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認為中國自古就有家貓，至少像馬一樣在先秦時期就已經與國人息息相關了。《詩經》曰：「有貓有虎。」《禮記》曰：「迎貓迎虎。」這是其「文獻證據」。其「考古證據」則表明中國人早在仰韶文化晚期就開始和「貓」生活在一起，後來的漢墓中也有「貓」骨骼出土。
但是，這些在我們看來是有很多疑問的。比如《詩經·韓奕》原文其實是：「孔樂韓土，川澤，魴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羆，有貓有虎。」「川澤」二字，已經把後面那些物種的野生本色，暴露得很徹底了。至於考古上發現的「貓」，我很懷疑是貓科豹貓屬的「豹貓」，或者貓科貓屬的「亞洲野貓」，而不是貓科貓屬的「家貓」。
目前比較通行的說法是，世界上所有的家貓，全部來自非洲野貓，並且在大約10000年前由埃及人馴化，之後才逐漸擴散到世界各地。（但持不同的意見的人可能還有不少，本文無意深入辨析。）
而明確的中國人養貓記錄，其實晚到南北朝時期才出現。唐代養貓者漸多，典型的貓粉直到唐末才出現（張摶），五代以後養貓之風始盛。這跟隋唐之前普遍養狗捕鼠的記載，恰恰正相吻合。
按理說，家貓應該就是南北朝時傳入中國的。如果是陸路則可能是走中亞，如果是海路則可能是走東南沿海。可惜目前為止，筆者還沒有找到相關考古證據。本文重點從文獻角度來討論中國家貓的傳入。
「年年戰骨埋荒外，空見蒲桃入漢家。」（唐·李頎《古從軍行》）葡萄於漢武帝時期由張騫自西域帶回的事，史有明文，人所共知。然而國人對貓的傳入，就沒有這樣明確了。只有一些傳說，隱約能夠透露點點信息。
這就是很多朋友聽說過的：貓是唐僧取經時從西方帶回來的（可以簡稱「唐僧取貓」）。
但我們今天分析「唐僧取貓」之前，先說一下另外一個相關傳說：五鼠鬧東京。
由於受到清代中晚期公案俠義小說《三俠五義》的深刻影響，提到「五鼠鬧東京」時人們首先想到的就是這個俠義版的故事。
《三俠五義》插畫《三俠五義》裡，「五鼠鬧東京」是非常重要的節目。其中五鼠分別是，大爺鑽天鼠盧方，二爺徹地鼠韓彰，三爺穿山鼠徐慶，四爺翻江鼠蔣平，五爺錦毛鼠白玉堂。故事講的是，北宋仁宗時期，南俠展昭得皇封綽號「御貓」，五鼠弟兄主要是錦毛鼠白玉堂覺得被衝撞，所以奔往東京汴梁「鬥御貓」，因此引發一系列的矛盾。
其中情節頗為複雜。我們這裡值得指出的是：一，錦毛鼠在去往東京的路上結交了文生公子嚴查散，並且後來為嚴查散的官司打抱不平。二，鬧東京故事徹底結束時，單走脫一個老二徹地鼠韓彰。
這個俠義版五鼠鬧東京，其實改編自神怪版五鼠鬧東京。
神怪版五鼠故事，明清以來流傳也是甚廣，像明代安遇時《包公案》四十八回「何嶽丈具狀告異事 玉面貓捉怪救君臣」，羅懋登《三寶太監西洋記》九十五回「五鼠精光前迎接 五個字度化五精」等等，皆有其說。英國博物院藏書林刊本《五鼠鬧東京包公收妖傳》與周紹良舊藏明刻本《新刊宋朝故事五鼠大鬧東京記》等書，則專記其事。
這些故事裡，鬧東京的五鼠，都是老鼠精，貓當然也是神貓而非人。
其故事版本多達幾十種，此處僅以書林本為例，述其大概：西天佛祖雷音寺處，五隻鼠精思凡，來到人間為禍。先是五鼠化為趕考舉子施俊，淫亂其妻（這個情節在俠義版中被改成錦毛鼠救護嚴查散）。施家告到丞相府，四鼠又化為丞相。驚動天子，三鼠又化為宋仁宗。驚動太后，二鼠又化為太后。包公來，一鼠又化為包公。東京大亂，無人能管。包公於是服毒升天，求見玉帝。玉帝派手下查到這是來自西方的五鼠精作怪，只有雷音寺寶蓋籠中的「玉面金貓」可以降服，玉帝遂派人前往西天。結果佛祖耍滑頭，借出「金睛獅子」充數。無奈包公只好親自動身前往西天，請來真正的玉面金貓。玉面金貓來到東京，咬死四隻鼠精，單走了第五隻（俠義版中最後走脫徹地鼠）。這五鼠跑到南天門，被天兵天將拿住，結果玉帝一時心軟饒了它性命，但減去其神通，發往人家受苦。所以人間多了一種大老鼠。
雖然這個傳說只解釋了「大家鼠」（區別於「小家鼠」）的來歷，沒有明確解釋貓是怎麼來的。但民間故事的流變中，很自然地就把這個故事當成了貓的來歷傳說。故事的最後，便添了個尾巴：鼠患仍未滅盡，所以玉面金貓繼續留在東方為民除害。有的版本中還有一個設定說的是，本來包公答應把貓請回西天，結果因鼠患未盡包公食言，所以貓常常以打呼嚕的方式罵包公。
很可能是因為故事性強，所以「包公請貓」這個故事在民間的傳播度，其實遠高於「唐僧取貓」。
「唐僧取貓」的傳說非常簡單，就是一句話：「貓是唐僧取經時從西方天竺國帶過來看護經卷的。」
這個說法，清·黃漢在《貓苑》裡說出自宋·羅願的《爾雅翼》，最近馬伯庸又在網上說其出自明·彭大翼的《山堂肆考》，其實都不對。
這個傳說的明確說法，出自於《玉屑》，也就是明·楊淙《群書考索古今事文玉屑》。四庫館臣說：「揚淙不知何許人。是書《明史·藝文志》著錄。然二十六類之中，荒唐俚謬，罄竹難書。明人著述之陋，殆無出其右矣。」可知這個書通俗趣味比較濃，大概相當於今天的地攤書《萬事不求人》以及網上的某某百科。
《玉屑》卷二十四「釋氏養貓」條原文說的是：「貓非中國之種，出於西方天竺國，不受中國之氣所生，鼻頭常冷，惟夏至一日暖，忽然不食其囪。貓死，不埋在土，掛於樹上。釋氏因鼠咬侵壞佛經，唐三藏往西方取經，帶歸養之，乃遺種也。」
「鼻頭常冷，惟夏至一日暖」這句話今可知最早見於唐·段成式的《酉陽雜俎》。但《酉陽雜俎》裡沒有後面「非中國之種」這些話。「不受中國之氣所生」，大意是說貓的體質不太適應中國的氣候，這是對貓身體特點的解釋。「忽然不食其囪」大概是說夏至這天忽然不自舔鼻頭，這句話也不見於前人。「貓死，不埋在土，掛於樹上」跟本文關係不大，所以不細說了。最後半句「乃遺種也」前面應該省略了「如今之貓」等文字，說的是現在中國的貓都是唐僧從西方帶回來的貓的後代。
貓書《銜蟬小錄》引《西方經》也有類似的說法，但《西方經》不知何書，可能只是作者記不清出處而編造的書名。
但這個說法的起源，真的還不能說是《玉屑》。
古代流行一種「納貓契」，就是一種收養貓的「公文」「符咒」。其文字部分的開頭說：「一隻貓兒是黑斑，本在西方諸佛前。三藏帶歸家長養，護持經卷在民間。」
文中的「黑斑」，可以根據具體情況改成「花斑」等文字，這不是重點。但是後面這幾句就是不動的了。「本在西方諸佛前」等等，說的是貓的來頭大，養在家裡大有用處，是一種民眾的自我安慰。
問題是，這段文字早在元代的《三訂曆法玉堂通書捷覽》中就已經出現。說明一則早在後來通行的「唐僧取經」故事（所謂的「吳承恩《西遊記》」）出現之前，「唐僧取貓」的說法就已經出現了。二則，「唐僧取貓」傳說的出現，實早於「包公請貓」。
「唐僧取貓」「包公請貓」的傳說，在民間是傳得不亦樂乎。但在雅文化裡，其實大家關注並不是特別多。所見僅此五條：
明·鄭璋《白貓》詩：「玉狸海外來千裡，月兔天邊墮五更。」清·毛宗崗《貓彈鼠文》「爾貓，名雖不列地支，種實傳來天竺。」吳錫鱗《雪獅兒·詠貓》：「問西來意，蓮花世界，同看經藏。」何夢瑤《南浦·貓詞》：「莫更觸璃屏，西來久，往事不堪重數。」姚燮《貓六十韻》：「種類來天竺，誰雲乞未須。」
前文所謂「中國人明確的養貓記錄，是從南北朝時期開始的」，指的是顧野王《玉篇》中說的：「貓，似虎而小，人家畜養令捕鼠。」簡潔有力，表明當時普通人家已經畜貓捕鼠的史實。
但顧野王《玉篇》原書已經散佚，今天所見無論傳世文獻還是出土文獻中的《玉篇》中，其實都沒有上面那句話。「貓，似虎而小，人家畜養令捕鼠」之語，其實出自唐·釋慧琳《一切經音義》（完成於元和五年即810年）引顧野王說。
《一切經音義》引此文不只一次，分別見於其卷一一、卷二四、卷三一、卷三二、卷六八、卷七二等，共計六次。可見一則這段文字十分可能就是《玉篇》中原文，二則唐代養貓捕鼠的民俗已經形成氣候。
《一切經音義》的「經」即佛經，其書專門解讀佛經。雖然上面提到的六處原佛經都與家貓無關，但早期佛教文獻中確實存在一些與家貓有關的內容，而其相關性卻表現在對養貓行為的禁止上。
從姚秦時期（384-417）鳩摩羅什（344-413）翻譯的《佛說梵網經》卷下，到北涼（397-439）曇無讖（385-433）翻譯的《優婆塞戒經》之《受戒品第十四》，再到劉宋時期（420-479）慧嚴（363-443）整理的《大般涅槃經》卷第七《邪正品第九》和卷第十一《聖行品第十九》，等早期佛教譯著中，都明確說到了佛門弟子不準畜貓（等家畜）的律條。後世佛徒甚至將貓叫做「地行羅剎」，比之為鬼（清·書玉《沙門律儀要略述義》）。
我們知道，不同等級的佛家徒需要遵守的戒律是不同的，等級越高戒律越多。「優婆塞」即「善男」，也就是在家（非出家）修行的佛教徒。「沙門」則是佛教徒的泛稱。也就是說，不畜貓是連最低層次的佛教徒都要遵守的基本戒律。
這些佛經中明確說到禁止畜貓的情況，恰恰說明很可能早期西方印度等地的佛教徒面對的，正是一個普遍畜貓的環境。
而事實上，面對老鼠咬壞珍貴的佛經等物，使得佛門對於養貓的戒律似乎並不怎麼嚴格執行。僧人畜貓等家畜的記載，歷史上並不罕見，後世僧人甚至有「貓有五德」的玩笑。「蕭寺馱經馬，元從竺國來。（李賀《馬詩·其十九》）」白馬寺的建立為中國佛教之始，即不諱言白馬馱經。
僧人面對家貓的矛盾態度，使得其經典雖明令禁止畜貓，但家貓仍然有可能跟隨佛教一起傳播出來。
而傳說中無論「包公取貓」還是「唐僧取貓」，也都與佛教有著或多或少的聯繫。這或許是巧合，或許表明了人們對家貓傳入史實的依稀記憶。
顧野王《玉篇》成書於梁大同九年（543年），雖然貓在當時有了一定的覆蓋度，但養貓似乎也並不是太通行。隋朝皇宮中有「貓鬼」事件中的貓究竟是家貓還是野貓，便很難說清。直到武則天時期（649-705），才有了武后將貓與鸚鵡共養，又曾因蕭淑妃的詛咒而禁止宮中養貓，這兩條明確的養貓記錄。
而唐僧取經的真實時間（629-645），正處於在「《玉篇》成書」與「武后養貓」這兩段歷史之中。
總之，從家貓傳入中國的最可能途徑，與家貓傳入中國的大概時間這兩方面來看，至少可以說，相對於「包公請貓」，與「《詩經》時代就有家貓」而言，「唐僧取貓」要更加接近事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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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孫蓀意 著，陸蓓容 註：《銜蟬小錄——清代少女擼貓手記》，中信出版集團，2019-6
[英]艾比蓋爾·塔克 著，黃竹沁 譯：《家貓如何馴化人類並統治世界》，中信出版集團，2018-4
劉朝飛：《狗拿耗子的歷史》《大唐長安的狸貓魅影》，收錄於《志怪於常——山海經博物漫筆》，浙江古籍出版社，即出。
祝秀麗 蔡世青：《「五鼠鬧東京」傳說的類型與意義》，民俗研究20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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