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針外交的由來：蛇的故事
以胸針作為外交工具的想法在國務院的工作手冊或者任何記述美國外交政策的文字中都無跡可尋。事實是如果沒有薩達姆·海珊，也就不會有後面的這一切了。
在比爾·柯林頓的第一任總統任期(1993—1997)內，我是美國駐聯合國代表。時值第一次海灣戰爭之後，以美國為首的聯軍擊退了伊拉克對鄰國科威特的入侵。作為戰後協議的一部分，聯合國要求伊拉克接受其核查，並提供關於核武器、化學武器、生物武器項目的所有內容。
當薩達姆·海珊拒絕合作時，我竟敢批評了他。於是由政府控制的伊拉克新聞界便發表了一首題為「致瑪德琳·奧爾布賴特，沒有問候」的詩。作者在詩歌一開始便定下了調子：「奧爾布賴特，奧爾布賴特，得了吧你，得了吧你，你是這個暗夜裡最醜惡的東西。」接著又勾畫出一幅抓人眼球的視覺圖像：「奧爾布賴特，沒有人能阻擋通往耶路撒冷的大路，哪怕是用驅逐艦、鬼魂或是大象。」至此熱度已完全煽起來了，詩人便說我是「一個無與倫比的噪音製造者」，「一條絕無僅有的蛇」。
1994年10月，此詩發表後不久，我要如約會見伊拉克官員，戴什麼呢?
幾年前，我曾買過一枚蛇形胸針。當初也不知道為什麼要買，因為我向來討厭蛇。然而，當在華盛頓一家我最喜歡的店鋪裡看到這枚蛇形胸針時，我卻無法拒絕它的誘惑。胸針很小，是一條盤繞在樹枝上，嘴裡吊掛著一粒小鑽石的蛇。
在準備會見伊拉克人的過程中，我想起了那枚胸針，決定就戴它了。我並不認為這一舉動有什麼大不了的，甚至懷疑伊拉克人是否會聯想到那首詩。然而，會見結束後，遇見一位聯合國記者團的成員，她熟悉此詩，便問我為什麼要選擇戴那枚胸針。所有的電視攝像機聚焦在我的胸針上，我笑了笑，說這不過是我傳遞信息的方式而已。
沒過多久，我猛然發現，不經意間珠寶已經成為了我個人外交武庫中的一部分。美國前總統喬治·H.W.布希曾以「讀我唇形便知我意」聞名，於是我開始懇請同事和記者們「讀我的胸針」。
由於我的前任們都是留鬍子、沒有一個穿裙子的，我這種利用胸針來傳遞信息的做法便在美國外交中顯得十分新鮮。
胸針與勳章的較量
我喜歡服飾珠寶的一個原因是它既養眼，又不會掏空你的腰包。現代女性應該在打扮上大膽試驗，嘗試不同的想法。以我的身高(5英尺2英寸)，我一直都以為小型胸針對我來說最合適，但不久後我便開始購買更大、更醒目，有時甚至是稀奇古怪的類型。讓我始料未及的是，我發現自己更喜歡的是那種大膽而非嫻靜的打扮。
鑑於我的胸針變得越來越富有表現力，並引來了越來越多的議論，我認為很有必要對外表與身份認同之間的關係進行一番深入思考。把「衣服成就女人」那句老話改一改，胸針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成就一個女人，或者就此而言，成就一個男人?畢竟，胸針的展示從未局限於某一性別。中世紀的騎士就通過佩戴鑲嵌有精美珠寶的徽章來標明其地位和表達群體認同感。
在我們這個時代，安全專家依靠密碼胸針來識別那些可以進入某一特定區域的人，使之與那些不能進入的人區分開來。人們會發給國會議員胸針，以避免在去往辦公室或立法樓時被警衛攔下。俱樂部和秘密會所通常會使用徽章(再加上神秘的握手方式)使內部成員能識別出把他們聯繫在一起的共同紐帶。
我們的軍隊也同樣利用胸針——以綬帶和獎章的方式——來傳達與成就、名望和軍銜有關的信息。我是在出任駐聯合國代表期間注意到這一點的。
1993年，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是科林·鮑威爾將軍。我們都是柯林頓國家安全小組的成員，並面對面坐在白宮形勢研究室那張長長的條形桌旁。儘管我們在許多有爭議的問題上看法一致，卻在美國和北約是否應該介入，以制止在前南斯拉夫共和國境內的波士尼亞發生的種族清洗這個問題上發生了分歧。我認為我們應該採取行動，並列舉了應該這麼做的理由；鮑威爾將軍則表示懷疑，也列舉了不應該這麼做的理由。我的窘境是儘管我佩戴著表示愛國精神的胸針，他的胸前卻掛滿了當之無愧的軍功章；他剛從第一次海灣戰爭的勝利中歸來，穿著軍服，自信瀟灑；我卻剛從喬治敦大學的教室裡走來，而且，即便是穿上最好的一套衣服，看起來也像只粽子似的(那是在我開始健身前)。
但我也深知大家讓我在形勢研究室內佔有一席之地並不是要我像棵盆栽植物似的一言不發。我打斷了他，說美國迫切需要制止在巴爾幹發生的針對無辜平民的屠殺。鮑威爾則用教鞭和幻燈，清晰地表明了自己的預期：此次行動弊將遠遠大於利。在長達幾個月的時間裡，我們陷入了僵持局面，政府也未採取任何行動。隨著屠殺的繼續，我變得十分沮喪，終於在一次會議上讓壓抑的情緒爆發了出來。
「科林，」我問，「如果我們有這麼一支優秀的軍隊卻不用，那留著它又有何益?」在他的自傳裡，鮑威爾寫到我的這個問題幾乎讓他噴血，他不得不跟我解釋——耐心地——美國武裝力量應起的作用是什麼。現在回過頭來看，我願意承認將軍小心謹慎沒有錯，提出質疑沒有錯，考慮別的解決辦法沒有錯，擔心平民領袖的淺顯假設沒有錯，然而，我在波士尼亞問題上卻是正確的。後來北約最終介入，並由此拯救了成千上萬條生命。
胸針的寓意
1997年初出任國務卿後，我對胸針的嗜好開始變得廣為人知。《新聞周刊》封面上我那張把山姆大叔的大禮帽與鷹合戴的照片亦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由於我佩戴胸針拍照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公眾對之產生的聯想也隨之增加。時間越來越不夠用，我去商店閒逛的機會也減少了，但沒關係，因為大家開始送我胸針了。
外交人員初次會面時，只有互換禮品才會被認為是文明人。從法律上來說，美國官員可以保留低於某一價位的外國禮品——在我那個年代，是245美元。超過這一價位的貴重禮品就是美國政府的財產，可以拿來展覽，保存，或者出售，所得收歸國庫。另一個選擇就是全價買下禮品，我有幾次就是這樣。有些特別巨大的禮品，比如蒙古國贈送的活蹦亂跳的駿馬，或者馬裡贈送的咩咩直叫的山羊，實際上是由主人留了下來。我懷疑，它們曾不止一次地被贈送給經過烏蘭巴託或者巴馬科的政要。
給一位外長選一份完美禮物就如同給一名遠房親戚選一份「恰如其分的禮物」，作出選擇需要集常識、直覺和猜測於一體。我贈送的禮品一般來說頗具美國特色：給男人，鷹袖扣；給女人，一枚特製的背後有我籤名的鷹胸針。
《聖經》教導我們說給予要比接受有福，卻沒說哪一個更有趣。我在外交界的那些同事們於是很高興地猜測，對我來說，一枚有巧思又不貴的胸針一定會受歡迎。他們猜對了。每當收到包裝好的禮品盒，解開絲帶時，我都懷著發自內心的感激和珍愛。我碰到的唯一問題是一定要記得在下次與饋贈禮物的人會面時戴上被贈的胸針。
我最喜歡的禮物裡有一份是莉亞·拉賓——以色列前總理伊扎克·拉賓的遺孀——贈送的。胸針是只和平鴿，象徵著總理為之獻出生命的目標——「聖地」的和平。
1997年8月6日，我出現在國家新聞俱樂部裡，概述了中東和談要點，並宣布了將前往這一地區的計劃。莉亞·拉賓是聽眾之一，她注意到了那枚顯眼地別在我胸前的和平鴿胸針。
幾個星期後，拉賓夫人來到我在以色列下榻的飯店探望，並帶來了一條與胸針相配的項鍊，由一群和平鴿組成，還遞給我一張便籤，上面寫道：「有句老話是這麼說的，『一燕不成春，——所以也許一隻和平鴿需要增援，才能在中東地區把和平變為現實。我們需要希望，而希望已經失去太多——我真的期待你能重燃希望。衷心地祝福你，莉亞。」
之後的三年裡，我在中東投入的時間要比在其他任何地區都多，柯林頓總統也是如此。儘管我時常佩戴和平鴿胸針，但對談判的步履維艱不滿意時，我也覺得有理由替之以海龜、蝸牛、(或者真把我惹惱的時候)螃蟹。讓人難過的是，沒有一枚胸針完成了交給它們的任務。今天，拉賓夫人那充滿希望的表態已過去了很久，和平鴿卻依然需要增援。
由于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談論我的胸針，自然而然地，我發現自己變得刻意起來。早晨，甚至在前一天晚上，我就開始琢磨第二天戴什麼胸針合適，有時甚至琢磨起每一次會議要戴什麼。我沒有多少時間準備海外之行，因此常常是從首飾盒裡用手抓一大把，然後希望屆時能從中找到合適的。有些胸針從本質上說就是心情的表達，以表明事情進行得順利與否。感覺好時，我常常會戴枚瓢蟲胸針，因為誰不愛瓢蟲呢?第二個選擇就是熱氣球，我自己的解釋是它代表著高飛的希望，而不是過激的言辭。別的胸針則致力於表現某種使談判得以成功所需要的品質，比如寧靜的天鵝和智慧的貓頭鷹。
由於我從本性上來說是個愛擔心的樂觀主義者(以區別於易滿足的悲觀主義者)，因此我發現佩戴自己那枚金光閃閃的太陽胸針的機會還挺多。當然，外交官這份工作的一部分就是要在難有可為的情況下盡力而為，所以我有時佩戴這枚太陽胸針更多的是表明希望，而非預期。
當然，不是每次外交會見都需要陽光般親切和藹的態度。每當要表達措辭激烈的觀點時，我通常會戴一枚蜜蜂胸針。默罕默德·阿里過去常誇口說自己要「飛翔起來像蝴蝶，叮咬起來像蜜蜂」；而本人想傳達的寓意是美國會盡力和平解決每場糾紛，但如果被逼無奈，我們有決心也有辦法進行反擊。
另外還有一個難題就是如何排列多個胸針。有些可以很自然地搭配起來，比如我與曼德拉會面時戴的斑馬胸針，別的組合則需要更多想像力了——例如，蜜蜂如何靠近向日葵。試驗各式各樣的搭配方式挺有意思，但這樣做會耗費太多精力，而且這還不包括下面這個現實問題：我的衣服被胸針穿得滿是洞眼，簡直就像接飛鏢的底盤，最後只好戴更多甚至更大的胸針來遮掩破損的地方。
勿聽壞話，勿出讒言，勿視邪惡
1999年春，當時北約各國領導人齊聚華盛頓，慶祝北約成立五十周年。作為準備工作的一部分，柯林頓總統與外交政策小組會面。我們剛坐下來辦正事，攝影記者黛安娜·沃克爾卻被允許走了進來。拍照對公關有益，卻意味著我們不得不停止談論某些機密問題。為了生動地表達保密的必要性，總統用手捂住嘴，做起了怪相。接著國防部長比爾·科恩用雙手捂住了耳朵。領會了他們二位的意思，我立即捂住了眼睛。我們簡直就在照相機前耍起了寶，逼真地模仿起著名的「勿聽壞話，勿出讒言，勿視邪惡」。
沃克爾拍攝這張照片時，我還沒有三隻猴子胸針，不過很快我就在布魯塞爾找到了一套，每枚都以象牙堅果雕成，坐在凸圓形玻璃(粉紅、紫色、橙色)底座上，環繞著一圈水晶。猴子作為警告誘惑的由來已湮沒於日本民間傳說的迷霧中而不可考，但這一勸誡至少可以追溯到500年前，並與要為錯誤思想和行為承擔責任有關。著名的Kikazaru(「不聽」的猴子)，Iwazaru(「不說」的猴子)和Mizaru(「不看」的猴子)至今還可以在日本日光市17世紀的東照宮神社的大門上方找到。
我第一次有機會佩戴猴子胸針出訪是去莫斯科會見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我打算提出的問題之一就是俄羅斯在車臣地區人權問題上麻木不仁的態度。俄羅斯軍隊有合法理由打擊搞叛亂的恐怖分子，但出手太重，只會樹敵更多。我提出應該允許國際觀察員進入該地區以保護平民。普京拒絕了這一要求，並否認做過任何違犯人權的事。他對邪惡視而不見，一如我的胸針。
儘管我們在車臣問題上存在分歧，俄羅斯人卻對我釋放出的信號十分在意。普京曾對柯林頓總統說他平常都會看看我戴什麼胸針，並試圖解開其中之意。有時我的選擇會反映出我們之間的關係在升溫，比如佩戴那枚金制太空飛船胸針就是為了慶祝我們在太空領域的合作。但更多時候，氣氛是緊張的。普京，年輕有為而又自律甚嚴，取代了鮑裡斯·葉爾欽，而後者這兩種品質都不具備。我對這位俄羅斯領導人的第一印象是複雜的——很顯然他有才幹，但他天性上似乎是專橫多於民主。
在我們與克裡姆林宮舉行的討論中，爭論最激烈的就包括核武器問題。美國希望對反彈道飛彈條約進行修改，我們的對手卻不想。談判開始時，俄羅斯外長看到了我為那天特地選戴的一枚形狀似箭的胸針，便問 ：「那是不是你們的攔截飛彈?」我說：「是啊，你也看見了，我們知道如何把它們做得很小，所以你們最好準備談判。」
關於飛彈的爭執證明了冷戰的慣性思維消失得很慢。
（摘自《讀我的胸針：一位外交官珠寶盒裡的故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4月版，定價：
4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