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月，23歲的烏拉爾理工學院（即現在的烏拉爾聯邦大學）無線電工程專業的學生、優秀的滑雪者和徒步旅行者伊戈爾·迪亞特洛夫，召集了九名同學陪他進行了一次為期16天的探險，行程總計190英裡，將橫跨烏拉爾山脈北部的奧託滕（Otorten）和霍拉特·謝赫（Kholat Syakhl）。
迪亞特洛夫
這八名男子和兩名女子都有滑雪經驗和二級遠足者證書，如果完成這場探險後，他們將獲得當時蘇聯最高等級的三級認證。
探險開始1959年1月25日清晨，小隊乘火車抵達了伊夫德爾鎮，然後乘卡車前往維寨——這是他們出發前最後一個有人居住的定居點，他們在那裡購買了麵包等食物以應對即將到來的旅程。
從左至右：杜比尼娜、克裡沃尼琴科、布裡格洛爾斯、斯洛博丁
1月27日，小隊開始了長途跋涉，第二天，其中一個名叫尤裡·尤丁因身體不適，提前返回了伊夫傑利，他也陰差陽錯地成了小隊中惟一一個倖存者。
探險隊成員，來源俄羅斯國家檔案館
其餘九人繼續前進，他們包括他們包括23歲的伊戈爾·迪亞特洛夫、21歲的尤裡·多羅申科、20歲的柳德米拉·杜比尼娜、23歲的尤裡·克裡沃尼琴科、24歲的亞歷山大·科列瓦託夫、22歲的齊納達·科爾莫戈羅娃、23歲的魯斯滕·斯洛博丁、23歲的尼古拉·蒂博克斯·布裡格洛爾斯和38歲的塞米恩·佐洛塔洛夫。
探險隊成員
迪亞特洛夫山口1月31日，小隊到達了一個樹木繁茂的山谷，他們把多餘的食物和設備貯藏在那裡，以備在返程時使用。第二天，也就是2月1日，小隊開始穿越後來被稱為「迪亞特洛夫山口」的地方。根據從探險隊相機和日記中找到的信息，調查人員斷定，他們希望當晚能在山口的另一邊安營。
然而，恰好在那一天，暴風雪到來了。小隊繼續向西移動，最終到達了Kholat Syakhl山頂。在當地土著曼西人的語言中，Kholat Syakhl的意思是「死亡之山」。
他們沒有下山去森林地區，而是選擇在山坡上紮營。當晚氣溫及低，約為零下25到30攝氏度，探險隊一行人擠在一個大帳篷中，準備度過這個難熬的夜晚。
迪亞特洛夫相機中的最後營地
遲到的電報迪拉特洛夫與先前因身體不適提前返程的尤丁約定，一旦隊伍返回維寨，就會發電報通知他。然而，一直到約定的時間到來後的一個星期，尤丁都沒有收到隊友的電報。
著急的尤丁通知了當局，烏拉爾理工學院的校長組建了一支由學生和教師組成的救援隊，蘇聯軍隊隨後也介入了調查。
1959年2月26日，烏拉爾理工學院的救援人員發現了迪亞特洛夫小隊的帳篷。帳篷半倒，被從裡面割開的，裡面空無一人，但小隊的裝備都還在裡面，包括他們的鞋子。帳篷外面有九組腳印，這些腳印是由只穿襪子、單只鞋或赤腳的人留下的。
從內部割開的帳篷
救援人員循著這九組腳印向外搜尋，其中一些一直延伸到帳篷東北方向1.5公裡外的森林邊緣。在那裡的在一棵大松樹下，救援人員發現了一處小火堆的殘骸，還有克裡沃尼琴科和多羅申科的屍體，他們沒有穿鞋，只穿著內衣。
多羅申科和克裡沃尼琴科
松樹大約5米高處有一顆樹枝折斷，這表明其中一人可能曾經爬到樹上張望，方向可能是營地。
松樹和營地之間的1.5公裡內，還躺著另外三具屍體：迪亞特洛夫、科洛莫戈羅娃和斯洛博丁，它們彼此相距均有數百米。
迪亞特洛夫、科洛莫戈洛娃和斯洛博丁
搜救人員直到5月4日才找到剩下的四名探險隊成員，他們在距離松樹75米遠的森林深處裡被找到。四個人中有三個人穿的衣服比其他人多，而且有跡象表明，每個人死後，他們的衣服都被活著的人據為己有——杜比尼娜的腳裹在克裡沃尼琴科的羊毛褲子裡，佐洛塔洛夫穿著杜比尼娜的外套和帽子。
無法解釋的傷痕在對所有探險隊成員進行屍檢後，事情變得更加撲朔迷離。
蒂博克斯·布裡格洛爾斯的頭骨有幾處骨折，柳德米拉·杜比尼娜和塞米恩·佐洛塔洛夫有嚴重的胸骨骨折。負責屍檢的醫生稱，造成骨折的力量堪比車禍，他們好像遭受了很大的壓力。
科列瓦託夫、佐洛塔洛夫、布裡格洛爾斯
其中一具屍體——杜比尼娜有明顯的外傷，她的眼睛、舌頭、一部分嘴唇、一部分臉和一塊頭骨都不見了，手上的皮膚也被浸軟了。亞歷山大·科列瓦託夫的屍體沒有受傷的痕跡。
杜比尼娜
一些可能的解釋當局最初表示，這群人是受到了當地原住民曼西人的襲擊，但確無法解釋為什麼雪地上只能看到這些隊員的腳印，屍體也沒有掙扎的跡象。
另一個令人困擾的問題是，為什麼探險隊員只穿了部分衣服，為什麼他們只穿著襪子或者赤腳跑到雪地裡？
官方的調查發現：
六名成員死於低溫症，三名受了致命傷
事件發生時，山上除了迪亞特洛夫小隊外沒有其他人
所有探險隊成員在吃完最後一餐後6到8小時內死亡
在兩具屍體上發現的三件衣物上有放射性
官方調查得出的結論是，這些登山者的死於「一種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量」。據法新社報導，直到20世紀70年代，調查結果都是保密的。
在2019年2月重新對該事件開展調查時，CNN報導稱，當時只考慮了三種可能的解釋：雪崩、雪板雪崩或颶風。
但與雪崩解釋相悖的是，該地區沒有發生雪崩的跡象，而且在10天後發現的屍體上也只覆蓋了一層非常薄的雪。該事件發生以來，已經先後有100多支探險隊前往該地區，從未有雪崩的報導發生。
亞歷山大·科列瓦託夫當時正在攻讀滑雪和登山的碩士學位，他和經驗豐富的迪亞特洛夫都不太可能選擇在可能發生雪崩的地方宿營。
事後事件發生後，這個山口被命名為「迪亞特洛夫山口（Dyatlov pass）」，以紀念這群人。在葉卡捷琳堡的米哈伊洛夫公墓，為這9名學生豎立了一座紀念碑。
米哈伊洛夫公墓的紀念碑
1990年，俄羅斯人阿納託利·古什欽出版了一本有關此事的書，名為《國家機密的代價是九條命》。2013年，電影《迪亞特洛夫事件》上映。2015年，俄羅斯樂隊Kauan發行了專輯《Sorni Nai》，試圖重現事件發生的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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