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佔有人類五分之一和作為華文最大應用者的中國，自1949年以來便廣事推行簡體字。因此，除非我們能揚棄舊的偏見而採用簡體字，否則我們將有被拋出華文發展主流的危險。
關於漢字使用簡體還是繁體的爭論由來已久，近日兩會召開，又有政協委員提出恢復部分繁體字，再次引發爭議。事實上簡繁之爭不只存在於中國，周邊國家如日、韓、新、馬、泰等也因受到中華文化影響，不同程度地使用漢字，並有過相關爭論。
位於馬六甲海峽的新加坡，就是一個大量使用中文和簡體字的國家：不僅中文標示隨處可見、國民華語水平普遍較高，連新加坡的「國父」李光耀也曾為競選苦學中文和福建方言，近年還在《學語致用——李光耀華語學習心得》一書中介紹學習心得——可見中文的重要性。這是怎樣的歷史和社會條件造成的結果呢？
新加坡巴士車內協助殘疾人的指示牌（中英雙語），中文為簡體字
英語+母語：蕞爾小國的生存之道
新加坡是一個典型的多元種族社會，華族、馬來族、印度族和其他種族並存。據1957年人口普查統計，新加坡的母語群體有25個之多，因此素有「種族博覽會」和「語言(方言)博覽會」之稱。
1959年新加坡脫離殖民統治成立自治邦，出於生存和政治策略的考慮，自治邦憲法規定馬來語、華語、泰米爾語和英語為新加坡的官方語言。然而由於語言林立、種族摩擦頻發、國家意識淡薄，新加坡需要確立一種各族群都能接受的共同語言。
李光耀曾在回憶錄中說：「各族之間務必要有一種共同的語言，這一點在新加坡武裝部隊中尤其明顯。軍隊裡的方言和語種多得可怕，即使得一起上戰場，彼此也不能以任何一種官方語言溝通。許多國民服役人員只會講方言，軍隊裡不得不特別為他們成立福建話兵團。」
新加坡政府最終選擇英語作為共同語的原因主要有三：英語是中立語言，不會引發三大民族之間的語言地位之爭，也有利於國家意識的建立；同時考慮到英國曾統治新加坡近140年，英語一直是行政、法律、商業和社會活動中的工作語言，已有一定的族際溝通和交流的基礎；此外英語是國際共同語言，是國際商貿中最有效的交流工具。
然而英語是前殖民者的語言，將其確立為第一語言可能引發各民族的牴觸情緒。因此新加坡政府在1960年代中期確立了「英語+母語」的雙語教育政策，從而兼顧英語的政治、經濟功能和新加坡人對母語的感情依附。
在約300萬新加坡總人口中，華族約佔77%，馬來族約佔14%，印度人約佔7%，其他民族如亞歐後裔、歐洲人和阿拉伯人等約佔2%。在這個華族人口佔絕對優勢的移民社會裡，華語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就目前的雙語教育制度而言，政府的語言規劃政策是最主要的推動力。推廣的過程頗多曲折，李光耀曾著《我一生的挑戰——新加坡雙語之路》回憶這段經歷。
為什麼要用簡體字：節省學習成本，緊跟華文發展主流
在殖民政府統治時期，新加坡的華族子弟主要是通過在自己的方言社區裡的私塾教師的講授來學習華語的。辛亥革命後，隨著「國語運動」興起，華語教育在東南亞各國和南洋各地的華人社區中展開。
在推行漢字簡化方案之前，新加坡的華文應用呈現簡體字、繁體字、異體字和自造簡體字並存混用的現象。1960年代新加坡開始使用簡體字，是配合雙語政策實施的一項改革。由於華語最困難的就是書寫能力的學習，簡體字可節省書寫及學習的時間，因此以簡體字取代繁體字，可簡化華語的學習。
《叻報》，1925年新加坡的白話文、繁體字報紙
1968年8月，新加坡政府教育部成立「漢字簡化委員會」，於1969年頒行《簡體字表》。該表審訂了502個簡體字，又稱《502簡體字表》。但是這些字的簡化並不全面，其中還有新加坡本地特有的簡體字（與中國的簡化字不同），如「伩(信)」。
1974年3月，新加坡教育部頒布《簡體字總表》，把簡體字增加到2200多字；1976年5月 發布了更加完善的《簡體字總表》修訂本。該修訂本刪除了新加坡本土的簡體字，以及中國沒有簡化而新加坡加以簡化了的簡體字；同年，教育部頒發《異體字表》 和《新舊字形對照表》，刪除不必要的異體字，並規範經簡化漢字的筆畫。此後新加坡的簡體字與中國大陸地區通行的簡化字基本相同。
新加坡特有的簡體字
1974年，新加坡教育部規定教科書須橫排印刷，由左到右；劍橋會考華文考試開始改為橫寫。政府的公函、通告、招貼、表格等，率先橫排橫寫，接著各報章、雜誌和其他出版物也相率橫排橫寫。中國則是於1955年開始推行橫寫橫排。
語言政策也影響了新加坡華文報紙的形態，如《南洋商報》和《星洲日報》從1970年開始嘗試採用簡體字代替繁體字排印。1979年這兩份報紙對編排方式也進行了改革，將新聞版面改成橫排，報頁也變為向左翻，與西方報紙保持一致。
1980年和1983年，新加坡教育部又先後頒行《小學分級字表》和《中學華文字表》，兩個表的字體都是根據簡體字、新字形和規範字頒行的，新加坡由是進入全面使用規範字的時代。
新加坡教育部高級政務部長蔡崇語在國會上曾說：「我們目前採用的簡體字，實際上是把中國的簡體字引進來。」有人對簡體字有疑慮，新加坡一家英文報紙指出：那些認為簡化將會摧毀華文字體優美的學者，應該記得，佔有人類五分之一和作為華文最大應用者的中國，自1949年以來便廣事推行簡體字。因此，除非我們能揚棄舊的偏見而採用簡體字，否則我們將有被拋出華文發展主流的危險。（謝世涯：《新中日簡體字研究》，語文出版社，1989年，第123-124頁）
統一「南腔北調」：推行漢語拼音，取代注音符號
在拼音方面，早年新加坡華語教學以「注音符號」為準。
1920年代初在新加坡興起的華語教育，主要是利用注音字母對語文課本進行注音，教學的目的是閱讀和寫作，並非口語。1950年代以後，以注音字母作為音序排列的字典開始出現，如《國語辭典》、《漢語辭典》。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辭典的注音依據是北京語音。在沒有明確的華語語音標準之前，新加坡華語教師由於大部分來自中國南方地區，本身口音帶有濃厚的方言語音色彩，能發標準華語語音的教師不多，南腔北調的情況比較嚴重。因此學生掌握的華語語音差異較大，總體水平參差不齊，這種情況在1950、1960年代仍普遍存在。
1958年2月11日，中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正式批准《漢語拼音方案》。1958年秋季開始，《漢語拼音方案》作為小學生必修的課程進入全中國的小學課堂。從1957年到1962年，中國的普通話審音委員會分三次發表了《普通話異讀詞審音表稿》，總共審訂了兩千多條異讀詞。
而新加坡共和國政府於1971年開始採用「漢語拼音方案」。1971年，新加坡出版的華文第二語文小學課本採用漢語拼音，同時用「注音符號」給課文的生字注音。第二年，新加坡的語文課本便不再使用「注音符號」，只剩漢語拼音。
為順應情勢的變化，新加坡的語文教師紛紛自發地學習漢語拼音方案，新加坡教育部、各教師團體以及一些民間團體都紛紛舉辦漢語拼音訓練班。新加坡無線電廣播電臺也安排了一系列的漢語拼音講座，以滿足聽眾學習漢語拼音的需要。
但在很長一段時間裡，規範的華語教育仍限於課堂，在實際的華語使用中，由於移民來自中國南方各地區，方言非常強勢。
例如，新加坡華人的姓名，一向是根據不同籍貫的方言拼寫的，像「陳」這個姓，約有Tan（閩南、潮州）、Chan（廣東）、Chin（客家）、Tang（福州）、Ding（福清）、Teng（閩北）、Chen（中國 ）、Chern（臺灣）等不同的方言拼寫方式。而同一個「慧」字，使用閩方言的人拼作Hwee，使用粵方言的人拼作Wei，還有人拼作Hui。
新加坡教育部於1973年推行漢語拼音後，建議在籍學生或嬰孩出生時，採用漢語拼音拼寫英文姓名，以減少方言的影響。然而這項措施帶來極大的反彈。不少華人的華語姓名慣以方言發音，其姓氏已成為身份認同的一部分，把姓Tan改為姓Chen（「陳」），認為把祖宗的姓也改了。也有些家長認為，在過去所有的證件中姓名都是以方言拼寫的，改用漢語拼音，將引起混淆或造成法律糾紛。
儘管面臨輿論的反對，新加坡政府仍堅持於1980年開始在小學實施這一方案，並擴及全國中小學。1993年，新加坡國民登記局趁全國更換新身份證之際規定加印漢字姓名，才進一步解決這一問題。
新加坡如何推廣「標準語」：「多講華語，少說方言」
如前所述，新加坡華族內部多種方言混雜。為了促進華語在社會上規範使用，消除華族內各方言群之間的語言隔閡，新加坡政府於1979年開始在全國舉行「推廣華語運動」，鼓勵華人以普通話代替方言。
推廣華語運動的開展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79年至1992年，主要目標是讓華語成為華人的共同語言；第二階段從1991年開始，對象轉為華人中的英語社群，目的是鼓勵習慣使用英語的人士多講華語，強調華語的文化價值。
1979年9月7日，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在新加坡大會堂主持「推廣華語運動開幕典禮」。 他在開幕致辭時表示，儘管在公共場所人們講方言最為普遍，但如果家長願意放棄方言以減少子女的功課負擔，他們可以專心學習華語和英語。而政府將下令全體公務員，包括醫院和診療所的服務人員，特別是負責櫃檯的工作人員，必須用華語與公眾人士交談。
「多講華語、少說方言」的各項活動迅速推及全國，計程車司機、營業人員佩戴「我會講華語」的徽章，各社團、會館也紛紛成立推廣華語小組。
1979年10月30日，電視臺為配合推廣華語運動，推出了華語配音的電視連續劇《倚天屠龍記》，該劇是香港攝製的、在新加坡最受歡迎的粵語片；後來電視臺又推出以華語配音的粵語武俠連續劇《蕭十一郎》。這一措施一度受到方言視眾的反對，尤其是老年人，但後期方言觀眾也逐步習慣了華語的配音。
1980年1月9日電視臺播出了「兩種語言的掌握和多種語言社會一一與總理一席談」節目，由四位新聞從業者與李光耀總理暢談語言問題。李光耀認為，會講華語的華族人士應起帶頭作用，使華語能夠迅速推廣和普及，逐漸取代方言而成為華族人士的共同語。同時主張拼寫華人姓名時, 應照華語的發音來拼寫。
此後新加坡每年都要舉行一次「華語運動月」，每次有不同主題，如1979年是「多講華語、少說方言」，1982年是「在工作場合講華語」。同時每年的「華語運動月」都要突出一個工作的重點或中心任務，比如1983年是「巴剎(市場)和食物中心」，1986年是「飲食業的經營者和華族顧客」，1987年則是「中元節集會」。
李光耀在回憶錄中說：「1965年獨立之初，我們決定推行華文為第二語文的政策是正確的。新加坡華族講七種中國南方的主要方言，在這種情況下，比較容易說服大家一起改用華語。……對許多新加坡人來說，方言是真正的母語，華語不過是次母語。不過，再過兩代人，華語就會成為新加坡華人的母語了。」
在政府的推動下，講華語的家庭從1980年的26%增加到1990年的60%，數字還在不斷上升。李光耀曾經這樣分析：「使華族人士改變學習華語的態度，關鍵因素是中國的逐漸對外開放。不管是專業人士或督工，兼通中英雙語的人都佔有優勢。再也沒有人抱怨使用華語而非方言了。」（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