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卜大煒（單位：中國國家交響樂團）
3月21日，柏林愛樂樂團前首席赫爾穆特·斯特恩去世，享年91歲。他生前著有一本回憶錄《弦裂》，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當時，我翻譯的美國小提琴家艾薩克·斯特恩回憶錄《我的前79年》也剛剛出版，因此「斯特恩」這個名字在我的眼中總是十分親切的。
音樂家中猶太人多，尤其是小提琴家，兩位斯特恩同姓，都是小提琴家，又都是猶太人。在20世紀猶太人大遷移的特定年代中，兩位斯特恩裹挾在難民潮中，分別從俄羅斯逃亡到了美國、從柏林逃亡到中國的哈爾濱，兩人的人生軌跡各自一方，但經歷都很曲折動人，人生都很精彩。艾薩克·斯特恩在中國的兩次訪問被拍成了紀錄片《從毛到莫扎特》，獲得了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從而在中國家喻戶曉；而赫爾穆特·斯特恩雖然在小提琴上名氣不如艾薩克·斯特恩那樣大，但他在《弦裂》中記述的哈爾濱歲月更令中國讀者動容。
赫爾穆特·斯特恩從10歲起在中國的哈爾濱整整生活了10年；他在哈爾濱學的小提琴，抗日戰爭結束後為生活所迫當過倒爺。後來作為難民來到以色列，進入巴勒斯坦交響樂團；又移民到美國，進入聖路易斯交響樂團，最後進入柏林愛樂。雖然是作為難民一路漂泊到哈爾濱，但他對中國的感情是刻骨銘心的，因為他的整個少年時期是在中國度過的。當他1978年隨卡拉揚和柏林愛樂到北京訪問演出後，特意專程回了一趟哈爾濱。這些經歷吸引我將《弦裂》一口氣讀完，且不忍掩卷。
赫爾穆特1928年出生在柏林的一個猶太人家庭。父親是聲樂教師。母親彈得一手好鋼琴。赫爾穆特在柏林度過了一個無憂無慮的童年。
在書中他談到，當時的德國猶太人被同化進德意志文化中了，自視比東歐的猶太人高一等，他們「大多數人都和『東方猶太人』保持距離，甚至羞辱嘲笑他們。」還天真地以為「反猶的宣傳大概僅僅是針對『東方猶太人』。這是怎樣一種令人痛苦、應該受到懲罰的錯誤啊！」不久，厄運就降臨到了德國的猶太人頭上。1938年11月9日，赫爾穆特所在的猶太人小學和緊鄰的猶太教堂被暴徒放火焚燒了，當晚，「衝鋒隊」對猶太人的打、砸、搶、燒、殺全面展開。從這一天起，德國以及全世界的猶太人徹底陷入了水深火熱之中。給赫爾穆特印象最深的是一家被砸了的猶太人樂器店，「大街上全是碎玻璃、樂譜、一個單簧管、許多被摔碎的小提琴和一架顯然是從樓上摔下來的鋼琴……」他見證了歷史上著名的「水晶之夜」，納粹對猶太人種族滅絕的開始。
他的父母開始失業，父親計劃著流亡。而美國和歐洲許多國家拒絕接納避難的猶太人，加劇了他們的苦難。赫爾穆特一家決定前往中國的哈爾濱。後來證明父親的決定是英明的，他們一家得以存活下來。他們從德國輾轉到義大利，從熱那亞上了一艘擠滿了德國逃亡者的輪船。經過了近一個月的航行，到達上海，在那裡登了岸，然後到了有「東方小莫斯科」和「遠東巴黎」之稱的哈爾濱落腳。
哈爾濱不屬殖民地，但在文化生活和社會生活中具有濃厚的殖民地色彩。在這裡，10歲的赫爾穆特陷入了多種文化板塊的擠壓之中。最終由於他在俄國猶太人學校被猶太孩子孤立，又因為是猶太人進不了德國小學，父親只好把他接出學校在家學小提琴。老師是前聖彼得堡馬林斯基劇院的樂隊首席弗拉基米爾·達維多維奇·特拉赫滕貝格，此時是哈爾濱交響樂團的首席。特拉赫滕貝格是著名的俄羅斯小提琴學派創始人——匈牙利猶太人小提琴家奧爾的弟子，如此看來，赫爾穆特的小提琴技藝與歐洲的小提琴藝術發生了傳承關係，又與哈爾濱這座城市的音樂生活產生了千絲萬縷的聯繫。
據我所知，特拉赫滕貝格在哈爾濱和瀋陽音樂學院教學一直到上世紀的六十年代初，我的老師在瀋陽音樂學院也是他的學生。據史料記載，著名小提琴家海菲茲、埃爾曼和津巴利斯特都到這座城市演出過，哈爾濱當年社會生活中的音樂活動與上海租界中的音樂活動遙相呼應。在這裡，赫爾穆特度過了一個相對安定的少年時期，四年之後，他考進了哈爾濱交響樂團。最終，「1946年初發生了一件對我的老師和對我都比較嚴重的事情，」一隊蘇軍士兵藉口讓他去買香菸支開他，把老師借給他的那把小提琴拐走了，不久，樂團也解散了。
赫爾穆特與幾個朋友組成了一個小樂隊，終日裡到酒吧、餐廳和飯店中演出，到中國人的紅白喜事上吹打，在這種場合，有時「因為寒冷，手指發僵，『琴弦斷裂』的情況時有發生……」本書的書名「弦裂」大概由此而來。在那段時間中，17歲的他還到大興安嶺腳下、嫩江之畔的扎蘭屯「倒騰」過野雞、纈草和煤，結果賠得血本無歸。
費盡周折，赫爾穆特一家來到了巴勒斯坦，赫爾穆特考進了新組建不久的巴勒斯坦交響樂團，也就是當今的以色列愛樂交響樂團。在這剛剛建國的以色列，他擔負起了贍養全家的責任。不久，他又來到了美國，窮困潦倒的他還與艾薩克·斯特恩邂逅，此時的艾薩克已聞名遐邇，以俠肝義膽著稱，他介紹赫爾穆特去考交響樂團。兩位沒有血緣關係的斯特恩歷史性地碰到了一起。此時的畫面似乎可以配上一段音樂：穆索爾斯基的《圖畫展覽會》中的一段——「兩個猶太人，一個窮，一個富」。
美國只是赫爾穆特的「中間站」，或許是命運的召喚，他又來到了童年時代的柏林，此時是1961年。在這裡，柏林愛樂「第一小提琴的一個位置已經空缺兩年了，」似乎在等待著回歸的斯特恩。斯特恩去投考，被當場錄用了。終又回到了故鄉柏林，赫爾穆特對「故鄉」的概念是用凱斯特納的話來解釋的：「可以把一個人趕出故鄉，但是不能把故鄉從他心裡趕出去。」
在其後數年間，赫爾穆特隨樂團和卡拉揚出訪了美國、以色列和日本等國，所到之處都能碰到在哈爾濱歲月中結識的人。最終，在1979年，柏林愛樂來到中國演出。在北京的首都機場，他遇到了前來歡迎的中央樂團的小提琴家楊牧雲，「我從前在特拉赫滕貝格老師那裡學習時的同學，……站在他旁邊的是王一鼎，我父親最喜歡的學生，一位歌唱家……」在北京的演出結束後，他離隊回到了他的「長時期故鄉」哈爾濱，來到他當年的舊居，「我在一個窗戶上忽然看到了一塊我母親三十五年前從柏林帶來的窗簾的一角殘餘。我實在忍不住了，眼淚唰地就流了出來。」
高爾基說：「生活——就是為生存而鬥爭。」「一個人的價值，決定於他對生活的抵抗力。」作為一個猶太人，赫爾穆特的生活經歷是個奮鬥的典型，而能坐到柏林愛樂首席的位置上，他的經歷又是音樂家中的傳奇「經典」。
《光明日報》（ 2020年06月11日 13版）
[ 責編：陳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