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徐懷中老師約採訪前，內心頗為忐忑：90歲高齡的他，方便接受長時間的採訪嗎？在電話接通的那一瞬間，他洪亮的嗓音、中氣十足的一聲「喂，哪位」？打消了記者心中的疑慮。
徐老師十分健談，談起文學與戰場的經歷滔滔不絕，中途每每停下來大笑。他一直關注著血色硝煙中的生活與生命，而不僅僅是戰爭本身，所以在殘酷的歲月裡，他總能捕捉到每一絲生命煥發的光彩。
在他的年代，他不斷地「越位」，用不尋常的路子書寫戰爭中個體的情感、自由的欲望，對此，他說自己「一直在孫犁的『豆莢』下流連忘返」。
採訪到最後，徐老師的嗓子沙啞，不得不歇停了幾次，記者建議先休息，而他熱情地說「再聊聊，我們再聊聊」。對他而言，《牽風記》更像是一部命運之書，談起它，他就可以重溫青春歲月的浪漫和激情，可以跨越時空和過去的自己對話，和與他共同經歷過戰爭、一起哭過笑過戰鬥過的同志們對話。
關於《牽風記》 把生命的氣象表現出來
羊城晚報：在90歲高齡獲得茅盾文學獎，您有何感想？覺得意外嗎？
徐懷中：這部小說寫完後我想能夠發表出來就很好，沒有想過會拿獎。在獲獎感言裡面我也談了，因為我以前沒有寫長篇，不知道字數要求，這次才知道茅盾文學獎長篇小說最低要13萬字，我這部小說再刪減一點就不夠字數了，就不能參評了。
短短的一小本書確實沒有什麼可以誇口的，但是這本書有所不同的是它經歷了很長的一個過程，這個過程跟我們國家的發展形勢、文藝發展所遇到的具體情況、波折都是有聯繫的，所以這本書從這方面講頗有深意。
我1962年就開始寫，挺進大別山是解放戰爭中最有華彩的篇章，在這次行動中，個人受到很嚴峻的考驗和鍛鍊，所以我一直想好好寫這本書。
我1962年寫了20萬字，後來去前方當記者就放下了，直到1966年「文革」開始，不得不把這個稿子付之一炬，趕快燒掉了，因為它讚頌的是劉鄧大軍，所以當時是忍痛全部燒掉了。當時燒的時候喲，又怕被紅衛兵發現，又怕被朋友發現，一大堆紙點又點不著，非常著急！
到了1979年，思想解放，我在文藝思想上進行了比較深刻的反思，清理了頭腦中有形無形的思想禁錮，創作也不再遵循概念化、口號化、公式化，要求自己有所創新、有所探索、有所改變。
這樣一想，我原來的寫法很陳舊，無非是從前的老路，儘管自己想寫得有聲色一些，但是總體上來說偏重於戰爭的進程、敵我的態勢，這些內容佔據了大部分內容，所以一回想也並不值得惋惜，如果當時出了書，不會是現在的《牽風記》。
到了2014年才又動手寫這本書，我已經80多歲了。拖了這麼久，實際上也算是自己漫長的創作準備階段，可以說是厚積薄發，加上個中曲折，再來寫作這本書，姿態就完全不同了。
我寫作時在幹休所，身心愉快，完全放開了手腳，做最後一搏。我感覺我就像是一把步槍，一梭子彈譁啦打出去了，痛快淋漓！
所以，我的感想整體來說就是很激動，這本書真要能印出來就是好哇，自己的想法終於實現了，這也算是收官之作、夕陽之作，儘管是薄薄的一本小書，我還是非常珍視。
羊城晚報：為什麼《牽風記》寫的是戰爭題材，卻用了如此詩意空靈的書名？
徐懷中：最初想用「牽風」，牽戰略防禦到戰略進攻之風，劉鄧挺進大別山的進攻就好像把戰爭的風頭牽過去了，最初是這樣想的，最後一看，寫到人們回歸到自己的歷史原點，回到人類的原點，寫得比較虛幻了，就像詩歌的國風之風，那我乾脆就放開了，虛點就虛點。戰爭是以人的個體生命來結算的，很殘酷，但是在特定情境下又將人性的光輝發揮到極致，人的感情、自由的欲望都是在戰爭中才能充分地表現出來。
是不是戰爭文學，是不是戰爭題材，在我看來沒有差別。每個人應該寫自己熟悉的生活，這樣才有可能寫好。不同題材相當於不同的生活面，文學的意義在於對生活面的深度開掘，如果戰爭文學僅僅停留在戰爭的事態，讀者還不如看戰史資料，看雙方發出的電報。
我認為文學作品要表現戰爭的話，應該強調虛構的能力，要有充分的想像，這樣你才能回歸到小說創作固有的規律上來，否則就不是小說，而是半真半假半生不熟的戰爭史料，我覺得很多讀者不會願意看這種東西的。
羊城晚報：十幾萬字的《牽風記》，您寫了四五年，平時寫作速度一直比較慢嗎？
徐懷中：我個人寫作的時候有個不好的習慣，總是要把一個段落背誦下來才能寫，寫作中摳摳索索，總是在修改，這樣就把寫作過程拉得很長很苦，以至於到後來年齡這麼老了，也不著急了，寫到哪兒算哪兒好了。
羊城晚報：您的小說似乎很偏愛女性角色，從較早的《西線軼事》中的女子電話班到《牽風記》中的汪可逾，這其中有什麼特殊的考慮嗎？
徐懷中：我在部隊文工團，女同志很多，整個戰爭生活都是跟這些女同志一起過來的。她們過河的時候，還是我們架著她們過去的，她們的腳底都夠不到河底。
對越自衛反擊戰期間，正好我去訪問了電話班，電話班都是幹部的孩子，本來生活是很優越的，一下子投入到戰爭裡面，她們必須像父輩一樣作戰，我在戰爭生活中自然地就觀察到這些現象以及她們的生活狀態。
當然，戰爭中整體來說女同志畢竟還是少的，我對她們的觀察還是比較留意的，比如挺進大別山戰爭中，敵人追擊過程中，我們都是從橋上跑過去，一個女同志從河裡面走，我看見敵人的機槍子彈打到她的頭髮，一下子很長的頭髮就那樣飄起來，對戰爭中犧牲或被俘的女同志的情況我都有很多的觀察。
羊城晚報：您的創作在您所處年代總是不斷在「越位」，在寫作《牽風記》的過程中，您最希望挑戰或突破的是什麼？您覺得自己做到了嗎？
徐懷中：總體來講，我不能再像以前那樣寫軍事題材，比較簡單地去寫我軍如何取得勝利。我自己在戰爭中看到的接觸到的就是一種生命的氣象，你每一天都在最危險的情況中，每天大家還是有說有笑，雖然有時吃上一頓飯都頗費周折，但是大家還是處於興奮狀態。滿腔激情的青年人成天聚在一起，現在很難想像這種生活情景。我應該把我的經驗織成一張網，把這種生命的氣象表現出來，這是最重要的。
戰爭的底色就是個人的生命，每一個人隨時都在經受生死考驗的時候，這種心情是不一樣的，我應該把戰爭中最精華的部分——人的精神狀態表現出來，沒有參加過戰爭的人希望了解在戰爭中人究竟經歷了什麼，所以我很重視戰爭中生活細節的描寫，這些生活細節是沒有參加戰爭的人寫不出來的。
我也沒有明確地意識要從哪個方面突破，首先我覺得要真實，先不要那麼多故事，一場戰爭的勝利確實經歷了各種各樣的精神狀態最後走向勝利，這種精神狀態並不是一個口號就能喊出來的。
第十屆茅盾文學獎授獎辭：
《牽風記》閃耀著英雄之美、精神之美、情感之美和人性之美。徐懷中以超拔的浪漫主義激情，在雄奇壯闊的革命戰爭背景下，深情謳歌山川大地上生命的高貴、勇毅、純真與飛揚，對人與戰爭、人與自然、人的超越與升華等文學的基本主題展開了新的詮釋。金戈鐵馬與詩書禮樂交相輝映，舉重若輕而氣勢恢宏。
徐懷中 1929年生於河北邯鄲市峰峰礦區。1945年太行中學畢業後入伍。著有長篇小說《我們播種愛情》等。短篇小說《西線軼事》獲1980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長篇非虛構文學《底色》獲第六屆魯迅文學獎報告文學獎。
關於戰爭文學 文學終究還是要靠虛構
羊城晚報：有評論家說，您這部作品融入了孫犁的精神命脈，「完成了自己的心事」，您認同這種說法嗎？
徐懷中：我對孫犁先生是有信仰的，他的作品的重要性在於忠誠地記錄了我們的革命生活。你看老舍先生寫自己的生活寫得多麼好，但是你讓他來寫抗美援朝他不可能有那麼深入的了解，當然寫不過從小就參加革命的人，這就是熟悉和不熟悉的區別。孫犁先生不像別的作家，別人寫革命總是帶有一種理想的色彩，寫成單色的，孫犁的作品既是革命的、生活的，又是藝術的，完全符合藝術創作規律。
他的作品裡面特別是女性的形象非常鮮活，在農村長大的人就知道，他寫的婦女形象非常生動。反映戰爭生活也包括革命歷史的很多作品，包括我們奉為經典的很多作品中，我覺得孫犁最為突出。我特別敬佩孫犁先生，我覺得是他把戰爭引入到我們的文學創作中，我看別人的是漂浮的，只有他的是生活在泥土中，所以我一直在孫犁的「豆莢」下流連忘返。
羊城晚報：放眼世界文壇，普希金《上尉的女人》、肖洛霍夫《靜靜的頓河》等戰爭小說已成經典，和這些偉大的作品相比，我們的戰爭文學還存在哪些短板？
徐懷中：我小的時候讀普希金的東西，特別崇拜他，一本《上尉的女兒》只有九萬字，但是他把真實的戰爭生活跟小說相融合，寫得非常好，幾百萬字的作品不見得能夠望其項背。還有法國梅裡美的《嘉爾曼》和《高龍巴》，高爾基早期的短篇，這些作品對我的影響很深。
我們的戰爭文學跟他們相比只能算是一種比較淺顯的記述，發揮的餘地還是很大的。戰爭文學應該是最有聲色、最具華彩的，才「配得上」那種生活。
羊城晚報：有一種說法是戰爭文學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經驗文學，和平年代還有可能產出好的戰爭文學嗎？
徐懷中：那不是，託爾斯泰寫的戰爭也不是自己經歷過的。我經常說要寫自己熟悉的東西，並不是說你不熟悉的就不可能寫好，文學終究還是要靠虛構。戰爭文學不可能單靠幾個參加戰爭的人去維繫，像我雖然說參加過戰爭但也不是正面作戰，還是側面的。
羊城晚報：大大小小的戰爭您經歷了很多，您個人是如何看待戰爭的？在那些歲月中有哪些人哪些事最令您難忘？
徐懷中：在挺進大別山作戰時，跟我一起工作的有一位文工團的團長，姓錢，上海永安公司的店員，當時的思想非常先進，也是我的入黨介紹人。他為了救一個剛剛參軍的十二三歲的孩子，把孩子壓在身下，雖然最後兩個人都犧牲了……類似這樣的我們單位就有好幾個。
挺進大別山是無後方作戰，文工團分散下去做地方工作，分散到各個縣、各個鄉或者自然村，在戰事非常緊張的時候我們都不敢在同一個地方睡兩個晚上，睡覺時得找一個獨立的房子，把門關上，只能進不能出，鋪稻草睡不到天亮又趕快到山上去。1947年我只有18歲，還有比我更小的女孩男孩，他們跟我一起經受這種考驗，終於還是堅持下來了，這種體驗是永遠不會淡忘的。（孫磊 呂楠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