭政府改變了工資制度，大部分工人工資下降，波茲南採蓋爾斯基機車車輛製造廠的16000名工人首先提出增加工資和減稅的要求，但政府想在博覽會結束後再處理此事，拒絕談判，由此引發了當天的大罷工，繼而演變成大騷亂。
各展館都閉館了。突然，一顆流彈穿過玻璃打進了中國館，將展櫃玻璃打了一個洞。展覽團領導決定，全體進入地下室，只留翻譯方揚春和另外一兩個懂外語的人在上面。
方揚春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外面不時有槍聲傳來，他躲在柱子後面，親眼目睹了在中國館前臺階掃地的一位波蘭本地清潔工被流彈擊中身亡。
到下午，事態不但沒平息，反而成擴大之勢。展覽團決定先撤回住地再說。
展覽團僅有的一輛華沙牌小轎車打頭，20多人緊跟其後。大街上到處都是槍聲，根本鬧不清誰打誰，一片混亂。
回住地路上有一座橋，是必經之路，橋下槍聲響成一片，煙霧瀰漫。小轎車被幾個穿便服、手持衝鋒鎗的人截住了，勒令車上的人下車，說車子要被徵用去拉傷員。翻譯趕緊說明，這是中國展覽團用車。對方一看都是中國人，態度立刻緩和下來，很有禮貌地放行了。
大家警惕地行進，但並不特別害怕，因為到波蘭之後，發現波蘭人對中國人極為友好。
下午三四點，波蘭軍隊開進波茲南市。軍車、坦克出現在街頭，戰鬥機低空掠過屋頂。傍晚，兩輛坦克開進中國展覽團所住的波蘭軍官俱樂部，機槍就架在他們所住的三樓的樓梯口，守衛他們的安全。
第二天，博覽會照常開館。不過，蘇聯館閉館了，一位負責人還請求乘坐中國展覽團的汽車去機場回國。
再過一天，局勢漸漸緩和。中國駐波蘭大使王炳南率使館官員開車抵達波茲南看望大家，看到人一個不少、展品一樣沒丟，稱讚大家臨危不懼，維護了祖國榮譽，並囑咐大家回國後不要亂講，說這是一條紀律。
在波茲南的展覽結束後，他們又轉赴保加利亞，參加普羅夫迪夫國際博覽會。沒想到，展畢回國時，又遇上「匈牙利事件」。
受波茲南事件及蘇聯不武裝幹涉的讓步政策的影響，10月23日，匈牙利爆發了聲援波蘭的遊行，拉開了匈牙利事件的序幕。在這一事件中，中國展覽團的部分展品和布置品在途經匈牙利時全部丟失了。幸好展覽團人員已經莫斯科先期回國了。
「冀老」
1959年9月，中國貿促會參加了第70屆維也納秋季國際博覽會。這是新中國第二次到奧地利辦展覽。由於奧地利共產黨力量比較強大，奧地利常被中國作為通向西方的一個通道。
奧方允許中國懸掛國旗，奧地利副總理布魯諾·皮特曼也前來參觀。在兩國沒有外交關係的情況下，這是很不容易的。
9月10日下午，一個便衣警察突然帶著幾個人來中國館，找德語譯員錢二鴻。因錢二鴻不在場，對方遞給其他工作人員兩張紙，一張是要求錢二鴻第二天上午9點出庭的傳票，一張是沒收展出的火炬牌打火機的批准證。
原來，錢二鴻曾接待過一個奧地利人，對方稱對中國打火機感興趣，想洽談訂貨。他給對方寫了一個條子，讓對方去找相關經辦人，由此留下了自己的名字，成為了被告。
展覽團團長冀朝鼎聽到匯報後，感到事態嚴重，當即指示擔任中國館館長的李兆離，第一將原件抄下來後退給警察，表示不能接受；第二火速找到錢二鴻，要他先躲起來；第三通知展團人員拒絕交出任何展品，可推脫說有事請找博覽會當局。
對方前來交涉時，冀朝鼎說，任何人從中國館拿走展品都將被視為偷盜；中國未參加國際專利保護的有關協定，別國的專利法律對中國無約束力。
在中國駐瑞士大使館的協調下，當晚，方揚春陪同錢二鴻連夜去了奧地利東西方貿易委員會副主席赫斯林格家中暫避。赫斯林格身兼南美一個國家的領事，有外交豁免權。
經奧地利工業協會秘書長陶新的協調，原告最終同意撤訴。
後來總結經驗，大家覺得這雖是一場政治性的鬥爭，但從展團自身來說也有漏洞，對國外的專利制度缺乏了解。這批展品是先在匈牙利展出的，當時展覽團已收到國內通知，稱火炬牌打火機有仿造嫌疑，在奧地利不必展出，但經辦人由於責任心不強，導致打火機依然展出了。
方揚春回憶，事件發生後，當地不少報紙上出現了對中國不利的聲音，大家覺得處境比較危險。展覽結束後，奧地利共產黨中央派了好幾個人專門護送代表團，在火車上一直站在車廂的兩頭把著門，直到把代表團安全護送到匈牙利才離去。
方揚春說，當時幸虧有冀朝鼎，否則法院傳票看不懂，對專利和法律知識一無所知，說不定稀裡糊塗就進了洋監獄。通過這次事件，他親眼看到冀朝鼎的人脈資源、國際活動能力和豐富的鬥爭經驗。「在最危急的時候，我們這些小青年一想到有冀朝鼎在，心中就有底。」
參加這次展覽時，方揚春已成為冀朝鼎的最後一任秘書。從貿促會成立起，冀朝鼎一直主持貿促會的日常工作。方揚春說，冀朝鼎是黨內有名的 「三通」幹部（英語通、美國通、國民黨通），大家都稱他「冀老」。其實從年齡上講他不夠「老」，但如果從健康上看，他確實未老先衰，鬢髮過早地白了，牙齒也有些脫落。
冀朝鼎1927年就在國外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但對外一直以民主人士的面目出現，連方揚春都是在給他當秘書的過程中才逐漸發現他的黨員身份的。方揚春坦言：「他的很多事情我到現在都不知道。有時周恩來辦公室、陳毅辦公室、中共中央調查部會直接打電話讓他去。我後來才漸漸明白，他不是單純的經濟學家。」
冀朝鼎作為外貿部黨組成員，每個月要去外貿部開會，但一些人把他當做「黨內民主人士」「洋人」看待，對他不太客氣，還曾公然下令不準他用英語與外國人談話。冀朝鼎曾對方揚春說：「我最怕到外貿部去開會，特別是有的人一講話，我的血壓就要升高。」
1963年8月8日上午，冀朝鼎由國務院開會回來，異常興奮。在這個會上，廖承志宣布，貿促會今後改由國務院外事辦公室直接領導。冀朝鼎感到這下工作更好做了，回到辦公室後立即召開會議進行了傳達。會前，他還交待了方揚春一系列工作，因他即將訪問阿爾及利亞，由阿回來後還要出訪墨西哥，忙得分秒必爭。
就在這個過程中，他突然頭暈倒地。送醫院搶救無效，於次日中午因腦溢血去世，去世時年僅60歲。
據說，周恩來曾在國務院全體會議上動容地說，冀朝鼎對革命事業的貢獻要比某些在座的同志大得多，這話讓很多人深為震動。悼詞送審時，周恩來親筆加上了一句：「尤其在秘密工作時期中，他能立汙泥而不染。」
「文革」中的科威特展
1966年11月，赴科威特展覽團20餘人分批出發。
這是一次特殊的展覽。這個由薩巴赫家族統治的伊斯蘭國家1961年剛獲得獨立，宗教、政治情況複雜，不僅沒有中國大使館，也沒有新華社等任何中方機構，相反有國民黨的「大使館」四處活動。
展覽團出發時，「文革」已經開始，人人手攜紅寶書，胸佩毛澤東像章。
展覽場地是科方免費提供的。按慣例，要懸掛兩國元首像，現在該掛誰的？離開祖國已兩個月，當地又無上級領導可請示，電話也打不通，也不知該打給誰，因為到處都被造反派奪了權。最後，展覽團研究決定，不掛元首像，只掛兩國國旗。
但開幕那天，科方堅持要掛國王像，說這是他們歷來的做法。毛澤東是黨中央主席、周恩來是國務院總理，和科國王並掛似乎都不合適，最後決定，還是掛劉少奇像。因為他雖然被「打倒」，但仍然是國家主席呀。
展覽會閉幕後，展覽團正在緊張地收攤，突然看到英文版的《每日新聞》報第一版左下方一個大標題寫著：「中國經濟貿易界權威人士南漢宸在文革中自殺身亡。」消息來自東京。當時，展覽團領導怕引起混亂，沒敢馬上將這個令人悲痛的消息向大家傳達。
展覽一小步，中美、中蘇關係正常化一大步
進入70年代，貿促會的工作漸漸恢復。尤其是尼克森訪華後，北京出現了西方來華辦展的新高潮。
但直到1980年，中美才第一次互辦展覽。因為這中間橫亙著一個兩國凍結資產的歷史問題。中美建交後，這一問題才解決。
1980年9月至12月，中國經濟貿易展覽會先後在舊金山、芝加哥和紐約舉行。卡特總統派私人代表出席了在舊金山的開幕活動，並發表賀詞說：這是兩國關係正常化以來在前進的大道上邁出的有意義的一步。
由於是初次舉辦，也出現了一些意料之外的情況。觀眾不夠多，遠未達到100萬的預期人數。美國的勞工保護法管得展覽團人員什麼工作都不能做，各個工會組織堅持要中方必須僱傭其工人，否則就要組織遊行示威。中方為此付出大筆勞務費，總計達90萬美元。展覽會上還丟失了價值4萬多美元的展品。
展覽會也成為中蘇關係正常化道路上的一個重要節點。
1986年7月，貿促會受命赴莫斯科舉辦中國經濟貿易展覽會，並在北京接待蘇聯工業貿易展覽會。這是1953、1954年兩國互辦展覽30多年後的第一次。
中國展覽團團長由時任貿促會宣傳部部長解建群擔任。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當時中蘇關係處於比較微妙的階段。辦展既要宣傳中國的改革開放，促進中蘇關係的逐步恢復和發展，又要在政治上繼續保持對蘇壓力，不能一味地擺出友好姿態，這個分寸是很難拿捏的。
莫斯科方面同樣拿捏著分寸。各大報都登載了中國展覽會開幕的消息，但都比較簡短，不冷不熱。
不過開幕第二天下午，蘇聯詩人維爾什寧來參觀後，主動找到解建群，透露說，戈巴契夫已飛往遠東，即將發表重要的政策講話，主要是說給中國人聽的。他認為，戈氏選擇中國展覽會時發表這一講話，並非巧合。
果然，兩天後，戈巴契夫在符拉迪沃斯託克發表公開講話，呼籲中蘇儘快實現關係正常化，並表示願與中國領導人會晤。鄧小平也做出了回應。1989年5月，鄧小平和戈巴契夫在北京會晤，中蘇關係實現正常化。
1990年，解建群擔任了貿促會副會長，1997年退休。他覺得，貿促會在中國實行對外開放前作為窗口的特殊歷史使命已經完成了。
方揚春感嘆：「貿促會不做貿易，而是為做貿易牽線搭橋。別的機構、部委做不了的事，就通過貿促會來做，做了很多別人不知道的『小事』。」
如今的貿促會，不再做這些「小事」，而更多的是做著專業的事。
貿促會促進部世博處副處長方可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自1982年起，貿促會15次在海外組織中國館參加世博會，全程參與了1999年昆明世界園藝博覽會、2010年上海世博會、2019年北京世園會的籌辦工作。
2019年的北京世園會是迄今展出規模最大、參展國家最多的一屆世界園藝博覽會。貿促會是北京世園會的副主任委員單位，除參與組織國際招展、國內參展等，還承擔著組委會聯絡小組辦公室職能，負責組委會日常聯絡和總體協調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