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春，臨沂地區文化局設立文物組和文物店。地區文物組成立後，從各縣抽調文物幹部在臨沂城南金雀山、銀雀山漢墓進行發掘工作。1976年5月，在金雀山9號漢墓發掘出土了一幅帛畫。
9號墓葬具為一槨一棺，棺蓋及四周裹以麻布，棺的兩端各用三股麻繩繞三匝，將棺和麻布捆緊，繩頭用環形結扣，彩色帛畫平展於棺蓋的麻布之上。該畫長200釐米、寬42釐米。上部距棺頭低下19釐米，下部長出棺蓋下垂10釐米。帛畫以紅色細線勾勒，平塗色彩，設有藍、紅、白、黑等色。畫幅剝蝕較嚴重，但畫面尚可辨認，描述了在雲空和日月之下，瓊樓帷幕之中，墓主人及其親屬、賓客僕從等起居、歌舞、生產、遊戲等情景，主要內容自上而下分層描繪了8組景物，又可按其內容性質分為天上、人間和地下的表現。頂部是日月並升，日中有金烏，月中有蟾蜍、玉免，日月周圍襯以流暢的雲朵，日月之下是象徵仙境中的瓊閣和蓬萊、方丈、瀛洲3座仙山。第二部分從樓閣前的帷幕以下開始，展示了墓主等24人活動的場面，分為5層，分別為侍從向墓主拜候、管弦演奏與歌舞、官吏相迎、紡績與問醫、角牴表演。第三部分是帛畫下段，描繪對稱奔騰的兩條龍，漫漶不清之處似有怪獸。
關於棺上覆蓋帛畫，1972年至1973年發掘的湖南長沙馬王堆西漢軑候墓出土的「遣策」中有「非衣」一詞，認為即為帛畫，亦即後來的旌幡之類。尺寸一般和棺槨的長度相仿，在今人喪葬風俗中，也常有用紙或者絲織品等繪以人物形象(俗稱靈幡)，或銘記死者生前事跡(俗稱銘旌)，祭悼時張掛於靈堂，出殯時，引為前導，送葬的人要將其高高舉起，走在棺槨之前，入葬時將作為隨葬品覆蓋在棺槨上。帛畫主題表達與其作為旌幡的功能一致，主要反映了導引墓主升仙的意識，在功能傳達上古今無殊。
繪畫就涉及到構圖，尤其在遠近透視等技法還未完全被掌握的當時，繪畫者只能用高下層次和左右排列來描述時空的先後開展，這在春秋、戰國時期早就有所發軔，可以從戰國時期《人物御龍》和《人物龍鳳》帛畫上看到端倪，後來到馬王堆、金雀山出土的帛畫，更為這種設計思想的進一步運用，創造了布局結構的實例。色彩渲染方面，可以結合同時期的壁畫、畫像石和畫像磚等出現的色彩形式，除了勾線和重彩平塗方法外，也有淡彩渲染，色彩除了三原色之外，也會大量使用間色。這對增加畫面色調的變化和形象的鮮明性的提高起了很大作用。
該帛畫出土後經當時臨沂地區文化局文物組組織專家進行了臨摹，其中劉家驥在1977年的《金雀山西漢帛畫臨摹後感》一文中論及：「這幅帛畫的繪製方法，主要是以淡墨線和硃砂線的靈活運用，先起畫稿，然後分別用各種顏色平塗方法繪出畫意，最後以硃砂線和白粉線做部分勾勒。……所用顏料基本與馬王堆帛畫相似，分別採用了礦物色的硃砂、石黃，動物色的蛤粉和植物色的青黛等顏料」。
就題材論，帛畫中涉及到神話傳說、人物拜謁、生產紡績、宴饗舞樂、天象星宿、祥禽瑞獸等等，但所有的表達是為告慰亡靈、祈求升仙。
從戰國到漢初，統治階級用方士尋求神仙長生之術，以黃老無為之學安定天下，西漢晚期，在對內尊儒術、外施仁義的禮治下，思想深處神話封建君權，使讖緯之學盛行，東漢時儒生又把陰陽五行和讖緯之學納入經、史的述解變成天人合一、儒道糅合的封建禮教。董仲舒以「天人感應」說推出儒家三綱五常來維護封建統治秩序，而這種以讖緯為骨的新儒教，勢必重蹈方士神仙、神靈怪異的故轍，這就造就了繪畫除反映現實一定生活場面外，一定會涉及到天文、地理、陰陽五行、神靈怪異等題材。中國兩漢時代的藝術從本質上還是神本文化的延續，這種屬靈的務虛精神，一直在儒、道糅合的情況下受浸禮，繪畫有重真實的要求，但不是重對象一時一地客觀存在的現實，而是要想方設法去撇開客觀對象，來追求「求神變，測幽微」，顯露對象自身存在的真實，認為只有這種真實，才是真正質有趣靈的、能與天為一的真實。所以繪畫的題材上就往往要超出現象的範圍，去追求「永恆」的真實。天象、星宿、陰陽、圖讖、祥瑞、神仙和人事相互作用，再加上佛學的內傳，在引導繪畫本身形神之辯探索的同時，也在傳達著成教化、助人倫的現實功能。
文/車少遠 胡後彬
責任編輯：高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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