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1946年4月8日，在山西省興縣黑茶山，一架Ｃ－47運輸機失事，機上所有17人全部罹難，其中有幾位相當重要的領導人物，給我黨我軍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損失。時間過去了60年，那些先烈們事跡與英名早已印在了他們所屬的那個時代，在今天我們幸福地生活時，會不會還記得？今天，革命戰爭年代也許和我們是有些距離了，可是我們後來者要記得他們為了國家的獨立與自強所做出的犧牲，千千萬萬的先烈們為我們創造了今天的美好生活，我們在這樣的日子裡，在「四八」空難60周年紀念的日子裡，讓我們再次重溫那些逝者的人生軌跡，以此緬懷那個非常的年代與激情。
革命先烈們的氣節與品質是否在我們今天還在繼承與發揚？「四八」空難中我方人員有十三人：中共中央委員博古（秦邦憲）同志、王若飛同志，中共中央職工委員會書記鄧發同志，原新四軍軍長葉挺同志，葉挺同志夫人李秀文，女兒葉揚眉（11歲），兒子葉阿九（3歲），貴州老教育家黃齊生先生（69歲，王若飛之舅父），黃曉莊同志（21歲，系黃齊生之孫），十八集團軍參謀李少華同志（29歲，四川省蒼溪縣人，1933年參加紅軍，1937年加入共產黨，時任十八集團軍參謀，為協助整軍談判隨周恩來到重慶），魏萬吉同志（24歲，河北曲陽縣人，1940年參加八路軍，194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時任王若飛隨從），趙登俊同志（24歲，四川省萬源縣人，1933年參加紅軍，194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時任博古隨從），高瓊同志（16歲，系葉阿九之保姆）。另有美國機組人員蘭奇上尉（C．E．Lange）、瓦伊斯上士（Dallas Wise）、邁歐（M．S．Maier）、馬爾丁(E．R．Martin)四人，死難人員共計17人。1946年4月19日，毛澤東、朱德、劉少奇、林伯渠、賀龍等領導與延安各界3萬餘人在東關飛機場隆重祭悼「四八」烈士，毛澤東題寫了「為人民而死，雖死猶榮」的題詞，全國各地都對「四八」烈士也進行了沉痛的悼念，廣泛地宣傳他們的事跡與精神。本文搜集了有關「四八」空難我黨我軍的著名領導人，簡述他們的人生軌跡，以此向所有在革命戰爭年代為中華民族自立自強而付出犧牲的人們致以崇高的敬意與懷念！他們的英名與事跡不應該湮滅在無聲無息的歲月裡。
秦邦憲（博古，1907.6.24～1946.4.8)
「博古，鋼鐵一樣的人，我在你的面前就和白痴一樣。」這是四八空難後，郭沫若在悼念博古詩中的文字。
秦邦憲，字則民，出身於望族，書香門第，祖籍江蘇無錫，北宋著名詞人秦觀是其遠祖。他留學莫斯科時取俄文名字ьогунов，中文音譯「博古諾夫」，秦邦憲為人文質彬彬，風流倜儻，博聞強識，十分喜歡這個名字，此後他化名「博古」。傳說當初博古到蘇聯學習前，俄文基本不通，他到俄國後，七天不出家門，出來後就可以擔當翻譯了，儘管此事有些懸，但是從中可見其聰明程度不是一般。
博古青年時代曾任蘇州學聯主席。1925年入上海大學學習，積極參加「五卅」運動，同年秋由無錫旅滬學生顧谷宜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10月，赴蘇聯學習。
在博古留學三年半的時間裡，正值蘇聯教條主義者德波林學派盛極一時，這個學派的特徵是重理淪，輕實踐，與實際客觀情況脫節。當1928年底博古作為中山大學優秀畢業生被派往紅色教授學院受訓時，很快就在理論學習中形成了教條主義傾向，尤其是他翻澤馬列主義經典著作和普列漢諾大著作後，認為自己對於馬列主義理淪精通，就能夠以此指導實踐。理論學習上的出色與個人的努力，使得博古在蘇聯學習期間樹立了威望，被共產國際所認可，為其後回國後擔任黨的高級領導職務奠定了基礎。1930年5月，博古回到國內。在全國總工會宣傳部、上海工聯宣傳部等部門工作，領導出版《中國工人》、《勞工報》、《工人報》、《赤色海員》等報刊雜誌。
在中共中央領導「立三路線」路線為我黨我軍造成重大損失之後，以王明、博古為代表的理論家，藉機大肆批判，把「本本」攤在桌上，引經據典，以 「洋教條」來反對「土教條」，以此奠定了他們在黨內的地位。他與王明在批判「立三路線」中做了大量的工作，過度批判當時的錯誤路線，而他們後來的「左」比之「立三路線」造成了更大的損失。但是他們在黨內的地位，特別是共產國際中的地位日益顯赫，為博古後來在黨內擔任最高領導職務創造了條件。
1931年1月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以王明為代表的共產國際理論勢力佔據了黨的統治地位，王明、博古等人成了黨中央的核心領導，博古1931年 4月任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書記。1931年9月，王明前往蘇聯，經共產國際批准，博古成為黨的中央負責人，時年24歲，這也是我黨至今無人能比的。此後，以博古為首的黨中央，在共產國際與王明的幹涉下繼續執行「左」傾冒險主義、關門主義致使我黨的力量遭受到了巨大的損失。1933年1月，博古開始全面主持黨的政治、經濟、軍事、組織工作，佔據了黨的絕對領導地位。他忠實地執行王明「遙控」的「左」傾冒險主義和關門主義的策略，通過反「羅明路線」和反「鄧、毛、謝、古」的鬥爭，對根據地內大量堅持以毛澤東人代表的正確主張進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召開「寧都會議」，撤銷毛澤為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和紅軍總政委的職務，貫徹「經濟上消滅富農」的土地政策，在政治上打擊中間派的關門主義策略，過分相信李德的錯誤指揮，排斥黨內的正確意見，致使中央紅軍由8力餘人驟降至3力餘人，給紅軍造成極其慘重的損失。特別是在第五次「反圍剿」中的冒險主義軍事方針，使得我黨我軍面臨了前所未有的挑戰，被迫進行長徵。
我黨在這極端艱險時刻，1935年1月，在貴州遵義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博古意識到自己錯誤嚴重，責任重大，在思想認識上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變，對之前的做法與主張進行了深刻地反醒。他在會上作了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檢討了他與李德指揮軍事上犯了一系列嚴重錯誤，但卻強調客觀原因，為自己進行辯解。儘管博古思想轉變是有個過程的，但是，他沒有指責任何人的批評，更沒有運用最高權勢壓制別人，當會議決定取消博古，李德的軍事指揮權時，他毫無猶豫地表示完全服從。會後，博古服從組織決定，坦然地交出了黨的最高領導權，展現了一個共產黨員的高風亮節與大公無私的高尚情懷。1935年7月，博古被任命為紅軍總政治部主任，他對於黨的事業始終是忠誠不二的。在長徵路上，他能夠依據客觀實際調整自己的認識與觀點，始終站在真理這一邊，在反對張國燾分裂主義中，他堅決站在以毛澤東為首的正確的一方，對在黨內鞏固與樹立毛澤東的地位與威望中，發揮了難以取代的作用。
長徵勝利之後，博古充滿熱情地投入到工作之中去，博古被任命為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主任，在發展陝北根據地經濟，為劉志丹等人的冤假錯案平反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36年西安事變中，博古協助周恩來、葉劍英做了大量的工作，為西安事變的妥善解決做出了傑出的貢獻。而其思想在此之後起到了重大的改變，徹底地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從而更加堅定地信任與支持以毛澤東為領導中共中央。1937年2月之後，他擔任中央組織部部長，在國共兩黨再度合作的統一戰線工作中，他積極從中斡旋，促進了全民族的抗戰。他先後領導了長江局和南方局的工作。1937年8－10月間，博古還承擔營救國民黨羈押的革命同志，營救出了如陶鑄、王鶴壽、錢瑛等大約1000餘人。
1941年5月15日，黨中央就出版中共最高機關刊物《解放日報》，任命博古為報社社長。從此博古把全部精力傾注到新聞出版事業。他高興地說:「我將終身從事新聞事業。在我們黨領導下，已經建立了很好的人民政權和人民軍隊，我們還必須有很好的人民的新聞隊伍。」在緊張的籌建和試刊中，他整天勞作，深夜不寐，即使是在疾病之時，也拒絕休息，為創建報紙嘔心瀝血。經過10個月的出報，他領導報社人員克服了各種困難，取得了很大成績。
1941年12月1日至1946年4月，博古又兼任新華社社長，在他領導下，新華總社由最初的幾十人發展到120多人，分社由幾個發展到9個總分社和40多個分社。除擁有一批專業記者編輯隊伍外，還有近3力名的業餘通訊員。對《解放日報》的改版,新華通訊社的發展以及解放區新聞幹部的培養卓有貢獻。與此同時，延安新華廣播電臺也正式播音，而目開播了歷史上第一次英文廣播。在此期問，博古還兼任了中央出版局局長，並擠出時間親自翻澤《蘇聯共產黨歷史簡明教程》、《辯證唯物淪》、《歷史唯物淪草本問題》、《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卡爾．馬克思》等經典著作，對傳播馬列主義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博古淵博的理淪知識和能言善辯的才能，以及豐富的談判經驗，是全黨共知的。1946年2月13日，毛澤東決定派博古以「政協憲章小組委員會中共委員」身份前往重慶，協助周恩來、王若飛開展工作。經過一個多月的談判，國共雙方存在嚴重分歧。為將談判情況及時向黨中央報告請示，不想他卻踏上了一條不歸路。
1928年5月，博古與劉群先在莫斯科結婚，後劉於1939年到蘇聯治病，不幸失蹤。博古與劉群先生二子秦剛、秦鋼，三女秦摩亞、秦新華、秦吉瑪。1940年10月，博古與張越霞結合，生子秦鐵。
博古遇難時，年僅39歲，在其短暫的一生中，他為我國的獨立自強做出了傑出的貢獻，儘管在其領導全黨工作期間犯有嚴重和錯誤，那也只是囿於客觀原因，而後來他能夠正確認識自己的錯誤。不論在任何時候，博古都能不計個人的榮辱得失，以堅定的共產主義信仰，堅持真理，勇敢地捍衛黨的統一，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我黨卓有貢獻的領袖與楷模。
葉挺（1896.9.10～1946.4.8）
毛澤東曾當面稱葉挺：共產黨第一任總司令，人民軍隊的戰史要從你寫起。我讀有關葉挺事跡，曾經寫了三十二句詩來概括他的一生：
葉氏名挺字希夷，出身貧苦讀書勤，軍校六度寒暑苦，成就一具壯志身。
追隨國父圖救世，北伐路上威名揚，留學蘇聯探真知，共黨旗下把姓留。
南昌城頭高舉義，廣州街上逞英豪，雄才黨內無人識，流亡十年志難酬。
無恥日寇凌中華，國難呼喚將軍歸，兩黨之間狹縫處，新四軍中徒有名。
蔣氏不容枕邊虎，皖南雲嶺事突變，總帥無力救兵卒，身陷囹圄超五載。
七尺男兒盼自由，豈能屈膝犬洞獲，志堅硬把牢坐穿，倭寇喪去終得釋。
再入共黨欲展志，上蒼忌妒人太賢，黑茶山頂聲轟鳴，半百一世只留恨。
要問紅軍第一人，除卻朱毛還有誰？英雄一生多坎坷，留餘後人空念兮。
葉挺，字希夷，1896年9月10日，出生在廣東惠陽縣淡水鎮周田村一個貧苦農民的家庭。辛亥革命前夕，葉挺先後考入惠州府立中等蠶業學校和惠州中學堂學習，受到民主主義思潮的影響，較早地受到響應革命黨人的號召，曾帶頭剪去自己的辮子，為此曾一度被捕入獄。辛亥革命後，葉挺先後就讀於廣州陸軍小學和武昌陸軍第二預備學校，認真學習軍事。面對國內北洋軍閥混戰，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的形勢，他渴望求得救國救民的真理。他大量閱讀書報，鑽研政治和哲學問題，特別喜歡看《新青年》等倡導新文化運動的進步刊物，思想上進一步得到改變。
1917年春，葉挺以優等生資格進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深造。畢業後，前往福建漳州，參加孫中山創建的粵軍，擔任第一支隊副官。在此期間，他系統地學習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學說，並加入了國民黨，成為孫中山的忠實追隨者。同時，他目睹陳炯明之亂以及國民黨內黑暗腐敗現象，對國民黨深感失望。他開始認真閱讀共產黨主辦的《前鋒》、《嚮導》以及《新青年》等雜誌，日益接受社會主義，嚮往共產黨。1924年初，國民黨改組，國共合作正式形成。葉挺辭去軍隊職務，經孫中山同意，於當年秋天到達莫斯科，進入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在東方大學，葉挺努力學習馬列主義，深入了解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情況，思想覺悟得到了迅速提高。1924年10月，他加入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2月，中共旅莫支部一致通過接收葉挺為中共黨員。
1925年8月，葉挺於離開莫斯科回國。此時，我黨逐漸意識到必要建立自己直接領導的革命軍隊。周恩來抽調黃埔軍校畢業生中的革命青年，在國民革命軍第四軍中籌建了一個以共產黨員為主要骨幹的獨立團，葉挺被任命擔任該團團長。獨立團經過嚴格的政治、軍事訓練和參加當地農民反封建的實際鬥爭，逐漸訓練成為一支具有正確的政治方向和堅強的戰鬥力的革命部隊。獨立團設立共產黨支部，這是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的第一支正規武裝，也是我黨軍隊最早的基礎。 北伐中，葉挺獨立團擔任先遣隊，由於獨立團堅實的作風與很強的思想政治覺悟，有著頑強的戰鬥精神，屢戰屢勝，為獨立團贏得了威名。
獨立團在這次作戰中，鍛鍊了大批的幹部，後來有很多都成為我軍的傑出領袖，而在北伐中形成的「鐵軍」精神也是我軍後來壯大與發展的主要動力與支柱。
1927年，蔣介石、汪精衛先後發動反革命政變，對共產黨員和革命工農進行殘酷迫害。這使中共更加意識到自己革命武裝的重要性，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舉行武裝起義，建立自己的力量以反擊國民黨的反動勢力。葉挺先後參加組織領導了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在起義擔任重要的軍事指揮，為完成起義的任務立正了不朽的功勳。葉挺在起義中服從中央，立場堅定，指揮正確，進行了英勇戰鬥，提出過正確建議，他為中國革命做出的重大貢獻是永載史冊的。
廣州起義失敗後，葉挺展轉香港和蘇聯，參加黨的「六大」，受到當時犯「左」傾錯誤的廣東省委和共產國際東方部的無理指責和不公正待遇，甚至被開除黨籍。葉挺陷於巨大委屈和苦悶中，不得不離開莫斯科，到德國、澳門等地流亡。在10年流亡生涯中，葉挺仍然同一些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保持聯繫，他拒絕國民黨的利誘拉攏，時刻關心著中國革命的發展，主動地與中共黨組織聯繫，積極了解祖國抗日救亡的情況。
1937年7月，抗日戰爭全面爆發，葉挺按捺不住自己那顆為國為民甘灑熱血一腔激情，打算回國為民族的解放事業貢獻自己的聰明才智。當他向老戰友、老領導和老部下表達這個意思時，國共兩黨都十分歡迎這位北伐名將，難得之將才。葉挺在周恩來的授意下建議將共產黨南方遊擊隊新改編的部隊稱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希望能夠發揚當年北伐中「鐵軍」的傳統，在抗日戰場上奮勇殺敵，並表示願意出任軍長，這一建議被蔣介石採納，蔣介石很快就任命葉挺為新四軍軍長。新四軍在葉挺、項英率領下，經過整訓，隨即挺進敵後廣大農村，獨立自主地開展抗日遊擊戰爭，開闢了華中敵後戰場，擴大了黨領導軍隊的勢力範圍，壯大了抗日武裝。
葉挺率領新四軍同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分裂活動也進行了堅決的鬥爭。蔣介石曾極力拉攏葉挺以使新四軍聽命於他。葉挺雖脫離共產黨多年，中共中央對其也有些顧慮，葉挺夾在兩黨之間工作很難開展。
但仍然保持著堅定的革命信念和清醒的頭腦，一心向著共產黨，完全接受中共中央的領導，絕不聽從蔣介石的旨意。
國民黨頑固派對新四軍處處加以限制壓迫，不斷挑起軍事磨擦。1941年1月，蔣介石反動政府竟冒天下之大不韙，製造了震驚世界的皖南事變。葉挺軍長率部英勇抗擊，奮戰七晝夜，終因寡不敵眾，最後彈盡糧絕。葉挺為救部屬而去與國民黨談判，不幸被無理扣押。 皖南事變使葉挺蒙受不白之冤，身陷囹圄。
此後葉挺被長期羈押，長達五年。1942年初，葉挺被押到重慶。蔣介石、陳誠先後出面以高官厚祿相誘，葉挺一次又一次嚴辭拒絕。蔣介石的威逼利誘完全破產後，就把葉挺長期囚禁在中美合作所。1942年11月21日，葉挺在牢中寫下了著名的《囚歌》。這是一首用生命和鮮血寫成的詩，展現了一位大無畏的無產階級戰士的凜然正氣，視死如歸的革命情操。
直到日本投降後，毛澤東親赴重慶與蔣介石進行和平談判時，提出了立即無條件釋放包括葉挺在內的政治犯的要求。經過毛澤東、周恩來等的一再交涉，並提出用邯鄲戰役中我黨俘虜的國民黨高級將領馬法五進行交換，蔣介石才同意釋放葉挺。1946年3月4日，經受5年煉獄磨難的葉挺終於獲釋。出獄次日，葉挺即以無比激動的心情寫了致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入黨申請書，表示自己將會以更大的熱情投入到為民族解放和自強的工作之中去。3月7日，中共中央毛澤東親自復電葉挺，同意他再度成為中國共產黨中的一員。
葉挺在父母的安排下，早在童年的時候家裡就給他定下了親事，是一個童養媳，叫黃春。在葉挺到外面追求自己理想之後，與黃春自然而然地分開了。後來葉挺與李秀文相知相戀相伴20餘年，見證了愛情的偉大與忠貞，並且一起遇難。
葉挺的一生，是光輝的一生，忠誠於黨的事業，在我軍初創時期做出了傑出的貢獻，為軍隊的建立與發展都建立不可磨滅的功勳。由於個人性格與其它方面的原因，葉挺流亡海外長達10年，曾一度消沉。但是當外國侵略者的鐵騎侵入中華，他毅然不顧一切來到抗日戰場，他不計個人榮辱，出任尷尬的新四軍軍長一職，個人的聰明才智由於受到限制而發揮不出。在皖南事變後，被國民黨反動政府長期羈押，長達五年之久，在五年的艱苦生活中，他不為反動政府的威逼利誘所動，顯現一個真正愛國軍人的本色，保持了崇高的革命氣節。黑茶山頂的一聲巨響，葉挺和其夫人以及兩個孩子都壯烈犧牲了，不能說不是一個人間最大的悲劇。
王若飛（1896.10.11—1946.4.8）
1928年間，在莫斯科，有人大罵張國燾：你將來一定會當反革命的。張國燾氣得兩眼發青，渾身發抖。此人就是我黨著名的領導者：王若飛。
王若飛，1896年10月生於貴州省安順縣(今安順市)一個地主家庭，後家道衰落，父親過世，又受家族排擠，生活無以為繼。8歲時，不得不到貴陽投奔舅父黃齊生，爾後進貴陽達德學校讀書。達德學校創辦人是接受了西方資產階級思想薰陶的進步人氏，在那裡王若飛，進行了系統的知識的學習與儲備，大量閱讀進步書籍，諸如《民報》、產《新民叢報》和鄒容的《革命軍》，眼界大為開闊。
從小就從舅父和教師那裡受到愛國主義和反封建的思想影響，他尊崇民族英雄嶽飛，有感於《木蘭辭》中「萬裡赴戎機，關山度若飛」的佳句，遂改名為若飛。1917年冬，王若飛考取官費留學資格，次年初赴日木東京求學。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王若飛毅然回國，投身反帝反封建的愛國主義運動。是年底，為了追求革命真理，又赴法國勤工儉學。在法國，若飛結識了趙世炎、周恩來、陳延年等同志，與他們結成好友，這些人後來大多數都成我黨事業的骨幹，做出了傑出的貢獻。在法國期間，王若飛同趙世炎、周恩來等，組織成立了「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1922年得到國內黨中央的覆信，在法國成立了中國共產黨旅歐支部，同時王若飛被批准為中共黨員。1923年3月，王若飛離開法國，被中共旅歐支部派往蘇聯學習，成為莫斯科東方大學的留學生，並成為黨組織的骨幹力量。
1925年，王若飛從蘇聯回國後，到中共豫陝區籌建黨的領導組織，並擔任黨委書記，在中央的領導李大釗等指示下，開展工作，，擴大了影響，在豫陝地區加強了我黨的組織與領導。1926年2月，王若飛離開河南到北京，向北方區委和李大釗匯報豫陝區黨委的工作，而後就前往上海任中共中央第一任秘書長，協助陳獨秀工作，擔任中共中央日常的組織與領導工作。此間，在北伐戰爭的鼓舞下，與周恩來等一起組織領導了上海三次工人武裝起義，勝利後被陳獨秀批定代理南方區委書記。1927年4月，王若飛隨中央機關前往武漢參加黨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當時黨內沒有絕對權威的統一領導，體系比較混亂，王若飛時常對當時客觀的嚴重形勢與黨的最高領導機關內分歧意見以及不團結現象感到非常苦悶。此後，他先後到江浙區委、江蘇省委工作。「八七」會議之後，王若飛逐漸意識到陳獨秀領導中嚴重錯誤，積極組織領導江蘇省內的暴動起義計劃。王若飛在江蘇領導組織工作一年多的時間裡，廣大了我黨的影響，特別是所策劃領導的暴動，震撼了國民黨反動統治。
1928年6月，王若飛前往莫斯科參加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這次會議上，王若飛清醒地認識到了自己之前工作中的失誤，並客觀公正地對待會議上對陳獨秀的批判，堅持原則立場。六大之後，王若飛被留了下來，參加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會後，王若飛為加深自己的理論修養，爭取組織同意，留在莫斯科進一步學習，並被指派代表中國農會為駐農民國際代表，與瞿秋白、鄧中夏、餘飛、張國燾合組為駐共產國際代表團。1929年底，蘇共在全黨內開展清黨工作，王若飛被張國燾嚴重污衊，被黨內嚴重警告。
1931年，王若飛被共產國際派往內蒙開展工作。後因組織內的潘恩溥叛變，被捕，此後被長期關押。在5年多的鐵窗生涯中，他對共產主義持有堅定的信念，與反動政府堅持鬥爭，威武不屈，團結難友，在獄中表現了大無畏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展現了一名真正共產黨員的品質與氣節。他還能仔細認真分析時局，曾經向傅作義多次寫信進言，積極鼓動他站到人民的陣營中來，參加全民的抗日鬥爭。閻錫山等反動軍閥曾多次想收買王若飛都被他嚴辭拒絕了。1937年初，王若飛在黨中央的努力下，經過薄一波大量細緻的工作，終於被國民黨當局無條件釋放，王若飛在獄中長達五年零七個月。
王若飛出獄回到延安，向黨組織匯報了在獄中的鬥爭情況，得到了毛澤東等領導人的認可與讚揚。抗日戰爭期間，他先後擔任陝甘寧邊區宣傳部長、統戰部長，總政治部秘書長、中央軍委參謀長、八路軍副參謀長、中共中央秘書長和黨務研究室主任等職，為開展敵後遊擊戰爭，發展抗日根據地，特別是鞏固和建設陝甘寧邊區傾注了大量心血。王若飛在黨中央和毛澤東等同志的領導下，參與了許多重大方針、政策的制定，對黨的正確路線的提出和推行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抗日戰爭後期，他和林伯渠同志一起到西安、重慶參加國共談判，並協助董必武同志主持中共南方局工作。1945年6月，在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王若飛被選為中央委員。
1945年抗戰勝利後，他又隨毛澤東、周恩來同志赴重慶參加國共兩黨談判，同國民党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揭露了其反共反人民的罪惡陰謀，經過艱苦的工作，終於促成了《雙十協定》的籤訂，在談判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1945年12月16日，周恩來、董必武、王若飛、吳玉章等7人由延安飛往重慶進行新的談判，為促進中國和平而到蔣介石政府做堅強的鬥爭，並參加了於1946年1月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由於國民黨反動當局的頑強態度，談判始終沒有進展，而蔣介石也趁機積極發動內戰的準備。王若飛在重慶談判期間，立場堅定，始終維護我黨的根本利益，揭露國民黨當局反動主張，在談判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1946年4月8日，王若飛要趕回延安向黨中央請示匯報政協工作的開展情況，不想也踏上了這一架不歸之航班。王若飛飛回延安之前，向周恩來道別說：一切為人民打算。這也是王若飛一生的真實寫照，為了人民和國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王若飛1925年與李培之在河南衛輝縣（現輝縣）結婚，此後兩人在革命戰火中生死相伴，為著一個共同的目標奮鬥終生，儘管彼此工作原因聚少離多，可是他們的情誼卻一直在延續。解放後李培之曾擔任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郵電部顧問等職務，直到1994年90歲高齡去逝。王若飛與李培之育有獨子王興。
鄧發（1906.3.7－1946.4.8）
斯諾在《西行漫記》中有這樣的描寫：「鄧發?鄧發……哦，鄧發是中國共產黨秘密警察的頭子，而且還有懸賞5萬元要他的首級！他，這個鼎鼎大名的『共匪』，就生活在敵營的中心，不把到處追緝他的特務放在眼裡。」
鄧發，書名鄧元釗，乳名八仔，1906年3月7日，出生於廣東石浮城西的一個多子女的貧苦農家，以其排行第八而取名鄧八。省港大罷工時，鄧八參加罷工工人登記，因工作人員諧音誤記為「鄧發」。這一改動，被領袖蘇兆徵得知並且十分肯定，鄧八索性改為鄧發，這才有了後來大名鼎鼎的「鄧發「。鄧發出生在貧苦的家庭，家裡節衣縮食供他念了幾年書，由於聰明好學，悟性高，打下了一定的知識基礎，從小受苦受難使他少年早熟，早早地就知道了窮人只有通過相應的鬥爭才能打破舊社會，改變自己的命運與生活。
1921年，年方14歲的鄧發由於生計的需要不得不離開老家來到廣州。做過公安局的勤雜工和公益祥旅店的夥計。也許是命中注定鄧發能夠成為一個革命者，他在公益旅店，認識了廣州海員工人領袖蘇徵兆，在他的引導與啟發之下，鄧發的思想有了很大的進步。革命的熱情日益高漲。此後，他在廣州、香港等地做工，當過船舶上的雜工、廚工，參加了海員工會和洋務工會，在生活中磨練了自己的鬥志與生活的本領。1922年的中國海員大罷工，鄧發成為積極分子，在蘇徵兆的指引下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並參加夜校的學習，增加了對知識的理解與儲備，為以後的工人運動打下了知識與實踐的基礎。
到1925年，鄧發已經鍛鍊成為一個出色的工人骨幹力量了。6月省港大罷工，成立了以蘇徵兆為領導的「省港罷工委員會」，選出最高議事機關「罷工工人代表大會」，鄧發被推選為罷工工人代表大會代表，並參加了以蘇兆徵為首的罷工委員會的工作，擔任工人糾察隊隊長。在這一系列的鬥爭考驗之下，1925年10月，鄧發經蘇兆徵介紹，光榮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27年12月，廣州起義中，鄧發參於組織策劃工作，領導廣州工人赤衛隊參加起義，並擔任第五區副指揮，同反動派進行了英勇的鬥爭。起義失敗後，鄧發化裝成病人，憑著他的膽略和機警，躲過了反動派的屠刀，化險為夷，並且安全地離開了廣州。
1928年，周恩來在上海主持中央軍委和中央組織部工作，創建了中央特委，負責獲取情報，懲治叛徒，保衛黨中央的安全。鄧發在香港主持建立香港特委，出色地完成了艱巨任務領導了香港秘密戰線的鬥爭。敵人對他恨之入骨，懸賞5萬大洋買他的頭。
1931年夏，鄧發奉命到江西瑞金，任中共蘇區中央局委員.並負責紅軍總司令部政治保衛處的工作。同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瑞金葉坪召開。19日，大會經過選舉，鄧發當選為臨時中央政府執行委員，並被任命為第一任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鄧發擔任蘇區保衛局局長時，王明、博古等「左」傾路線統治全黨，在「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方針之下，血腥對待黨內同志，製造了肅反擴大性錯誤，釀成了嚴重惡果。這是鄧發一生中所犯下的嚴重失誤，他在後來的工作中常常引以為戒，並多次作深刻檢討。1934年1月22日，鄧發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中央紅軍長徵時，鄧發先後擔任軍委直屬縱隊副政委、政委，同時負責領導黨的保衛局工作，偵破國民黨反動派的破壞活動。他既負責指揮部隊行軍打仗，又要嚴防敵人的破壞和襲擊。在長徵途中，鄧發起到了積極的作用。1935年1月，鄧發參加了遵義會議，在會上積極響應黨的號召，支持毛澤東的正確路線，在黨和紅軍生死攸關的時刻，他堅決站在真理的一邊，對樹立毛澤東的地位與威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35年12月。鄧發參加了陝北瓦窯堡會議。1936年6月，他赴蘇向共產國際匯報工作，會見了《西行漫記》的作者斯諾，從而在書得到了很大篇幅的描寫。
1937年9月，鄧發到新疆迪化，化名方林，任中國共產黨駐新疆代表、第十八集團軍駐新疆辦事處主任，主管黨在新疆的全面工作，與新疆土皇帝盛世才進行了又團結又鬥爭的策略，擴大了我黨在新疆的影響，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戰爭。1937年12月，鄧發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1939年秋，他奉命回到延安，任中央黨校校長，親自主講《黨的建設》等課程。
1940年，鄧發又接替劉少奇兼任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創辦《中國工人》月刊，成為黨中央傾聽工人呼聲和指導職工運動的橋梁，成為團結教育工人和統一中國工人運動的有力宣傳武器。1942年，在鄧發的發起下，開展了學習工人趙佔魁的運動，成為我國職工史上一個偉大的創舉。
1945年4月，鄧發當選為中國解放區職工聯合會籌備委員會主任。這年的9月，鄧發作為解放區唯一的工人代表，滿載著解放區80萬職工的深情厚意，和國民黨統治區的代表朱學範一起出席了在法國巴黎召開的世界工人代表大會。鄧發在世界工人代表大會的講臺上，作了熱情洋溢的演說，代表中國工人提出了8項主張，得到了與會代表的熱烈支持，並當選為世界職工聯合會理事和執行委員會委員。1946年1月，鄧發回國，在重慶與中國勞動協會負責人朱學範一起為中國工人組織的統一和工人運動的發展作了大量的工作，並和朱學範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鄧發，一個普通工人成長起來的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一個充滿傳奇色彩的黨的隱蔽戰線的卓越領導人，把一生都獻給了國家的自強與民族的獨立事業上，不計個人得失榮辱，是我黨領導人與先烈中一個傑出的典範。
湮沒在時空裡的「四八」空難之真相
1998 年4 月18日香港《大公報》刊登了一篇名為《對「四八」墜機事件的回憶》，作者是顧逸之。顧逸之早年在周恩來、李克農領導下工作，1946 年「四八」空難期間，他在晉綏公安總局工作。「四八空難」發生後，他奉命到現場負責實地調查和後事處理。他給中央詳細報告了事發現場的情況，在給黨中央的書面報告中，他提出了一些難以解釋的疑問：
第一，飛機確實是在黑茶山失事的，不是在空中墜毀的，因為飛機撞上黑茶山側峰巨石上面的撞痕非常清楚明顯，飛機是在撞山後才爆炸起火的。
第二，從4月8 日當天黑茶山地區天氣情況的調查結果來看，那天飛機到黑茶山時，天上雲霧很濃，駕駛人員很可能是在這種濃雲密布雨雪交加的天氣中，因能見度太差而撞山失事的，如果飛機再飛高一點，也不會撞上巨石了。
第三，從我們對飛機出事現場的反覆搜查結果來看，一直沒有發現有人為製造爆炸的可疑跡象。
第四，這架飛機本來是在西安機場降落加油，稍事停留後才起飛來延安的。西安到延安是一直向北飛行的，為什麼飛到東北方向，竟然飛到黃河以東的黑茶山來了呢？
當時在飛機殘骸中還發現一份迷失方向的電報稿，但當時西安北上沿途及延安的天氣並不壞，美方的機長又是佩戴有飛虎臂章的老練的飛行員，不可能發生如此低級的失誤。各方表明，必定是是國民黨特務在儀表上做了手腳，導致電訊中斷，儀表失靈，迷失航向。
但是當時苦於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黨中央為促成國共合作，表現了極大的真誠以爭取和平談判能夠順利進行，不留給國民黨留下藉口，在新華社當時發布的消息中說「想系在濃霧中撞山失事的」。而「四八」空難的真相也就長期的成為一個鮮為人知的謎。
「四八」空難的事實真相是什麼樣的呢？當時親自參加密謀的軍統特務、已經隱居臺灣多年杜吉堂在臨死之前，終於道明了真相，讓此事大白於天下。
在1945年國共商國是的時候，國民黨反動當局沒有誠意，不僅在軍事上破壞合作，而且在各個領域派了大量的特務破壞我黨開展工作。1946年4月，我黨將博古、葉挺等一些重要的人物從重慶送往延安，而這次轉移卻被國民黨的軍統特務盯上了。王平虎，是當時國民黨空軍調度科科長，是國民黨軍統特務安插在空軍中的眼線，在他接到上面的通知派出飛機後，知道了乘坐飛機的有共產黨舉足輕重的人物，馬上電話通知遠在南京的頂頭上司。國民黨當局得知這次飛行有我黨重要的領導人物，為了破壞我黨的工作，打破國共兩黨談判的和諧氛圍，製造事端以麻痺我黨的談判，於是軍統特務就對這次飛行進行了精密的暗殺行動。
軍統的頭目直接找到當時在中美特別合作所特工隊隊長杜吉堂，杜吉堂知道這次暗殺行動的重要性，其對象都是中共高級領導幹部，因此也十分慎重。他找到其下屬有關特務骨幹，商議如何使這次行動做的漂亮又不容易被察覺。其中有個略懂飛機構造的特務就說：破壞飛機的飛行儀表，使飛機迷航，自然會墜落，豈不是萬全之策。於是這幫罪惡的黑手，開始了他們的罪惡之旅。首先，他們找到在調度科任科長的王平虎，查到所擔任飛行任務的C-47運輸機的飛行記錄和檔案材料，同時讓王平虎安排人員在飛機飛行前的例行檢查中做手腳。杜吉堂找到了其手下的特務懂得機修業務的楊耀武，讓其假裝成機修人員，混到檢修的隊伍裡，在檢修過程中神不知鬼不覺地在飛機的高度表和磁羅表反面放了磁鐵。
4月8日，飛機上午準時飛離了重慶，首先要飛到西安進行加油和休息。在重慶飛西安的途中天空下起了小雨，儘管有著3000小時飛行時間美國飛虎隊飛行員覺察到稍許異樣，但並沒有多大的障礙，其實當時飛機飛行的高度有偏低的。在西安休息加油後，飛機繼續向延安方向飛去。而此時的天空下起了冰雹並颳起了大風，嚴重的影響到了飛行，在這種情況下，楊耀武放的磁鐵開始發揮更大地作用了。導航系統首先失去了作用，使飛行處於迷航狀態，飛行方向不能得到保證，本來從西安飛延安應該是一直向北飛行，可是飛機卻飛向了東北方向，向山西興縣飛去，甚至飛到了黃河以東的黑茶山，飛機就偏離了航向，可見特務的磁鐵發生了作用了。而當時的情況是黑茶山地區山上在下雪，山下面下雨，能見度比較低，但是，黑茶山高度才2000多米，C-47運輸機的正常飛行高度在6000米以上，作為一個資深的飛行員，也不太可能出現如此低級的錯誤，可見，在高度表上的磁鐵也發揮了作用。就這樣，搭載我黨我軍眾多高級領導的C-47在一個特意的陰謀安排下發生了事故，多年來其真相鮮為人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