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範圍內，金融中心的競爭從未停止。新加坡與中國香港為亞洲金融中心「硬剛」了多年；英國尚未擺脫「脫歐」僵局，倫敦與法蘭克福就開始為新的歐洲金融中心展開雙城爭霸……
顯然，金融中心之爭既是城市之間的競爭，也是金融業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結果——產業集聚，更是國家競爭背景下搶佔全球金融制高點的籌謀，畢竟一個大國終需金融「點化」經濟。
新形勢下，中國該如何建設金融中心？
金融中心建設重心轉移至上海新中國建國以來的金融發展史，很大程度上是北京與上海的「雙城記」，如今，這架天平逐漸向上海傾斜。
一、從城市定位上看，《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16-2035年）》在第一章第一節就明確了北京城市定位是全國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國際交往中心、科技創新中心，隻字不提「發展首都經濟」；
而上海在總規中被定位為國際經濟中心、國際金融中心、國際貿易中心、國際航運中心、科技創新中心，目標是把上海建設成為「卓越的全球城市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大都市」，這似乎等於宣告了將金融中心交給上海之意。
二、從金融本身而言，風險相伴而生，金融中心在一定意義上也是風險中心，北京作為首都，顯然不如上海更有利於發展金融業。
事實上，很多國家的政治中心和金融中心是相分離的，如華盛頓、紐約之於美國，渥太華、多倫多之於加拿大，柏林、法蘭克福之於德國，由此可見，金融功能並非首都所必須擁有。
如今北京正在剝離經濟色彩，強化首都功能，疏解非首都功能，外遷製造、零售、批發、運輸、倉儲等生態，疏解部分央企、金融機構等。
三、上海從戰略平衡點重回戰略制高點。中國正在由經濟大國向經濟強國邁進，而成為經濟強國的標配就是擁有國際化的金融中心，而上海歷來肩負著國家戰略任務，往往是全國未動、上海先行。
在新一輪改革開放中，上海被賦予更高的站位，向「卓越的全球城市」發力，將成為中國進一步接入世界和融入世界的「接口」，相應也需要提高全球金融資源配置功能，畢竟金融是引領世界格局的重要力量之一。
不過，北京非金融中心定位與實質上的「國家金融管理中心」並不相悖，其本身就是國家金融決策和監管機構集聚的中樞，還聚集了10家國家級金融行業協會和組織。
因此，未來北京將在國家金融發展體系中繼續扮演「管理者」和「服務者」的角色，強化監管職能，進一步支撐金融開放，形成「市場在上海，監管在北京」的格局。
除政策上的傾斜以外，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也是商業和市場的選擇。
按照英國智庫Z/Yen集團於今年3月發布的第25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FCI），「紐倫港」穩居全球金融中心前三甲，上海位列全球第5，而北京排名第9，而且上海與倫敦、香港、新加坡之間的差距分別縮小到17分、13分、2分，要知道2007年全球金融中心指數首次發布時，上海與倫敦的差距還高達193分。
在其9月份發布的第26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數中，紐約、倫敦、香港、新加坡、上海仍然分別位居前五，排名沒有變化。而且上海與倫敦、香港、新加坡之間的差距進一步縮小至12分、10分、1分，超越新加坡僅一步之遙。
中國金融雙中心：上海、香港目前，中國已經建成的國際金融中心只有一個——香港，而上海正在努力追趕。基於現有金融地位及發展基礎，中國極有可能出現上海、香港雙金融中心的格局。
具體而言，上海與香港各具有金融發展區位優勢，一個是整個遠東區位最好的城市，一個是避開了百年戰亂的繁華之地；一個有長三角一體化腹地支撐，一個背靠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上海東瀕東海，北界長江，早在1930年代，上海銀行家群體崛起，外國銀行競相登陸上海灘，上海不僅變身為最耀眼的全國金融中心，而且一度成為冉冉升起的遠東金融中心，1936年上海黃金市場全年成交就達3116萬條，超過當時的法國巴黎。
如今，經歷40年改革開放的上海已集聚了股票、債券、貨幣、外匯、黃金、期貨、票據、保險等各類金融要素市場，具備了高能級的總部集聚、戰略性全球平臺和大規模流量等基本條件。
2018年，上海金融市場成交總額1645.8萬億元，同比增長15.2%，全國直接融資中的85%來自上海金融市場；上海持牌金融機構總數達到1605家，其中外資金融機構佔到30%；上海金融從業人員超過36萬人，佔全市就業人員總數的3%。
而且隨著長三角一體化推進及上海大都市圈形成，廣闊的腹地經濟規模將構成上海金融走向世界的堅實支撐。
香港更不用說，藉由開埠從一個小漁村變成遠東重要的貿易港，並在交通、貿易樞紐基礎之上帶來金融業發展，尤其是在當時內地烽火連天、政局動蕩之時，大量資金湧入香港，金融業盛極一時；
而後在新中國被全面封鎖之際，又充當中國對外聯繫的窗口和橋梁，由此上演了香港輝煌的百年金融史。
香港憑藉自由開放的市場、完善的法律制度、國際化的營商環境、完善的金融體系、成熟專業的金融專才等，成為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金融業佔GDP比重達18%左右，擁有全球第三大黃金市場、第四大外匯交易市場，還是全球最大離岸人民幣市場，擁有全球最大離岸人民幣資金池（規模高達6000億元人民幣）。
如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更為香港金融提供了後援基地和新的發展空間。
儘管過去5個多月來，香港持續發生的極端暴力違法事件，沉重打擊香港零售、餐飲和旅遊業，香港的國際形象和營商環境受到嚴重損害，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受到影響，但香港在全球仍然具有競爭力，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不會輕易動搖。
尤其是，11月26日，阿里4萬億市值登頂港股，時隔5年，終於「回家」與港交所再續前緣。在貿易不確定性的背景之下，阿里回歸港股的示範效應預計將帶動更多美股中概股回歸，無疑將為香港金融中心地位再添「定海神針」。
不過，上海與香港在地緣、機緣層面雖有相似之處，但所處階段卻全然不同，一個是後起之秀，一個是發展到最高階段，乃至問題暴露；一個正積極向上攀登，一個唯恐被「邊緣化」。
從經濟總量來看，1997年香港以13445億元人民幣的GDP排名中國第一，是上海的近4倍；2009年上海GDP反超香港，2018年深圳GDP（2.42萬億人民幣）也首超香港。
從金融機構本外幣存款餘額來看，截至2018年末，上海在「資金總量」（12.1萬億人民幣）上已經完成了對香港的超越（接近12萬億人民幣），相當於「深圳（7.25萬億人民幣）+杭州（約4萬億人民幣）」。
而且此次風波將香港內部的諸多問題暴露出來——以金融和專業服務業為主的經濟結構單一、本地就業創業市場機會有限、青年向上流動空間小、房屋土地供不應求等，這些問題單靠香港內部制度已經不能解決。
儘管香港的權重在下降，但鑑於香港自由度更大，可容納的更多，上海和香港之間短期內並非替代關係，而是形成優勢互補，呈現中國金融雙中心的競合格局。
中國金融將呈現複式結構上海與香港共同承載著中國金融複式結構設計：
一個重在境內（以合作為主，服務實體經濟），一個著重境外（參與國際競爭和國際規則制定）；
一個是「穩定盤」，一個是「波動盤」；一個可調控，一個市場化；一個在岸市場，一個離岸市場，達到進可攻、退可守之效。
如此複式結構，既可以藉助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推動中國內地的金融和貨幣改革；
又可以利用港陸區隔，發揮防火牆和緩衝帶作用，防止改革一旦失控衝擊中國金融全局穩定；
還可以借鑑人民幣國際化在香港的風風雨雨，在上海進行規避和調整；更何況，如不維持香港的地位，政治上也過不了關。
鑑於此，上海和香港在金融領域的互補性要遠遠大過競爭性，未來上海—香港的關係或將類似於紐約—倫敦，即分別為某種世界貨幣的在岸—離岸市場。
不過，當中國金融真正形成上海與香港的雙中心格局，人民幣逐漸實現國際化，而美元因內部撕裂無法成為穩定之錨，港幣或將脫離聯繫美元，而趨向聯繫人民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