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都說TED演講比別家好，他們都怎麼準備的？ | TED 2017現場報導）
黃俊傑
更多時間、更細的控制。都是說起來簡單的事。
TED大會上，每個演講者都是這麼開始。
他從舞臺右側臺階走上來，獨自站在一塊紅色圓毯上。
之後5 - 18分鐘裡，他會說話、也可能唱歌跳舞、個別會拿出自己公司的機器人做演示。但在演講結束前，他不能走出這個直徑3米的正圓——12臺攝像機正對著這裡。
他面對的是一個坐滿1200人的半圓形劇場。臺下燈光不太暗，如果演講者視力夠好，可能會認出一些觀眾。史蒂芬·史匹柏、謝爾蓋·布林、阿爾·戈爾今年都出現在大會現場。
為期5天的大會剛剛結束。有人上臺時一個踉蹌差點摔倒、有人卡殼兩秒鐘說不出一個字、有人一度手抖得厲害抱在胸前、也有人走出了圓圈。
這些觀眾很可能是他見過最禮貌的一群。任何失誤都不會遭致笑聲，只有掌聲和歡呼為他打氣。
畢竟，大家都怕演講。面對調查問卷，相當一部分人怕它甚過死亡。
而TED大會是公共演講裡最可怕的那一個。
除了面前這一千多掏得起8500美元門票的有錢人。演講者還要面對12臺攝像機，比一般的電影拍攝或者電視演播間設備更為昂貴。它們錄下的畫面會被剪輯成TED Talk視頻，傳到網上被上百萬人觀看。
在這個舞臺上，演講者能依靠的東西很少。舞臺邊緣沒有一般大會常見的提詞器。演講者只能看到兩塊屏幕。它們都在演講者正前方遠處，上面沒有臺詞。其中一塊大約100寸，和演講者身後大屏幕一樣顯示著他事先準備的幻燈片。另一個小很多，黑底白字顯示著他還剩幾分鐘。
「提詞器會讓演講者與觀眾隔絕。有經驗的演講者可以裝作沒有看屏幕，但還是會不自然。」負責多個項目的TED社區總監湯姆·萊利（Tom Reilly）在大會現場對《好奇心日報》解釋道。
這裡有一些例外，比如個別演講者實在離不開提詞器，但又太有吸引力。萊利在TED工作的13年裡，有近千次現場演講，當中只有4、5次這樣的破例。
如果演講者實在背不住詞，但他又足夠重要，可以拿著一疊列印出來的稿子、或者放一臺電腦在臺上。比如今年登場的全球最大對衝基金橋水創始人雷伊·達裡奧（Ray Dalio）面前就放了一疊紙，但他沒瞄幾眼。
但絕大多數TED演講者，只能完全脫稿。
除了事情本身很難，來TED演講還可能有外來壓力。荷蘭駐美大使周三來到大會現場看荷蘭設計師丹·羅斯加德（Daan Roosegaarde）的演講。以色列總理曾親自給次日登臺的演講者打電話祝好。
演講者在臺上更像演員
「如果到時候太緊張，我會把現場所有人都想成裸體的，這樣能放鬆一點。」羅斯加德在演講前一天對《好奇心日報》說了自己的應對方式。他說自己沒有背講稿，因為這會讓自己變得像機器人。
第二天，他確實一點也不像機器人。整個大會上，表情比他豐富的可能只有幾個脫口秀演員。
開場後，他接過主持人的介紹，從一個笑話開始，「別人介紹我的時候經常說，你是藝術家、你是建築師。但最近有人說『不不不，你就是個拿著商業計劃書的嬉皮』。」
聰明的笑話和自嘲，都是TED演講的受歡迎的開場。
周四，橋水創始人達裡奧放了一段自己1980年代的採訪視頻，然後面對屏幕一字一頓地說道「這是個多麼自大的混蛋（What An Arrogant Jerk）」。
觀眾都欣賞這樣的精神，而演講者也能清楚看到他們的反應。TED大會曾經試過調暗燈光，但演講者表現普遍不如往年，最後又調了回來。
但TED不是脫口秀舞臺，演講者得拿出一些實在的東西。玩笑後，羅斯加德在臺上展示了自己幾個設計項目。
羅斯加德此前三個著名的項目：像梵谷畫作一般的星光道、中國的霧霾項目、極光一般的燈光秀。
最後，他向聽見一個新點子就要說「OK，但是」的人宣戰，用加拿大未來學家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的那句名言「地球號太空船沒有乘客，我們都是船員」結束了演講。
在這個口號是「ideas worth sharing」的大會上，全場起立鼓掌。
沒什麼真正的即興演講
作家威廉·津瑟（William Zinsser）曾總結，一篇好文章的開頭第一句話要吊起讀者的興趣，然後在前幾段拋出信息，給讀者繼續看下去的理由。最後，得有能讓人留下印象的結尾。
全場看下來，你會發現大多數演講都很類似。
但知道津瑟的套路不能保證一個人寫出像樣的文章。知道TED套路也不能保證做一個好的演講。好的TED演講背後都是反覆的準備。
羅斯加德可能沒有直接背誦講稿，但他一開始會有個大致的演講框架，然後花很多很多時間準備。但最後幾天，他會試圖忘了一切再上臺。
事實上，每次採訪都是他的一次彩排，表情豐富、抑揚頓挫。他就像一個喜劇演員。
TED演講者，waitbutwhy.com博主蒂姆·厄本說過，TED演講與其說是演講，「不如說是短片，唯一的演員是我的臉、唯一的劇情是我說的話、唯一的編導是我來回踱步。」
去年大會後上傳的視頻裡，最多的那一個已經被觀看了1235萬次。那個視頻就來自厄本關於拖延症的演講。
厄本今年在大會現場告訴《好奇心日報》說，他在TED演講之前，他只做過6次公開演講。「之前每次去規模更大的演講，我都非常緊張。但自從TED之後，我再也不緊張了。」
由於上次的成功演講，厄本現在已經是TED演講者的教練。他將TED演講的準備分為三個階段：讀稿子 - 剛背下來 - 牢記於心。
讀稿子的演講不容易出差錯，但觀眾會覺得無聊。剛脫稿的時候則很容易弄砸。
厄本說一個好的TED演講必然是將自己的演講內容記得像生日快樂歌一樣，記在潛意識裡，說的時候大腦根本不用思考。「比如你坐在餐廳裡，一桌人唱生日快樂，你可以一邊給人拍照、一邊幫侍者清理桌上的東西……」
TED邀請的人一般都做過一些有意思的事，所以話題本身並不是問題。大多數人也願意花足夠時間。問題是怎麼在這麼短的時間裡呈現它。
安娜布·賈伊奈（Anab Jain）今年是第一次登上TED演講。和羅斯加德一樣，她也有自己的設計工作室。不同的是她看起來既不嬉皮、也不以商業計劃見長，她的項目基本都和科學家合作。
去年夏天，賈伊奈收到邀請。然後，她就翻了拖延症，沒再管這事。
「之後我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想這事，畢竟還遠。然後有一段我超級抓狂。然後開始寫講稿，寫了好多好多稿。」周四中午，賈伊奈坐在大會二樓工作區的沙發上對《好奇心日報》說道。
寫完講稿後她聯繫了TED，然後發現自己寫出來的東西完全沒法用。
賈伊奈初稿的問題是過於抽象，她說自己一直以為TED需要一個比較抽象的演講，說自己的理念，不應該太鑽在自己的工作上。
她得到的回應是：「不不不，我們知道你做很視覺化的東西。你應該找一些例子放到臺上。」
在教練的建議下，她換成了四個實際的例子。
圖一： Jain在印度的實驗室模擬了一些空氣樣本；
圖二： Superflux設計的無人機之一；
圖三：由基因和算法決定保險金的Dynamic Genetics項目
賈伊奈的作品是現實版本的《黑鏡》，她將自己對未來的想像做成一個具體的展現出來。比如根據空氣汙染增速，做一罐2030年的空氣。或者在保險公司推動法案索取普通人DNA數據時，虛構一起有人因付不起保費去黑市修改基金，最後被基因公司起訴的訴訟案。
這些項目本身都很吸引人，教練的調整主要在圖片使用以及演講節奏。
「TED不會說什麼內容不能說。但他們會說這個點說得太快了，要慢下來。會根據演講內容調整時長。」賈伊奈回憶說。
這個準備過程是動態的。今年的TED演講最短的5分鐘，最長的18分鐘。分給賈伊奈的時間一開始是12分鐘，然後調整了16分鐘，然後又改成12分鐘。最後定在了16分鐘。
然後他們要彩排。3月底，也就是今年TED大會開始前一個月時間，所有演講者都要講一次給TED團隊看。他們可以選擇在視頻電話裡說，也可以直接去位於紐約的TED辦公室。
等到大會開始前的那個周末，TED還有一個全套上陣的彩排。演講者穿演講當天穿的衣服，說一模一樣的內容、全程拍攝。
最後那個彩排也是救急方案。如果最後演講當中有什麼差錯，可以靠剪輯補救。
每年總有演講最終效果不夠好，靠剪輯也補救不出來。最後那個演講就不會被放到ted.com官網——去年有近一成沒能上去。
對於大會上更年輕的一群演講者，TED管得更細
過去幾年，每次TED大會最開始都是從TED Fellow（TED學者項目）演講開始。
這個項目由湯姆·萊利在2008年啟動，需要Fellow自己申請。申請成功後，他們可以去當年的TED大會登臺演講，大部分視頻也會登上TED官網。
TED Fellow是演講者中最年輕的一群，項目要求申請者年齡小於40歲——大概是因為票價的關係，TED大會現場，除了工作人員和志願者，30多歲在人群裡就挺顯眼了。
這批人是科學家、創業者、記者、導演、活動家。
他們的演講經驗普遍少於主場的演講者。為了確保效果，TED要求每個人必須提交演講稿全文。
常住上海的創業者何瑞怡（Matilda Ho）申請了今年的TED Fellow。TED在1月宣布入選消息後就開始為她提供培訓。1月26日開始教授第一堂關於如何準備TED演講的課，這距離登臺演講大約3個月。
之後就是每兩周改一輪講稿。講稿裡需要拿掉任何大眾可能理解有困難的詞。
時間是被精確控制的，第一年入選的Fellow基本都是5分鐘演講時間。每次和TED進行的排練，都會記時，然後刪減、修改每個句子控制時間和節奏。
何瑞怡談的主題是耐心：在食品安全問題頻發的地方，放慢速度做一個更有耐心的食品生意。她創辦了兩個公司，一個是剛成立沒多久的食品技術孵化器Bits x Bites。另一個是生鮮食品電商一米市集。
5分鐘很有限。她的演講從一個個人的故事談到耐心，再解釋一下中國的食品安全問題，最後還要回到主題。剩下來介紹自己具體怎麼做的時間只有2分多鐘而已，最後提供的細節只有三點：商品和農場數量、上海附近散養的牛、自建物流。
很多演講者都對我提到了時間的問題。新加坡海洋生物學家Mei Lin Neo說自己並不習慣在演講裡只提自己的工作，不提同行在做的相關努力。但在5分鐘的限制下，她確實沒法談到那麼多。
研究肝臟與大腦之間聯繫的神經生物學家Diego Bohorquez也說TED演講比平時難很多，因為他在有限的時間裡還需要解釋一些如果和科學家演講，不需要細說的東西。
時間限制是TED能獲得如此廣泛傳播的原因之一。在限制時間，確保觀眾注意力的同時，TED也確保了每個演講聚焦在一個點上。
發音是另一個TED關注的細節。TED大會目前除了一個規模很小的環節是西班牙語演講外，其他都必須用英文演講。
很多演講者都有口音。何瑞怡在臺灣長大，工作後一度去美國讀書工作，7年前搬到上海定居。以美國人溝通的標準，她的口語也足夠流利。但以TED的標準，她的發音還需要修正。
「比如我說『good food』的時候，教練會糾正說第一個『d』發音不夠清晰。」何瑞怡說最後兩周時間，很多時間被花在修正讀音上。
為了確保聽眾能聽清楚每個字。TED會要求演講者不連續使用讀音比較複雜的單詞。讓演講者在登臺後一開始放慢語速，等觀眾適應後再加速。
幾輪修改到最後，負責人萊利會自己修改每一個人的文稿。
「我們就和雜誌編輯差不多。」萊利打了這個比方。
到4月15日，Fellow演講者的文稿最終版確定；17日，視頻連接TED做正式演講排練；21日，飛到溫哥華，確定演講著裝，有人因為衣服顏色影響拍攝效果不得不出去重買；22日，所有人穿演講前的正式服裝去實地彩排；23日，大會前一天，TED安排了一些輕鬆的活動，做菜、參加晚宴。
「你今年要演講麼？」晚宴上，有人問去年演講的加拿大生物黑客Andrew Pelling。
「幸好不用。」他回答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