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打佛教傳入中國，經過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擴張，已經形成儒釋道三教並立的局面。雖然偶爾還有法難，但佛教後來居上的勢態，已經很明顯了。總體來說，對於皇帝來說，這三教是哪個也割捨不掉的。但是三教中人，卻一時還沒有後來那麼豁達，可以三教合一，所以，難免要爭個孰先孰後。從北周到隋，皇帝的屢次召集群臣和道士和尚，討論三教的排序。其實，無論怎麼排，儒的中心地位都是不能被撼動的，所以爭來爭去，就是佛道兩家的座次。
道教是本土宗教，帶有巫術的氣味，但無論煉丹，治病，氣功，打坐，都沒法不讓人喜歡，甚至於風水和佔卜，也跟它也有不解之緣，在操作上，具有很大的便宜。但是，在論理方面，跟佛教完全不在一個層次上，所以，兩家只要一辯論，道教準輸。
佛教宗教形態完備，理論體系大體自洽，龐大的佛寺，巨型的佛像，和各種深入社會的法事活動，對信眾的吸引力很大。在民間傳播的勢頭，自東晉以後，就超過了道教。
但是，早期的道教，最初沒有自己的宗教團體，道士像方士一樣存在。學道也不過是個人行為。而佛教寺院經濟發達，又擁有眾多出家的僧尼，在經濟和人力資源兩方面，對王朝政府構成威脅。所以，道教沒有法難，只有佛教有法難。皇帝一旦迷上了道教，沒準就會對跟他搶人搶資源的佛教發難滅佛。
儘管如此，這樣的發難，也不過就是三次，到了五代之後，就再也沒有皇帝幹這種事兒了。三教對皇帝來，都太有用了，哪個也放不下。
唐懿宗時，宮裡有個優人叫李可及，是個滑稽的角色，插科打諢，是一把好手。這樣的人，在唐朝都叫供奉，跟文學之士，本質是一樣，都是供皇帝解悶的。一次登臺給皇帝演戲，李可及一身儒服，寬衣闊帶，自稱博通三教。另一個角色問道：你既然博通三教，請問釋迦牟尼是什麼人？李可及答曰：是婦人。問者說：為什麼？答曰：金剛經上講，敷坐而坐。若非婦人，為何要待夫坐之後再坐呢？（他把敷混成了夫）然後人家又問：太上老君是什麼人？他說，也是婦人。問者顯得更加不解了。他說，道德經上說，吾有大患，為我有身。倘非婦人，為何有身呢？最後人家問：孔夫子是什麼人？他還是回答：還是婦人。因為論語上講了，沽之哉，沽之哉，吾待價者也。若不是婦人，幹嘛要待嫁呢？
皇帝看了，樂得不行，開心極了。
到了唐懿宗時，唐朝氣數已經快要盡了。做皇帝的，也就不怎麼講究了。所以，三教的教主，在皇帝哪兒，也是可插科打諢的了。無意之中，一個優人，竟然把三教在皇帝哪兒的用處給說破了，其實三教就是婦人，就是玩物，能逗皇帝開心，也不算壞。後世的皇帝，對待三教，依舊有薄與厚，但三教的工具屬性，卻始終沒有變過。皇帝無論用得認真一點，還是馬虎一點，三教就是這麼個東西。每個個中人，太把自己當真，都是自不量力，過於把自己當個玩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