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南方周末記者 郭力 史哲
- 平均工資相當於二百四十元人民幣。
- 房子是國家分配的，電冰箱、電視機、電風扇也都是。
- 古巴執政黨對社會主義的信仰堅定不移，歷史上從沒有一個運動是折騰知識分子的。
- 卡斯楚的9個子女，沒一個在做生意，也沒一個當官。
- 公交車、冷飲店、外匯券商店總排著長隊。
哈瓦那已經在雨季的末尾了。雪茄色的陰雲下，加勒比的海水幾乎是黑色，間或的，有陽光從雲層中鑽出來，灑出聖潔的幾縷。
在與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的直接對峙中，古巴，這個西半球獨樹一幟的社會主義國家，堅持了將近50年。
2月25日，勞爾·卡斯楚當選古巴國務委員會主席，古巴完成了最高領導人的交接班。82歲的菲德爾·卡斯楚退休了，美國國務卿賴斯期待的「巨大的變化」並沒有發生。
勞爾·卡斯楚說，滿足「人民的基本需要」是古巴當前的「要務」，同時也強調「務必以全面、連貫的方式」實現這一目標。
而當全世界都在試圖從古巴新領袖的言行中尋找「改革」的暗示時，哈瓦那人還在繼續、重複著自己的生活。傍晚，燈塔下，西班牙式小樓透出了暈黃的燈光，三三兩兩的釣魚人正在收線，三四尾的魚獲將會是一家人的晚餐。有名賣藝的青年，吹著長號，曲子是披頭四樂隊的「Hey，Jude」。
最重要的小本子
米莉安一家住在「美洲棒球場」附近。米莉安的父親是國營企業的副總經理，全家月收入800古巴比索(約240元人民幣)。這在古巴已算高收入，古巴的平均工資大約只相當於100元人民幣，即便卡斯楚，月薪也只相當於人民幣300元。
房子是國家分配的，電冰箱、電視機、電風扇也都是。和大多數古巴家庭一樣，縫紉機加上藍色塑料布用作電視櫃，冰箱的門關不上了，就焊上一個插銷。
而國家配發的最重要的東西，是一個綠紙皮的小本子。
本子的第一頁，登記了全家的人數和年齡，第二頁登記著每人每月可以分得的物資，包括：3.5公斤米，0.7公斤黑豆或紅豆，2.5公斤糖，1塊肥皂，10個雞蛋，0.25公斤菜油，1包咖啡，1公斤雞肉。
每個月頭幾天，米莉安和媽媽一起拿著小本子到附近的「國營供應點」，只要有這些物資到貨，他們就以國家統一規定的便宜的價錢購買。比如，前5個雞蛋每個約人民幣5分錢，後5個3毛，再想多買，就要更貴。
發黃的日光燈管、幾個趴在櫃檯上聊閒天的工作人員、牆角邊的十幾袋大米、裝菜油的大木桶，這幾乎就是哈瓦那一些「國營供應點」的標準配置。
「前兩天菜油還沒有到貨，不知道這兩天來了沒有。」米莉安的母親搖搖頭，說，「本子上的東西，基本上夠全家吃一個星期，其他的就要去『黑市』買了。」
國外的親戚寄的，企業在計劃外生產的，甚至是從工廠「順」出來的——哈瓦那人總有自己的辦法，拿貨到「黑市」上賣，並且找到自己需要的東西。「黑市」價格高於國家定價，但基本能滿足古巴民眾生活所需。
就在這個社區的「國營供應點」隔壁，一扇窗戶開了，開始出售自製的朗姆酒，大約5塊錢人民幣可以買到0.5公斤。附近的居民正在排隊，爭相購買，但一看到記者舉起的相機，馬上就散了開去。
而米莉安家的冰箱裡，也有一個生日蛋糕，還有那麼一瓶「雪碧」。
米莉安家最新的電器，是一臺中國生產的電飯煲。2006年古巴從中國進口了上百萬臺電飯煲和電冰箱，從古巴最窮的鄉村開始，平均分發給全國的民眾。「冰箱大概也快了。」母親說。
「國營供應點」門前張貼著配發給各戶冰箱的領取情況。這是古巴和中國海爾公司談判進口的，據說多達數十萬臺。它們被優先供應農村和偏遠地區，直到2006年底才剛開始在首都配發。中國前駐古巴大使陳久長告訴我們，這體現了卡斯楚的一貫思路，「優先照顧窮人和最不發達的地區」。
「這就是古巴的革命，卡斯楚的革命」
米莉安的父親剛剛得了一次感冒。在Zemo醫生的診所，米莉安的父親花了大約3塊5毛錢人民幣，這是3針青黴素的錢，在古巴各級醫院，所有的檢查、診斷都是免費的。
Zemo是這片社區120戶家庭、600多人的「家庭醫生」，他負責這裡的疾病預防、診療以及社區防疫等。病人只有經過家庭醫生診斷之後，才可以進入上一級綜合診所或醫院醫治。
他要為管區內每一位居民建立「健康卡」，得過重病的居民，他還要定期探視和回訪。診所配備有基本的醫療設備和藥品，就診室、候診室、檢查室，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這個獨具古巴特色的「家庭醫生制度」，產生於上世紀70年代，並一直延續至今。
米莉安的父親對國家的醫療制度也有微詞。「住院是不收費，不過要想有好一點的康復條件、好一點的夥食，也需要付費。」「醫院、醫生也總是有好壞之分，而且想早點得到治療，或者去好一點的醫院，就需要關係和送禮。」他說。
不過，菲德爾·卡斯楚依然認為：「在最近幾年衛生領域採納的眾多建議中，也許沒有一項像家庭醫生這種制度更能得到這樣大的社會成就和醫療界的反響了。」
「很多古巴人和外國人，看見我們的醫生、教授為他們服務，分文不取，他們就明白了，這就是古巴的革命，卡斯楚的革命。」古巴律師Rodolfo Davalos Fernandez說。
18歲的米莉安在技校學電腦。她父母並不擔心學費，古巴各級教育都免費。古巴駐華大使埃爾南德斯介紹，「即便在經濟最困難的上世紀90年代，也沒有停辦任何一所學校，沒有一間學校的校舍是危房」。
Medardo Montez Cadiz教授在哈瓦那大學西班牙語系擔任教務長，他說，哈瓦那大學的任務就是「培養有質量的學生為國家服務」。
古巴也有全國統一的「高考」，其中所有專業必考的科目是歷史。在Cadiz教授看來，「清楚古巴的歷史與現狀，對大學生的意識形態和思想培養，都很重要。」
米莉安技校畢業後，也可參加「高考」；如果考不上，她還可選修「社區大學課程」。「社區大學課程不需要考試，是為了普及高等教育。」Cadiz教授說。
哈瓦那大學曾經培養了菲德爾·卡斯楚，現在則集中了古巴最好的青年。其中的佼佼者，被譽以「社會工作者」、「卡斯楚的兒女」，他們在學校和其他國家機構中擔任重要工作，是古巴未來的幹部儲備。
而哈瓦那大學的各級黨委，並不直接參與行政，主要的工作是替上級監督學校行政教學機構的工作。
年輕人常有自己的想法。哈瓦那大學本科三年級的中國留學生趙威爾，曾參加過一次令他印象深刻的班會。一次反美遊行，班裡有4個古巴同學沒參加，出勤率全校最低，校學生會特地召集全班同學，討論「是否應該參加遊行」。
「那4個同學堅持說，不參加遊行是『基本的人權』，然後背起包就走，教室裡居然有零星的掌聲。不過後來他們還是被『社會工作者』找去分別談話了。」
「到處都是社會主義！」
哈瓦那的「涉外計程車」上，總會有張簡單的表格和一支筆，司機要記錄下每一單生意旅客的人數以及出發地和目的地等等，以應對隨時可能遇到的檢查。中國留學生沈青山介紹，這是為了「防止挖社會主義牆腳」，因為計程車公司是國有的。
用外匯券CUC的商店，只接待外國人的酒店，只準外國人就餐的酒吧，分割出了一個不完全屬於古巴民眾的世界。就連街上的計程車都明確區別：有空調標誌的轎車，是用CUC支付的，「古巴人一般決不至於拿半個月的工資打一趟車」，沈青山說。而大多數古巴人所謂「打的」，是「突突」冒著黑煙的前蘇聯大轎車。更準確地說，這是轎車模樣的公交車。
因為石油短缺，卡斯楚一聲號召，古巴所有的公車私車，都招手即停，只要順路，誰都可以搭車。
每天下午1點鐘和晚上8點鐘，4家國有電視臺統一播放國家新聞；古巴惟一的中文報紙《光華報》的編輯蔣祖康向本報記者介紹，他們的報紙上關於古巴的新聞，就直接從《格拉瑪報》、《勞動報》、《古巴青年報》等官方報紙上面翻譯，「沒有自己採寫的報導」。
公交車站總是排著長隊，因為很久才有一趟車；冷飲店前總排著長隊，約3毛錢人民幣的冰激凌總是稀缺；兌換外匯券CUC的地方也總排著長隊，因為只有外匯券商店才能買到洗滌劑、家電甚至好一些的衛生紙。「這是一個排隊的國家。」哈瓦那大學光學專業的博士生胡裡奧說。
回顧古巴歷史，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研究員吳洪英認為，「從某種程度上說，是美國逼卡斯楚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美國封鎖根本上限制了古巴發展，只能由國家統一協調有限的資源，向蘇聯一邊倒。」
1960年8月6日，古巴的美國煉油廠拒絕加工蘇聯石油，菲德爾·卡斯楚宣布對美國在古巴的煉油廠、糖廠、電力公司和電話公司實行國有化。次年4月16日，卡斯楚宣布古巴革命為社會主義性質。第二天，由美國中情局訓練和武裝的古巴流亡分子在豬灣登陸，卻迅速被擊潰。
「菲德爾確實厭惡資本主義。」多次擔任卡斯楚中文翻譯的王政透露，「他常說，沒人比他更有資格評價資本主義，因為他親見過哈瓦那曾經的糜爛和腐化。」
卡斯楚把海外援助和大部分財政「都用在農村建設上」，「社會主義革命以來，農村變化最大，中國的許多農村比古巴農村要差得多。」陳大使說。
在哈瓦那，革命幾十年來，除了最近一些新建的酒店、一個商務中心、一所新的大學，幾乎就沒有什麼新建築。
根據不同的行政級別、工作崗位，古巴制定了19級的工資標準，最低225比索，最高525比索。全古巴勞動者，同級別就拿同樣的工資。
吳洪英研究員用「低水平下的平均主義」概括古巴的各項社會分配製度；曾在中國留過學的古巴人SraTaoLi說；「古巴人生活很愉快，有酒有飯，有學習，有醫院。我們過得安靜，沒有槍，沒有毒品。」
「這個國家到處都是社會主義！」在古巴生活了17年的王政感慨。
「政治嚴格，但社會氛圍十分寬鬆」
「古巴面臨很多困難，經濟也的確落後。」前中國駐古巴大使陳久長介紹，「但古巴共產黨還能得到民眾的支持，一是因為社會公正，二是因為清正廉潔。」
卡斯楚的9個子女，「沒一個在做生意，也沒一個當官」。1992年7月，古巴媒體曾報導，古巴官方以「工作無效率」為理由，撤掉了小卡斯楚在國家原子能委員會執行秘書的職務。
古巴政府擁有3輛奔馳，用作禮賓車。此外，所有官員的配車都是沒空調的拉達。古巴國務委員會副主席拉赫，仍住在破舊不堪的祖宅，也沒有警衛，妻子天天騎自行車上下班。「幹群關係非常好，」這是吳洪英對古巴後最深的感受。
在陳久長大使看來，古巴的另一個重要的特色是「政治嚴格，但社會氛圍十分寬鬆」。「古巴執政黨對社會主義的信仰堅定不移，歷史上從沒有一個運動是折騰知識分子的。古巴共產黨執政的幾十年間，可以說在政治上沒有欠帳，沒有得罪任何人。這成為古巴執政黨的統治基礎。」
每次古巴召開「人民政權代表大會」(相當於中國的全國人大會)，電視臺都現場直播。「代表們可以自由發言，向包括菲德爾在內的所有領導人提出任何意見。」王政特別提到，一名代表直接向菲德爾·卡斯楚提出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卡斯楚也直接回答說「儘管這個話題不適合在會上討論，但是請你會後來找我，我們商量解決的辦法」。
不過，平均與效率，仍然是無法迴避的問題。
哈瓦那街頭，使用古巴比索的商店，櫃檯裡只有幾個齒輪、幾瓶油、幾朵乾花，還有幾件衣服。即便是顧客排長隊的使用外匯券的商店，乍一看商品擺滿了櫃檯，但是衣服都是一種款式，只顏色不同，記者甚至看到了「Nike」的標誌，但貨架上也只有老舊的幾雙。
23街是哈瓦那最繁華的街道，國營的咖啡館只提供兩種飲料兩種點心，服務員對外國遊客愛理不理。路邊三三兩兩的壯年男人，百無聊賴地打量著路人，間或有人伸出手來：「給我一塊錢，我去買點兒什麼吧！」
轉角，迎面過來一個中年男子，「要雪茄嗎？從廠裡拿出來的，絕對是真貨！」
倒是滿頭銀髮的佩德羅老人，在21街的一個國營餐廳彈鋼琴，每天都能收到一點小費。被問及革命前後的區別時，他說，幾十年來最大的變化，只是革命前他是獨立音樂人，革命後他隸屬於一個國有音樂公司，由公司給他發工資。「不過，不管誰上臺，總是會喜歡音樂的。」他微笑著說。
罕見的「市場經濟」
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的古巴是美國的後花園，那時候美國進口的福特、凱迪拉克轎車，現在依然開在古巴的街道上；六七十年代，古巴成了蘇聯與美國冷戰對峙的最前線，那時候蘇聯援助的拉達、波羅乃茲轎車，現在依然開在古巴的街道上。
但1991年蘇聯解體了，援助取消了，國際蔗糖價格暴跌又使古巴製糖業一蹶不振，古巴的經濟失去了重心。
陳久長大使回憶，在1990年至1993年古巴最困難的時期裡，「許多人議論卡斯楚會不會成為齊奧塞斯庫第二」，同事還開玩笑，要陳大使「做好跟卡斯楚重新上山打遊擊的準備」。那時，中國駐古巴使館甚至開闢了自己的菜地，以應對市場短缺。
窮則思變。1991年，卡斯楚在古巴開始推行改革開放，將「對外開放」定為基本國策；「有限度地、有步驟地」發展私營經濟，培植小規模市場，促進農產品流通；古巴開始允許美元在古巴市場流通；他們還對外資開放了部分行業。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重要文獻的翻譯本公開出版發行，卡斯楚強調，中國改革的經驗對古巴很重要，「特別是農業生產和經濟特區建設的經驗」。「四條街市場」是哈瓦那為數不多的幾家農貿市場中規模最大的一家。大約100個攤位，並沒有滿，但是叫賣聲一直沸騰著。看見有外國人進去，小販們喊得更響了。
「市場經濟」是這裡的準則。攤主自主進貨，自負盈虧，交了攤位租金，剩下的都是自己的。賣橙子的少年馬爾羅從關塔那摩來到哈瓦那，運氣好時，一天能賺到200多比索，相當於很多人一個月的工資。
「怎麼可以存在私營的經濟」
陶錦榮1993年到哈瓦那的「華區」(唐人街)開了一家以「天壇」命名的中餐館。那裡是整個古巴惟一存在私營經濟的地方，總共6間中餐館。
「地方是政府的，管理是自己的，飯店的產權也是自己的。」陶錦榮說，「這可以說是古巴政府給中國人的特權。」
這家中餐館接待了古巴的外交部長、商務部長，也接待了赴古巴考察訪問的各級中國官員。古巴政府特別批准「天壇飯店」新修了第二層，並設了一間包廂。「古巴規定飯館不能同時接待超過12個客人，但是對我這裡也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陶錦榮說。
2005年，有古巴人去古巴外交部門外抗議，「他們質問，古巴是社會主義國家，怎麼可以存在私營經濟，為什麼只給中國人這個待遇？」「所以我經常提醒女兒女婿，要做好飯店最後被收回的準備。誰是飯店的老闆？不是你，也不是我。」
「上世紀90年代的改革措施，都是一種謹慎的調整。」吳洪英研究員說，「後來又逐步回收。」2004年11月8日起，古巴中央銀行宣布停止美元在其境內的流通。
政策回收部分是因為腐敗的重現。在「四條街市場」的入口，就有一群中年婦女，每個人手中都拿著一疊塑膠袋，賣給有需要的買菜人。看見警察走過來，她們趕緊散開，來不及躲的，就迎上前去，把幾個塑膠袋遞到了警察手裡。
而高官的腐敗更為卡斯楚所擔憂。1992年10月，政策調整剛剛展開，就有古共政治局委員因受賄被開除出黨。2001年3月，古巴漁業部長被免職，因為該部職員「收受非法禮品」。
「古巴領導者開始猶豫：這樣的改革是否得不償失？」陳久長大使說，「對古巴來說，改革有兩個前提，一不能危及政權，二不能動搖民眾的社會主義信仰。」
「古巴有三個基本點：共產黨的領導，社會主義道路和古巴人民的團結。」吳洪英說。
不過總有人喜歡新生活。27歲的Maricela，從藝術學院畢業後在電視臺做過製片，也在少年宮教過繪畫，而她現在的工作是「天壇飯店」的服務員，端盤子上菜。
她十分滿意現在的工作，因為「工資比擔任副經理的媽媽高得多」，而且「可以坐出租來上班」，周末朋友聚會，全都由她請客，「很有面子」。
陶錦榮一次去古巴某省，省委書記召集省委常委，讓他談談中國的改革。「爺爺愛子女，每個人給一塊錢，很快自己就沒錢了。應該反過來，大家想辦法賺錢，每個人給爺爺一塊錢，這樣大家都過得好了。」陶錦榮跟省委常委們說。
勞爾·卡斯楚小時候有一個綽號，「小跳蚤」，是他的哥哥菲德爾給他起的。在2006年接管國家事務之後，在不偏離原有大政方針的基礎上，他重新啟動了一些先前的改革開放政策。
去年7月26日，勞爾號召古巴全民展開大討論，對古巴今後的政治經濟發展獻言獻策，收到了多達120萬條的建議。從大討論結果來看，古巴百姓希望進一步發展私有經濟、改善住房條件、發展公共運輸、提高工資待遇、允許私有財產自由買賣或轉讓等等。
借鑑中國和越南的經驗，國有企業改革正在古巴試點。「一間鞋廠已經有職工參股，而旅遊業也引進了西班牙和加拿大的公司。」吳洪英介紹說。
傍晚六點的光景，哈瓦那燈塔亮起來了。燈頭旋轉，遠遠望去，燈光時而衝破濃雲，時而又沉溺在暗夜中。
燈塔就這樣指引著出海和回港的水手，矗立了164年。
潮漲潮落。加勒比的海浪，衝上岸堤，正衝刷著這個國家的歷史與未來。
來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