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福州湧泉寺秘史：圓瑛法師組織全寺之力，護住寺中最珍貴血經
2015-07-16 佛佑我
2015年5月中旬的一天，福州鼓山湧泉寺81歲的正茂法師向記者回憶起最後一次見到「鐵箱子」的日子，他是湧泉寺年紀最大的法師，也是寺內跟那段兵荒馬亂的歲月最接近的人。
「鐵箱子」是1939年湧泉寺用來裝經書的，當時的住持圓瑛法師，為了不讓寺內最珍貴的20箱經文落入日本人手中，組織力量將經文轉運到尤溪縣。福州淪陷後，日寇果真到了寺內，但終究撲了空。
半個多世紀後，我們從知情人的零星記憶裡，梳理出部分文獻資料，試圖揭開那段轉移經文的歷史，以及屬於這座古老寺廟的抗戰史。
運送經書的鐵箱焊接密封而成
六十年代還曾存在
1963-1964年，正茂法師見到了當年運到尤溪用來裝經書的鐵皮箱子，數量大概有十幾個，「箱子是用鐵皮焊接上的，純黑色」，正茂法師說，「大概半米多高」，呈長方體結構，看到它時箱子已經破舊不堪。
正茂法師1963年進湧泉寺，時常從老師傅的閒談中得知當時經書轉移的事情，但零零散散，支離破碎，他只記得，老師傅們簡單地談到當時如何將經書包裝入內，然後讓和尚將經書挑到船上，最後再溯江而上，深入尤溪內地，進行保藏。
寺內和尚建議運往尤溪寺廟保藏
對於所運經書和尚緘口不言
1955年，胡善美當時是福建師大地理系的大一學生，因為幫當時的部隊測繪鼓山地圖，全班三十多人有幸在湧泉寺住了二十多天。
胡善美從當時寺內一位老和尚口中了解到關於經書轉運的部分細節，「當時寺內忌憚日本人的三光政策，和尚可能被殺，廟可能被燒，但經書要是被毀或是被搶走，那麻煩就大了。
胡善美進當時儲藏經書的房間內看過，「滿滿當當的，幾大壁櫥，上面寫有康熙乾隆字樣，裡面的經書不讓看」。
老和尚回憶，當時寺內打算把經書轉移出去，但對於轉移的地點有過爭論，最終決定靠自己轉到閩北地區。胡善美說，那時寺內剛好有一個尤溪的和尚，出面建議可以往尤溪內陸移藏，那和尚對尤溪的寺廟比較了解，知道哪個寺廟藏佛經比較安全，為此，該和尚還多次回尤溪踩點，並安排相關事宜。
湧泉寺有近萬冊經書，不可能全部轉運，一個是目標過大，另外一個時間緊迫，寺內重點挑選了部分經書，老和尚回憶，挑選的經書被僧侶們從山上挑到閩江口。「載經書的船是那種小漁舟，頂上弓著一張帳篷」，寺內的和尚都被教誨，切不可將經書轉移一事洩露出去。胡善美非常好奇，但老和尚對此事緘口不言。
血經副本，字跡鮮紅
鐵箱內藏有血經
系高僧用鮮血配金粉寫就
福州開元寺方丈、圓瑛法師的徒孫本性法師告訴記者，當時由圓瑛法師親自護送的20箱經文，其中就包括元代的《延祐藏》。據了解，至民國期間，《延祐藏》全國只有鼓山湧泉寺和山西太原崇善寺有保存。
除此之外，還有明代的《南藏》、《北藏》、明清兩代刺血寫的佛經以及國內罕見的珍貴版本，其中不乏康熙和乾隆皇帝欽賜入寺供奉的經書，甚至還有來自印度和緬甸的貝葉經，以及9部657冊刺血寫的經書。
在湧泉寺藏經殿的大廳內，玻璃櫥窗裡擺著上述部分珍貴經文的副本，也有清代高僧的血經，文字清晰可見，顏色鮮紅。
在湧泉寺藏經閣內看殿的智和法師告訴記者，用血寫成的經書，需要花費很長時間及大量的鮮血，「供血的高僧，要長期不吃鹽，血液就不會凝固」，胡善美說，「鮮血配以金粉，色澤金紅，為防止蟲蛀，還得加以適量的明礬」。
經書走水路到尤溪再轉運
僱百名挑夫秘藏三峰寺
這些珍貴經書如何走水路順利運抵尤溪的三峰寺，這些經歷，湧泉寺幾乎沒有多少相關記載。
三明尤溪縣政協文史學習和民族宗教委員會的張玉紅主任查找尤溪文史資料，在一篇由時任尤溪縣長的童慶鳴口述、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整理的《鼓山湧泉寺<大乘經>版運抵尤溪三峰寺的經過》的文章中，部分疑問似乎得到了解答。
童慶鳴回憶，日寇進逼東南各省，為保護鼓山湧泉寺儲藏的國內外稀世之寶《大乘經》版，防止落入日軍之手，省府密電尤溪縣政府，要將其運抵尤溪保藏，他立即委託熱衷於教育事業的詹宣猷辦理此事，由詹宣猷準備秘藏地點和搬運事宜。
1939年7月，圓瑛法師親自護送的二十箱經書用輪船秘密運到尤溪口，然後再由木船運載到尤溪縣城，之後又動用了百來人秘密挑往位於紀洪鄉的三峰寺（現在位於管前鄉，「文革」中被毀）。
對於為何選擇在這座寺廟，張玉紅說，文中只有寥寥數語帶過，「該寺建於元泰定二年（公元1325年），清康熙22年重修，乾隆八年僧端本增茸，高築在群山之巔，風景幽美，氣候涼爽，有眾僧住寺」，而這些經書直到抗日戰爭勝利後才重新運回湧泉寺，「但據1957年清點，原有762卷的《延祐藏》僅存600多卷，損失的大多是補抄的50卷」，本性法師說。
福州淪陷時
日本軍官曾到湧泉寺詢問佛經去向
這提前的轉移，事後被證明完全正確。福州淪陷期間，曾有日本軍官帶著兩個衛兵闖入湧泉寺，自稱是研究佛經的「學者」，談吐謙謙有禮，並要求參觀寺藏佛經，守寺和尚無奈之下打開藏經殿，這名日本軍官翻了兩個多小時後並不滿意，又追問寺僧，是否有其他佛經藏在別的地方，寺僧並未透露出轉移經文的去向，只是答，「沒有了，都在這裡」。
事實上，日本人與湧泉寺佛經的淵源遠不止於此，1929年(日本昭和四年)春，日本常盤大定博士攜人到中國進行「南中國佛教史跡調查」，至鼓山湧泉寺查看後，「至少有四五十部佛教經典著作他們沒有」，後稱湧泉寺為「中國的第一法窟」。
而與弘一法師私交甚好的日本人內山完造，也曾在回憶文章裡寫道，被弘一法師認為藏在湧泉寺「或為吾國現存之最古之經版」的康熙時版的《華嚴經疏論纂要》，由蘇慧純居士印了二十五部，想把十二部送給日本方面，「將來出書以後，也送到尊處（內山完造）。」據文獻顯示，《華嚴經疏論纂要》，就是清初鼓山湧泉寺住持道霈(1614-1702年)禪師所著的《大方廣佛華嚴經疏論纂要》。這是其耗費十年光陰在唐朝佛教名著《華嚴疏鈔》、《華嚴經論》的基礎上，重新刪節訂正而成的中國佛學經典代表性著作之一，共120卷，分裝48冊，是仍未收入藏經的巨著。
以上可見當時日本民間與湧泉寺早已有所往來，並對佛教文化的傳播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
圓瑛法師曾組織僧侶救護隊支援抗戰
並下南洋籌募善款
本性法師告訴記者，1937年，圓瑛法師組織召集蘇滬佛教界青年，組織僧侶救護隊，「八·一三淞滬會戰」發生後，僧侶救護隊用卡車，運載災區難民和傷兵，送至上海各收容所及佛教醫院，上海淪陷之後，僧侶救護隊隨軍由上海沿途至南京達漢口，繼續從事救護。
十月間，圓瑛法師親自前往南洋馬來亞半島，募集醫藥費，以資接濟。隨後圓瑛法師與徒弟明暘法師一起前往新加坡等地籌募善款，組織第二第三僧侶救護隊，皆得償所願。
但在1939年秋，圓瑛法師正在圓明講堂主持法事活動，日本憲兵以抗日分子罪名逮捕了圓瑛法師和明暘法師，但他們始終毫無畏懼，經多方營救，才最終脫險。
因為忙於抗戰，圓瑛法師甚至無暇打理湧泉寺。記者在福建省檔案館內，查詢到一份於1946年5月份呈交，名為《鼓山湧泉寺寺產被敵搶掠請求救濟》的資料檔案，當時的鼓山湧泉寺住持虛雲法師向國民政府申請救濟，內文寫道，湧泉寺因日寇兩度入侵福州而鼓山首當其衝，「僧等本國民之責即前住持圓瑛和尚奔走南洋群島募集巨款，創辦僧侶救護團並設難民收容所於戰地之後方收容戰區難胞，故對本山僧眾生活以及物資生產不能兼顧」。
這個掩映在青山綠水之中的古廟，在民族危難之時，不惜介入到戰火紛飛的年代裡，即便寺廟曾被敵兩次劫掠，「更以威脅行動之自由」，但僧侶們依然堅持民族大義，正如虛雲法師對威脅所做出的回應，「僧本佛陀無畏之精神終不屈服，艱苦響義以期國家與宗教共存亡，矢志不敢稍逾移」。
圓瑛法師（1878－1953年）法號宏悟，別號韜光，又號一吼堂主人，福建古田縣人。18歲在福州湧泉寺禮增西上人出家，先後師從各禪宗名師，廣獵大小乘諸經論，對《楞嚴經》造詣尤深。1934年，在上海創辦圓明講堂後，就常住講堂講經說法，著書立說。1942年在圓明講堂舉辦了圓明楞嚴專宗學院等，刊印圓瑛法師所著《楞嚴經講義》等20餘種經書，並設蓮池念佛會，培植僧才。
圓瑛大師畢生熱愛祖國，反對外來侵略，維護世界和平事業。他在抗日戰爭時期的英勇行為是最使人欽佩的大德懿行。
七·七事變爆發後，在危急關頭，圓瑛大師召開中國佛教會的理監事緊急會議，號召中國佛教徒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並且擔任中國佛教會災區救護團團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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