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60年夏，毛澤東感到了壓力。對他倡導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一些做法、口號，開始感到心中沒底，自信心有些動搖。
「狂熱」之後，共和國面臨空前飢餓
現在的人們很難想像，在40年前，1959年春，在中南海領袖們的家中，曾有過這樣一幕：秘書將自定口糧標準的通知，發到各個領導人的手裡，請他們按照自己的飯量定一下供糧標準。當時，國家將每個城市人口的口糧定量減到最低限度，要求糧食定量低標準，並以瓜菜代替糧食。據當時中南海工作人員回憶：身高體闊的毛澤東主席，自報的定量是每月26斤。劉少奇委員長報得最低，只有18斤。周恩來總理報了24斤。朱德副主席和毛澤東主席一樣，也是26斤。這一情況，傳到各單位黨支部和黨小組後，大家都認為中央最高領導人的定量偏低了，起碼應該和絕大多數男性幹部一樣，定在28斤。但是，中央最高領導人都堅持說夠了，已經寫過，不要變動了。於是，就這樣開始按照他們報的數量發給他們糧票。
1961年年底，劉少奇和王光美在廣州溫泉山附近的樹林裡撿毛慄子、橡子和苦橘子，尋求解決大饑荒時期的代食品問題。此事對共和國領袖個人來說，不是什麼大事，再說國家再困難也不會讓領袖們餓肚子；但領袖們提筆的手卻十分沉重，他們比誰都清楚：百姓們的口糧緊張到什麼程度！在此之前，他們曾緊急號召全體共產黨員帶頭，國家幹部帶頭。而他們自己首先帶頭勒緊褲腰帶，和群眾共渡難關。
面對工農業生產跌入谷底導致生活資料匱乏和飢餓嚴酷的現實，最難過的是發出大躍進號召的毛澤東主席本人了。他當時對全體國家工作人員宣布：「我們要實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糧不超過定量。」
這種局面不是一天造成的。早在1958年開始「大躍進」，1959年，毛澤東又錯誤地發動了廬山會議上的鬥爭，那場「反右傾」運動，導致極左思潮有增無減，在短短兩三年內，國民經濟嚴重不平衡，全國糧食大幅度下降，森林遭到嚴重破壞，農民飢餓，疾病接連爆發，非正常死亡人數增加，大大地挫傷了農民群眾的勞動積極性。毛澤東聽到農村出現饑荒和餓死人的消息，憂心如焚，坐立不安。在北京，他幾個月不吃肉，吃飯時指著盤子裡的菜對工作人員說：「你們對我很好，可你們不要光從生活上關心我，而要注意節約。比如這青菜，你們都把葉子去掉，光叫我吃嫩的，那菜葉子不是浪費了嗎？」一次毛澤東辦公到深夜，肚子餓了，就叫工作人員去弄幾個芋頭煨熟送來。毛澤東吃了兩個，就坐在椅子上睡著了，工作人員發現毛澤東的呼吸不正常，一看是嘴裡還含著一個芋頭，急忙從他嘴裡往外摳……其實，不論說是「天災」也好，「人禍」也好，或者說在當時大多數人還不願或不敢把困難往「人禍」上聯繫時，中央領導們已經感到了農村形勢撲面而來的嚴峻。
1960年10月21日，連主管外交的陳毅，在軍委擴大會議上也緊皺眉頭，忍不住大聲疾呼：「今年已經有幾個省開始缺糧，秋收以後就缺糧，寅吃卯糧，明年會更缺了，有個怎樣度過的問題。一個山東，一個河南，一個遼寧，一個河北，是最難過的，其次是山西，還有幾個省。58年、59年幾個大戰役，把我們的存底挖空了，把我們的存糧箱箱櫃櫃都拿來吃光了，又來了連續兩年的災害，所以引起困難，明年春天又來個災害怎麼辦？人民確實相當地疲勞了，相當地困苦了，情緒也很不好，勞動熱情普遍不高，大家外逃也不願意搞生產，需要我們軍隊幫一幫。」陳毅的話反映出領導人普遍的焦慮心情。
「大躍進」帶來的另一個惡果是，工礦企業從農村大量招工，城鎮人口猛增，1960年比1957年增加3124萬人，比1951年增加近一倍。這一方面大大減少了農村勞動力，另一方面需要向農村大大增加糧食徵購，而糧食卻沒有那麼多。1960年5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調運糧食的緊急指示》指出：「近兩個月來，北京、天津、上海和遼寧省調入的糧食都不夠售，庫已幾乎挖空了，如果不馬上突擊趕運一批糧食去接濟，就有脫銷的危險。」6月6日，中央在一份文件中說：「入夏以後，北京、天津、上海、遼寧等大城市和工業區的糧食庫存非常薄弱，北京只能銷7天，天津只能銷10天，上海已經幾乎沒有大米庫存，遼寧10個城市只能銷八九天。」周恩來的秘書李巖回憶：「各省市天天向中央告急，搞得總理吃不下飯，睡不好覺。」
農村的形勢更令人焦慮不安。在繼續「大躍進」和準備條件過渡的雙重壓力下，基層幹部花樣翻新，演繹出許多違法亂紀的悲劇來。廬山會議前一度有所收斂的共產風、瞎指揮、強迫命令風再次捲土重來，而且變本加厲。
(責任編輯：久黑必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