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浩斯百年 | 從中國銀行大廈到文遠樓,在上海尋找包浩斯

2020-12-25 澎湃新聞
【編者按】1919年4月,德國腹地小鎮魏瑪迎來了一所帶有實驗色彩的建築及藝術教育學校,創始人兼首任校長沃爾特·格羅皮烏斯以德語「房屋建造」(Bauhous)一詞為學校命名,作為現代主義建築發源地的包浩斯學院就此誕生。

百年後的今天,當我們試圖追溯包浩斯校舍的遷徙軌跡,從魏瑪到德紹再到柏林,回顧這場已經變得遙遠的設計思潮的同時,我們也不可避免與包浩斯所代表的這樣一股促進社會更新的美學力量再度交鋒,涉入其由涓涓細流到滾滾洪流、最終席捲全球的歷程。從倫敦到巴塞隆納,從芝加哥到特拉維夫,甚至是在我們熟悉的上海、北京、香港街頭,都能找到其精神內核延續的明證。

外灘滇池路上的中國銀行大廈,由時任聖約翰大學建築系教授陸謙受與公和洋行共同設計、建造。 本文圖片除署名外均為資料圖

談及包浩斯在中國建築領域的影響,有兩個人的名字勢必無法跳過:理察·鮑立克和黃作燊。

鮑立克在1925年於德紹包浩斯學院就讀,期間,他曾與自己的老師格奧爾格·穆赫(Georg Muche)共同設計了一座鋼結構住宅建築。兩年後,鮑立克正式受僱於第一任校長格羅比烏斯的私人事務所,負責德紹校園學生宿舍的建設工作。1933年,包浩斯學院被迫關閉,鮑立克因受到納粹指控,不得不離開德國來到上海發展。在初到上海的那幾年,他作為沙遜家族旗下時代公司的建築師,主導了和平飯店和百老匯大廈的室內設計項目。

黃作燊則是格羅比烏斯的第一位中國籍學生。他與格羅比烏斯相識於倫敦,1937年,黃作燊自倫敦建築學院畢業後,追隨格羅比烏斯到美國哈佛大學設計研究院繼續深造。1940年,黃作燊回到上海,用兩年時間籌建上海聖約翰大學建築系,正式將包浩斯現代設計教育體系引入中國。也是在這裡,他與鮑立克相遇,有了之後的「大上海都市計劃」。

值得一提的是,相較於同一時期活躍在上海的匈牙利建築師鄔達克,無論是鮑立克還是黃作燊都沒有太多建築作品得以保全至今。原因或許是因為,兩人的大部分精力都傾注在教學和學術研究方面,除了培育人才之外,他們在上海留下的最重要的作品便是與多位聖約翰大學建築系教授,包括英籍建築師白蘭特(A. J. Brandt)、旅英多年的香港建築師陸受謙的等人,以規劃設計工作小組形式合作完成的「大上海都市計劃」。該計劃遵循現代主義城市規劃原則,從衛星城鎮、鄰裡單位、高架道路等概念出發,為未來50年上海城市發展方向做了布局,然而可惜的是,建築師們繪下的藍圖礙於國內局勢動蕩而未能實現。

「中行別業」,舊稱中國銀行行員宿舍,由陸受謙、黃作燊設計。上觀新聞 資料圖

坐落於滇池路外灘的中國銀行大廈,以及萬航渡路上的中國銀行行員宿舍,是陸受謙、黃作燊在上海留下的代表性建築。雖說它們無法像晚十來年落成的同濟大學文遠樓那樣,可以被直接貼上包浩斯風格標籤,但兩者同樣是包浩斯精神漂洋過海來到東方的見證,值得建築愛好者們專程拜訪。

萬航渡路上的中國銀行行員宿舍佔地3公頃,擁有樓房140幢,小區內建有理髮室、圖書館、診療所、小賣部、老虎灶、運動場所乃至員工子弟小學,設施之齊全、規模之大,在解放前的中國無出其右者。

至於1941年竣工的中國銀行大廈,則是外灘萬國建築群之中唯一一棟由中國人自行出資建造,且由中國建築師主持設計的摩天樓。其建築外觀中出現了大量中國元素,如平緩的四方攢尖頂,綠色琉璃瓦,鬥拱裝飾的樓簷,簷下凹凸對應的如意雲紋,以及石造鏤空花窗框,這些都讓它在西式風格大廈林立的浦江邊異常奪人眼目。女作家陳丹燕曾在文章中稱中國銀行大廈為「資產階級的工業中國的夢想」。「很多人將自己的希望寄托在這座大廈上,公和洋行與中國建築師希望它是外灘最高的建築,時任中行董事長的宋子文希望它能在英國人的外灘顯示中國銀行與一切外國銀行平起平坐的實力,中國商人希望它象徵著中國資本的力量。」

中國銀行行員宿舍鳥瞰圖

鮑立克在上海呆了整整十六年。1949年,「大上海都市計劃」第三稿完稿後呈交陳毅市長,鮑立克回到民主德國,進入國家建築研究院擔任所長,領導柏林城市規劃委員會展開戰後重建工作。同一年,陸謙受也回到故鄉香港執業,以個人建築事務所的名義繼續承接大廈屋邨的設計項目,他的後期代表作品有很多,包括現存的麗池大廈、華仁書院聖依納爵小堂、 業昌大廈、淺水灣大廈等。至於時任聖約翰大學建築系主任的黃作燊,則在上海解放後繼續留校執教。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聖約翰大學建築系被併入新成立的同濟大學建築系,黃作燊擔任系副主任,繼續將包浩斯的理論和思想帶入教育實踐,培養現代建築人才。

直至1954年,由哈雄文、黃毓麟主持設計的文遠樓作為同濟大學建築系教學樓落成,中國才迎來了真正意義以上的包浩斯風格建築。在學界,有這樣一種觀點認為,文遠樓既是國內最早的包浩斯風格建築,同時又是唯一的典型。它所使用的建築手法被與格羅皮烏斯設計的德紹包浩斯校舍存在諸多相似屬性,而格羅皮烏斯的主張「建築的美在於簡潔和適用」也體現在這棟教學樓的立面與平面布局中。比如說,文遠樓在平面上以走廊為線索,串起了不同功能的教學空間,立面設計則藉助於大面積的縱向開窗讓室內與室外空間有極銜接,這兩點讓人聯想到德紹包浩斯校舍輕巧透明的走廊和玻璃幕牆,以及功能多樣統一的設計原則。

同濟大學文遠樓

如今的文遠樓,依然安靜地佇立在同濟大學一隅。淡灰色的牆面、老舊的鐵窗,草坡上的幾棵大樹遮住了不對稱的門廊,建築整體給人留下的直觀印象不怎麼起眼,但如果我們跳過平整無奇的混凝土框架結構,把眼光投向建築內外的細節裝飾,卻不難找到更多體現設計師輕巧新穎構思的有趣設計。背陰面門廊上方的弧形雨棚就是一個值得玩味又不容易被發現的例子。

2007年,同濟大學迎來百年校慶之際,文遠樓的生態改造項目同期啟動。這一改造工程由同濟大學建築城規學院攜同德國倫瑞克工業技術大學節能建築技術研究所、美國卡耐其梅隆節能技術研究中心合作完成,屬於國內首開先河的歷史保護建築生態節能改造案例。為了不破壞文遠樓原有的簡潔、清新、樸實形態,改造工程特意採用了內牆穿夾襖,而非外牆穿棉衣的方式,對樓宇的保溫隔熱性能加以提升,同時也令建築壽命得以延長,煥發新的活力。

參考資料:

《鮑立克在上海:近代中國大都市的戰後規劃與重建》,侯麗、王宜兵著,同濟大學出版社,2016年11月

《包浩斯道路:歷史、遺澤、世界和中國》,杭間、胡恩威主編,山東美術出版社,201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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