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導演陸川籤約美國逃亡者影業，將以聯合製片人與導演的身份，與美國團隊共同拍攝由《紐約時報》暢銷書《江城》（River Town）改編的電影。在近日的採訪中，陸川透露《江城》將「不會有太多的特效、故事性是第一位的」，並希望能夠通過講述中國的故事，「多傳播一點中國的形象出去」。
而小說《江城》的原作者，美國作家何偉近日在接受中國底片採訪時，對於選擇陸川作為導演表示出了極大的贊同，稱「我不認為任何一個優秀的美國導演會像陸川那樣在乎這本書」，並提及在討論時說：「陸川非常理解我的想法。」
中國底片採訪何偉部分問題及回答翻譯：
1、現階段國外的思潮在中國會比較敏感，而中國審查制度決定一切。你曾糾結於一些問題，比如「你要教學生什麼」、「學生反過來教會了你什麼」。這個矛盾在今天的中國電影大環境下該如何展現？
何偉：我並不負責寫劇本，但是製片方已經向我保證了，所以我相信他們。雖然我很關心那些政治上比較敏感的話題，但是同時我明白電影是改編而不是紀實。他們可能會像《鐵與絲》那樣加入愛情元素。我曾經和陸川討論過《江城》，我知道他對那個時代有一種情結，因為《江城》那個年代他也是一個英語專業的大學生。這也是中國在這件事上有趣的原因之一：有一批人對那個時代有著特殊的感情。陸川喜歡這本書的原因就是它能夠喚起一些他對那個時代的回憶。這令我很感興趣。我認為那個時代對中國人有著不同的意義。
2、你將不會插手編劇嗎？
何偉：我不會寫劇本，但是我會給一些反饋，這點我們已經討論完了。他們（製片方）比較喜歡戲劇教學部分，以及學生在課上表演戲劇時的表現。陸川同樣對此很感興趣。當我在涪陵教課的時候，那裡課堂的氛圍充滿了緊迫感。所有人穿一樣的衣服，他們都饑寒交迫。那是一個不同時代的中國，他們在感激自己能上大學這件事上都帶著這種緊迫感。當時「大學生」在中國的意義和現在完全不同，所以這本書在改編時不能變成一個當代的故事。這本書吸引人的地方就是「那個時代」，而「那個時代」對中國至關重要。所以當我和其他人討論的時候，時代因素一定是密不可分的。當然，陸川非常理解我的想法。
3、你所說的那個時代有什麼那麼重要的地方？
何偉：那是一個轉折性時代。這是這本書能在中國暢銷的原因之一，因為當它出版的時候（2012年）這本書已經很舊了。雖然在美國仍然有人在看，但是中國那種強烈的情結讓我吃驚。他們會說：「我可能忘記了那個時候的一些細節了，但是你寫的書讓一切都歷歷在目。」這個轉折性對我所教過的孩子來說就更大了。他們是從鄉村走出來的孩子。他們的家人幾乎沒有收到過任何正規教育，但是他們現在是城市人了，他們成為了中產階級。他們現在住在城市，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我所認識的大多數人都經歷了這個轉變。涪陵這個城市在當時還非常偏僻，但是那種窮鄉僻壤的感覺在現在完全消失了。因為一條高速鐵路和幾條高速公路穿過了這個城市，所以一切都發生了改變。那個時代太令人著迷了，這也是我想寫這本書的原因。我當時完全沒有想過出版，完全只是一種想記錄那個時代的衝動。
4、你所說的那個建議你寫作的老師是誰？
何偉：那個老師是John McPhee，他給我寫了一封信。涪陵是一個很閉塞的地方，我們甚至無法發郵件，只能寫信。而送信其實是很緩慢的，但這也是神奇的地方。因此，我的筆記本總是記得滿滿的。因為我總是有很多時間，所以我可以寫作並且進行一些事情。我有時寫信，但大多數時間我都是在記錄身邊的事情。我當時一直在和John保持通信，我跟他提到了今後的職業發展，我可能會做新聞記者，但是他告訴我，涪陵就是一本書。奇怪的是，在那之前我並沒有想到，雖然我一直想當作家。在那之後，我嚴肅地思考了一陣子，於是我覺得開始踐行。
5、中國電影有嚴格的審查標準，在這種情況下改編《江城》，這會令你猶豫或擔憂嗎？
何偉：我雖然會有所擔憂，但是同時，它只是一個改編，而不是我拍的電影。凡是一個作家要改編自己的作品，不管在哪裡這都是一個冒險。但是對作家來說，這個危險並沒有那麼大，因為當它改編成電影後，它就成為了一個不同的東西。這本書不是那麼政治化的作品，甚至是我所有書裡最不政治化的。很多都很個人化的情感，關於痛苦和快樂，如何融入當地社會，如何找到溝通的辦法。中國的出版環境並不是很樂觀，但是《江城》出版的時候幾乎沒有什麼改動。但是如果你把這個故事放在好萊塢就會有風險，因為好萊塢電影裡的中國人說話都很奇怪，而且其他東西也變得南轅北轍。對於電影來說，這個風險不僅僅是作家一個人能解決的，因為它是一個共同創作的產物。所以我僅僅把電影當作另一個媒介的作品。但與此同時，令我欣慰的是我相信Jamie（製片人之一），而且她也明白《江城》對我的重要性。但是，我也對此保持著一個好奇的態度，因為這裡面中國因素實在是太多了——我不認為任何一個優秀的美國導演會像陸川那樣在乎這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