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1472—1529），字伯安，浙江餘姚人，因築室於會稽山陽明洞，自號陽明子，故學者稱其為陽明先生，也稱王陽明。明代著名思想家、文學家、哲學家和軍事家，陸王心學的集大成者。其主要事跡記載於《明史·王守仁傳》中。王陽明一生成就顯著，他成功平定了寧王朱宸濠的叛亂，清除了明朝內部的一大政治危機；他的「致良知」「知行合一」等思想影響深遠，直到今天仍有現實意義。
王陽明故居
王守仁的生平事跡
明憲宗成化八年（1472），王陽明出生於一個世代讀書習文的家庭。其父王華是成化十七年（1481）辛丑科的狀元，歷任翰林院修撰、右諭德、翰林院學士、少詹事、禮部左侍郎、南京吏部尚書等職。王守仁自幼受到祖父王天敘的影響，王門弟子錢德洪在《王陽明年譜》中記載了這樣的事跡：
一日，誦竹軒公（即王天敘）所嘗讀過書。訝問之。曰：「聞祖讀時已默記矣。」
王天敘「環堵蕭然，雅歌豪吟，胸次灑落，……所著有《竹軒稿》《江湖雜稿》行於世」，是一位文化修養出眾的豪放之士，常隨祖父讀書的王守仁不僅在學問上受益於他，性格也頗與祖父相似。
十五歲時，王守仁「出遊居庸三關，即慨然有經略四方之志：詢諸夷種落，悉聞備御策；逐胡兒騎射，胡人不敢犯。經月始返」，舉止類乎將門子弟。
王華對於兒子的豪氣頗感頭痛，甚至斥之為狂，然而王守仁卻成功地將這種豪放性格升華為寬廣的胸懷、遠大的志向以及剛毅果斷的處事風格。如他曾問老師：「何為第一等事？」老師回答：「惟讀書登第耳。」王守仁聽後反駁道：「登第恐未為第一等事，或讀書學聖賢耳。」少年人能有這樣的氣魄，就連其父王華聞知後都感到驚喜。
弘治五年（1492），二十一歲的王守仁得中浙江鄉試，此後兩應會試不第，遂拾起少年時的興趣講習兵法。錢德洪說：「（弘治）十年丁巳。……是年先生學兵法。當時邊報甚急，朝廷推舉將才，莫不遑遽。先生念武舉之設，僅得騎射搏擊之士，而不能收韜略統馭之才。於是留情武事，凡兵家秘書，莫不精究。每遇賓宴，嘗聚果核列陣勢為戲。」
此時邊疆多有戰事，王守仁既有報國之志，遂致力於學習軍事理論。雖然他的談兵沒有受到時賢重視，也沒有得到實踐機會，但卻為他日後從事軍事活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弘治十二年（1499），王守仁考中進士，歷任刑部主事、兵部主事等職。如果按照正常的升遷路線，他應該一邊從事公務，一邊等候升職的機會。然而此後的一次朝爭，將他的命運完全改變了。
弘治十八年（1505），明孝宗去世，其子朱厚照即位，是為明武宗，寵任太監劉瑾等。正德元年（1506），給事中戴銑、御史薄彥徽等參劾劉瑾，劉瑾下令逮捕戴、薄等二十餘人，予以杖責。王守仁上書請救，也被列為「奸黨」，不僅被廷杖四十，還被遠謫為貴州龍場驛（今貴州修文）的驛丞。當時的貴州是土司林立的邊遠之地，條件非常艱苦。王守仁到龍場時，當地是這樣一番景象：「龍場在貴州西北萬山叢棘中，蛇虺魍魎、蠱毒瘴癘，與居夷人鴃舌難語，可通語者皆中土亡命。舊無居，始教之範土架木以居。」
在這樣艱苦的環境中，王守仁「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靜一；久之，胸中灑灑。而從者皆病，自析薪取水作糜飼之；又恐其懷抑鬱，則與歌詩；又不悅，復調越曲，雜以詼笑，始能忘其為疾病夷狄患難也」。正因他胸懷曠達，雖在謫居之中，卻越來越受到當地官員、民眾的尊重。
正德五年（1510），劉瑾被武宗處死，先前為劉瑾所打擊的官員都得到起復，王守仁因此得任廬陵縣知縣，在任半年有餘，改南京刑部主事，旋留京師任吏部主事。此後，王守仁連升本部員外郎、郎中，不久遷南京太僕寺少卿，改南京鴻臚寺卿，進入了升遷的「快車道」。
正德十一年（1516），四十五歲的王守仁升任左僉都御史、南贛汀漳巡撫，管轄江西的南安、贛州，廣東的韶州、南雄，湖廣的郴州，福建的汀州、漳州等府。當時，這一地區「系江湖閩廣邊界處，高山大谷，接嶺連峰，昔人號為盜區」。究其原因，一是地勢險要，易守難攻；二是流民叢雜，難以約束。王守仁到任後，將民戶每十家編為一牌，互相監督，防止吏民與「巨寇」勾結；同時，他又選練了一支少而精的民兵作為機動兵力，以隨機應變。藉助這些措施，王守仁僅用一年多的時間，就平定了盤踞當地數十年的諸多山寨，也因此被視為文臣中的知兵之士。
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被封在南昌的寧王朱宸濠起兵造反。王守仁當時正奉命到福建查辦兵變事件，中途聽說寧王叛亂，遂一面上書皇帝，一面聯絡江西各地官員，準備平叛。由於叛軍聲勢浩大，王守仁假造了多份朝廷公文，宣稱各地精兵將陸續調赴江西，又離間寧王和謀士、將領的關係。寧王既害怕朝廷真的早有準備，又怕部下生變，乃遲疑不決。王守仁因此爭取到了十餘日的準備時間。
七月一日，寧王揮師東進，圍攻安慶。王守仁遂從吉安出師，在樟樹鎮集合臨江、袁州等數府的兵馬北上。當時有人建議引兵躡叛軍之後，以解安慶之圍，王守仁反對說：「九江、南康都已投降寧王，我軍如果越過兩城直向安慶，敵軍必然回師死戰，對我們反而不利。不如直取南昌，逼迫叛軍回師，安慶之圍自解。」當時南昌守備甚嚴，郊外還有一支叛軍作為呼應，王守仁先襲破郊外叛軍，進而全軍齊發，黎明即抵南昌城下，城中震動。官軍乘機登城，一舉克定。入城後，王守仁果斷下令誅殺掠奪百姓的亂兵，迅速安定了人心。
寧王得知南昌告急，即刻回援，與官軍戰於黃家渡，不利。次日，叛軍又來攻，官軍一度小敗，有些士卒臨陣逃跑，此時王守仁斬逃卒以徇眾，三軍復振，遂破叛軍。又次日晨，寧王正整頓軍隊，王守仁已派出部隊火攻敵船，叛軍因此大潰，主要首領自寧王以下都被擒獲，叛亂遂平。此時距叛亂爆發才三十五天，明武宗親自率領的平叛部隊尚未從京城出發，而王守仁所部僅是臨時湊集的地方部隊，各部隊的指揮者又多是文官，竟能成就大功，實在令人驚訝。這也是王守仁最受後世稱頌的一次軍事行動。
當叛亂初起時，大臣多惶恐不安，唯有兵部尚書王瓊說：「王伯安居南昌上遊，必擒賊。」後來果然被他言中。然而王守仁雖建大勳，卻被武宗的寵臣江彬等嫉妒，當武宗率軍抵達南方後，江彬便屢次向武宗誣告他有反意。幸而武宗還算清醒，反駁道：「王守仁學道人，聞召即至，何謂反？」這才沒有使這位有功於明室的名臣無辜受禍。
武宗去世後，世宗（即嘉靖帝）即位，江彬等權幸被清除。然而在世宗朝初年錯綜複雜的政治局面下，王守仁還是屢遭攻訐。嘉靖元年（1522），心力交瘁的王守仁丁憂去職，直至嘉靖六年（1527），因廣西田州土司叛亂，時任總督徵討不利，才被重新起用。到廣西後，他招撫了叛軍，又徵討斷藤峽。奏捷之後，朝中大臣卻「詆守仁徵撫交失」，不加賞賜，雖有人為王守仁訴功，世宗僅「報聞而已」。
嘉靖七年（1528），王守仁因病情已重，上書告歸，回家途中病逝（時間為公曆1529年1月9日），去世地點正是他曾撫治過的南安府，時年五十七歲。其喪過江西，軍民感其德，無不縞素哭送。然而在朝廷中，對王守仁的攻擊正達到一個新的高峰：「守仁既卒，桂萼奏其擅離職守。帝大怒，下廷臣議。……帝乃下詔停世襲，恤典俱不行。」
此時，王守仁的功績被批評、輕視，學說也被詆為「偽學」，連應有的飾終之典都被取消。看起來，他幾乎要在歷史長河的浪花中消失了。然而歷史終究是公平的，世宗去世後，其子穆宗繼位，王守仁又重新被人想起，「廷臣多頌其功」。於是，穆宗詔贈王守仁為新建侯，賜諡文成。隆慶二年（1568），又以其子王正億襲新建伯爵位。被人為扭曲的歷史，終於還是在王守仁去世四十年後重新被糾正過來。
王陽明故居
「陽明學」的創立與影響
如上文所說，王守仁晚年屢遭攻擊，受到了很多不公平的待遇。究其原因，半由平寧王之亂的功勞惹人嫉恨，半因學術觀點與主流的程朱理學不合。如他去世後，桂萼等人就攻擊其學說道：「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師。欲立異以為高，則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論；知眾論之不予，則為朱熹晚年定論之書。號召門徒，互相倡和。才美者樂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虛聲。傳習轉訛，背謬彌甚。但討捕軬賊，擒獲叛藩，功有足錄，宜免追奪伯爵以章大信，禁邪說以正人心。」然而到了嘉靖末年，「陽明學」已經成為當時儒家學派的顯學之一，王學門人徐階官至首輔，王守仁也於萬曆年間獲得從祀文廟的待遇，成為「先儒」之一，一度與朱熹平起平坐。此後，學者對王陽明的評價更多地指向其學說的價值和影響，而其生前事功反而略而不談了。那麼，陽明之學究竟是怎樣的一種學說，其本末源流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在青年時期，王守仁一度服膺朱熹的理學。十七歲時，他到江西迎娶妻子諸氏，次年同歸餘姚，路經上饒，拜謁當時著名的理學家婁諒，向他問學。婁諒不僅授以理學中的格物之說，還勉勵他「聖人可以學而至」。王守仁回到家鄉後，除潛心於經史之外，還學習宋儒正心誠意之法。他本來是「和易善謔」的性格，從此也就「端坐省言」起來。及至中浙江鄉試後，隨父入京，在京師遍讀考亭遺書，依朱熹的指導治學修心。朱熹解釋《大學》中的「致知在格物」一句，認為應該「即事觀理，以格夫物」，也就是窮究事物之理來獲取知識和感悟，這也是程朱理學的一個重要觀點。王守仁遵循其教，認為「眾物必有表裡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他看到家中栽了很多竹子，遂日夜觀察窮究，欲知其理何在，七日而病，乃自嘆「聖賢有分」，轉而就辭章之學。直至弘治末年，王守仁的思想都是在正心誠意的聖賢之學、辭賦文章的應世之學，與出世養生的道釋之學間波動。正德初年被貶龍場，才給了他一個自我突破的契機。
在龍場叢山之中，王守仁雖「端坐澄默，以求靜一」，實踐著理學家的修心養氣之法，但謫居的困境與內心的疑惑促使他常常思考：「聖人處此，更有何道？」想多了，便忽於深夜恍然大悟，認為「聖人之道，吾身自足」，對「格物致知」也提出了新的解釋：
「致知」雲者，非若後儒所謂充廣其知識之謂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良知者，孟子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是故謂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體，自然靈昭明覺者也。
物者，事也，凡意之所發，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謂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謂也。正其不正者，去惡之謂也。歸於正者，為善之謂也。夫是之謂格。
在王守仁看來，「格物致知」實際是一個去惡為善、體認本心的過程，與外物無關，自然也就沒什麼「聖人處此」的問題。他主張「致吾心之良知」，又認為良知是「天命之性」和「吾心之本體」，則「心」與「理」實為一事，學者體認到本心，也就認識到了天理。今之俗語說「天理良心」，便是源自王氏之學說。
由於主張「心即理」，強調體認本心，因此，王守仁在知行觀問題上主張「知即是行」，也就是我們今天常說的「知行合一」。在這個問題上，他曾與弟子徐愛有過一段著名的對話：
愛曰：「如今人已知父當孝，兄當弟矣，乃不能孝弟，知與行分明是兩事。」
先生曰：「此被私慾隔斷耳，非本體也。聖賢教人知行，正是要人複本體，故《大學》指出真知行以示人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夫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色時已是好矣，非見後而始立心去好也。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只聞臭時，已是惡矣，非聞後而始立心去惡也。又如稱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稱他知孝知弟：此便是知行之本體。」
王守仁不否認現實中某些認知與行為的脫節，但他認為這是因私慾作祟導致，不是本心，人的本心是知行一體的。而他又特別強調「行」，認為「知而不行，只是未知」，這是因為當時士風衰薄，能言不能行者眾多，王守仁認為急需豪傑之士起而倡之，昌明學術，振作士風之故。
在「龍場悟道」之前，王守仁已有講學活動，但其學術的成熟與學說的廣泛傳播，是在正德四年（1509）主講貴陽書院之後。此後，他宦遊各地，所至皆講授自己的學說，甚至在軍中也不忘與門人弟子論學。經過二十多年的講學，王門弟子遍及海內，其大者分為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粵閩、泰州七系，而在思想上受到王學影響的學者更是不計其數。嘉靖初年的刑部尚書鄭曉說：「王公才高學邃，兼資文武，近時名卿鮮能及之，特以講學，故眾口交訾。」但王守仁對於後世影響最深遠的，實是他的講學。
相對於規行矩步的程朱之學，陽明之學在思想上更為活躍。王守仁主張「良知人人現在，一反觀而自得」，即一般人只要體認到良知，也能超凡入聖。王門高足弟子王艮更是由此推衍出「天性之體，本自活潑」「聖人之道無異於百姓日用」的觀點，這不僅是對程朱理學乃至王學的修正，還帶有一些近代啟蒙思想的色彩。名列明末清初「三先生」之一的黃宗羲，從學術譜系來看，也是王門後學，他提出「民本」思想，認為君主本為公僕，後來卻「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從合法性的角度否定了君主專制制度。這些思想雖然與王守仁在講學中傳授的學說已經有很大的不同，但究其始，卻不能不追溯到王學「人人有個作聖之路」的根本理念，這正是王學的進步性所在。近代朝鮮、日本的改革與革命，也常有宗奉陽明之學的學者參與，這是從另一角度證明王學具有進步色彩。
王陽明故居瑞雲樓門頭
王守仁及其學說的當代價值
作為一位古代出色的思想家、教育家，一位才兼文武的明代重臣，王守仁的思想事跡自然有值得學習之處。當然，陽明之學終究是封建時代的產物，其中一些思想已不可避免地過時了，但是其中的精華，以及一些解決問題的方法，在今天仍是有價值的。其中最值得講的，就是他的「知行合一」思想。
領會知行合一的時代內涵，關鍵在於以實際行動體現理論成果，實現新時代的知行合一。王守仁曾說：「知行原是兩個字說一個工夫。」這就是說，「知」和「行」雖然是兩個概念，但實際是一個相輔相成的體系。就當前而言，「知」主要是指理論思想，「行」主要是指實踐活動。「知」是基礎，沒有理論思想，實踐活動就缺乏理論指導，甚至會失去明確的目標，成了「瞎忙」；「行」是重點，沒有實踐活動，理論思想就缺乏落實，即使是再好的提法，也只能停留在紙面，無益於國計民生。要做到知行合一，必須將「知」內化於心，外化於行，真正實現知中有行，行中有知。同時，還要以知行合一的精神加強自身修養、堅定理想信念，真正做到「知」與「行」的統一，這樣才能真正讓理想信念在每個人心中生根發芽，激發奮鬥奉獻精神。
王守仁的學說還特別重視自我反省。他強調「致良知」，晚年講學時更是倡導「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在他看來，人的本心是好的，上與天道相合，只是被私慾窒礙，遂有種種不良的舉措。他在訓誨弟子時，常要弟子通過自省的方式尋求本心，也讚許能夠自省之人。在今天看來，王守仁所尋求的，實際就是通過反省實現道德上的完善與自律，並期望由此蕩滌汙垢，成為聖賢。今天，我們固然不必如他那樣，追求做一個舊時代的聖人，但是在工作之餘，時時自省，發現自己某事做得好，某事做得不夠，還是很有必要的。
在學術之外，作為一個官員，王守仁也是極為出色的。首先，他兩任封疆，屢有軍功，而且每次出徵都是臨危受命，卻能力挽狂瀾，被後人視為文官將兵的典範，直到晚清，曾國藩、胡林翼等人還以他為榜樣。其次，在做廬陵知縣時，他「使城中闢火巷，定水次兌運，絕鎮守橫徵，杜神會之借辦，立保甲以弭盜，清驛遞以延賓旅」，力除積弊；後來巡撫南贛汀漳，除了徵剿山寨、恢復統治秩序之外，還興社學、立書院、清商稅、改鹽法，對轄區頗有恩惠；平定寧王叛亂後，他又首先請免江西之稅，以蘇民困，稱得上是一位關心民瘼的良吏。
總而言之，作為我國明代中期的一位傑出人物，王守仁身上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的閃光點。他倡導的「知行合一」理念，以及「致良知」的思想，還有他在軍政兩方面的傑出成就，都足以為後人提供借鑑。今天，我們要繼承傳統文化的優秀成果，學習歷史上的優秀人物，王守仁其人其事是不能忽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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