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澎湃新聞
原標題：1940年奧運會：日本「帝國迷夢」的破碎
2013年，第125次國際奧委會全體會議通過東京為2020年的第32屆夏季奧運會舉辦城市，這是東京第三次獲得此項殊榮。奧運會一直是連結日本與世界的紐帶，也是日本向世界呈現國家復興的重要舞臺。1964年，人們看到了從戰爭的瘡痍中重新崛起的日本；1940年與2020年奧運會也肩負著展示日本在天災之後（1923年的關東大地震和2011年的3.11地震/海嘯/核事故）新生光景的重託。可以說，塑造日本積極國際形象的目的始終影響著歷屆東京奧運的申辦與籌備。本文所聚焦的1940年奧運會還有更為複雜的歷史背景與使命：其催生於國家意識形態與體育開始緊密結合的歷史背景，它的申辦與取消見證了20世紀30年代的日本逐漸邁入外交泥潭與戰爭深淵的歷程。
1940年奧運會海報
為國爭光：日本體育作為國家形象的展板
將體育與國家形象聯繫在一起既不是日本人的發明，也不是現代奧運會的首創，而是紮根於古代奧運會歷史之中的——古希臘人便將奧運參賽者視為城邦的榮耀。日本和現代奧運會的聯繫也與其國家實力提升有關，在日俄戰爭（於1905年結束）之後不久，作為戰勝國的日本便收到了1906年雅典奧運會的邀請函，這很難說只是一個巧合。這場戰爭是西方列強在工業革命之後第一次輸給「有色人種」，其影響格外深遠。遺憾的是，由於經費不足，日本最終未能派出代表團參加雅典奧運會。
1909年，現代奧運會創始人、時任國際奧組委主席皮埃爾·德·顧拜旦男爵（Pierre De Coubertin）在法國駐日大使的幫助下邀請了嘉納治五郎加入國際奧委會，他由此成為亞洲第一位奧委會成員。嘉納是出色的教育家及武道家，他不僅是柔道的創始人（基於柔術），還創辦了培養留學生的弘文學院（其中最著名的學生就是魯迅），同時也是文部省的官員。他的多重身份幫助其培養了可以稱得上仍身處於襁褓之中的日本競技體育，就連競技（競技）一詞也是在明治時代才被發明，而運動愛好者也多是名牌大學出身，和廣大普通民眾身處於不同的世界之中。1911年嘉納組織成立的大日本體育協會，其成員也多數上述一類人。次年，兩名田徑選手——金慄四三與三島彌彥自費前往斯德哥爾摩，日本人第一次出現在了奧運會的舞臺之上。儘管兩人都沒能取得優異的成績，但嘉納治五郎仍然備受震撼，他之後表示：
儘管我已經在這次奧運會之前對西方文化有了很多觀察，但我不曾認真研究過西方的體育事業。從我的觀察看，這些國際賽事將以競技體育的形式培養日本青年的人格。不僅如此，我堅信將日本青年展現給西方最好的方式便是通過國際比賽。
1912年首次在奧運會上亮相的日本代表團，國別標識牌沒有使用「JAPAN」，而是用了日本讀音的拼寫「NIPPON 」
由此可見，向西方展示實力便是日本開展競技體育的原動力之一。這在一定程度上與明治初期的「鹿鳴館外交」時代以通過展示西化程度來爭取取消不平等條約的策略相吻合。日本體育的迅速發展一方面得益於公立教育體系的建立，在20世紀20年代末，由中央政府管理的體育教育已經在日本全國普及，到了國家總動員法實施的戰爭年代，體育協會也成為了官方的國家機構。
另一方面，隨著20世紀初日本通過武力擴張發展的方針受到了西方列強的打壓，日本國內的民族主義聲浪高漲。競技體育作為一種展示國家實力的方式越發得到了重視，特別是在1932年洛杉磯奧運會上，日本代表團的水平之強以及其肩負的民族主義情緒都達到了一個頂峰。1932年正時值日本扶持溥儀成立偽滿洲國傀儡政權被國際社會聲討，同時在美亞裔受到普遍歧視的時期，奧運會是日本重振國際聲望不可多得的機會。因此，日本奧運代表團成員在出發前往洛杉磯之前不僅參觀了明治神宮，甚至還受到昭和天皇的接見。運動員肩負的帝國榮耀之重可見一斑，還有報紙把赴美代表團鼓吹成「仿佛像是抱著必死決心的士兵」。重壓之下，日本代表團也確實取得了優異的成績，取得了18枚獎牌（7枚金牌），位列獎牌榜第五，其中遊泳項目更是取得5枚金牌，日本確立起了體育強國的地位。
國家博弈：東京取得主辦權之路
四年一度的奧運會於1936年來到了柏林，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原本應該在這座城市舉辦的1916年奧運會最終被迫取消。希特勒上臺之後，自然不能放棄利用這一機會向世界展現德國的強大。不僅柏林宏偉莊嚴的體育場震驚了世界，賽會期間持續燃燒的聖火及其傳遞儀式也是首次出現，奧運會被包裝成了神聖的儀式。每個人都知道，是納粹黨的掌權讓這一切成為可能；藉助奧運會這一舉世矚目的機會，德國展示出了從一戰後《凡爾賽條約》規定的一系列制裁的蕭條景象中重新振興的速度，這屆史無前例的盛會自然成了為納粹理論正確性以及法西斯意識形態代言的名片。奧運會帶來的空前影響力正是準備申辦1940年奧運會的日本所樂意見到的，因為它也有需要傳遞給國際社會的重要信息。
被迫代表日本參加柏林奧運會的朝鮮選手孫基禎，他獲取了馬拉松項目的金牌
1940年對於日本來說，是一個被強行賦予了重要意義的年份。根據日本最早的正史——公元720年成書的《日本書紀》記載，日本的第一位「大王」（即後來的「天皇」）神武天皇是天照大神之子，於公元前660年建立了大和國，這被認為是天皇「萬世一系」的開端。從史實角度，這個傳說的真偽因為年代過於久遠，難以考證，但卻被當成無可爭議的事實寫入了明治二十二年（1889年）頒布的《大日本帝國憲法》中，明確了天皇的神性以及日本作為神國的特殊「國體」，以及大和民族的同質性（強行忽略了被殖民的北海道、衝繩，以及後來的朝鮮半島民眾；身份認同在當今的日本也仍然存在遺留問題）。
因此，1940年恰逢日本「建國」2600周年，通過把傳說當作歷史進行追溯與紀念，本來是牽強附會的國家意識形態基礎便能得以穩固。當然彼時申辦奧運會的日本體育與政界人士未必有此意識，他們成長於把上述理論作為常識灌輸的教育體系之中，或多或少會真心認同「國體論」的說法。對於他們來說，成功舉辦1940年奧運會意味著東京可以展示其經歷了1923年關東大地震造成的嚴重破壞後，再度成為世界大都市的姿態。東京的城市形象勢必與日本的國家形象掛鈎，奧運會對於日本是將「真正的」（即官方認同並灌輸給國民的）國家形象展示給西方的契機，藉此改善1933年退出國聯給日本在國際社會上帶來的負面形象。
基於上述因素，以及「展示日本世界級的體育水平，激勵國民體育事業」的理由，1931年6月28日，東京市議會通過了關於申辦奧運會的決議。原本認為申奧時機尚未成熟的嘉納治五郎和時任大日本體育協會主席岸清一不得不做出了妥協，開始籌辦申奧事宜，並於1932年正式提交了申請。在所有其他申辦城市中，最有競爭力的是義大利首都羅馬，此時正值墨索裡尼執政時期，義大利準備採取與納粹德國相似的方式，通過承辦一屆宏大的奧運會為自己的政權背書。這對於日本人來說是個壞消息，因為他們清楚東京和羅馬相比並無勝算，畢竟奧運會還從未在歐美以外的國家舉辦過，讓自恃上等人的白人舟車勞頓來到遠東的日本實在不甚現實。加上日本在西方人的印象中仍然落後，其能夠接待大量外國遊客的能力也不足，否則日本體協也不至於在一開始提出反對意見。
因此，嘉納治五郎在1933年11月提出了一個有些異想天開的方案——他希望同墨索裡尼交涉讓羅馬退出申辦，將奧運會讓給日本。在兩位國際奧委會成員——副島道正伯爵和日本駐意大使杉村陽太郎（此君曾任國聯事務次長直至日本退出）的交涉下，墨索裡尼同意了。似乎是作為交換，第二次義大利衣索比亞戰爭於1935年爆發時，日本公開表示了對義大利的支持。但是，日意兩國的交涉破壞了國際奧委會的「體育與政治無關」這一本就難以成立的信條，這引發了國際奧組委極大的不滿，時任奧委會主席亨利·德·巴耶-拉圖爾（Henri de Baillet-Latour）公開批判了這種政治交涉，1935年的奧斯陸國際奧委會全體會議也沒能就主辦城市達成一致。但是，國際奧委會實際上本身就具有一定政治性質，在世界格局風雲變幻的20世紀，隨著世界各國在列強的幹預下分裂、獨立、瓦解與消失，奧委會不得不面臨是否承認諸如偽滿洲國為正式成員這類本來就帶有政治性質的問題。另外，奧運會的舉辦離不開城市甚至國家政府的支持，還有邀請主辦國國家元首致開幕詞的儀式，都讓國家意志與形象得到了高度表現。
企圖利用奧運會合理化自身的意識形態固然是日後成為軸心三國的德意日開的一個壞頭，但實際上奧運會強化並鼓勵了以國家作為文化邊界的概念，這正好被政府所利用了。在「體育無國界」的同時，奧運會鼓勵了國家文化和民俗的推廣與傳播，運動員代表國家、頒獎儀式上的國歌與國旗被民族主義所利用，成了法西斯國家的宣傳工具。當朝鮮馬拉松運動員孫基禎代表日本在柏林奧運會上奪得金牌時，只能用賽會贈送的月桂樹枝遮擋比賽服上的日之丸圖案，這何嘗不是日本對朝侵略殖民的勝利？一旦在奧運會得到了承認，既成事實和官方敘事自然會更容易被外界接受。此外，作為遠東異國的日本在西方眼中仍然富有神秘色彩也是一種得天獨厚的優勢，嘉納治五郎等人在同其他國際奧委會成員交涉的過程中一再強調，如果日本能舉辦奧運會，將更好地證明奧運精神的普世價值，其世界性不言而喻。這一策略最終打動了拉圖爾主席。
1936年副島道正與拉圖爾
在日本負擔全額費用的提議下，拉圖爾於1936年以私人名義訪問了日本，還在此之後又特意到訪另一申辦城市——芬蘭的赫爾辛基，以顯示其中立性。但事實上自訪日以後他便成了日本申奧的堅定支持者。但在羅馬退出競爭後，倫敦又在最後關頭提交了申請，杉村陽太郎又出面同英國政府、倫敦市長以及國際奧委會的英國代表交涉，最終英方因為不願使日英外交關係複雜化而同意退出。拉圖爾對這一系列的幕後交涉當然知情，卻沒有像前一年一樣對此發表意見，甚至私下對杉村表示自己樂意見到日本成功申辦。最終在1936年7月29日——柏林奧運會開幕的前一天，東京以37：24的票數勝過赫爾辛基，取得了1940年奧運會的舉辦權。
戰爭深淵：被扼殺的奧運會
取得主辦權之後，由誰負責統籌各項事務、規劃場館等事宜成為了新的問題。隨著1930年代維持派系平衡的元老只剩下西園寺公望一人，脆弱的政黨政治也因為軍隊的政治影響力越發不受控制走進了死胡同。1931年政變未遂的三月事件、1932年一系列針對財政界甚至政府高層的暗殺等都顯示出右翼對國家受到議會擺布的強烈不滿，1936年2月26日爆發的「二·二六事件」這一大規模軍事政變在平息後，軍隊反而獲得了更大的權力，隨著盧溝橋事變的爆發，戰爭持續以及國家總動員法的實施，越來越多的社會資源向軍方傾斜，以滿足其在中國戰場上的持續投入。此外，在國民意識形態上強化控制也是一大重要目標，這些因素都直接影響了奧運會的籌辦工作。從一開始，東京奧運會的規模就不可能與柏林相比。政友會議員河野一郎早在1937年3月就在國會提出應該返還奧運主辦權。
更糟的是，東京奧組委遠說不上團結。其人員除了日本的國際奧委會成員、東京政府官員、大日本體育協會成員之外，還有陸軍省和文部省長官，組委會會長由德川家達擔任。體育界人士能發出的聲浪逐漸減小，就連嘉納治五郎都公開呼籲日本政府應該全權負責奧運會籌辦，而不是由體育協會這種民間組織出面。他在1936年11月14日與文部大臣平生釟三郎會面時表示：「因為東京奧運會不僅僅和體育相關，而是向世界展示日本的精神、文化和工業發展，並加深互信和互相尊重的機會……這需要更全面、能統領全國的機構，一個囊括了各類能構想日本與世界未來關係的權威者的機構。」嘉納的說法代表了希望通過奧運會使國際社會接受其合理化軍國主義擴張，並藉助國際社會的關注將國民通過慶祝紀元（建國）2600年這一目標團結於國家精神之下。他甚至希望奧組委在必要時能對抗國際奧委會的意見，以及他後來發表的「奧運會的體育項目只是次要的，最主要的目的是向世界展現我國的文化發展」的言論甚至被登報，傳到了拉圖爾手上，引起後者極大的不滿。各方的分歧之大導致到了1938年，奧組委甚至還沒能確定奧運會的主體育場該在哪裡，杉村陽太郎力推的改造明治神宮外苑體育場的提案因為可能侵擾明治神宮安寧，受到了內務省神社局的強烈反對。
戰爭走向焦灼，日本奧組委又遲遲不能達成一致，國際奧委會自然有充分的理由開始考慮日本是否真的有能力承辦奧運會。儘管嘉納治五郎在1938年的開羅國際奧委會全體會議上說服了其他成員（他在返程時染上肺炎病逝於途中），會長拉圖爾卻還是暗中聯絡了芬蘭政府，以確保一旦東京難以兌現承諾，赫爾辛基能夠遞補。同年6月，由於受到軍部的持續壓力，時任內閣總理大臣近衛文麿不得不在內閣會議中決定限制戰爭以外的物資，並最終於7月14日由厚生大臣木戶幸一通知東京奧組委向國際奧委會返還主辦權。接到通知後，赫爾辛基成為主辦城市，但由於1939年戰爭在歐洲爆發，本屆奧運會最終也沒能舉辦。東京奧運會的取消不是來自於國際奧委會的壓力，而是走向軍國主義的末路讓日本政府無法回頭，最終主動拋棄了曾經被寄予厚望的奧運會。
東亞競技大會
奧運會卻沒有悄無聲息地離去，在一定程度上，它仍然出現在了1940年的一系列紀元2600年慶祝活動之中。體育在日本政府的擺弄下仍然扮演著粉飾太平、渲染國際輿論的作用。該年名為「東亞競技大會」的運動會召開，參賽國只有日本、偽滿洲國、汪精衛政權、蒙疆聯合自治政府（日本在華北建立的傀儡政權）、菲律賓自由邦以及夏威夷領地。同年11月，聖火傳遞儀式也以軍國主義的姿態復活：具有國家神道風格的「御神火」從橿原神宮——傳說中神武天皇的宮殿所在處出發，最終傳遞至明治神宮。
1964年10月10日下午，時任國際奧委會主席艾弗裡·布倫戴奇（Avery Brundage）在講話的最後，幾乎一字一頓地用生硬的日語邀請昭和天皇宣布第18屆現代奧運會的開幕。年邁的天皇盯著手中的字條，念完了開幕詞。他的聲音不僅通過麥克風傳遞到會場的觀眾耳中，也被錄像機記錄了下來。這對於1940年東京奧運會的籌辦團隊來說，是難以想像的。彼時天皇還是國民意識中是遙不可及的神明，通過無線電波傳遞神的聲音是大不敬的行為，而那樣的日子已經結束了。一名身著白衣的少年高舉著火炬，在萬眾矚目中跑向主火炬臺，他名叫坂井義則，來自廣島，出生於1945年8月6日。那是美軍向廣島投下原子彈的日子。在爽朗一笑後，他點燃了主火炬。作為最後一棒火炬手，坂井是日本在1964年向世界傳達出的信息——日本從戰爭的滿目瘡痍中重新走向了繁榮。
1964年10月0日，日本東京第18屆夏季奧運會開幕，坂井義則作為主火炬手點燃奧運會聖火
毀滅與重生的故事還在上演。經歷了2011年3.11大地震後，「復興」再次成為日本政府的重要課題，東京申奧的提案僅半年左右就取得了東京都議會通過，並在日本各界支持下於2013年取得了2020年奧運會的主辦權。對於2012年底上臺的安倍晉三，奧運會顯然是其復興日本的最理想的匯報演出。只是天未必總隨人願，近日以來COVID-19新型肺炎已經開始在日本有擴散的跡象，日本政府對疫情的應對將直接影響奧運會能否成功舉辦，也勢必會左右日本政府的國際形象與國內聲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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