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張偉
按照「通知」要求，一群剛參加工作的年輕醫生，聚集在北京大學人民醫院的一個小講堂參加活動。
活動只有一個主題：伍連德。講廳名叫「伍連德講堂」，外面立著伍連德塑像。剛剛出版的「國內首本伍連德傳記」《國士無雙伍連德》就擺在一旁。臺下的個別年輕醫生在交頭接耳。有人問身邊的人，伍連德是誰？
畢竟，對這一代人來說，那段歷史已經過去了很久：風雨飄搖的晚清政府，虎視眈眈的列強，舉步維艱的現代化進程，鼠疫災難中堆積如山的屍骨……
一些曾經存在的歷史該如何傳遞給後人？是飄散於民間僅限口耳相傳，還是寫入教科書，融進國家的正統記憶？
說到這裡，禮露輕輕搖了搖頭，聲音因激動有些顫抖。
最起碼關於伍連德這個人，她認為，不該被歷史遺忘。
伍連德是誰2005年，已經退休的禮露應聘到一家雜誌社工作。有一天，她隨手翻看一本厚厚的《20世紀中國百年大事記》。書是香港版本，繁體字，看起來略顯吃力。翻到一半，她的目光被定在一塊名片大小的文字上。
兩個字從密密麻麻的書頁裡徑直跳入她的眼裡：鼠疫。上下大略一掃，內容簡單，說的是1910年，東北三省發生嚴重鼠疫，朝廷派劍橋大學醫學博士、華僑醫學家伍連德前往主持滅疫。
在東城區北新橋附近這座由工廠醫務室改建的臨時辦公室裡，伍連德這個名字第一次進入了禮露的生活。有著豐富華僑領域報導經驗的禮露感到驚訝，1910年獲得劍橋大學醫學博士的華人，在中國應該寥若晨星，而她對這個名字竟然一無所知。更令她驚訝的是，有關這場「嚴重鼠疫」，她更聞所未聞。
2003年「非典」爆發，禮露成為一名「非典」患者。最絕望的時候，一度她都安排好了自己的後事。儘管最終順利康復，然而有了這「九死一生」的經歷，使她對各種疫情知識和史料倍加關注，她開始搜集一切與傳染病有關的信息。在翻閱「傳染病法」時，她注意到被確定為甲級的傳染疾病只有兩種：「鼠疫」和「霍亂」。於是，她又對「鼠疫」發生了興趣，並閱讀了大量相關書籍。
接下來，同一本書上，禮露又兩次發現了伍連德的名字。一次是在1917年，山西發生霍亂，伍連德前往治疫。因為當地「民智未開」受到敵視，他所乘坐的汽車被燒毀。另一次，記錄了伍連德創立了全國第一個海關檢疫所。
連續幾次出現的這個陌生人，激起了禮露的好奇心。「這一定是個什麼大人物」，她為自己的孤陋寡聞「感到慚愧」。當天晚上，禮露打開google，搜索起這個名字。結果出乎意料，關於伍連德的資料，少之又少。
幾個晚上過去了，自稱「歷史知識有限，不喜歡歷史」的禮露發現，自己逐漸迷上了這個幾乎沒人知道的歷史人物。她經常在網上查找相關資料，不覺天亮。
令她費解的是，100年前這個「按理應該十分重要」的醫學家，在信息爆炸的今天，竟像謎一樣地消失了。
直到有一天，她發現了一篇《中國科學防疫第一人》的文章。這篇署名程光勝的文章，發表於2003年5月，正是「非典」疫情從隱蔽到公開的關鍵時刻。在這篇文章裡，作為中國防疫制度奠基人的伍連德，面目變得清晰起來。
而在這篇文章作者、中國科學院教授程光勝的心裡，伍連德的面目從模糊到逐漸清晰，也花了若干年。
1990年，中國微生物學會先後接到馬來西亞熱帶病研究所和國際微生物學會的來信，查詢學會創始人之一伍連德的資料。
作為中國微生物學會秘書長的程光勝這才發現，對於這個學會創始人，他所能作出的回答竟然是「不知道」。
他心生慚愧，立馬從相關資料中檢索，結果發現，幾乎任何資料中都檢索不到伍連德。倒是有一位老先生些許還記著伍連德的一些事情，並看過伍所寫的《鼠疫研究》。
然而，這本書當時根本無從找尋，它躺在程光勝所不知道的一個小小圖書館裡，積滿塵埃。一些破碎的片段散落在程光勝心裡，亂成一團，無法連綴。
從此，程光勝開始注意搜集伍連德的資料。這個過程持續了十幾年。有一次，他無意中發現，民國時曾擔任過輔仁大學校長的陳垣在一篇《書目》中，收錄了伍連德寫於1911年的《萬國鼠疫大會始末》的文章標題。
為了尋找這篇文章，他甚至連舊書市場都去過，但仍一無所獲。直到1997年，一位老朋友聽他說起此事，提醒他去找陳垣的兒子去試一試。
這一試，讓這本塵封已久的《萬國鼠疫大會始末》小冊子，重見天日。這次由中國政府承擔的第一次國際學術會議，至此才變得清晰起來。在這次會議上，剛剛撲滅了東北鼠疫的伍連德，風頭一時無二，被推選為主席。而他控制疫情的方式，被各國廣泛總結和傳播。
此後，程光勝退休，閒暇時間，仍然斷續收集著有關伍連德的資料。2003年，「非典」爆發時，已經66歲的程光勝，第一個想起了這位中國防疫醫學史上的奠基人，以及他採取的現代治疫措施。
這時候，關於如何抗擊非典，人們心裡仍沒有定數。程光勝找到《中國教育報》的編輯，開口介紹伍連德，沒說幾句，對方打斷他：別說了，寫一篇。
完整系統地介紹伍連德的文章《中國科學防疫第一人》，很快得以刊發。
「那個時候說伍連德，不正好暗合了當時的形勢嗎？」說到這裡，老人狡黠一笑。
伍連德身上閃爍的現代科學的光芒形勢真的有幾分相似。1910年那個嚴冷的冬天，在31歲的醫學博士、欽差總醫官伍連德的心裡，並不比2003年的中國人心裡更有底。
這一年的12月24日，後來多次被人提及。當天，原本在天津主持中國第一所現代醫學院——天津陸軍醫學堂的伍連德，辭別妻兒，只帶著一個助手抵達哈爾濱。他要面對的，是一場波及東三省、最終造成6萬人死亡的大規模鼠疫。
走下火車的這個馬來亞華僑，在中國呆了不滿4年，甚至連中文都講不熟練。而日俄戰爭之後的東北政治生態，也十分複雜。他手拿一個英國制的中型的顯微鏡，及研究細菌工作的必需品：酒精、試管、剪刀、鉗子。這些是他所有的工具。
這一幕穿越了歷史，深深打動了今天的旅澳歷史畫家沈嘉蔚。這個小個子醫生身上獨當一面的「統帥」氣質，至今讓沈嘉蔚感慨不已。
2003年5月，剛好在國內工作的沈嘉蔚有過一次「發燒」的可怕經歷。親自體驗過那種恐懼，讓他更加折服伍連德的勇氣。
不過，超越這之上，更讓沈嘉蔚著迷的，是「伍連德身上閃爍的現代科學的光芒」。令伍連德一舉成名的鼠疫防治，同時也被視為中國現代防疫學的開端。
從劍橋出版社出版的英文版伍連德自傳中，「伍迷」們發現，當時的伍連德「一不小心就在創造著"第一次"」。
他實施了中國醫生的第一次人體解剖。他在世界上第一次提出了「肺鼠疫」的概念。他主持了中國第一次大規模的對瘟疫死者屍體焚燒。
「中國第一個口罩是誰設計的，中國第一次用口罩預防傳染病是誰推廣的，你知道嗎？」不只一個「伍迷」曾這樣問我。
當然，他們很快給出了答案：伍連德。
沈嘉蔚覺得，如果沒有伍連德，1910年東北鼠疫奪走的中國百姓生命將不只6萬，而可能十倍、百倍於這個數字。「他在英國學得的現代醫學科學知識成功地用於實踐，開創了中國的現代化醫學事業，並在人類抗擊疫病的漫長歷史中寫下光輝的一頁。」
不過，他發現，在漫長的大半個20世紀裡，這光輝一頁在中國幾乎成了空白，直到歷史「饒有意味」地把另一場疫情放到國人面前，並把被人遺忘的伍連德激活。
2003年起，伍連德和他的防疫措施，開始逐漸出現在媒體上。
當年10月份，中央電視臺播出中國科學院院士韓啟德主講的「傳染病歷史」，其中專門提到了伍連德，對他「隔離病人」，「建立專門臨時消毒所」等措施加以介紹。
「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通過隔離等辦法應對城市發生的傳染病疫情。」《國士無雙伍連德》的作者王哲說。
直到今天，世界各國用於防治非典等傳染病的緊急措施，許多仍是從伍連德那裡沿用而來的。
每當有人來，禮露都愛把自己收集的所有關於伍連德的材料擺放在客廳的桌子上，一本本介紹，「這是託某人複印自新家坡，這是某人送的，這是複印自澳大利亞……」這些材料記錄著上世紀前30年中伍連德的輝煌。他在哈爾濱設立防疫總局，創辦了《中華醫學雜誌》，創立中華醫學會，並建成現代化的北京中央醫院（北京大學人民醫院的前身）。
醫學雜誌、醫學會和現代醫院，這些醫學現代化過程中的重要標誌，在中國全部由伍連德完成。程光勝表示，伍連德的「中國現代醫學奠基人」身份，無庸置疑。
有意和無意的遺忘曾有人向新華社的記者介紹伍連德，發現怎麼都說不清楚。隨著對方反覆追問，這個人一著急，喊道：「這個人就有點像那個……段祺瑞！」
親耳聽著這段對話，禮露目瞪口呆。
許多「伍迷」都有類似體會：向別人介紹伍連德，既為難，又尷尬。有一次，禮露為了保護伍連德故居不被拆除，在飯堂向僑界某組織的負責人尋求幫助。
不料該負責人聽了「伍連德」這個名字，毫不猶豫地表示「沒聽說過」，並用懷疑的目光打量著她。
有「伍迷」去中華醫學會的檔案館，想查詢關於伍連德的檔案。遞上寫有「伍連德」字樣的查詢條，對方問：「是你本人嗎？」
據實以告「不是」，又問：「查婚姻嗎？」
「也不是。」得知是查上世紀中葉的人的信息時，對方乾脆回答：「那時候的資料沒有。」
事實上，尋找伍連德的過程，漸漸變成了見證伍連德如何被遺忘的過程。有個國外研究伍連德的學者來到中國，想去伍連德創辦的某醫學機構採訪，對方在電話中婉拒：你別來了，我們這裡沒什麼資料，你來了也沒什麼用。
「你知道不知道伍連德在國外學術界是什麼地位？」程光勝說到這裡，忍不住拍了一下桌子，「要研究傳染病或鼠疫，沒人不知道他。」
有人問一名醫史研究專家，為什麼伍連德會這麼徹底地消失在我們的記憶中。
他略微思索，回答：應該因為1937年以後，伍連德避戰離開了中國大陸。
這個理由在程光勝那裡部分得到認可。他認為，過早淡出中國歷史，以及華僑身份，是他被淡忘的理由之一。
不過，與這種「無意」的遺忘相比，「某種程度上，」程光勝慢慢挑選著字句，「也可以說存在著有意的遺忘。」
許多人都意識到，不光是伍連德，與他同時代的一些科學家和學者，都經歷過被遺忘和被發現的過程。
上世紀中葉的政治氣候中，「強調宣傳新、廢棄舊的思潮影響下，人們很少談論起過去的人和成就。」程光勝說。
退休以後，他在《中國微生物》上開闢專欄，回憶民國時期出生的「先賢」，在搜集資料的時候，遇到了很大的困難。
許多人的資料是從老家的後代那裡找到的，有些很有建樹的前輩學者，居然因為資料太少，湊不夠一篇數千字的文章。
有個叫李振翩的微生物學家，只因為與毛澤東是故交才被人們記住，結果，所有關於他的資料幾乎都與此有關，其他資料則少之又少。最後，程光勝還是在他家鄉小學的現任校長手裡，才輾轉搜尋到了一些資料。
在這種歷史觀的影響下，伍連德的「失蹤」，「難道不是有意的嗎？」一名「伍迷」反問。
與此相關，還有科學史所受到的忽視。
在前不久的一次會議上，韓啟德提到，我國「科學史領域一直是薄弱環節，多數人都不太重視科學史」的問題。他在北大召開醫院會議，問大家什麼時候開始有醫院，居然沒有人能回答上來。他聽說護理學院師生常常以南丁格爾為楷模，便問南丁格爾是什麼年代的人，她的主要醫學貢獻是什麼，結果卻有很多人回答不上來。
與「被遺忘」相應和的，是另一種「不被遺忘」。
伍連德曾與王吉民合著過英文版《中國醫史》，並被看作「中國近代具有代表性的醫學史研究成果」的三本著作之一。而據中國中醫研究院醫史文獻研究所李經緯披露，上世紀60年代批判「封資修」時，衛生部曾決定把《中國醫史》選作醫學方面的批判對象，理由之一，是加強人們「對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認識」。
據稱，中醫研究院醫史研究室的人曾專門組織了翻譯，1966年，李經緯聯繫了「相對便宜」的北京郊區通縣印刷廠。不料書還沒印出，「文革」爆發。最後，書只印了15本，作為資料保存，才免於被批判的命運。
這段歷史，北京大學醫學部醫學史教研史助理陳琦曾在學術論文中詳加披露。
在同一時期，身處馬來西亞、被「遺忘」的伍連德在做什麼呢？
在馬來西亞怡保市斯裡並巷93號，他開了一家診所，給人看病。老人默默無聞，經常悠閒地在街頭漫步，並偶爾用廣東話勸小販們「不要抽菸喝酒，多運動」。
王哲在所寫的傳記中描述，面對國內的政治運動，伍連德此時只是「嘆息不已」。
找到了自己的影子2007年4月9日，北京大學人民醫院的一場新書發布會上，一個自稱「伍連德迷」的群體聚在一起。這些人，有傳記《國士無雙伍連德》的作者和編輯，有「專職宣傳伍連德」的退休人士，有記者，有醫學史學者，也有防疫學科技工作者。
對於多數人來說，伍連德是個十分陌生的名字，而在他們嘴裡，這個名字好像屬於某個老朋友一樣熟悉和親切。
「許多人從各自的領域發現了伍連德。」《國士無雙伍連德》一書的編輯林冠珍說。
《黑龍江日報》記者曾一智，是一個積極呼籲搶救歷史建築的女記者。在保護古建築的過程中，偶爾發現，伍連德曾任哈爾濱醫科大學的第一任校長。
湖南經濟電視臺編導曾海波，是在製作與常德細菌戰有關的節目時，發現猶太籍細菌學家伯力士發揮了重要作用。他繼續追根問底，發現伯力士曾是伍連德在東北防疫時的助手。
……
每個人說起自己發現伍連德的過程，都像一條曲線：跨越時間，記錄著自己的失落和驚喜。
在澳大利亞雪梨圖書館裡那個10米高的維多利亞穹頂底下，沈嘉蔚曾久久沉浸在關於《泰晤士報》記者莫理循所收藏的、關於伍連德的老照片中。
就是在研究莫理循的過程中，伍連德引起了沈嘉蔚的興趣。他自己解釋，這一方面是作為一個畫家的職業敏感，另一方面，則是出自他對伍連德等人所處時代的巨大興趣。每當想起伍連德在鼠疫現場的情形，他自稱，會獲得一種「英雄主義」的感動。
「這個話題是我的。」這是禮露發現伍連德以後，寫下的句子。當時，從「非典」中康復的她，身體還很虛弱。
在尋找伍連德的過程中，她找到了自己的意義：她在其中治療並康復的協和醫院建立之時，伍連德曾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伍連德對我的意義是特殊的。」她對另一名伍迷說。
不久，另一個發現更讓她幾乎跳了起來。她發現，小時候自己生活過的瀋陽老家附近，居然就是伍連德創辦的陸軍總醫院。「我們太有緣分了。」她說。
每一個人都在尋找伍連德的同時，尋找著自己的影子
寫作伍連德傳記時，王哲同時從事著忙碌的IT工作。
畢業於北京醫科大學的（後併入北京大學）他，本來的工作也是防疫。在旅居美國以後，因為家庭變故，不得不改投「賺得更多」的IT行業。然而對老本行的熱愛，讓他一直關注醫學和醫學史。
而王哲的父親與伍連德一樣，也是一位醫生。王哲與伍連德一樣曾經留學美國，同為霍普金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校友。
在書裡，他初次翻開伍連德相關書籍的場景，被他自己敘述得充滿儀式感：
「交納了一塊錢手續費後，從那位一隻手殘疾的圖書館員手中拿到了一本藍色的、封皮已經很陳舊的厚厚的書。翻開封皮……上一次出借的日期是1983年8月21日,也就是說我將是22年裡第一個讀這本書的人。」
每天，王哲驅車從勞頓縣的家中趕往公司時，腦子裡想的，多半都是伍連德。「如果說我的一生可能因為一個人而轉變的話，他就是伍連德。」他這樣寫道。
在尋找過程中，除了作為「英雄」的伍連德，逐漸為「伍迷」們熟知，一些關於他生活及所處時代的細節，也逐漸豐滿起來。
尋訪伍連德在北京故居的人，聽住在樓裡的老人講起過去的老宅子：「南面是歐式花園，裡面種植著各種鮮花，高低的樹木，還有在陽光下閃爍的噴泉。」那裡記錄著伍連德幸福和不幸的回憶。喪妻之後，他料理後事，遣散僕人後，「徘徊於園中，悲傷不能自已」。
而就在此前不久，伍連德在《良友》畫報發表的自述裡，還曾敘述了他與這第一任妻子黃秀瓊的生活「非常美滿」，講到黃「歡喜文學，復酷愛美術」，「文筆非常生動」時，充滿得意。
有趣的是，《良友》當時的總經理，也叫伍聯德。不過一個是「連」，另一個是「聯」，兩人只有一字同音之差，因此，這篇文章前面特意加了編者按，先稱讚伍連德「為近世醫界有數之人物」，然後澄清「實則連聯兩人也，用注數語，以志區別」。
而沈嘉蔚則曾拜訪過一位馬來亞老遊擊隊員。這位老遊擊隊員回憶，抗日時期，他所在的遊擊隊曾綁架過伍連德，要他出資抗日。當他從沈嘉蔚口中得知伍連德在中國所做的事後，「表示了極大的歉意」。
《國士無雙伍連德》出版以後，伍連德為更多的國人所認識。
書評家王一方發表文章，警戒「尋找伍連德」的人們，不要讓自己的研究打上「愛國主義」科學史的胎記，也不要只歸納技術的遞進、學說的成長、個體的榮耀，或是只關注「第一位劍橋大學的華人醫學博士」等等的稱號。
「伍連德的一生展示的是一位正直學人在大時代的轉身之間，由技術專家向公共知識分子進發的心靈歷史，」王一方說，「在他的精神世界裡打開的是一部社會與思想的甄變史。」
7月17日，哈爾濱市委書記杜宇新撰寫《不該遺忘的「國士」》，向市民介紹伍連德，全文發表在《哈爾濱日報》上。文中表示「一個城市，也和一個人一樣，有許多事情難免被遺忘。但對有些事情，我們應當刻骨銘心，永誌不忘」。
接下來，一場「醫務工作者結合實際工作學習伍連德」的活動在該市展開。顯示，「隨著伍連德事跡被再次發掘，哈爾濱市各級醫療機構也掀起了學習伍連德的熱潮，廣大醫務工作者紛紛將學習伍連德精神與自身實際工作相結合，表示要爭做伍連德式的衛生工作者，佑護人民健康」。
《國士無雙伍連德》的編輯林冠珍，接到當地某報社編輯的求助電話，希望她多提供一些關於伍連德的資料，「好補補課，配合好這一次宣傳活動」。
9月4日，記者通過電話與伍連德的女兒伍玉玲女士取得聯繫。在新加坡的家中，81歲的伍女士默默聽完介紹，緩緩地說：「過去，父親雖然在中國被遺忘，但在國外，關於他的論文和研究從未間斷。如今，像你這樣的年輕人又開始關注伍連德，我很高興，謝謝大家。」
照片：伍連德192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