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憶父輩 話家風】女兒追憶父親楊善洲：心中永遠的參天大樹
楊善洲
楊善洲簡介
楊善洲，男，漢族，1927年1月生，中共黨員，生前系雲南省保山市原地委書記。
楊善洲同志幾十年如一日，無論是在職期間還是退休以後，他始終堅守共產黨人的精神家園，把黨和群眾的利益放在個人利益前面，淡泊名利，始終公而忘私、廉潔奉公，永葆一名優秀共產黨員的本色。工作35年來，楊善洲始終艱苦樸素，兩袖清風，常年住在辦公室旁一間10多平方米的小屋裡，從不佔公家一點便宜。
1988年6月，楊善洲從保山地委書記崗位上退休，為實踐「幫家鄉辦點實事」和「只要生命不結束，服務人民不停止」的諾言，婉拒到昆明安享晚年的邀請，執意回到家鄉施甸縣義務植樹造林。他把建林場與造福群眾結合起來，每年無償為村民提供林柴，為6個自然村修通了公路，為8個自然村架通了生產生活用電，促進了當地群眾脫貧致富。艱苦創業20餘年，使7.2萬畝昔日山禿水枯的大亮山重披綠裝，活立木蓄積量經濟價值超過了3億元，同時極大改善了當地的生態環境。2009年4月，82歲的楊善洲將大亮山林場經營管理權無償移交給國家，並且謝絕當地政府的獎勵。
又是一年清明節，這是父親逝世的第五個年頭，每年的清明節以及父親的忌日，我們全家都會邀約到善洲林場祭奠我們的父親。回想起爸爸生前對我們姐妹及家人的「苛刻」教育，我們都已明白爸爸的「苛刻」其實是對家人最真誠的愛。他的音容笑貌，諄諄教誨永遠烙在我的記憶深處，如同他一直都陪伴著家人和守護著他用餘生創建的萬畝林海。
我的家是一個平凡的家庭，母親張玉珍，在父親逝世的第三年頭，2013年1月5日去世，享年84歲。我的大姐楊惠菊和姐夫楊學明，在姚關陡坡村大柳水務農。我曾在姚關擺馬小學當民辦教師2年，1985年靠自身努力考為一名正式教師，2011年調到施甸縣委黨校工作。我的丈夫蔣正軍，在施甸縣教育局工作。我的妹妹楊惠琴在保山市菸草公司工作，妹夫楊江勇在保山市委宣傳部工作。
楊善洲的全家福
「拿去找木匠做個箱櫃，把孩子的東西裝好」
我家住在大山裡，從小就是媽媽帶著我們姐妹3個和奶奶過著艱苦日子。爸爸工作忙常年在外，媽媽成了家裡的頂梁柱。家裡糧食不夠吃，她就上山找野菜充飢；我和妹妹沒有錢上學，她就清晨上山摘野果，夜晚熬夜編糞箕、扎掃把，然後挑到街上去賣，一分一分地攢學費……那種艱難，只有媽媽心裡清楚。後來，媽媽經常自豪地對我們三姐妹說：「你們三個，是我像鳥媽媽餵食一樣，一口一口餵大的。」
爸爸那時雖然不常回家，但他對我們的要求卻很嚴格。
女兒大了都要成家。在別人眼裡，爸爸是地委書記，他的女兒結婚一定會非常風光隆重。但是，爸爸卻要求我們姐妹三個從簡辦事，不讓請客、不讓收禮。
1968年，大姐楊惠菊結婚，爸爸寄回來30元錢，並囑咐媽媽不準請客，不準收禮。寨鄰親戚你幾毛、我一元的七拼八湊湊了45元，勉強幫著把婚事辦了。
到1985年我結婚時，爸爸沒有給一分錢。過了一年多我有了孩子，我一邊工作，一邊哺育孩子，那段時間是我最忙亂的時候。一天，爸爸突然出現在我門口，當他看到裝外孫尿布的紙箱時，當即掏出100元錢給我，說：「拿去找木匠做個箱櫃，把孩子的東西裝好。」接過父親給的錢，不知是委屈還是激動，眼淚流個不停。因工作調動，我搬了幾次家，這柜子始終都陪著我。
1993年，妹妹楊惠琴結婚，儘管時代不同了，但爸爸仍是叮囑她婚禮從簡，少請幾桌，並給了她1000元錢，婚宴沒有超過10桌。那天，爸爸穿著乾淨的藍色中山裝參加了婚禮，沒有賓從，沒有談笑風生，他靜靜地坐在角落裡，慢慢地吃飯，只有臉上綻開的笑意，才顯出他是婚宴上的一個重要角色——新娘的父親。
「別人的東西，即使是一分錢的也不能要」
從小，爸爸就教育我們：「別人的東西，即使是一分錢的也不能要。」
妹妹楊惠琴上初中時，一天遇到一位在甘蔗基地工作的阿姨，這位好心阿姨送給她3根甘蔗。對於那個時代的孩子來說，能吃上甘蔗是一件高興的事。當妹妹拿著甘蔗跑回家正準備美美地享用時，爸爸回來了。他看見家裡有甘蔗，問：「這是哪裡來的？」「是農場的阿姨給的。」妹妹說。他聽後臉一沉，厲聲對妹妹說：「趕快送回去。不是早跟你們說過，不能要別人的東西，即使是一分錢的也不能要。」妹妹只好含著眼淚把甘蔗送了回去。
如今，我們三個姐妹都成家了，大姐已當奶奶多年了，在教育孩子上，我們仍然是遵從爸爸的教誨要求孩子不是自己的東西不要。
我初中畢業後沒有繼續讀高中，父親勸我還是繼續讀書。我搖搖頭說：「爸，我不讀了。」我衡量過，自己從鄉下來，基礎差，就算讀三年高中也未必考上大學，不如回家找點事做。父親拗不過我，同意我回家，並介紹我去大尖山茶場幹活。我回到姚關，還沒有上山，一個與父親熟識的老同志聽說了，便跟父親說：「她本來就生活在山裡，好不容易才出來，怎麼又讓她回到山裡去？讓她去當民辦代課教師吧!」就這樣，我到姚關擺馬小學當了一個娃娃頭。當民辦教師的我還希望有新的發展，果然，公安部門公開招考警員，我滿懷信心報了名，還特意給爸爸打了電話。我想，父親一定會為女兒著想跟有關部門打個招呼，這次招錄自己十拿九穩了。可是錄取名單出來了卻沒有我的名字，原來爸爸根本沒打招呼。當時我真是氣壞了。後來，我繼續當我的娃娃頭，靠著自己的倔勁幾乎不分晝夜地複習，終於如意以償，通過考試成為一名正式的公辦教師。
「要靠自己的勞動掙錢，這錢才用得踏實」
爸爸做事講原則，對誰也不會破例。他當初上大亮山植樹造林時，極力動員了家人，大姐的二兒子楊福李也跟著他上了山，還和林場籤下了承包茶地5年的合同。年輕人哪裡耐得住荒山野嶺的寂寞，幹了3年，聽鄉裡的同伴說，到老街去打工掙得多，楊福李就想出去闖蕩闖蕩，不在林場幹了。按照合同規定，如果違約，得交300元的罰款。楊福李當時窮得根本拿不出錢來。爸爸聽說後，對孫子說：「既然不幹了，就要按照合同規定交罰款，如果你暫時沒錢，先給林場打個欠條，我用工資給你墊，等你有錢了再還給我。」楊福李一聽爺爺不肯為他網開一面，就賭氣借錢交了罰款。後來，楊福李還因這件事而抱怨爺爺。可他心裡卻很清楚，爺爺其實是很愛他的。爸爸去世後，楊福李還指著停在家門口的農用車跟記者說：「這是爺爺去世前買給我的，以前他也很少給我們錢，但是不時會送我一些種豬、羊羔、樹種什麼的。他總是囑咐我，要靠自己的勞動掙錢，這錢才用得踏實。」
「我坐的是公車，你坐不合適，還是買車票回去吧」
在整理爸爸的遺物中，有一張鎖在抽屜裡已經發黃的「農轉非」表格。在他擔任保山地委書記期間，按當時的政策，我的奶奶、母親、我和三妹都可以辦理「農轉非」的。爸爸身邊的工作人員填好申請表後向他報告，他卻把申請表要了過去轉手鎖進了抽屜裡。一個地委書記的母親、老伴和三個孩子竟然在老家當農民，說起來恐怕誰都不會相信。
三姐妹與母親
在爸爸晚年，我曾經問過他「農轉非」的事。他告訴我說：「當時，在我們地委機關，大多數局長、科長的家屬都在農村，我這個『班長』的家屬怎麼能夠先轉呢？」
爸爸在擔任地委書記期間，出差下鄉時從來都不讓我們搭順風車，每次放假我從保山回家都是爸爸買好車票讓我搭乘公共汽車的。公車不私用這個規矩在他上山植樹造林的20年間都一直堅持。
1994年，妹妹楊惠琴即將分娩，妹夫跟爸爸說：「爸，老三快生了，有些緊張，我媽說要來看看，她年紀大了，走路不利索，還暈車，是不是請林場的車子去接一下？」爸爸說：「行，你和駕駛員去接。」可是把媽媽接來後，爸爸卻掏出376元交給駕駛員，說是跑這趟車的油費、過路費，讓他拿回去交給財務人員。
2010年正月的一天，我一早去施甸縣城看病，爸爸也在縣城。我想爸爸80多歲了，身體又不好，平時他不讓搭順風車，這次他應該破例讓我一起坐車照顧他了吧！可是下午辦完事準備返回時，他卻拿出100元錢給我，說：「我坐的是公車，你坐不合適，還是買車票回去吧。」我說我有錢，但是他硬是要給我，真是讓我哭笑不得，只好趕緊去買了車票回家。
「我是共產黨員，能光想著自己？」
爸爸退休後要上大亮山植樹造林的事我們一家都曾勸過。那是1987年的夏天，爸爸到學校找我們，說他要退休了，省委主要領導找他談過話，讓他到昆明安度晚年。我和愛人問他，你是怎麼想的，他說：「不去」。我愛人說：「不去就不去吧！」我們都暗暗為媽媽高興，因為爸爸工作時太忙，沒有更多的時間關心和照顧媽媽，這下可好了，能給媽媽一個補償了。可是沒有想到的是，爸爸說他要回家鄉的荒山種樹。我們勸他：「你年紀大了，那個地方環境惡劣，你身體吃不消。」他說：「我在任地委書記期間，鄉親們找上門讓我為家鄉辦點事情。我說作為保山地委書記，哪能只想著自己的家鄉？我承諾過，等退休後，一定幫父老鄉親們辦點實事。」我們知道勸不了他，只好告訴他到山裡一定要照顧好自己。誰知，爸爸1988年3月退休後上大亮山種樹一幹就是20多年。
在爸爸上山種樹期間，為了方便他進城辦事，全家向熟人借了5萬多元錢，在施甸縣城附近蓋了一間瓦房。房子蓋起後，媽媽和爸爸商量，讓他湊點錢幫助兒女們還帳。爸爸東拼西湊，才湊足了9600元錢。後來為了不拖累我們，爸爸硬是把剛剛蓋起還沒入住的新房賣了。一次，一位記者對他刨根問底，把他問急了，便大聲地反問記者：「我是共產黨員，能光想著自己？把自己的家搞得富麗堂皇，別人卻過著艱難的日子，那麼，我們常說的完全、徹底地為人民服務，不是成了騙人的假話了嗎？」
「要自己管好自己」
其實，爸爸也是個很重感情的人，無論是對群眾，還是對自己的家人。1990年春節過後不久，爸爸回家看望奶奶，準備返回林場的時候，奶奶和媽媽起身送他，爸爸忽然注意到奶奶走路搖搖晃晃，趕緊放下行裝，扶奶奶坐下，馬上去找醫生。晚上，爸爸在奶奶的屋內搭了一張小床，整夜守在奶奶身邊，陪奶奶說話，給奶奶端藥遞水。9天後，奶奶安詳地離開人世，享年89歲。
在爸爸內心深處，他覺得這一輩子對媽媽的歉疚是最多的。1996年，媽媽因膽結石住院16天，2005年因肺氣腫住院13天，兩次住院爸爸都從大亮山趕下來，一直守在媽媽身邊。他每天早上都會買好早點，端到媽媽床前。他會在媽媽睡著後，給她扯扯被角，也會在媽媽起身時，在她身後墊個枕頭。這29天，他總是一守就是一整天，我們勸他也沒用。然而，爸爸生病了，卻不要媽媽去看他、陪他。就在爸爸最後一次生病住院時，媽媽到醫院看望他。爸爸一看見媽媽就說：「你怎麼來了？你暈車，以後別來了，我不會有事的。」媽媽說：「我來看你一眼，你好了就回去。」媽媽在醫院守了爸爸三天。三天裡，爸爸強忍病痛折磨不出聲，因為他不願意讓媽媽擔心。
爸爸去世後，我們在整理他的文稿時，讀到了多年來埋藏在他心裡的話：「我出來工作，家庭是很困難的，家有老母親、老伴兒，後來又有3個娃娃，就靠老伴兒在家養老供小，我根本沒有時間照顧家庭……我對家庭欠債很多……我從地委書記的位置上退下來，回到大亮山種樹，除了想為家鄉的群眾做點實事，就是想離家近一點，每個月都爭取回家看看。」
爸爸去世後，大姐找出了珍藏多年的爸爸買給她的白襯衫；我一遍遍撫摸著搬了幾次家都捨不得扔掉的爸爸給我100元錢做的那個衣櫃；妹妹想起粗心的爸爸竟然會不止一次給她買衛生用品……我們知道，爸爸是很愛我們的，只是他太忙了。他心裡裝著的是千千萬萬群眾。對懷念父親的群眾來說，爸爸走了；對媽媽和我們姐妹來說，爸爸終於可以回家了，永遠地回家了。如今，只要想到爸爸，我眼前浮現的就是矗立在他埋骨之地的那棵參天大樹。爸爸就是那棵大樹，他雖然沒有彎下腰，把媽媽和我們姐妹護衛在懷抱裡，但是他張開雙臂，為老百姓遮風擋雨了一輩子。
我的家庭不是名門書香世家，我家的家風家訓也沒有銘刻成書，但是爸爸用他自己的言行舉止給我們留下了終生受用的精神財富。每當懷念起爸爸，耳邊就響起他在《為人民再奉獻一點餘熱》中寫下的誓言：「我一定要好好學習，認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觀，嚴格要求自己，凡是違背黨紀國法的事堅決不做；凡不是自己付出的勞動所得堅決不要；凡是損害勞動人民利益的事情堅決不幹；要自己管好自己！」（楊惠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