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崗村18戶村民：包產到組、包產到戶
30年前，小崗村的18家農戶為了能吃飽飯，「不在(再)向國家伸手要錢要糧」，率先實行了「包產到組、包產到戶」。他們寫下的這段歷史，拉開了中國農村經濟改革乃至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序幕。包產到戶實現了小崗村的溫飽，但一直沒有解決小崗村的致富問題。近年來，小崗村開始進行以承包製為基礎的土地流轉制度改革，開展多種形式的土地集中經營，探索致富之路。如今18位村民已有逾1/3的人陸續去世，在世最年輕的也有60歲了。「大包幹」帶頭人嚴俊昌和嚴宏昌擔任「大包幹紀念館」名譽館長。
致敬辭
他們胸無點墨，卻以本能擊破烏託邦的狂想。為了吃飽肚皮，冒上殺頭的風險，這是時代的荒謬，卻是普通人躍上歷史浪尖的榮光。一紙驚世駭俗的契約，十幾個莊嚴的血指印，宣告一個尊重人性尊重常識的時代到來了，億萬農民從此告別飢餓。
小崗村30年後重受關注
沉寂多年的小崗村再起喧囂。
金秋時節，胡錦濤在這裡留下一句可能改寫中國農村命運的話：「允許農民以多種形式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發展適度規模經營。」
租地建成的葡萄園、蘑菇大棚，養豬場，這些在小崗村已成舊聞的故事，作為土地流轉的模型而被密集報導。
放眼全國，最早踐行土地流轉的並非小崗，最成功的也不是小崗，但作為曾經代表農村新生的耀眼符號，小崗無可爭議地接過新的改革大旗。
如何適度規模經營，胡錦濤以佔地200畝的葡萄園的主人嚴德友為例說，要把土地租給那些想幹事的人。而嚴德友租來的地，是老一輩村民冒著殺頭危險從集體中分來的，其中包括他的父親嚴俊昌。
錯字連篇的「生死契約」
30年前，小崗村還是一個生產隊，共20戶115口人，過著「吃糧靠返銷、用錢靠救濟、生產靠貸款」的「三靠」生活。無論老幼，大多出遠門討過飯。
更為悽慘的故事還在前頭，大躍進和3年大饑荒，小崗村餓死了近一半人，有幾戶乾脆死絕。整個鳳陽縣，官方記錄是餓死9萬人，而死裡逃生的老人們說10萬都不止。在那場劫難中，嚴俊昌的二弟也差點歸西，救命的一把白面還是村幹部特批的。
窮則變，變則通。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後，沒什麼政治理念的18名小崗戶主在一份錯字連篇的「生死契約」上按下鮮紅的手印：「我們分田到戶，每戶戶主籤字蓋章。如此後能幹，每戶保證完成每戶全年上交的公糧，不在向國家伸手要錢要糧。如不成，我們幹部作牢殺頭也幹心，大家社員也保證把我們的孩子養活到18歲。」
當時的幹部有3人，嚴俊昌是其中之一，任生產隊隊長。
事實上，這張載入史冊的契約看起來很不起眼，紙是隨手從小孩作業本上撕下的。現在存放於小崗村大包幹紀念館內的那份，是被官方樹為典型後重新書寫的。
18名戶主還發誓，不向任何人說出去，親戚朋友也不例外，誰洩密誰就不是他娘養的。對於農民來說，這種賭咒有時比摁手印還有威懾力。
一年越過溫飽線
沒有不透風的牆，鳳陽縣、安徽省領導先後注意到了小崗。
時任安徽省委書記的萬裡親自到小崗一看究竟。萬裡三句話後，讓嚴俊昌亂了一年多的心終於稍稍平靜。
第一句：「你是不是共產黨員？」
第二句：「過去生產隊長好當還是現在好當？」
第三句「你們這樣幹，形勢自然會大好，我就想這樣幹，就怕沒人敢幹。你們這樣幹了，我支持你們……現在有人批我們小崗開倒車……地委能批准你們幹3年，我批准你們幹5年。」
汽車行至村頭，萬裡仍不放心，再次招呼嚴俊昌過去：「如果有人查你，你就說我同意的，讓你幹5年。」
幾個月後，鄧小平的一席話，讓嚴俊昌更塌實了些：「鳳陽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大包幹，一年翻身，改變面貌。有的同志擔心，這樣搞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
小崗的確是一年越過溫飽線，大包幹第一年，人均年收入以火箭般的速度躥升，從22元突變為400元，全村糧食總產量，相當於承包前5年的總和。
仍未跨過富裕這道坎
不過，富裕這道坎，小崗至今也未跨過。與同是明星村的南街村、大寨村、華西村(3.75,0.01,0.27%)等相比，更是天壤之別，這讓嚴俊昌無法釋懷，「黨對小崗這麼重視，但小崗人沒創造好，這是小崗人的恥辱。」
從安徽省到鳳陽縣，都希望小崗這塊金字招牌再次發光。自2004年起，小崗不再「崗人治崗」，村支書改由上級部門「空降」，來自安徽省財政廳沈浩是第一任。3年任期即將結束時，小崗村民以按手印的方式將他留下。
築巢引鳳，政府從資金和政策上鼓勵大學生到小崗去創業，種大棚蘑菇就是大學生們帶的頭，論長勢，安徽科技學院畢業的苗娟的蘑菇最好。
蘑菇與葡萄能否將小崗推入富裕村之列，典型人物和非典型人物的說法大相逕庭。
按嚴德友的核算，種一畝葡萄的收益相當於種六七畝稻子。即使扣除土地租金和人工費用，仍比以前多賺許多。嚴付昌有5畝葡萄地，從2001年到現在，種葡萄的收益比種傳統農作物好一點，但很費力，還不如打工划算。嚴宏昌家裡種過10畝葡萄，後來全都挖掉了。
嚴付昌、嚴宏昌都是嚴德友的叔叔。他們說，嚴德友的200畝葡萄，有120畝是去年擴建的，因為政府每畝補貼1350元。但對於小種植戶，沒有任何補貼。如果失去特殊扶持，葡萄很難在小崗長久紮根。小崗種葡萄，政治意義大於經濟收益。
被光環籠罩多年後，嚴俊昌現在更看重錢袋子。在新一輪農村改革中，他希望小崗村能真正崛起。
●1978年底，安徽鳳陽小崗村18戶農民的「大包幹」成為中國改革的一個起點
●而今，感受到小崗村發展瓶頸，當年帶頭人開始重新考量集體化經濟道路
講述人：「大包幹」帶頭人嚴俊昌
年齡：67歲
當時身份：小崗生產隊隊長
我當時的決心就是，管它倒黴不倒黴，社會主義的車往前拉還是往後拉，只要大家能吃飽飯就行。哪怕能吃一頓飽飯，拉去殺頭也就滿意了。
小崗村
1978年以前，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是全縣有名的「吃糧靠返銷，用錢靠救濟、生產靠貸款」的「三靠村」，每年秋收後幾乎家家外出討飯。1978年底，小崗村18戶農民搞起了「大包幹」，正式揭開了中國農村改革的序幕。至1984年，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全國普及推行。
嚴俊昌家再往前一公裡，就是小崗村「大包幹紀念館」。每一周，嚴俊昌都要到那裡坐一坐，今年67歲的他是紀念館的名譽館長，常常要向前來參觀的各路人馬介紹當年按血手印分田到戶的經歷。
1978年底，安徽鳳陽小崗18戶不想餓死的農民在一起賭咒發誓，籤下分田到戶「生死契約」，關閉了一扇門，又開啟了一扇門。1978年12月22日通過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上還有「人民公社要堅決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制度，穩定不變」字樣，而這18個大字不識一籮筐的農民，偷偷摸摸想走得更遠。嚴俊昌是當時小崗生產隊的隊長，他出於求生本能做下的決斷，震驚高層，並終獲認可，「中國改革第一村」由此誕生。「不但沒有槍斃我，還表揚我。」嚴俊昌也感到一個新時代來臨了。
中國的改革開放始於農村，嘗到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甜頭之後，才進一步「農村包圍城市」，放權讓利到全國。小崗村的「大包幹」是中國改革的一個起點。在接下來的時段，這個明星村落不斷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關照，但它也無可逃避地像其他村落一樣，經歷陣痛：亂收費、盲目發展村辦企業、幹群衝突……甚至於這些當年冒著殺頭危險共患難的老人，也開始紛爭不已。「大包幹開始時村裡沒有一個反對的，後來日子過好了，爭權奪利，18戶人家鬧了那麼多矛盾。」嚴俊昌對南方都市報記者說。
無論如何，日子的確更好過了。但嚴俊昌也感受到小崗村發展的瓶頸，和村裡的其他帶頭人一樣，他開始重新考量集體化農莊的可能性(並非是對「大包幹」的一種簡單反動)，並對強人政治迷戀不已。這註定是一個無法取得共識的觀點。不過，也沒什麼可大驚小怪的。改革開放在它的而立之年，未能「不惑」，在新的路徑選擇面前，或許我們唯一可能的共識就是：繼續堅持改革開放。
三年「大躍進」，小崗120多人餓死了67人
我二弟快要死了。我們找到幹部批了一把面，三四兩，打成麵糊子，他餓得牙關都緊了，沒有力氣張嘴，我們撬開牙齒餵給他吃，才救活了他。我們莊上有戶人家，九口人全餓死了。1958年開始「大躍進」，1959年就開始餓死人。小崗一共才120多人，三年「大躍進」，餓死了67人，死絕了6戶。當時的農村，可以說家破人亡。
不只是小崗餓死人，全縣都餓死人。鳳陽縣紀念館說死了9萬多人，實際10萬人也不止。一直到1978年以前就沒有吃過飽飯，但幹部有的吃。幹部怎麼沒有餓死的？如果黨員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要死也是死這些黨員幹部啊，在那個時候，我就認為黨風不正。
那幾年風調雨順，還假大空說「天災」。「刮五風」，蠻幹，莊稼還沒有熟就收割了，一畝地撒幾百斤種子，太密了，糧食浪費了，地裡也不產糧了，還繼續放「衛星」。幹部胡作非為，50多歲的村民，餓得拄著拐棍去犁田，田沒犁好。幹部說，你這麼大年紀連田都犁不好？用棗木棍，把人打得第二天抬回家就死掉了。
1961年以後，因為餓死很多人了，就解散了大食堂，不再幾個生產隊一起吃飯，開始以生產隊為單位。從那時起，小崗就一直是吃糧靠返銷、生產靠貸款、生活靠救濟的「三靠隊」，衣食住行都靠國家。
大家勞動的積極性不高，生產隊的土地都荒掉了，沒有人幹。大家吃不飽飯，沒力氣幹活，一頓不吃，兩頓不吃還能扛得住，三天不吃哪來的力氣？農民的積極性被領導挫傷得太厲害，三年餓死那麼多人，大家對幹部多少有點看法，所以生產就一直搞不上去。那個環境下，也可以說是政策不好，瞎指揮，有的工作組到小崗來主要就是抓「鬥私批修」，他們認為生產搞不上去主要是人的思想問題沒解決。一天到晚就是搞什麼思想學習啊這些道道，也沒時間幹活。生產隊就一搞一年空。
小崗那時跟附近幾個村都一樣，大家都出去要飯，也沒人幹活了。南來北往，聽說哪兒好就去哪兒。那個時候在家呆著的吃樹葉什麼的快餓死了，在外面討飯多少能要點吃的。
1962年，我還是普通生產隊員，受劉少奇的影響，我開始萌發了單幹的想法，當時沒有公開，在小崗挖了些自留地，大家積極性很高，但是那時劉鄧路線受到了批判，種了之後不準收。
不做餓死鬼，18戶按手印「包產到戶」
我從1962年開始當生產隊副隊長，後來當了隊長。我在那個時候多少有點看法，我們黨明明看到國家的現狀，在那個環境下，為什麼沒有一個共產黨員敢出來頂這個責任，說句真話呢？我就一直想不通。雖說黨解放了全中國，但中國人民餓死了這麼多，仍然還是抱著老路子。要是一直那樣走下去，可以說是自取滅亡。
1971年起以生產隊為單位，但生產還是搞不上去。大包幹前，整個村年產糧徘徊在3萬斤左右，100多人，每個人一年才分到100多斤糧食，根本不夠吃，那時什麼樹皮、青野菜、葫蘆秧等田中的作物，只要能吃的都吃了。如果不走「大包幹」這條路，我自己、我家的老婆孩子都要餓死。
我從1978年開始，走訪了幾個老同志討論怎麼解決小崗的溫飽問題，也就是怎麼救活大家的命。1978年底種麥的時候，幾個老同志就說，「只有分田到戶，但這條路是走不通的，劉少奇都被打倒了。」我當時的決心就是，管它倒黴不倒黴，社會主義的車往前拉還是往後拉，只要大家能吃飽飯就行。哪怕能吃一頓飽飯，拉去殺頭也滿意了。做飽死鬼強過做個餓死鬼。
剛開始我們打算，一個生產隊分成兩個組，如果積極性高就接著幹。但分兩個組還是有小集體，多少還是有一點矛盾，有些出勤不出力。後來兩個組分成八個組，生產隊一共120口人，18戶，8個組分幹就是基本到戶了。但還是不行。最後就徹底包產到戶。
當時大家按了手印，為什麼按手印呢？有老人家提醒我「俊昌，你這個路是走不通的，到時候要成千古罪人」，讓我召集大家，問清楚如果這條路走不通是不是會怪我。
我覺得老人們說得有道理，就把大家找來，先說要解決溫飽問題只有走包幹這條路。我就問他們如果走不通，可怪幹部？幹部倒黴怎麼辦？大家討論後就說「如果幹部倒黴坐了牢，我們就給幹部送牢飯，如果真的殺頭槍斃，就把他小孩養活到18歲。」
當時也沒有紙，就在小孩念書的本子上撕了紙，大家按了手印，發誓賭咒，任何人不能說，親戚也不能說，誰說出去不是他娘養的。算是大夥互相擔保。保證第一要完成國家的，第二要留足集體的，剩下的才是自己的。
紙包不住火，縣委書記也頂不住了
任何人都不知道，除了我們這18戶。後來紙包不住火，第二年春天的時候，黨委開會就找到我，當時我就擔心出事了，這麼多隊長不找怎麼就找我。到了辦公室，他們就問我是不是搞分田到戶了，說是聽鄰隊反映的。過了幾天，開生產隊大會又找我麻煩，告訴我：不交代的話，種子、化肥等凡是上面供應的都不給我們了。公社也沒有查清楚，說一旦查清楚了要向黨匯報。
從當天開始上面的待遇沒有了。我們這麼多年靠上面的待遇，還是餓死的餓死，餓得吐血的吐血。要想活下去，還是得靠自己，繼續分田到戶。我在小崗問大家可有意見，大家沒有意見，就那麼定了。
第二天，公社黨委書記就把我給看住，開始監督我，意思是說「你不講實話，我一個黨委書記就跟住你了。」連看三天，那三天我啥也不幹，他一天到晚跟著我。到第四天，我向他坦白了。他要立即把我逮起來，我就問他會不會殺我頭，我當時對他說「你放心，就算殺我的頭我也不會誣賴你的。」他就說「就憑你這句話，黨就能相信我？如果先放了你，殺你的頭還管我的頭呢。」
他跑到縣委去匯報。接著縣委書記陳庭元來到小崗，發現我們確實分田到戶了，嘆了一口氣，就批示小崗幹到秋天，說是幹得好再向黨匯報，幹不好收回來。
哪知道沒幹到秋，陳庭元就頂不住了。有人反對，說這樣做沒有文件，小崗在挖社會主義牆腳，開歷史倒車。陳庭元就通過電話會議，讓我們立即並起來。
後來地委書記王鬱昭來到小崗，他找到我家後就問我，你可是嚴俊昌同志？
我說，是的，你是哪位？
他說，我是哪位你不要管，你快帶我看看。
我就上了他的車帶他看了幾家農戶。我家那時分了四五十畝地，種的花生和水稻，我也不記得種了多少，只記得糧食多得沒地方擱了，連床底下塞的都是糧食。當時王鬱昭看了後回去開常委會。我究竟犯了什麼法？要是定我反革命罪的話，那共產黨江山打錯了，死了那麼多人打江山為了什麼，不就是為了中國人民過好日子嗎？所以我的罪就定不下來，結果王鬱昭就說，定罪定不下來，那我們就支持嚴俊昌。然後他又帶常委們來了一次小崗。
萬裡來小崗，問了三句話後說：我批你幹三年
王鬱昭之後就找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萬裡，萬裡也來了小崗。他沒來之前，陳庭元就透底了，說「萬裡要是來了就實話實說吧，倒黴也好，有罪也好，等萬裡來了再說。」
萬裡來了之後，第一句就問我「可是共產黨員」？
我說「不是共產黨員」。
他說了句：好！中國這麼多共產黨員都不敢走這條路，為什麼？怕丟了烏紗帽，丟了官。很多共產黨員他不是為人民的，他為了自己的那個「官」。
萬裡第二句話問我多大歲數，我說37.
第三句話：是過去的生產隊長好當，還是現在的生產隊長好當？
我說，過去的生產隊長不好當。大夥出勤不出力，挫傷農民積極性，總是徘徊在3萬斤糧食左右，常年靠國家。
他說，你這樣幹可有把握？
我說，像這樣幹，不管天災人禍，可以不要國家供應，可能對國家還有貢獻。萬書記可能準我們多幹幾年？
當時萬裡就說，那能幹啊！地方批你幹一年，我批你幹三年。當時我恨不得趴在地上給萬裡磕頭。
萬裡視察了一遍很滿意，臨走時，我問他，「你批我幹可有紅頭文件？地方政府要是找我麻煩怎麼辦呢？」
他說，不錯，我是沒有紅頭文件，誰要是找你麻煩你就這樣問他：「你可以想出什麼好的辦法？如果對我有看法，你能使生活過得比我好，收入比我現在多，做出的貢獻大？」他要是說不出什麼好的辦法，就讓他不要管你，他還得跟你學習。
萬裡的這幾句話真管用，後來有人跟我說，「老嚴，你這樣可還要集體啊？」我說：「你可想得出什麼好辦法呢？我們至今還沒想出什麼更好的辦法。我們至今還沒有找出第二條更好的路，咱們沒有什麼集體的企業，只能這樣一家一戶地幹。」
村民才富一點，就開始亂收費了
1978年沒有單幹的時候只能收3萬斤糧食，單幹後當年就收了18萬斤，一下子就翻了6倍都不止。此後年年有增長(據1994年3月4日《人民日報》《在史詩中裂變的小崗村》，1979年秋收，小崗村的糧食總產由1978年的3.6萬斤猛增到13.2萬斤，人均收入由上年的22元躍升為400元。———記者注)。
以前地也少，全村1000多畝地，除了517畝包產地，其他的都荒掉了，沒有人種了。大包幹後，這些荒地都被利用起來了。人們的積極性都調動起來了，看不到荒草，遍地都是糧食。
這之後就沒有要飯的了。吃飯的問題都解決了，家裡飯都吃不完了，誰還出去要飯呢？單幹之前，生產隊裡都是一些茅草房，我那時四五個孩子，全家就一間房子，屋門都是用蘆稈架的。大包幹當年，我就新蓋了6間茅草房，後來又蓋了好幾次，1993年蓋了磚瓦平房。農業機械、手錶、電視機什麼慢慢都有了。過去糧食都是用扁擔挑，現在都是用拖拉機拉。我們的發展是很快的。雖然說小崗沒有富起來，但從住、穿、吃和機械等方面都進步了很多。
在1978年之前，生產隊生產的糧食每年應交1800斤，小崗一年都沒有交過。歷史上就沒有交過國家皇糧。1979年產18萬斤，我們當年就把國家的皇糧任務完成了。那個時候糧站都沒地方存糧食了，就現蓋糧倉。
開始幾年沒有亂收費，村民才富一點，但不久後就開始亂收費了。
一個部隊的師長來小崗參觀，他到我家，我問「我們這樣(單幹)能幹多少年」？他說「現在老鄧在政，政策不會變，我就怕地方的腐敗政府看你們有了，雖然鍋裡還沒多少，他們就你一勺我一勺把鍋裡給挖空了」。
當時我還不信，後來他的話就變成現實了。
單幹後，我家有四五十畝地，那個時候幹的只夠繳費，全罰掉了。名義上說是為群眾服務的代收款，比如用於集體抽水的費用，但是那幾年根本沒抽多少水，剩下的錢也不還給農民，代收到他們自己的口袋去了。再比如「基本建設費」，每個人收二三十元。收上去了什麼也沒建設。要收費了，我們幾個大隊幹部就得打個報告，今年想要為農民幹點什麼，變相收費。
1980年代中期，亂罰款到什麼程度了？不交罰款就把你們家門給扒了，罰你多少錢就從你家糧倉扒多少糧食。村民要是抗拒打架，就被抓到派出所。當時我是村長，一年有1000多塊錢的收入，是上繳款的回扣錢。
我認為那是錯誤的。但我作為村長也帶人去扒糧食。不扒不行，任務完不成，沒有辦法。我心裡也挺矛盾的，共產黨的路哪能這樣走呢，我們當幹部一天到晚扒群眾糧食怎麼行？
我就寫了一封信讓人帶給王鬱昭，王鬱昭帶給了萬裡。
溫家寶點名請我，我告了亂罰款亂收費的狀
溫家寶可能就是因為我那封信來的小崗。至少我的信轉交給他看了。
那時上面只要來了人，我講了實話，上面的人就會找縣裡面。縣裡面就認為我老嚴盡說實話，他們就不高興。後來縣委書記找到我說：老嚴你一天到晚給群眾打官司，群眾的收成我們扒去的還不到兩圈。我就說，你兩圈他兩圈，總共有幾圈呢？
溫家寶沒來之前，縣委人大一把手就對我說，老嚴，你這次不能再說實話了，你這個實話說了弄得我們集體政府都不好看。我當時說，我不講空話。他就說，不管你說不說空話，我們不安排你說話。
溫家寶來的時候，縣裡不讓他來小崗村，怕我們講了真話啊！就藉口說抽水把土路給攔了，實際上根本沒有放水。後來溫家寶一定要見我們，說「把嚴隊長接來」，就用車子把我們接到了小溪河鎮上去。
但是後來沒安排我講話，安排嚴宏昌(大包幹時任生產隊副隊長)講話。他開會談到人均收入5000元，溫家寶也沒吱聲。
要散會的時候，溫家寶說，不行，有幾個老同志點名說一定要找到嚴俊昌，請他講話。
我在會上說，我如果不講，對不起黨，也對不起群眾。我們就要說實話，我們政府只有腳踏實地實事求是才有希望，不能淨搞弄虛作假。有人說農民種地那麼富，人均收入那麼多錢，其實沒有。實際上只能解決溫飽。哪有那許多錢？我們每年人均只能收到七八百、上千塊的樣子。
我又說，為什麼搞大包幹？因為大集體挫傷了勞動積極性，黨和群眾的距離越拉越大，群眾不相信我們黨。可我們現在這樣單幹後生活都過好了，為什麼黨和群眾的距離又拉大了呢？群眾瞧不起我們幹部呢？現在淨搞什麼亂攤派亂罰款，見你種煙、種棉花、種油料，都要收錢，連養豬還要收二十塊的豬頭稅。那些費用多的一戶有兩三千，我家有一兩千。這種亂收費亂罰款農民怎麼看得過去？我們賺的還不夠政府要的，這不是個問題嗎？
另外，既然把土地交給了我們，那農民就該有自主權。現在上面如果安排了種煙、種棉花，農民就必須得種，而且還必須達到他規定的產量，定的指標根本達不到，達不到就罰款。人家麥子種得好好的，全給犁了，有幹部搞了油菜坊，讓農民必須種油菜。非要強迫別人幹什麼呢？村民種油菜不賺錢也得種，想告狀也沒處告！
當時溫家寶就問，嚴俊昌提的可是事實？縣委書記不敢回答，就說，一兩句話說不清楚。
溫家寶說，嚴俊昌提的如果是事實，立即糾正，老農民這麼樸實，怎麼種田種得這麼辛苦呢？
當年我們一個公社就沒有交這些罰款。第二年，其他的亂收費也都不敢收了。有的人就說大家要買花炮到嚴俊昌門口放，他這一告狀我們每年要省多少錢。
1993年再回小崗，我想辦點集體經濟產業
小崗原是嚴崗村的一個小隊。我原來分田包幹是在小崗隊開始的。大包幹批准後我就在嚴崗村當村長。1993年，因為我給萬裡寫信，縣裡面怕中央再來人，就想把嚴崗村分成兩個村，大嚴生產隊和小崗生產隊分出來合併成小崗村。安徽省人大親自抓小崗，1993年把我調回小崗村當村支書。
我當時不同意，這樣有什麼意思呢？上面說村子人口少，上面好支持，這樣可以讓小崗早點富起來，上面下來視察比較好看。因為我不同意，縣委開群眾會說，如果同意兩個生產隊並成一個小崗村的話，上面農業稅什麼的啥也不收。這樣群眾就都同意了，1993年，小崗村就取消了農業稅。
現在小崗村有400來人，100多戶。當時我反對兩個小隊並成一個村，我認為不見得人少就能幹好事。村裡人多，才能選出能人來。
上面來人的時候我一直不說假話。後來又把我調到小溪河鎮裡當鎮農委副主任，「你屬於國家幹部了，調出去不能在家住了，小崗也不與你相干了」。
1993年，上面打小崗的旗號，註冊小崗商標，在小崗村之外，搞農業實業總公司，引進瓶蓋廠、麵粉廠什麼的。這些廠和小崗沒有任何關係，小崗一分錢也攤不到，村民什麼好處也沒得到，都是假的。
我回小崗村來做村支書，也是想著能辦點集體經濟產業。縣裡也想要扶持小崗，我就準備培養嚴宏昌，參與籌建農工商總公司，還讓他參加上海的政策研討會……後來幹得一塌糊塗。小崗村企業工程什麼的特別多，鄰村沒有這麼多，小崗村牌子響才搞得這麼多。
有一年，日本還贊助了小崗1000萬日元(約人民幣70萬)養鴨子。後來縣政府拿錢蓋了一棟房子，錢根本就沒有用來養鴨子。
從90年代開始土地又荒了不少，地種完了也懶得管了，因為種地收入不高。大家主要靠打工賺錢。1997年，嚴德友任村支部書記時，引進了江蘇連雲港(3.34,0.05,1.52%)(601008,股吧)市長江村的支持。小崗的變化和長江村分不開。長江村為小崗鋪了友誼大道、綠化，幫助發展小崗的葡萄業和其他農副業，給村民送彩電，讓小崗人重獲信心。
小崗的葡萄特別有名。這幾年都種葡萄，年景好的時候一戶每年一兩萬塊錢沒有問題。葡萄苗加杆子一年就要花一兩千塊錢，都是長江村贊助我們的。其他隊想幹哪有這個機遇呢？種葡萄以前呢，小崗經濟和其他村差不多。現在小崗經濟比其他村要好點，因為在長江村能人的帶領下，小崗村開始逐漸發展副業了。人們思想開始轉變了，過去主要就是種稻、麥子等糧食作物，現在哪個經濟效益高，就搞什麼。
前兩年，生產隊幹部說要出去看看，解放解放思想，村幹部一堆人去南街村、大寨、紅旗渠這些地方考察。沒去之前，我就想，好地方必須要有好帶頭人。學南街，要有南街一樣的帶頭人才行，像華西的吳仁寶，像長江村的鬱全和。鬱全和從二十多歲幹到現在，只有長期的幹部才有長期的穩定，才有長期的發展。
我所說的集體經濟與大包幹前的集體經濟是兩回事，現在的集體經濟必須要有村辦企業，沒有企業光靠種田只能解決溫飽。學南街村，小崗必須要有集體企業才能學。有了集體經濟，農民有了收入，沒有了後顧之憂，自然就把土地讓出來了，這樣村幹部就該加大投入，整平土地。以前100個人幹的土地，機械化後只需10個人。農村的生產必須要機械化，但怎麼走這條路？要看準了才敢走。要是沒有企業，農民沒有收入，把土地收上去不出一年，又得要飯。這要相當長一段時間。必須要有能人帶。
大包幹讓小崗成了明星村，這對小崗應該是好事，畢竟上面有撥款什麼的。黨對小崗這麼重視，但是小崗人沒創造好。
現在人民日子好多了。農民沒有想到有今天，不少吃不少穿，也沒有幹部整天上門扒這樣扒那樣。現在不但取消農業稅，還給農民補助，一畝地補30多塊錢，雖然少，但黨這種做法群眾感激啊！幾千年的皇帝，什麼時候不要國家皇糧，還反過來補助農民呢？這說明共產黨能治理好中國，我們的好日子還在後頭。過去說「火車跑得快，全靠車頭帶」，就是看車頭是不是有本事帶，這是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