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中，鬱達夫無疑是最富爭議性的人物之一。他是《沉淪》中的頹唐作家，更是感情泛濫的名城浪子；他身為創造社巨子、是中國現代小說的重要開拓者和新文學的重要奠基者，卻同時又是文壇的最大「異類」；他談了「現代文學史上最知名的婚戀故事」，卻以最不堪的方式結束；他長期被認為革命意志消沉，最後卻成為為國捐軀的抗戰英烈……在那個天才名士紛出的年代，鬱達夫以其驚人的才情和風流的稟性成為當時頗為耀眼且特異的存在。而在他的諸多傳奇中，以他的自敘傳小說和眾多風流韻事最為世人所知。
鬱達夫年少成名，25歲那年就以一部《沉淪》踏上五四新文學的舞臺且震驚一時，其作品雖然在文壇廣受推崇，且他在此後的一系列小說塑造的「零餘者」形象也早已成為中國文學史中的經典形象，但過於大膽的自我暴露和大量的性苦悶心理描寫頗受時人攻訐，且在其身後也備受爭議。鬱達夫一直堅持「文學作品，都是作家的自敘傳」，而此類小說和作者私人生活、內在心理的過度貼近，以及作者對其生活的「無私」袒露，都足以引發人們對文章背後作者私人生活窺探的欲望。再加上對於鬱達夫而言，婦人和酒是其文學創作的原初動力，他的一生都與女性有著不解之緣，因此追蹤還原作家的情感生活就顯得十分必要。河南社科院研究員許鳳才先生多年來始終致力於鬱達夫研究，通過對相關的文學作品、日記、回憶錄和研究成果的積累考據，憑藉豐富翔實的資料陳列，將讀者帶入歷史現場，《鬱達夫愛情志》一書通過對鬱達夫驚世駭俗的愛情的生動描述，為讀者提供了一條通往鬱達夫情感世界和文學世界的便捷之路。
縱觀鬱達夫的一生，「愛情和友情始終是他生活和創作的著力點，靈魂的重要依託」。少年時與趙蓮仙、倩兒等新潮少女的熱戀，促使其寫下數百篇華美詩歌；日本留學時與「隆兒」、「梅兒」的愛情糾葛則成就《沉淪》；與髮妻孫荃的不幸婚姻生活，促成《茫茫夜》、《蔦蘿行》；與「海棠」、「銀弟」等底層女性纏綿悱惻之餘作成《秋柳》、《街燈》；與王映霞的愛恨情仇促成了《屐痕處處》《閒書》《遲桂花》等佳作誕生，更有《毀家詩紀》這一驚天動地之作；此後與李筱英的邂逅相遇，與何麗有的婚姻生活都有佳作寫成。正如許鳳才先生所說：「鬱達夫一生都和女性有著不解之緣，有女人在身邊或得到異性的愛戀時，他熱情洋溢，春風滿面，筆墨酣暢，字字句句都閃爍著時代的光芒和智慧的火花。如果無女人相伴或者沒有獲得異性的溫存時，他馬上便陰鬱消沉，借酒消愁，故作『頹廢』狀。」正是和眾多女性輪番上演的一幕幕愛恨情仇和是是非非，構成他豐滿鮮活又頗顯痴狂的人生軌跡。
雖然鬱達夫一生交往女性頗多，且慣常出入於青樓酒肆買醉買笑，但在許鳳才先生筆下並不使人反感。蓋因世上總有這樣一類人，他們天性恣意，心思早慧、情懷豐盈，欲望蓬勃、精力旺盛、性情曠放、行事任性不羈，既不矯飾，也無心機世故，更不自抑自苦，他們坦坦蕩蕩，不遮不掩。鬱達夫就是這樣一個人，他在文章中對自己的心靈上的困惑迷茫、性格中的孤獨狂傲、生理上的壓抑變態毫不遮掩，甚至重加筆墨，大肆渲染，即使在文壇已然聲名大噪之後，仍然不藏不掖，不棄稟性。即使是對歡場歌妓，他都真誠對待，很少逢場作戲、隨意狎玩，在他的文章和各類資料中，鬱達夫總是給這些弱女子以最大的同情和尊重。但與王映霞情感糾紛時，他又拿出令人大為驚異的《毀家詩紀》，將家庭紛爭剖於世人面前。這種愛則欲其生，恨則欲其死的極端意志，這種事無不可對人言的坦蕩浩然，震驚時人，也常令吾等後輩接受無能之餘又心生佩服。
面對如斯天才，要想寫好其傳記，只有在對史料充分挖掘和客觀分析，在精神交會的基礎上獲得靈魂深處的對話與共鳴，方能將身心融入鬱達夫所處的時代場景，做到感同身受，並能在細微之處體察其不同常人的精神氣質、歡欣悲涼。在這一點上，許鳳才先生行無蹤跡、任意東西，呼朋喚友、推杯換盞之餘，能行仗義疏財、救困扶危之舉，更有眾多不為俗世所累，堅持人格的獨立與自由之行。其自在坦然和風流自賞與大半個世紀以前的那一書生頗相類似。如此，才能寫出鬱達夫「好事只愁天妒我，為君先買五湖舟」的風流自在，「曾因酒醉鞭名馬，生怕情多累美人」的名士不羈，「贅秦原不為身謀，攬轡猶思定十州」的家國情懷。
對材料的處理是傳記文學的一大難點，許先生多年來潛心研究鬱達夫，先後著有《浪漫才子鬱達夫》《鬱達夫與魯迅》《鬱達夫的婚姻和愛情》《鬱達夫與王映霞》等多部著作。在開始新作時，如何在之前著述的基礎上全面深入地鋪展鬱達夫眾多愛情故事，且避開對某些材料的重複處理，就顯得尤其重要。由於此前作者曾寫過鬱達夫與王映霞故事的專著，因而在本書中並沒有多著筆墨，而是對鬱達夫與原配孫荃「在愛與不愛之間」的情感游離，對造成這一幕的時代背景、家庭環境、個性差異等詳加描述。對此前公眾關注較少的李筱英、何麗有這兩位在鬱達夫生命後期佔重要比重的女性也做重彩描繪。全書按時間依序而下，全面詳實地書寫了鬱達夫的情感生活，並在此之外引出他的精神世界、文學追求及社會擔當。
鬱達夫身為文壇巨子，處於歷史巨變之際，因而其世俗生活和文學創作背後不免關係著眾多的時代事件和歷史人物，因而這本書既是鬱達夫研究的一個推進，也可成為了解那個時代的一個窗口，更是人們審視內心的一面鏡子。在歷史已然前行近百年之後，人們的思想觀念和道德選擇似乎並未隨著「五四」新文化解放運動而向前行進太多太遠。事實上，在大眾文化與消費文化成為社會的主要選擇後，精英文化逐漸式微。如今的年輕人，受制於社會觀念、知識眼界等，對五四時期由人的解放進而帶來人性方面的巨大舒展似乎並未給予應有的理解與尊重，反而以更為苛責的態度去消費當時的中國與當時的知識分子。在更年輕的一輩中，某種「反五四式道德」的言行正成為新的暗潮，這種態度，在網絡尤甚。因此，許鳳才先生這本《鬱達夫愛情志》的出現，對於我們如何以「同情的理解」去看待歷史人物，去體會那個風雲際會時代種種令人心潮澎湃之處，自有裨益。（文/郭海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