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世界上，如果單從年齡的層面上說，其實只存在著三種人，已經變老的人，即將變老的人和終將變老的人。
文｜張月
編輯｜劉斌
圖｜網絡
臺上的中年女人滔滔不絕，舌燦蓮花，描述著一個聽上去有些荒誕的前景，臺下坐著的老人們卻聽得入神。她在推銷一種針劑，「打一針，保大家多活三年！上面已經把這個針劑列為重要保健項目，不久之後就會在高層人群中推廣，大家就用不上了！現在我們偷偷拿出來給大家分享，15萬打三針！」
臺下的周大新提出疑問：「打針前要籤什麼協議嗎？」中年女人說：「沒協議，就是一個信任。我現在不能透露研究針劑的科學家的名字，但非常有名，很可能會獲得未來的諾貝爾獎！」
另一位老人說：「那先打一針試試行不行？」女人說：「不行，我們這是三針，針劑打開就不能再用了，必須先交齊15萬。」周大新比較謹慎，說自己沒有錢，先不打了。其他幾位老人則被中年女人的話誘惑了，「就是沒有錢，15萬太多了，便宜點就都打了。」
在他看來，年輕人是不會上這種當的，只有老人會希望它是真的，「人到老的時候，本來很理智的人也會不理智，就是因為恐懼衰老。這種恐懼讓他失去判斷力，上當受騙。」
66歲的周大新把這種恐懼寫進了他的新作《天黑得很慢》，這是國內首部關注老齡社會的長篇小說。書中的主人公是73歲的退休法官蕭成杉，死亡來臨前，他遭遇了人到老年的所有困境：「延年益壽」的騙局、養老、就醫、再婚、兒女，一個接一個，不給人留喘息的時間。
書的扉頁上善意地寫了一句話：「變老不是一件悲慘的事，那就像夏天天黑得很慢。」但其實，那依然是件悲慘的事情。蕭成杉的身體逐漸衰老，記憶力慢慢減退，伴隨著身體崩潰而來的，是精神的沮喪與絕望，他眼睜睜地看著自己一點點喪失對生活的掌控權，無能為力，無可奈何。小說讓人想到作家菲利普?羅思在《每個人》裡寫的一句話，「老年不是一場戰鬥，而是一場屠殺。」
這場屠殺無人可以倖免。人的一生中可能有無數個懸念，唯獨結尾沒有，所有人都將殊途同歸。周大新說：「在這個世界上，如果單從年齡的層面上說，其實只存在著三種人，即已經變老的人，即將變老的人和終將變老的人。」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截至2017年底，中國60周歲及以上人口2.4億人，佔總人口的17.3%，其中65周歲及以上人口1.58億人，佔總人口的11.4%。聯合國的傳統標準是一個地區60歲老人達到總人口的10%即被視為老齡化社會，新的標準是65歲以上老人佔總人口的7%，無論以哪一個標準衡量，中國都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的軌道。
而且佔據的是快車道，60周歲及以上人口以每年一千萬的速度增長，2050年將達到4.87億，預計將佔到總人口的1/3，「到時候在街上走，三個人中間就有一個老人，你想一下那個場景，社會活力會大大降低。」周大新說。
周大新坐在記者對面，沒有白頭髮，腰背挺直，思維敏捷，笑著說出聽上去殘酷的事實：「每個人都覺得衰老離自己很遠，但其實不知不覺就老了。」
《天黑得很慢》
抵抗
小說出版之後，有讀者問周大新，為什麼要寫這本書？它和他慣常所寫的題材明顯不同。他出生於河南南陽，多年從軍，以往的作品裡主要描繪兩個世界：一個是現代軍旅生活的世界；一個是豫西南的農村和市鎮生活的世界。2008年，他憑藉鄉村題材小說《湖光山色》獲第七屆茅盾文學獎。
為什麼要書寫衰老？他借用了昆德拉的一句話：「老人是對老年一無所知的孩子。」很多老人並沒有做好面對老年的準備，他們以為這段路與以前走過的童年、少年、青年、中年路段沒有太大的不同，但其實這段路已經大有不同，且極為難走。
「把這段路途上的風景描繪好了對於幫助老年朋友順利走完這段路會有意義，對於我自己來說，也是一種預先把握，有利於消除我內心對老年的恐懼。說一句實在話：我很怕老。」他說。
這不是一個討喜的題材，時代崇尚青春，那代表著更強大的消費能力和創造財富的能力。老年人走入時代的角落，被人遺忘。把書交給出版社之後，編輯很擔心銷量，把不準老年人會不會為這本書付錢。出版之後，很多老友找周大新要贈書，「他們不買書，這是一種慣性，越老越把錢看的很緊，保健品花幾千上萬都行，買本書他覺得沒意義。所以老年話題作家不願意寫，出版社不願意出，電影不願意改，電視劇也不願意改，就是因為這些東西誰看？大家都忌諱得要命，你還寫。」
「我要不到老這個年紀，我也不寫。」他笑著說。
周大新第一次感知到衰老的恐懼，是40多歲，尚在壯年，不知老之將至。他從別人門前經過，看到一個80歲的老太太拄著拐杖，提著兩顆洋蔥，很吃力的樣子。老太太說：「洋蔥太重了。」他覺得奇怪，兩顆洋蔥怎麼會重？幫著把洋蔥提到了樓上，看著老太太拄著拐杖慢慢上樓的背影，他第一次意識到，對於不同年齡的人，同樣的重量感覺是不一樣的。「腦子一晃想到了老，可是那個時候對老還沒有什麼概念，40多歲正是壯年的時候，但這件事對我有觸動。」
年輕時，人在往上爬坡。周大新想，生活會越來越好。在野戰部隊時，他想著到更高一級的機關裡去鍛鍊，到省城工作。到省城以後，想著來北京工作。來了北京，想著能分一套房子，孩子順利考上大學，職務再往上走一走，自己能再寫一部好小說，「不斷地給自己設置短期目標，從來不去想老了，因為還有無限期的時間。」
仿佛老去的都是別人，離自己還遠。但它就那麼突然到來了。55歲的時候，有筆會打來電話，邀請他參加活動，對方說：「您可以把老伴兒也帶上，報銷差旅費。」周大新很吃驚，「怎麼都叫老伴了？我已經老成這樣了？」繼而非常生氣，「那時候我還根本沒想到老呢，他怎麼能這樣說？別人已經這樣看我了嗎？」
「一開始人都不承認自己老了，因為人有一個心理年齡和自然年齡的時間差，有的差大，有的差小，他都是覺得自己很年輕，就意識不到老已經到來了，特別是身體狀態比較好的人。」周大新家附近有一座玲瓏公園，常去散步，很多老人唱歌跳舞，孩子在旁嬉戲，他注意到，有一些老人聽到孩子叫「伯伯」就點點頭，叫「爺爺」就頭也不回，當作沒聽見。
他後來拒絕去參加那個活動，現在想來，不由搖頭失笑。「最終都是要接受的。」
很多年輕讀者給他寫信，說這本書讓他們重新理解了父母的行為，「讓他們理解了他的父母，但他們並沒有想到自己還有老的一天，沒有想他自己。」
在他看來，城市人忌諱談老和死，心理上排斥這些事，「就不是預先有準備地去迎接它，而是被動地等待它的到來，所以很多人一旦當意外事件來了，他就受不了。」
他的一個朋友，「意識到確實老了以後，開始慌慌張張地找各種保健措施方法，買保健品買了兩萬多塊，可以說大部分保健措施都沒有作用。他就是害怕。」
在周大新的家鄉，老人們很早就把棺材板選好了，一些人甚至讓兒女把棺材做好擺放在家裡，他們管棺材叫「老屋」，隔幾天，把「老屋」裡面鋪的東西拿出來曬曬。「他們對天黑很早就做準備，這樣他就沒有恐懼，他的恐懼慢慢就消失在這種迎接的過程中。」
「城市沒有這種文化根脈，對科學又半懂不懂，在60歲之前，他對這事不想，現實利益最重要，趕緊把房子、孩子、車子都弄好，開始面對這問題時他慌了，沒有信念支撐他就會出現各種問題。」
寫這本書的過程，也是周大新和恐懼作鬥爭的過程。他看清了人生最後一段路，也理解了那些迴避的人，「不想也是對的，你越想越難受，覺得這一生奮鬥，最後這樣一個結果確實很難接受。」
一連串的失去
周大新真正接受自己是個老人，是在2015年，那一年，母親去世，自己退休。他喪失了最重要的親人，社會也不再需要自己。「人生只有這個階段沒有任何獲得，只能失去，不斷失去。」
母親臨終前，臥床多年，身子瘦弱，患上了阿爾茲海默症，不能認人。周大新回家，她偶爾恍惚著說一句，「老大回來了。」之後就又不認識了，「就像腦袋裡裂了一道縫，她認出我是誰，轉眼間又合上了。」
「一有病以後，你覺得時間變得特別慢，特別煎熬，一個黃昏都這麼長。」周大新說。「很多老人以為還跟過去一樣，還可以有笑聲。慢慢地就沒笑聲了，哪有笑聲，只有哭聲。大概到將近80歲以後，就是呻吟、流淚、痛苦。」
「如果把人生比作一天的話，黃昏最難熬。這是人生最後一段路，最痛苦的一段路，最難走的一段路。很多過於樂觀的人，最後當面臨現實的時候受不了，一些過於悲觀的人就乾脆不過黃昏了。」
他的一個朋友得了喉癌，不能說話，與別人交流只能靠寫字。癌細胞擴散之後，治癒無望，連飯都不能吃了。趁著妻子在外屋吃飯時，他推開窗戶，從五樓跳了下去，當場死亡。
這件事對周大新打擊很大，「人在老，身體再糟糕，他不願意把事情想絕，這是人活下去的一個動力，如果他想絕了，那就沒法活了。很多自殺就是絕望。」
除了疾病與死亡，《天黑得很慢》裡還有一個殘酷章節，就是老年人在性生活方面的困境：欲望仍在，但能力已經喪失。蕭成杉老來孤獨，希望與一位姓姬的女士做個伴兒，同居一室，幾次嘗試都失敗了，女士還沒有做好完全沒有性生活的準備，最終這段關係遺憾地劃上了句點。這對蕭成杉打擊很大，成為他後來求醫問藥、落入詐騙陷阱的起因。
出版社的編輯一開始對這部分內容有顧慮，但周大新堅持保留。「要寫老年生活，這個東西沒法迴避。這是生命中重要的東西，你要不說它就假。作為作家，寫作還是應該儘量尊重生命正常的表現。」
「這是一個很真實的困境，對於兩性這個問題，如果你一點興趣都沒有，那證明你徹底完了（笑）。這是一個最基本的東西，就像吃飯一樣。」周大新說。
根據調查顯示，預計到2020 年，中國獨居老人和空巢老年人將增加到 1.18 億人左右，他們將成為老年人中的「主力軍」。
一些老人讀完書，跟周大新說：「你寫的很真實，但寫出來還是丟我們的人，叫兒女看見了，不好。」
「其實很多老人在這方面很痛苦，但都不好開口。」周大新說。
有影視公司購買了版權，他希望能夠在電影裡呈現出這一部分，但老年人的性愛依然是個敏感話題，他做了一些處理，「不敢太過分」。
小說裡，經歷各種挫敗的蕭成杉最後的唯一願望，是想寫三本關於犯罪心理的書，最終因病來得太急，沒能完成。這是周大新現實裡內心真實的恐懼，他害怕喪失寫作的能力，那是他唯一排遣孤獨的方式。退休之後，他偶爾覺得失落，因為「再也沒人關心你了」，但幸虧還有寫作，「望著電腦屏幕，打開文檔，無數人物在你面前活躍，你不寂寞。」
但衰老遲早會奪走這種能力，他現在一天寫三四個小時，一開始坐下來寫的時候很有激情，寫到第四個小時，就感覺很痛苦，想著趕緊離開。「估計再過一段，我就寫不了了，一天只能寫兩個小時，到最後可能完全就寫不了……你寫作越來越少，就寫作這個話題跟你交流探討的人越來越少，最後就沒有了。」
「我其實已經做好準備了，因為這天總會到來，看是哪一天吧。寫不了文章的時候，我就寫書法，練書法。」他說。
周大新
「到最後是無可奈何」
在《天黑得很慢》裡，一位英國醫生把人退休後的餘生劃分為三個階段：最後尋歡階段、死亡準備階段和死亡開始階段。第一個階段指的是退休之後到兩腿還能到戶外走動的階段，是人生最輝煌的一個階段，外界的束縛大大減少，尋找歡樂、享受人生是這個階段最重要的訴求。從第二個階段開始，人的活動範圍被限制在室內，要為死亡做準備，比如寫好遺囑等。第三個階段就是迎來死亡。
周大新現在處在最好的階段，去年帶著家人去歐洲玩了一趟，「很開心，但也很累。」他已經做好了「75歲不遠遊」的準備，「不要出遠門，不要再想著我身體還行，當然也有人確實行，可是大部分人都會出意外。」
「人最初是不斷地獲得活動空間，越走越遠，到外國，到全世界去走，然後是不斷縮小，越來越小，在國內，院內，室內，最後是在床上。」周大新說。
「你到最後是無可奈何，面對衰老的逐漸逼近，就得做好天完全黑下來的準備，寫遺囑，和這個世界告別。」
在這場終將落敗的戰役裡，人們唯一能做的就是做好精神和物質準備，這兩者決定了天黑下來的速度。他朋友有一些晚年過得挺好，因為很早就有精神準備，遇事不慌亂，有應對的措施。另外一方面，做好了充分的物質準備，「存一部分錢，不到最後的階段，知道天要黑了，不把錢交出去，不然跟兒女要回來很難。再比如說把家裡收拾得很適宜老人行動，一般家裡都是堆的很多東西，老人如果行走不小心就可能絆倒，這是很危險的，一旦失去行動能力，天黑得很快。」
周大新不想遇到最糟的情況：坐在輪椅上，大小便無法自理。他想最大限度地保留尊嚴，死亡來臨的最好方式是：在某一個時間點，突然一場病，把生命奪走，不要插管，也不要過度治療，「別受折磨的時間太長，不要天黑得太慢，黑得太慢就受折磨多，給周圍人帶來的麻煩多，讓人家不喜歡你。」
哲學家羅納德?德沃金曾說：「無論我們面臨怎樣的局限和陣痛，我們都希望保留我們作為自己生活篇章的作者的自主或者自由，這是人之為人的精髓。它允許我們過自己的生活，而不是被生活所驅使，這樣，我們每個人都能夠在權利框架允許的範圍內，成為他塑造的那個自己。」
人們總是要求做自己人生故事的作者，但故事總在改變。當人們遇到不可治癒的衰老和脆弱時，如何保留人生的自主性，在很長的時間裡可能都會是一個難題。
周大新很羨慕自己的一位老領導，78歲高齡，每天挎個小包，包裡裝著錢，每天在外溜達，到飯點兒的時候就進飯店，看看菜譜，有愛吃的菜，就坐那兒吃，沒有想吃的菜就換一家。「北京的好飯店他吃完了，他說『我要享受』。」
那是人擁有最大自由、最少責任的日子，可惜，就是太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