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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張月
編輯｜槐楊
攝影｜走走
一意孤行
作家格非總是書寫欲望，男人的豔遇，女人的出軌，社會精英對物質和聲名的渴求，知識分子精神的墮落……在他30多年的寫作裡，這些場景反覆出現。形形色色被欲望裹挾的人們，在他筆下大都走向潰敗和毀滅，在那支筆安排的戲臺上，生活兀自熱鬧，名利場喧囂。
但是，這些年，他過著一種樸素的生活。身上那件藍黑色西服已經穿了20多年，衣櫃裡其他幾套也差不多是這個歲數。早年剛到清華大學當中文系教授的時候，由於衣著過於樸素，他常被學生開玩笑：像個工人師傅。去年冬天，一位作家朋友邀請他做對談，他穿著一件褐色的舊薄絨衫就去了。他常說自己就是個農民，而農民，對消費缺乏想像力。
寫作也是一件樸素的事情。當寫作開始，他就把自己關到工作室裡，吃住都在那裡。早上7點起床，自己做一點早飯，必須要有牛肉和雞蛋這些高蛋白食物，以維持接下來高強度的腦力活動。書房裡有一張大桌子，對著一面白牆，窗簾是拉著的，屋內昏暗，只有小檯燈亮著。在那一小片光亮裡，他手寫。桌角擺著好幾支鋼筆，以免被吸墨水打斷了思路。有人送他昂貴的筆，但他還是習慣用這種兩百塊錢的德國鋼筆。字落在筆記本的單頁，五六個本子就是一部長篇小說。他每天面對著牆坐七八個小時，菸頭慢慢鋪滿煙缸。
有時他停下來想很久，重新構思，把筆記本上寫的幾萬字撕下來，放到水槽裡燒掉。詩人歐陽江河說：「格非在生活上的原則性遠不及他在寫作的原則性。在寫作上，他是一個一意孤行的人，絕不妥協、絕不退讓，誰都勸不了。」
大部分時間，寫作是令格非興奮的，他能感覺到腦子裡詞語在燃燒，熱度逼人，他無法入睡，翻來覆去，甚至等不到天亮，半夜兩點爬起來，泡一杯濃茶繼續寫。
「當你真的進入創造性的工作，你知道自己挖出了大量的黃金，你能感覺到它的份量，同時產生巨大的快樂，那種神秘的創造，創造一個新的宇宙、一種新的秩序的快樂，你能感覺到。」
作家格非同時也是教授格非，他是清華大學文學創作與研究中心主任，辦公室位於清華大學西南角的勝因院，一棟古樸的尖頂紅磚小樓，門口有一大蓬開得茂盛的丁香，還種著9株牡丹，有紫有白，是朋友的父親贈送的。中心的榮譽主任莫言似乎也愛花，有一次臨走時，他特意對中心的工作人員囑咐說：替我好好照顧這些牡丹。
一周的某個固定時刻，格非背個黑色雙肩包，腋下夾個A4大小的本子，從辦公室出發，走進文學課或者電影課的教室。在課堂上，慣常的拘謹消失了，他聲音洪亮，語速飛快，講故事時生動幽默，學生常常大笑，在提到一些文學大師和作品時，他的語氣和神情會變得鄭重，這種鄭重感常常讓整個教室變得安靜。
「他有一種真誠的熱情，那不像是一個大學老師在講課而已，你感覺他講的這件事情和他性命攸關。聽了他的課，不可能不想動筆寫作。」陸楠楠曾經是格非的博士生，如今是對外經貿大學中文學院副教授，她經常推薦學生去聽格非的課，「回來就好像取過經一樣的」。
學生給格非寄稿子，只要有時間他都會認真看，遇到好文章會尤其興奮，主動推薦到自己熟識的編輯那裡去。有學生希望和他當面交流，他通常也會應約，約在東門外的咖啡館，還會自己提前去佔座。待人接物，他顯得謙和、平順。有讀者拿著書請他籤名，他馬上認出是盜版的，但他隨即籤上了自己的名字。
格非今年56歲，由於遺傳的關係，20年前就已經滿頭白髮，想去打籃球，一進籃球場，就有客氣的北京人一邊叫「大爺」一邊來扶他。從那時，他就覺得自己老了。他在講臺和書齋待了35年，於文學最熱的80年代成名，在文學被社會冷落的90年代沉寂，又在新世紀初開始繼續寫作。甜頭和苦楚他都嘗過，在時代洶湧中，他後退一步，但生活的每一個關頭，文學都在。
格非的清華辦公室外被植物包圍
「一種新的道路開始了」
寫作，最初來源於一種年輕且帶著點羞澀的虛榮。
格非本名劉勇，出生於江蘇丹徒的一個村子，在1981年考上華東師範大學之前，他對寫作一無所知，進了中文系還暗暗有些後悔，「應該去讀歷史系才對。」一開始的寫作有些被迫的意味，華東師大中文系有個傳統：每個人都得會一門手藝，書法、畫畫、音樂、詩歌、小說，格非選擇了小說，他加入小說社，第一篇小說寫了一個人被殺了兩次。整個小組的稿子被貼在樓兩邊的布告欄裡，格非的小說貼在右邊的靠上部分，每次吃飯經過那裡，他都能看到在他的小說下擠著一堆人端著飯盆伸長脖子在看。至今回想起那一幕，他還是會笑起來，「虛榮心得到極大滿足。」
但那種信心很快就破滅了，他給當時的文學雜誌《芙蓉》、《鴨綠江》、《小說林》投稿，「一投就退回來，一投就退回來」。他後來想，那個時候根本就沒有摸到小說創作的門徑，只知道要有主題，要有敘事的起伏，「就這麼教條式的，敷衍一些故事」。
對于格非來說，取得突破是在快畢業的時候，1985年，他去浙江考察方言，和一位女老師一起回程。從浙江建德到上海，12個小時的長途。女老師問，聽說你是個寫小說的人，你真的會寫小說嗎？
會啊。
那你能不能12個小時，寫一個故事給我看看？
無數的乘客把車廂擠得密不透風，車廂裡還有一籠籠母雞，那些嘈雜的聲響，嘈雜的氣味。時光難熬。格非想，那就不妨寫一個開玩笑的故事給她看看吧。他從命題作文中解放出來，寫了一個叫烏攸先生的人被殺死的故事。他寫了一些看不懂的句子，想要給對方增加一些閱讀難度，讓對方皺著眉頭去猜謎。
「當兩個穿著白色警服的中年男子和另一個穿著裙子的少女來到這個村子裡時，人們才不情願地想起烏攸先生。那個遙遠的事情像姑娘的貞操被丟棄一樣容易使人激動。」他如此開頭。在筆記本上寫了三四千字之後，格非抬起頭來，看著對方，他期待對方問一句「你寫完了沒有？」但也許由於時間過長，對方已經完全忘記了這回事，和他聊起了其他話題。格非不好意思再提，那個筆記本裝到他的口袋裡，直到下車，再也沒有掏出來。
這篇名叫《追憶烏攸先生》的小說最終被發表在《中國》雜誌上，這是一本國家級刊物。當時的編輯王中忱讀到這篇小說的時候非常驚訝，他向《人物》回憶，那完全不像是出自一個21歲的年輕人之手：「他那個敘述的方式，遠遠超出了當時那些當紅的最熱鬧的作家的水平。」
很多年後，經常有學生向格非請教寫作技巧，他會開玩笑地送給他們兩個字：「亂寫。」那是他第一次找到寫作的自由：「從那時候起，我覺得自己解放了，你是作品唯一的發布者，你其實擁有天然的權利，沒有任何人敢拉著你的手說，你必須這麼寫，這給了我一個非常強烈的信心，我就得這麼寫。」
年輕，精力旺盛，對寫作擁有巨大的信心。很快，格非寫出《迷舟》，發表在《收穫》上，這是他的成名作。以格非、馬原、餘華為代表的這批年輕作家最終開闢出了自己的路，他們區別於傳統，現代主義特點濃厚，從當下現實中抽離，用一種隱晦深邃的方式表達精神層面的問題，也就是後來為人所知的「先鋒文學」。
1993年的格非 圖源視覺中國
緊張關係
「他當時是一個非常俊朗的（形象），」作家李洱是格非在華東師大的師弟，他向《人物》回憶，「他籃球打得很好，矯健，警覺，他是我見過最謹慎、最敏感、最警覺的人。小說家都是比較警覺的，跟現實一直保持一種比較緊張的關係，格非表現得非常突出。他的這種緊張感從未緩解。」
20世紀80年代屬於文學。校園裡有數不盡的文學講座，1988年考上華東師範大學的毛尖記得，格非帶著已經成名的馬原去做講座，教室裡密密麻麻擠滿了人，他們穿過人群，人們讓出一條小路，等他們走過，小路隨之合攏。「那種氛圍讓你覺得成為一個文藝青年是很光榮的事情，因為你有很多同伴，因為你在一個共同體中生活。」
在馬原看來，造成這個現象的主要原因是，80年代其他行業尚未興起，有天賦、有創造力的年輕人並無太多人生選擇，「當時社會精英都擠在文學這條窄窄的路上，寫作是他們能夠迅速證明自己，迅速讓自己成長、自信最佳的渠道。」
當時的華東師大是上海的文學重鎮，一批年輕的作家常常聚集在那裡，宋琳、餘華、馬原、北村、孫甘露、李洱，吃完晚飯大家就找一個宿舍，席地而坐聊天。格非的宿舍是一個重要的據點，每到晚上，就有各樣的聲音「遊」過來。那是個15平方米的小房間，只有一張床、一個書架和一個煤油爐。煙霧繚繞裡，大家談論馬爾克斯、卡夫卡、普魯斯特，最熱門的是博爾赫斯，這位阿根廷作家極大影響了這批先鋒派作家的風格。他們聊小說的結構、人物安排、故事走向，也討論該用「亮堂」還是「敞亮」。聊到凌晨三四點，餓了，就從後門翻牆出去，吃碗便宜的麵條，回來呼呼大睡。
在李洱看來，當時這些年輕作家湊在一起，有抱團取暖之意。儘管80年代被稱作中國文學的黃金時代，但在1985年之前，佔據主流的是以王蒙、蔣子龍、劉心武等人為代表的知青作家，格非、餘華、馬原這些年輕作家的寫作受西方影響較大，並不為主流所接受。
有一本名為《關東文學》的吉林省遼源市地方刊物為這些年輕作家提供了狹小的發表空間，李洱記得，格非的第一個中篇小說《沒有人看見草生長》就發表在《關東文學》。這個題目來自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沒有人看見草生長，因為草被雪覆蓋著，「酷烈現實中包含著一種希望」，李洱說。那一天，李洱正躺在華東師大文史樓前面的草坪上曬太陽，他看到格非從很遠的地方翻越欄杆過來，告訴他，自己的小說發表了，他一直清晰記得格非的表情，羞澀而堅毅，「好像一種新的道路開始了。」
這些年輕的作家們互相鼓勵。餘華當時在《煙雨樓》雜誌當編輯，《煙雨樓》專門印一款巨大的稿紙，中間是500個格子，旁邊有很多空白，紙質也好，夏天不容易被汗水洇溼。每次到上海，餘華都會給格非背厚厚一摞稿紙。在不多的通信裡，他們一直彼此鼓勁兒。
他們也受到業內的鼓勵，比如《收穫》。每到過年，《收穫》都要請格非、餘華、蘇童、孫甘露等人到錦江飯店吃飯，那是一種家庭般的氛圍。一次，格非被《收穫》退稿，編輯程永新告訴他，李小林專門想見他一面。李小林是巴金的女兒，當時任《收穫》常務副主編，是實際負責人。那是個上午，格非坐公交從華東師大趕到巨鹿路675號。「如果這個稿子是某某人和某某人寫的，」李小林說，她說了兩個大作家的名字，「我們一定會發的，但你是年輕作家，我們對你必須嚴格要求。」
一種完全非功利的、人與人的關係。和《人物》聊起當年，格非此前一直快速的敘述節奏變緩了許多，他望向窗外，像是陷入回憶：「那個時代太好了，太好了。」
「你趕上了那個時代，你會被一種特殊的東西激勵，你會生活在一個小宇宙裡面，這個宇宙每天都在爆炸，有不同的聲音、消息不斷地傳出來。你會覺得自己處在這個世界一個隱秘的中心，你置身於那個時代之中，覺得所有世俗的東西都不重要。」他說。
在一批性格張揚的作家中間，格非顯得安靜。毛尖記得，當時華東師大的校園裡最不缺的就是作家和詩人，留大鬍子、穿長衫的，頭髮和鬍子一樣長的，很多人靠女孩子供養。但格非完全沒有這些。「格非沒有用他自己的這個作家身份去套取那個時代的紅利。他是用常識生活的人，整體來說就是說是非常踏實、非常真實的一個人。」
對主流和熱點，格非總是保持一種審視的態度。毛尖記得，當時昆德拉非常受追捧，大家也經常在夜晚的聚會上談到昆德拉，不外乎是「什麼時候我們也能寫出自己的輕和重」之類的話，格非突然說了句，「我並不覺得昆德拉是個一流作家。」
這對毛尖打擊很大，格非當時大義凜然的表情一直留在她心裡，很多年之後她再回看託馬斯和薩賓娜的故事，承認了這個故事的二三流的「甜」感。
毛尖記得，一次寫作課，格非講了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一對戀人出海，海誓山盟完畢，小夥掏出戒指，突然一個浪打來，戒指掉進海裡。戀人就這樣被浪打散，很多年過去，他們相遇在泰坦尼克晚宴，百感交集時刻，鯊魚上桌，老女郎一口下去，牙齒咯噔一響。
「戒指，她吃到了戒指。」人人都等待著格非說出那個結論，但格非面色平靜。他幾乎總是反高潮的，他說，「她吃到一根鯊魚骨頭。」
沉潛
華東師大牆上的文學講座信息越來越少，替代它們的，是越來越多的GRE和託福講座廣告。英語進來了，背後是資本的邏輯進來了。宿舍樓下有人來貼廣告，說自己在美國讀書，想找個女朋友，下面是一排寫著電話的小紙條，小紙條被很多人撕走了。1988年考入華東師範大學的毛尖回憶起自己經歷的轉折時刻，那是上世紀90年代初，商業的大潮洶湧。80年代，學校舉辦舞會，門口賣甘蔗的人也來參加，大家一起跳，不覺得有什麼。但進入90年代後，賣甘蔗的人不再來了，人分出了三六九等。
文學青年們的日常聚會還有，但是隊伍越來越小。剛進校時，她和很多同學都抱著要成為莎士比亞學者的願望，但在臨畢業前，進入摩託羅拉、西門子這樣的外企變成了更加令人羨慕的出路。
「文藝青年的好時代慢慢結束了，或者說文藝的好時代慢慢結束了。」毛尖說。
由於讀者萎縮，純文學期刊紛紛倒閉，作家們被拋向市場。對寫作的評價標準開始變得複雜，有人以自己的小說能被改編成影視劇作為至高榮譽，也有人用碼洋的統計標榜成功。曾經的寫作團體被撕裂，朋友反目多有發生。華東師大的好友們也在這個大潮中離散，有的下海賺錢，有的去做出版，有的開始寫劇本，宋琳出了國，馬原轉行去拍紀錄片，後來又做生意，「什麼都做，就是不做文學。」很長時間裡，馬原迴避見到文學圈的朋友。而格非記得，作家們碰面，有時沒說幾句話，就開始掉眼淚，「大家都生活在恐懼當中，不知道世界會怎麼樣。」
格非在34歲就評上了正教授，這給了他保障和退路，但他感受到另一種失落。他曾掙扎著用以前先鋒主義的方法寫了一篇小說《失蹤》，但寫作過程極為痛苦，對寫下的每一個字都懷疑，「這個寫作有意義嗎？沒有意義！」他知道，曾經令作家們賴以生存的那個社會氛圍和文化氛圍已經不復存在，再寫那樣的東西，已經沒有讀者了。
李洱說，早年的文學教育，是文學試圖對社會構成影響，但這種聯繫已經中斷了。現實主義回歸，劉震雲、劉恆，是其中的傑出代表，他們的作品被稱為「新寫實小說」，更多描摹日常生活。對將寫作超拔於現實的格非而言，他跟時代主流又一次形成緊張關係。
1994年，寫完長篇《欲望的旗幟》之後，格非決定，停止寫作。
他過著表面平靜的生活，上課，讀書，看電影，還讀了個博士，1998年有了兒子後，他帶孩子，每天抱著、推著孩子在校園裡走，在家做飯，晚上妻子下班回來，他就看書。那幾年，他的閱讀趣味發生了轉向，不再尋找劍走偏鋒的著作，開始回歸中國傳統，閱讀《左傳》《史記》等古代經典。他的一位同事胡河清曾跟他說：「你們到了30多歲，還不趕緊去補課，我認為你們走不遠。」
生活乾淨而平靜，孩子也帶來快樂，有時他會想，做一個帶孩子的男人，對自己再合適不過了。
李洱去格非家裡，說起自己正在寫的小說，又問：你最近在寫什麼？格非當時在聽音樂，坐在椅子上，攬過兒子，下巴擱在兒子肩窩裡，反問一句：「我就是不寫又怎麼了？」李洱一直記得那個場景，他不好再問，但心中一震，蕩起巨大的失落感，「怎麼可能不寫呢？這是對才華的巨大浪費，怎麼可能不寫呢？」
有兩個女學生曾找到他，嚴肅地說：「老師，你不寫作是不對的，你這個道路是走錯了。」
格非非常感動，同時非常尷尬，一種被自己的學生看不起的尷尬。他挺住了這些時刻。但生活裡仍然有一種無聊，無意義。他參加過幾次學校裡老教授去世的追悼會，忍不住想，若干年後自己也會死去，那除了教書、做研究，你還有沒有遺憾？你是不是應該再去做一些創造性的工作？
他開始長時間失眠，做什麼都提不起精神，他知道自己出了點問題，但不願意去看精神科醫生。他跟妻子說：「如果我發生什麼意外，你也不要傷感。」一個深夜，他給一位湖南的好友打電話，「假如我離開這個世界的話，你覺得怎麼樣？」那是他最好的朋友之一。如果不是最好的朋友，他不可能跟他說這種話。
對方愣了一下，說：「第一，你要是自殺，這是你的權利，我會尊重你這個選擇。第二，如果你真的要告別這個世界，我會非常傷心，因為我失去了一個好朋友。」
格非覺得，心裡一個很大的重負放了下來。「就覺得生死是可以隨時交託出去的，生命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看重朋友之間的這種價值，這對我是個重要的提醒。」
他在那時迷上了麥爾威爾的《白鯨》，無數人追擊那條名叫莫比迪克的巨大白鯨，它身上插了十幾根標槍，標槍的末梢露在體外，周圍的皮膚都化了膿，但它帶著標槍繼續生活了幾十年，在大海裡面自由自在。格非到現在都還清晰記得書裡那句話：「他會囫圇吞下一切結果、一切信條、一切信念和勸說，一切有形無形的困難，不管多麼疙瘩煩難的東西，就像一隻消化力很強的鴕鳥把子彈、鉛丸都吞了下去。」
那個句子像是透著光，他覺得自己也像那條白鯨，「我有一句話叫做照單全收，命運對我所有的不公，所有的這種悲慘，我都照單全收。」格非說。
他去上課的時候，黑暗的情緒再次像潮水一樣湧來，旁邊是上課的文史樓，沿著麗娃河再往前走就是校醫院，他在那個交界口上停下來，點了一根煙，身體叫他去醫院，但精神並不甘心落敗，他感到了一種強烈的、非理性的憤怒：「他媽的你為什麼找我？為什麼要折磨我？你覺得我就完了嗎？老子就不去醫院，我就去上課，我就不怕你！」
他走向文史樓的教室。後來他感到後怕，如果當時真的去了醫院，「投降」，可能就一發不可收。但在極限狀態下，他往前走了一步。
「走下閣樓」
2004年春天，在北京逛八大處的李洱接到了格非的電話，「我寫完一本書了，你看哪個出版社比較合適？」李洱非常驚訝，他隱約知道格非在寫，但寫什麼、寫多長，能不能寫完，他都不知道。他正跟春風文藝出版社的社長在一起，很快把版稅談好了，數字令格非驚訝，「這麼多啊。」李洱聽到格非本來預期的那個數字時，以為他在開玩笑，那是一個低到不可思議的數字，「他對當時的出版狀況已經不了解了，跟當時的文學現場已經疏離了。」
2004年9月，《人面桃花》出版，此時距離格非上一次出版長篇小說，已經過去了整整10年。小說的第一段，只有一句話，「父親從樓上下來了。」這是公認的好的開頭，也是格非最滿意的開頭。正如小說中的父親，格非離開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超現實寫作，下樓，走上地面——雖然在他的小說中，總帶有離地三分的「空」感，一種曖昧如雲霧的灰度。
寫《人面桃花》之前的2000年，格非從華東師範大學調到清華，從上海來到北京。當時，他在北京幾所大學中躊躇不決，去探望評論家王元化先生，對方的一句話打動了他，「你應該去不那麼熱鬧的地方，清華就是這樣的地方。」格非的同事、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解志熙認為，「北京讓格非以某種比較平靜和平和的態度來對待生活、對待文學，讓他能夠從容下來，自在一些。」格非感到自己的抑鬱有了很大的緩解。2003年，這部小說在法國一個空寂的修道院起頭，而後在韓國慶州繼續。
慶州是一個多雨的古都，總共10萬人口，他在一個山坳裡的學校裡教授簡單漢語，無非是「你好」「請坐」「起立」，無需備課，於是有了大把大把無處打發的時間。只要覺得高興，他就去一個古色古香的大院裡坐坐，大院有個門樓，進去有個單獨的房間，房間外有一棵松樹，一排籬笆。喝一杯茶，吃一種松花做的點心，並因此想起普魯斯特的瑪德萊娜點心，他感到安靜。
他在那裡度過了一個完整的四季。住所的旁邊有一座低矮的小金剛山，山腳有座四面佛，每天有很多人朝拜，他穿過這些人，爬到山頂。每天的生活不變，但季節在變，鷺鷥貼著水面飛過，一大群紅梅突然在路上開出來。事後，格非覺得，這提供了一個恰當的回憶往事的氛圍。
他總是早上寫作，有時候一天寫很多很多，有時候一天只寫幾個字，但他心裡不慌。寫到一半左右，他在某個瞬間覺得自己打開了一個新的世界，重新找到了寫作的快樂和自由，「它能解釋我的欲望、我的願望、我的生命、我的記憶，它跟我是同構的，寫完之後，它對我生命是一種肯定。」
這本書出版之後，李洱感覺到，格非身上縈繞很多年的焦慮和虛無得到了很大的緩解。
在之後的7年裡，格非完成了《山河入夢》和《春盡江南》，它們和《人面桃花》並稱為「江南三部曲」，描繪了中國近100年裡普通人在時代面前的命運和精神嬗變。2015年，格非憑藉這三部小說獲得茅盾文學獎。
「『江南三部曲』講述了三代人的審美理想如何直接作用於世界的改造，並一再錯過、失敗和瘋狂的故事……格非從早期對時間的剪貼拼湊式的迷宮寫作，經由對中國歷史典籍和傳統文學的學習研究，學會了在歷史進程中接受精神追求的含混歧義無疾而終，並最終認識到，一切精神生活的幻象將歸於日常生活的安慰。後者終將收留前者。這是格非從傳統文化的浸染中得到的向內超越的啟示，也是格非與現實的一種妥協。」華中科技大學中文系教授梅蘭說。
對于格非來說，那個問題終於獲得解答：寫，還是不寫。在和時代的緊張關係中，一個作家終究要通過寫來回答自己的存在問題。
「我曾經覺得，一個作家的職責就是寫偉大的小說，寫出不可仿製的傑作。但現在我不這麼看，文學的最核心的功能是理解生命，生命有很多痛苦，這個痛苦是固定的，你會衰老，你會記憶消退，你會生病，你會被嘲笑……生命好像是跟你開了個玩笑，把你騙進來，最後是要讓你以失敗告終。文學就是你要去理解這個充滿痛苦的、不可理解的生命，你要接受它，然後承擔它。」他說。
格非（中）與馮唐、阿乙參加新書沙龍 圖源視覺中國
「那個過去永遠完結了」
王中忱和格非的辦公室挨著，2015年那段時間，每天碰面，他總覺得格非面容疲憊。他知道格非剛剛寫完一部學術論著《雪隱鷺鷥》，以為會休息兩年緩一緩，沒想到他很快開始了《望春風》的寫作。王中忱感到奇怪：「他似乎有一種內在的衝動，一定要寫出來。」
2004年，格非回了一趟老家，江蘇丹徒的一個村子，那裡剛剛經過拆遷。老家的弟弟帶格非去村子的原址，老房子在河邊上，旁邊還有個小樹林，家裡有一口老井，村裡的婦女喜歡在他們家門口聊天，小時候的他總是被那些嘰嘰喳喳的聲音吵醒。現在它們變成了一片無人的廢墟，混亂的瓦礫，上面跑著野兔和野雞。望著這片陌生的景象，格非在細雨裡坐了兩個小時。更讓他難過的是，家庭內部逐漸開始為一些金錢方面的利益發生爭執，我問他那是一些什麼樣的事件，他欲言又止了幾次，終究歸於沉默。他保持著傳統的教養，不願對外評價自己的親人。
李洱說，「格非大概一直有一個看法，就是中國文化一直比較完整地保留在江南的鄉村。江南不是一個地理概念，而是一種文化概念。現在，它被連根拔起了。」
從17歲離家去上海上大學，在很長的時間裡，格非為自己的農村出身感到自卑。但在城市變得越來越堅硬時，「我就是個農民」，這句口頭禪總帶給他一些寬慰，一種僥倖和慶幸的感覺：至少還和家鄉、和鄉村，保留著血肉關係。2004年左右，格非開始思考城市和鄉村的關係；到2010年左右，他得到一個痛切的答案：一種新的價值關係已經被建立，它衝刷一切，沒有任何人、任何地方可以例外。
「你問我什麼時候意識到那個時代（80年代）已經死亡了，死得不能再死了，我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真切地意識到，我不能再欺騙自己了，那個過去永遠完結了，原來試圖塗脂抹粉的那個關係真的死亡了。」
他開始寫《望春風》，一個叫儒裡趙的村子從繁盛走向衰亡，生活其中的人們有人在時代裡如魚得水，有人被時代拋棄，有人活著，有人死去。很大程度上，格非不只是在寫家鄉，也是在寫一種再也回不去的生活，寫到情緒濃烈處，他幾次落淚，不能繼續。清華大學文學博士唐猛認為，格非此前的寫作都和筆下的人物保持了一定的距離，但在《望春風》裡，他讀到了格非不輕易洩露的切膚情感，「真摯的『情感共鳴』在字裡行間流淌，分寸恰到好處，又直觸靈魂。」
寫作過程中，格非的心臟病犯了幾次，那是一種劇痛，每次持續半個小時，然後緩解。他猶豫要不要告訴妻子，最終決定隱瞞，因為知道妻子一定會「抓」他去醫院。「那時候本能的一個反應就是這個小說對我來說很重要，我必須在死前把它寫完，你也不知道為什麼，在那個時候人會很無畏，死亡好像變成一個非常不重要的事情。」他說。
他繼續把自己反鎖在工作室，拉上窗簾，打開檯燈，在消失了時間的空茫中，以文字重現故鄉那個村子和村子裡的人。書裡的「我」在結尾處回到了叫儒裡趙的村子，湧起這樣的感受：
「心裡忽然就有一種活著就已死去的倦怠之感……我終於意識到，被突然切斷的，其實並不是返鄉之路，而是對於生命之根的所有幻覺和記憶，好像在你身體很深很深的某個地方，有一團一直亮著的暗光突然熄滅了。」
《望春風》寫完，手稿敲到電腦裡，開始修改時，格非心臟最激烈的一次停擺來臨。後來，醫生告訴他心臟97%的血管已經堵塞。他癱在地上，扶著牆，一種瀕死的感覺，但大腦依然清醒，他盡力將反鎖的門打開，以免妻子到了之後進不來。妻子叫不到救護車，叫了輛計程車送他去醫院。因為格非的隱瞞，她以為和此前很多年裡的小型發作一樣，沒什麼大事，還在和司機談類似「今天有點熱」這樣的話題。
格非在後座上，忍受著劇痛，坐不住，身子不斷往下掉。不是沒有恐懼，他問了自己一個問題：「幾分鐘之後死掉，跟這個世界告別，你還有遺憾嗎？」仔細想了想，「覺得挺好的，這麼走也沒什麼遺憾。」然後，他安心地靠在了後座上。
2020年4月，我在清華大學裡見到格非，他坐在辦公室外的椅子上，陽光明亮。拍攝需要一本書作為道具，我遞給了他一本《望春風》。他一開始拿著的時候，有些不好意思，動作有點僵硬。但拍攝結束後，他輕輕摸著它淡綠色的書皮，平靜地說：「這是我近年比較滿意的一本書。」
「生死任之」
手術持續到凌晨3點，格非的心臟中被放入兩個小小的支架。住院期間，很多朋友去看他，「嚇唬」他，回去好好保養身體吧，把煙戒了，你這支架壽命只有12年啊！解志熙沒有去看他，但格非出院後，到解志熙家中聊天。那時，格非已經戒菸，解志熙說，你一定要抽一根，放鬆一下。
解志熙是最早為格非的小說《褐色鳥群》寫評論的人，兩人已經認識20多年。抽著煙，解志熙問格非：「你們南方人有沒有這個看法——說人活到50歲就不算早逝了？」
「有。」
「你今年過50了吧？」
「對。」
「那還憂慮什麼？從此生死任之、可以隨便了。」
說完這句，解志熙轉向了別的話題。他沒覺得這是個大事。但格非在那一刻放下了恐懼，「20年以後走、30年以後走，跟今天走有什麼區別嗎？沒什麼區別，你該做的事情也做得差不多了，那有什麼好害怕的呢？」
格非正在構思一篇新的小說：一個孤獨的老人買下一套房子，中介告訴他，房子上一個主人出國了，住了半年就把房子退了，老人知道，其實是上一任房主死在那裡，但他不忌諱這些。房子有個小小的花園，上一任房主已經種滿了花，老人每天的事情就是繼續養護這些花，種花變成他全部的生命重量。
格非種過地，但沒有種過花，一年前，他在自家的院子裡種了20多種歐洲月季和其他植物，這樣四季都有花開。他喜歡一種名為礬根的植物，葉片上有深紅色的脈絡，但他永遠種不活。植物會生病、生蟲，青色的蚜蟲或介殼蟲，偶爾還有紅蜘蛛，他研究了很久消殺方法，買來農藥的噴霧器，每天背著灑蟲藥，累得腰都直不起來。但他感受到樂趣。他以前不知道芍藥能長那麼快，第一天剛發芽，第二天就能長好幾釐米。一株繡線菊很難看，他狠心把它刨了，扔到一邊，沒想到幾個月之後竟然活了，還活得很漂亮。他想，以後不能拋棄任何植物，它有它的生命力。
很多人對於小說和文學未來表示悲觀，馬原是其中之一。他很早就提出小說已死的觀點，其他各種媒介都在擠佔讀小說的空間，小說只會變得越來越邊緣，最後消亡。他不曾跟格非討論過這個話題，但他猜測，格非「肯定不會同意」。
最近這一年，格非多次遭遇到類似的質問：文學有什麼用？文學令我們變得敏感脆弱，妨礙我們成功，如果一個社會沒有文學家，沒有多愁善感之人，社會是不是更好呢？
清華大學中文系副教授賈立元記得，格非曾跟他提起，自己收到過一封信，來自很早之前教過的一個外語系女學生。她當時正在遭受憂鬱症的折磨。精神上的巨大痛苦，特別是來京照顧她的親人不幸遭遇車禍，讓她開始有了輕生的念頭。她每次聽格非的課，都趴在桌上睡覺。有一次在課堂上醒來，聽見格非正在講《紅樓夢》。她隨便聽了幾耳朵，心裡什麼地方動了一下。她回去後就開始讀《紅樓夢》。可一連讀了四遍，還是不知道它好在哪裡。但她一直沒有放棄。等到有一天她終於能夠理解《紅樓夢》的時候，她的憂鬱症狀差不多就消失了。她給格非寫來一封長達十幾頁的信，講述自己精神康復的全過程。後來，同事王中忱教授特意從格非那裡要了一份這封信的複印件保存。因為在他看來，這是文學與精神療愈之間存在關聯的證明。格非相信，好的文學通過呈現這個世界真正的奧秘，與我們的精神和心靈息息相通。
格非曾去過德國法蘭克福書展，二三十個足球場大小的展廳，來自世界各地的書。那是一個讓作家雄心破滅的場景，再知名的作家也淹沒在其中。他想，自己寫的這些書，每本印數也不多，放到中國十幾億的人口中，幾乎等於沒有讀者。但是，如果能有人從他的作品裡獲得一點點幫助，也就夠了。
在「江南三部曲」第三部《春盡江南》的最後，被幾代人寄託了烏託邦理想的花家舍變成了夜總會，龐家玉死去，但她和譚端午已經支離破碎的愛情在最後復甦，愛情變成了最後的烏託邦。小說的結尾是一首詩，那是格非並不擅長的體裁。他先是找了一位詩人朋友來寫，還是不滿意，最後，他寫了一首《睡蓮》，裡面有這樣兩段：
每一個月圓之夜，我任意撥出一組號碼
都能聽見招隱寺的一聲鶴唳
我說，親愛的，你在嗎？
在或者不在
都像月光一樣確鑿無疑
這就足夠了。仿佛
這天地仍如史前一般清新
事物尚未命名，橫暴尚未染指
化石般的寂靜
開放在秘密的水塘
呼吸的重量
與這個世界相等，不多也不少。
寫完這本書的幾年後，格非去美國愛荷華國際寫作中心訪問，外國作家請他朗讀自己作品的片段，他選擇了這首詩。他沒有想到，讀了兩句，眼淚就落了下來。
「格非是一個霍桑式的悲觀主義者，因為他在本質上是悲觀的，所以他才會寫那麼多看上去陰鬱的東西。但是在那些悲傷的時刻，他總有一個抒情的東西出來。他知道所有的不堪，但是他還會在那裡固執地給出一些慰藉。」毛尖說。
唐猛記得，他和格非曾聊起人的存在，格非說：「存在感到底是什麼？美國作家弗蘭岑曾舉過一個例子來加以說明：鐵達尼號快沉了，仍有幾個人會不慌不忙地去甲板上抽根煙，從而確證自己的存在。」唐猛覺得，格非也是如此。哪怕巨輪將沉，他還是那個要去甲板上抽根煙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