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李丹寧編輯 | 朱潔樹
『思想界』欄目是界面文化每周一推送的固定欄目，我們會選擇上一周被熱議的1至2個文化/思想話題，為大家展現聚焦於此的種種爭論與觀點衝突。本周的『思想界』，我們關注迪士尼真人電影《花木蘭》引發的爭議和無障礙出行推行者墜亡事件。
迪士尼真人電影《花木蘭》：它是不是一個中國故事？
北京時間7月8日，迪士尼發布了《花木蘭》真人版電影的預告片。該片預計將於2020年3月上映，妮基·卡羅（Niki Caro）執導，劉亦菲將飾演花木蘭一角。該片故事基於中國民間傳說，並根據1998年迪士尼動畫電影《花木蘭》進行改編，講述的是花木蘭女扮男裝替父從軍，並從外族侵略者手中救回皇帝的故事。預告片既喚起了人們對於這部電影的期待，也引發了一些網友的質疑和討論。一方面，影片的主要角色多是中國觀眾所熟悉和喜愛的華人影星，如李連杰、甄子丹、鞏俐等，片中的人物的裝束、場景和武打動作也頗符合中國人的審美習慣。另一方面，片中出現的土樓和妝容引發了網友的吐槽——《木蘭辭》中木蘭的原型身處北魏時代，生活與徵戰區域集中在華北地區，而土樓主要分布於閩粵地區，最早的記載出現於明代，將兩者並置明顯不符合史實；另外，木蘭的紅臉蛋、黃額頭、眉間小花的妝容也讓一些網友覺得「雷人」、不夠自然。網友認為，這些細節透露出西方人對於東方的異國情調想像，以及一種大雜燴式的文化挪用。
《花木蘭》宣傳片截屏發布在公眾號「假裝在紐約」的文章指出，中國觀眾對於影片中的東方呈現的爭議，歸根結底是一個「這部片子到底拍給誰看」的問題。在中國電影剛剛起步的二十世紀末期（迪士尼動畫電影《花木蘭》上映之時），中國電影市場的票房規模還不是很大，中國觀眾的趣味也還不是迪士尼團隊考慮的重點，而現在中國電影市場的規模已經和美國平起平坐，迪士尼沒有理由不竭力拍出一部讓中國觀眾認同的中國題材電影。比起早年由白人扮演亞洲人角色、或是劇中出現醜化的中國人角色等現象，如今迪士尼會動用超過一億美元的預算，讓影片的場景、造型、情節和邏輯上更為考究，力求滿足中國觀眾的喜好，這在一定程度上顯示了迪士尼對中國觀眾的誠意。
而對於片中的文化挪用現象，即在沒有真正理解的情況下挪用其他文化中的符號特徵這個問題，《劉亦菲的〈花木蘭〉，憑什麼拿下全世界？》一文的作者許北鬥認為，儘管跨文化交流中存在著偏差和誤讀，但文化挪用未必是壞事。事實上，符號的挪用有利於文化的傳播與記憶，例如日本的壽司與和服，許多文化正是在符號化的過程中，讓他人先是產生興趣，再逐漸深入了解的。因此我們無需對外國人喜歡把中國元素堆砌在一起的問題感到過於憂慮和警惕，不妨看到其中有利的一面。
除了影片中的細節，也有人質疑迪士尼的《花木蘭》是否能夠講好故事本身。澎湃評論的文章《講好「花木蘭」的故事不能指望迪士尼》認為，花木蘭替父從軍的故事能流傳千古，是因為它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家庭觀念和愛國主義。「可以想見，這些都不會成為真人版《花木蘭》的敘事重點。」近年來，迪士尼所塑造的公主形象都擁有獨立人格，懂得爭取和男性平起平坐的地位，在作者看來，這似乎更是為了迎合市場喜好與觀眾的心理需求。作者進而指出，「要講好中國故事，一個最基本的要求還是尊重中國的歷史與文化。」這裡的「歷史與文化」，不只是細節上的考究，更是對傳統觀念的尊重。
《花木蘭》宣傳片截屏然而值得思考的是，中國故事是否就等同於傳統觀念？對女性獨立自主形象的塑造，純粹是為了迎合市場需要之舉嗎？女性自我實現的歷程不能成為一個「中國故事」的核心嗎？
對於批判影片「外黃內白」的聲音，發表於公眾號「日刻」的文章提出，其實並沒有一個所謂標準的木蘭形象和故事內涵。「花木蘭的形象在中國歷史中本就進行著不斷的變遷和演繹，我們可以指責外國人對於中國元素的不求甚解，但並不存在一個標準的木蘭模板，偏離於此的皆為離經叛道。」上海戲劇學院教授吳保和就曾在論文《花木蘭，一個中國文化符號的演進與傳播——從木蘭戲劇到木蘭電影》中梳理過木蘭形象與故事核心價值的歷史變遷。
木蘭的故事最早出現在收錄於《樂府詩集》中的北朝民歌《木蘭辭》裡。木蘭從軍的動機是父親身體虛弱，而她為了盡孝選擇替父親出徵。除了「孝」，在這個抗擊侵略的故事中，「忠」是另一重被挖掘的價值。由於古代社會呈現出的家國一體的特徵，為父母盡孝與為國家盡忠兩者並不矛盾甚至是統一的。而在上世紀中葉，創作者又開始強調木蘭故事中的愛國意識和抵抗精神。1939年的電影《木蘭從軍》與五十年代初的豫劇《花木蘭》都強調了愛國這一重點。而對於迪士尼的製作者，如何對不理解「孝道」的觀眾解釋木蘭離家從軍的理由成了一個難題。對此，在動畫電影《花木蘭》中，增加了父女在花園中親密談心的場景，強調父女之間的愛是雙向的，而不僅僅是對傳統孝道的恪守和單方面的給予與付出。另外，動畫片也為花木蘭增添了給家庭帶來榮耀的動機。在真人電影預告片中，木蘭的臺詞「I will bring honor to us all」也是一個討巧的設計——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觀眾都可以自己的方式理解所謂榮耀的內涵。
吳保和指出，迪士尼版《花木蘭》對於木蘭女性身份的再塑造也頗有意義。不同於中國歷史文本中對木蘭以男性裝扮大敗敵軍的設定，在動畫片中，木蘭的女子身份在軍營中被識破，她最後是以自己的女性形象示人並救出了男權社會的最高象徵——皇帝。吳保和認為，二十世紀以來的女性解放常常是通過女性的男性化完成的，女性被迫放棄了女性的性別特徵和話語敘述，這一時期的木蘭故事裡最突出的往往也是木蘭的英雄氣概以及與男性同樣的能力。而在最早的《木蘭辭》裡，木蘭回歸女性身份後，流露出的是對自身性別的認同和肯定，而非是基於男性視角對女性價值的否定與蔑視。令人欣慰的是，動畫電影《花木蘭》的價值觀也和這種對女性身份的確認相契合，表現了一個女性尋找並展現自我的故事。
隨著中國的國際影響力與電影市場規模的逐漸擴大，我們擁有越來越多的話語權來表明自己的身份，並質疑他者對於自己的代言，這是令人歡欣鼓舞的。另一方面，固守自己傳統中的價值觀而排斥全球化的影響卻並不見得是明智之舉。電影既然是由迪士尼拍攝的，必然會帶有創作者所處文化的價值觀，但這並不代表這種價值觀一定是片面的、商業使然的、對中國觀眾來說無意義的，或許，它能夠重新讓我們發現隱藏在木蘭這一形象中的價值，也為人物形象賦予全新的現代意義的闡釋。對於迪士尼來說，木蘭突破了以往的迪士尼公主形象，讓這一系列獲得新的生命力；而對於中國觀眾來說，我們也能通過迪士尼的技術和影響力讓世界了解到花木蘭的獨特品質。與其一味爭奪木蘭是誰的，不如守望這一形象在全球的流傳過程中所收穫的新的價值。
《花木蘭》宣傳片截屏事實上，木蘭這一形象的影響力早已超越了國界。紐約華人戲劇導演童輝在文章《跨越百年的徵途：花木蘭在美國》中談及了美國不同群體對於花木蘭形象的塑造與理解，其中就包括在美留學生以及美國的亞裔青少年。
對於一百年前留學美國的戲劇家張彭春與洪深來說，花木蘭是團結力量和展現民族氣質的不二選擇。面對當時在美國流行的醜化中國人的戲劇，兩人決定「以戲正戲」，通過排演舞臺劇《木蘭》激發身邊留學生的愛國情懷，並向美國人介紹中國傳統舊劇的演出形式，並在異國觀眾面前施展自己的戲劇才華。此外，童輝也談到了花木蘭形象在美國亞裔青少年身份認同塑造中所發揮的作用。文中提到一位出生長大在美國的越南裔華人Benjamin To在1998年觀看《花木蘭》動畫電影之後感到非常興奮。他為一個東方歷史人物在美國被呈現、一群亞裔在幕後團隊中貢獻力量感到振奮，並在木蘭身上看到了亞裔女性身上堅韌頑強的品質。2015年，紐約唐人街的容閎小學選擇排演舞臺劇《木蘭》。起初，音樂老師Ryan Olsen害怕選擇《木蘭》這部劇會讓人覺得亞裔孩子就「應該」去演花木蘭這樣的中國形象，後來他發現，《木蘭》提供了一個讓他們與自身身份進行連接的方式，孩子們可以在劇中加入一些中文對話、唱詞、舞臺設計，這對於孩子的身份塑造都是有意義的。
2015年，法國編劇Genevieve Flaven將花木蘭選入了話劇《九十九位女性》當中。在她看來，花木蘭是少數全世界都熟知的女性形象之一，木蘭也讓她想到了法國的聖女貞德。由此可見，木蘭的精神可以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找到共鳴。就像童輝在文中寫的：
花木蘭這一形象由於其巨大的跨文化象徵意義，得以走下舞臺和銀幕，成為一個真正的文化符號：作為少女的花木蘭，可以成為亞裔少年發聲的載體；作為歷史故事的花木蘭，可以展現中國文化真實的種種細節；作為中國女性的花木蘭，可以幫助建立一個新的文化主權：不是強硬的「我們」與「你們」之別，而是將來自中國的形象，真正分享給世界。
無障礙出行推行者之死：無障礙城市離我們有多遠？
7月7日，北京截癱者之家創辦人、推行無障礙出行的輪椅使用者文軍，在雲南大理考察無障礙路線時遇難。在返回旅館途中，因無障礙路口被一輛白色轎車堵住，文軍駛著輪椅車尋找別的路，他在一條未設置防護欄的路上跌入坑中，被警方發現時已無生命體徵。一位無障礙出行的推行者，最終因監管不善的無障礙設施而喪命。這一充滿諷刺性的悲劇令人反思：為何我們的公共環境障礙重重且危機四伏？殘障人士的基本權益何時才能引起社會集體的重視？
要討論殘障人士的基本權益問題，或許首先應該釐清我們對殘障的基本定義和理解。所謂殘障，是否應該簡單理解為個體身體上出現的障礙和殘缺？一些學者指出，和種族、性別身份類似，殘疾也同樣具有社會建構性。學者麥可·奧利弗（Michael Oliver）區分了身體本來的缺陷（impairment）與社會作用下形成的殘疾（disability）兩個概念。他進一步提出「殘疾的社會模型」（social model of disability）一詞，質疑了當時主流的醫學解釋模型，指出社會因素對於致使身體缺陷成為殘疾的影響：一個由自覺或不自覺的身體健全優先主義或優生學主導的社會，常常以自身邏輯為存在身體缺陷的人製造種種障礙——這其中的障礙包括態度上的（霸凌、恐懼、顯性或隱性的歧視）、自然或人工環境中的，也包括制度上的，如法律和政策。事實上，當社會為這些殘障人士製造的障礙被移除，身體殘障者也能夠獨立平等地生活在社會中。然而，在我們當下所生存的社會環境裡，要讓殘障者享受與大多數人無異的獨立和權益仍然障礙重重。
在「一席」的演講中，北京大學景觀設計研究院副院長李迪華分享了自己在生活中遭遇的各種各樣「與人為敵」的城市設計——曾讓一位老人因骨折失去扶貧事業的道路上的小小的坎、大幅佔用人行道的自行車停車位與書報亭、在夜間無法看清的臺階、雨天積水的人行道、材質過於光滑的鋪地磚、曾刺瞎一個孩子的草坪上的劍麻……李迪華也會在每年帶著學生利用輪椅、拐杖、嬰兒車體驗城市中的各種設施，結果往往發現：對於那些身體稍有不便的人來說，城市寸步難行。事實上，對於身體健全的成年人來說，城市中尚且存在諸多安全隱患，我們如何指望城市環境可以讓殘障人士的出行一帆風順？
除了城市設計的問題，更多的障礙存在於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發表於大象公會的文章《中國的殘疾人去哪了？》指出了殘障人士在教育與就業問題中所面臨的困境。文章引用了中國殘聯的數據：「截至2008年，中國僅有1640所特殊學校，4.6萬名特教老師。這與中國龐大的殘疾人口完全不成比例。基礎教育資源的不足導致中國適齡殘疾兒童入學率遠低於健全兒童，殘疾人文盲率高達43.29%（2006年）。除了基礎教育，高考體檢是將殘疾人擋在高等教育門外的另一道坎。2014年以前，盲人沒有直接參加高考的機會，為盲人開設的專業也只有按摩和音樂表演。據中國殘聯數據，2008到2012年間，僅有3.5萬殘疾人進入普通高等院校學習。相比之下，僅2003年一年，中國大學畢業生就超過700萬人。「不完善的教育也造成了殘障人士的低就業水平。北京師範大學發布的《2013中國勞動力市場報告》顯示，2007到2012年間，殘疾人就業率只有45%左右。就業困境進一步帶來的是經濟貧困。」2012年全國殘聯數據表明，依照打了折扣的2300元貧困線（聯合國日均1.25美元標準的79%），仍有約40%的農村殘疾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教育與就業中所遭遇的困境讓殘疾人長久與貧困相綁定，這反過來也進一步加劇了對殘障人士生活無法自立的誤解和弱者形象的構建。
本次事件的逝者文軍所積極推行的無障礙出行，除了旨在讓殘障人士更好地體驗公共環境和公共生活，也對改變外界對於殘障者的偏見有著積極作用。極晝工作室在《一個無障礙推行者的意外墜亡》中介紹說，文軍始終鼓勵他的傷友要走出家庭，融入社會。「走出來，都走出來，讓社會、國家知道我們這個群體的需要，他們就會想辦法，改善這種環境。」面對主流社會的忽略和差別對待，少數派形成屬於自己的社群並為自己發聲往往是促成改變的第一步。事實上，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的平權運動中，殘疾人平權運動也是其中的一股重要力量。運動鼓舞了獨立生活運動的發展，也促成了美國第一個有關殘障者權利的立法，即1968年的建築障礙法案（Architectural Barriers Act）的出臺，其規定聯邦修建的建築必須設有無障礙設施。1990年，美國一群殘障者組織了「Capitol Crawl」行動。他們卸掉自己的拐杖、輪椅和其他輔助設施，用身體攀爬國會大廈前的一百級階梯。這一行動引發了社會關注，並促成了《美國殘疾人法案》（the 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的通過。
除了殘障社群自己的發聲，只有社會各界的聯合行動才能創造出真正的無障礙環境。衛報的文章《一個無障礙的城市會是什麼樣子？》提供了一些範例。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為殘障人士設計了城市地圖app，地圖包括街道的坡度、人行道寬度等信息，能讓用戶更好地規劃出行路線；墨爾本正在嘗試用藍牙和GPS智慧型手機應用來為視障人群在火車站提供語音導航和實時信息。對於公共建築，紐約當代藝術博物館（MoMA）是一個在硬體和軟體上都體現著無障礙理念的例子。《大家都聲稱要打造「無障礙」空間，然後呢？》介紹了MoMA在建設無障礙博物館方面作出的努力。它為有學習障礙的成年人開設了藝術課程，為聽覺障礙者配置了相應的感應迴路，還會舉辦「盲童藝術嘉年華」之類的活動。MoMA還成立了一個專門的無障礙工作組，成員包括安保、策展人、零售服務員等每一個部門的代表，他們的工作旨在從不同方面去換位思考解決問題。
MoMA展廳回歸到個人層面，公眾個體也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微博用戶「@洛因紀」發起了#隨手拍障礙#的話題，鼓勵大家以隨手拍的形式將身邊無障礙設施不完善、不規範、被佔用的現象匯集起來。這一方面可以提醒使用無障礙設施者，另一方面也能提升公眾的無障礙環境意識。李迪華也在演講中提到一個修補漏洞的方法，即撥打市民熱線電話。當在城市中遭遇不便和危險，除了抱怨著離開，我們還可以試著去解決問題，小小的舉措也許會帶來令人驚喜的變化。城市中的不合理設計事實上為每個人都帶來了潛在的危險，創造一個無障礙的城市環境沒有理由僅僅依靠少數人的努力來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