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無法呼吸」，喬治·弗洛伊德的呼喊已響徹美國各地和全球社交媒體。我們無法預知這一事件的未來走向，卻可以探究背後的美國社會現實。在此次事件背後，在被拍攝的殘酷場景之外，還有多少類似的事件？美國警察與黑人社區之間有著怎樣的緊張關係？《在逃：一個美國城市中的逃亡生活》一書提供了許多答案。
該書作者是愛麗絲·戈夫曼，她是美國著名社會學家歐文·戈夫曼的女兒，目前是威斯康星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她深入美國費城的一個黑人社區6年，調研了217個家庭，最終形成了這本田野調查作品。
2003年，就讀賓州大學的戈夫曼與《在逃》中寫到的幾個費城男孩相識，這些人參與過幫派犯罪活動、蹲過監獄、有案底在身，甚至處於假釋或被通緝的狀態。戈夫曼幫他們逃難、偽造證件，自己也數次被押到警局問話，甚至被警察踩在腳下。
此書出版於2014年，當時有個別學者認為該書存在資料真實性和書寫的公正性問題。不過，當一位學者或記者面對複雜而難於站隊的人生或社會現實時，客觀中立可能已不那麼重要，而審慎的介入和書寫，會令所有同行和讀者動容。
書的中文譯者是中國人民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所長趙旭東。他在譯後記中說，「愛麗絲一點點地刀劈斧鑿一般地形塑著這個殘缺不全、傷痕累累的美國黑人社區，它是一尊雕像，一尊怒吼的雕像……法庭、監獄和警察是這些年輕人無法去直面的生活的重壓，他們只能在無盡的逃亡之中活著或者死去。」
值得留意的是，戈夫曼並沒有把問題的癥結簡單的指向種族歧視。在她看來，是前所未有的高入獄率以及密集的警力和監視，把貧困的黑人街區轉化成了疑犯和逃亡的社區。一種恐懼和猜疑的氛圍瀰漫在日常生活之中，在拘禁的威脅之下，人們捲入了猜忌、不信任以及保守秘密、尋求逃脫和沒有任何預期可言的偏執性活動中。
以下內容摘自該書，有編輯調整。
當我2002年年初來到第六街區的時候，其中的居民93%是黑人。男人和男孩子們站在人潮穿梭的十字路口，拿著禁售的CD和DVD盤、偷來的物品，還向司機和路人兜售食品。主商業街包括一處防彈的中餐外賣店，賣的是炸雞翅、菸草、保險套、嬰兒食品以及用於吸食霹靂古柯鹼的薄玻璃紙。這條街還包括一個網上支票兌現處、一家髮廊、一家發薪日貸款店、一家皇冠炸雞飯店以及一家當鋪。
第六街區並不是費城大型黑人區裡最窮或者最危險的街區，這裡離那兒還是很遠的。在對警員的訪談中，我發現，第六街區幾乎不是他們巡邏的首選，他們也不認為這個街區特別危險或者充斥著犯罪。住在鄰近街區的居民說，第六街區是安靜而平和的——是一個他們若有足夠的錢就會樂於搬去那裡的街區。
儘管如此，第六街區並沒有逃離近30年懲治毒品與犯罪的政策的籠罩。到2002年時，在這個區域範圍內，政府對18歲以下的人員實行了警戒宵禁，在主要的街道放置了警察攝像機。在我待在這個街區的最初的18個月裡，至少每天一次，我看到警察攔阻行人或車裡的人，搜查他們，為了安全而盤問他們的名字，詢問他們問題，或者實施抓捕。同樣在那18個月裡，我看到警察砸開門、搜查房屋、詢問、拘捕，或者是共52次衝進房子抓人。有9次警察的直升機在頭頂盤旋並將探照燈照到當地的大街上。我注意到由於警方要搜查證據而造成街區封閉以及交通改道——或者用警方的話說就是保護犯罪現場——有17次。在我最初待在那裡的18個月裡幾乎每天的觀察中，我看到了警察的猛拳出擊、阻攔、用力去踢、踩踏，或者是用他們的警棍敲擊年輕人。
在第六街區這個社區中，毒品與槍械暴力的問題是真實存在的，並且來到這個街區的警察嘗試著用他們已經被賦予的一些權力去解決這些問題，這些權力即威懾與抓捕的權力。他們的努力似乎並沒有使像麥克和卓克這樣的年輕人打消售賣毒品或者捲入暴力衝突的念頭；這些努力是否有助於降低整體性的犯罪率便超出本研究的範圍了。
由於體面的、掙錢多的工作處於長期性的供給短缺狀態，黑人社區中的人長期以來被劃分兩種：能夠獲得體面工作的人，以及那些靠做危險的、汙穢的工作來掙錢的人。借用在黑人社區經常使用的術語，社會學家艾利佳·安德森將這種區分用「體面的」（decent）與「街上的」（street）分別來稱謂。
對於生活在第六街區之中的任何一個人而言，一個核心的社會事實就是他或她的法律地位。更為特殊的就是，一個人未來是否可能會吸引警察的注意：他能否通過警察的盤查，或者能否在法庭聽證之後回家，或者能否在一次查驗會面（aprobation meeting）期間通過「尿檢」。那些沒有懸而未決的法律牽連的人，或者能夠順利通過一次警察盤查、一次法庭聽證、一次查驗會面的人，便是眾所周知的乾淨的人了。而那些會遭到警察盤查，被核對名字，或者是被搜身的可能被拘捕的人，就是眾所周知的骯髒的人。
這些稱號都是隨即出現的，在緊急遭遇到警察或者剛從警局出來時才顯現出來。當朋友以及鄰居聽到一個年輕人遭到盤查之時，他們的第一個問題經常是：「他是骯髒的嗎？」這個問題就意味著：他有無一份公開的證明？有無任何因暴力行為而進過警局的有待查驗的判決？他有攜帶任何毒品嗎？簡言之：若是他遇到了警察，他今晚是能回家睡在自己的床上，還是會遭到扣押？
被刑事法律體系抓住的人，大部分是存在一種性別上的區分的，如在許多對夫妻中，女性是乾淨的，男性則是骯髒的。並且，女性可能是免於法律的糾纏的——她可能有正式的能賺錢的工作或者獲得了政府的資助，相反，男性卻在街上去掙零星的錢，去做那些有可能會被抓捕的事情。還有一種年齡區分——陷入法律糾纏的困境之中的多數是年輕人而不是老年人。除此之外，還存在一種階級的區分，很典型的是大多數沒有學校畢業證書、沒工作的年輕人在跟警察捉迷藏，他們有未完成的緩刑判決以及參審的法庭案件。
警察特別有興趣的那些人被稱為「熱門人物」（hot）。地點也可能是熱門的，就像在某個街區最近有很多警察行動，因為有一個被槍打死的年輕人的葬禮正在舉行——警察有可能去那裡尋找與此案有關的人物或者其他公開的證據。在這些情形中，人們可能會認為不該進入這一區域，或者與這個個體有聯繫，直到它或他的事情冷卻下來。
如果一個人持續地與一個受到通緝的年輕人有聯繫，在這個人藏匿和逃跑時對他施以援手，或者在警察鎖定這個人時支持他，這個人就被稱為「遊俠」（riders）——一個體現勇敢和承諾的詞彙。而如果在逮捕令來的時候暴露了另一個男子，或者在那個人被送進監獄時無力去支持他的夥伴或者家庭成員，這樣的人就會被說成「缺少遊俠範兒」（not riding right）。而更進一步，那些掌握了法律上所謂危險人物的住所或者行動而向警察通風報信的人，便是為人所熟知的「告密者」（snitches）或者「耗子」（rats）。在警察高度監督的黑人街區，像乾淨的人、骯髒的人、熱門人物、告密者以及遊俠這樣的名稱成為那裡的年輕男女的基本社會範疇。
總體而言，與歷史上高入獄率以及密集的警力和監視相伴而生的，是把貧困的黑人街區轉化成了疑犯和逃亡的社區。一種恐懼和猜疑的氛圍瀰漫在日常生活之中，許多居民害怕警方會抓捕並帶走他們。在拘禁的威脅之下，一種新的社會構造得以湧現：一個人攪進了猜忌、不信任以及保守秘密、尋求逃脫和沒有任何預期可言的偏執性的活動中去。
為了圍捕足夠多的年輕人以湊夠他們的非正式逮捕指標，討好他們的上級，警察們在為貧困的黑人社區服務的醫院外面等待，檢查進入醫院的人的身份證明。他們讓這些年輕人坐在醫院大門的臺階上，搜查他們口袋裡是否有毒品。但同時，警察也使用一種相對不那麼直接的策略來完成他們的任務量：他們轉向了能提供這些年輕人的行蹤和活動消息的年輕人的女友、母親以及其他親屬。
依賴密友告密，談不上是一些流氓警察所做的卑劣之事，但也不是一些專業的警官的權限。根據2007年我們對於第六街區的入戶調查，146名女性中的139人報告說，在過去的3年裡，她們的伴侶、鄰居，或者親近的男性親屬，是警察想要抓住的對象——令其服緩刑或者假釋、經歷審判、生活在一個中轉拘留所，或是被監禁。在我們訪談的女性中，67%的人說警察曾經迫使她們提供關於某個人的消息。
在2002年到2010年之間，我共有71次目睹了一個女人發現伴侶或家人變成警察想找到的人的場景。有時候，這種發現來自警察凌晨3點鐘來敲門。但在警察來敲門之前，法庭會寄來一封信解釋說，一個女人的未婚夫要麼拖欠了太多的訴訟費，要麼沒有出庭，而且他的逮捕令已經發出。或者一個女人會給她兒子的保釋官打電話，了解到她的兒子確實再次錯過了尿檢，或者沒有及時按宵禁時間返回中轉拘留所，並且可能會收到一份逮捕令——這要等待法官的決定。在其他時候，女人會發現，他們生命中的男人是被通緝的，因為警方曾試圖在另一個地方逮捕他，但未能實現。
在71次中有58次我看到在女人收到了這個消息後，她們承諾保護親人免於被捕。在當地語言中，這被稱為遊俠。廣義地說，遊俠是為了保護或者為自己或某個親愛之人報仇以對抗人身或財產上受到的侵害。在這種情況下，遊俠意味著保護心愛的人不受警察傷害，如果一個人未能實現使心愛的人自由的第一個目標，就會支持他通過審判和監禁。
這可能會讓人大吃一驚：我遇到的大多數女人，當她們得知配偶或其他家庭成員被警察通緝時，起初會對當局而不是對那個人表示憤怒，並承諾在他被追捕時支持他、保護他。在某種程度上，我認為這些女人明白，在第六街區裡，你若是黑人年輕人，那獲得逮捕令是多麼容易；她們也明白，一個人不僅會因為嚴重罪行，而且會因為技術上違反緩刑或假釋的規定，或者沒有支付高額罰金和訴訟費，或者在一個月內多次未出庭，而收到逮捕令。女人憤怒的第二個相關原因是，警察在社區中失去了相當大的合法性：他們被發現在社區各處搜查、詢問、毆打以及圍捕年輕男子。像雷吉納女士經常說的那樣，警察是「佔領軍」。第三個原因是更基本的：無論女人對警察或男人的行為有何看法，她都愛那個男人，不想與那個男人分手，或看到那個男人受到所謂的牢獄之苦。
去觀察女性審訊對我來說是困難的，因為她們在警察局的關著門的房間裡被審訊。並且她們一旦回到家，就不再願意敘述她們的這種經歷了。因為這些原因，我只好以我自己的審訊為例。
我把麥克和卓克放在第六街區之後，前往機場去接一個朋友。兩輛無標誌的警車出現在我的車後，在第一輛車車頂上的可攜式警笛緊接著響了一聲後，我便把車停到了路邊。一個警察走到了我的窗前，手電筒的光打到了我的臉上，他命令我從汽車裡走出來，並給他看我的駕照，然後其中一個警察讓我跟他們走一趟。
我把汽車停在第二街區後，上了他們的綠色林肯車的後座。白人警察和我一起坐在了後座，如果沒有穿防彈背心，帶著皮套、槍、警棍，或者別在腰帶上的其他東西，他就和我一樣瘦。他噗的一聲吹破了泡泡糖，那味道聞起來像麥克和卓克用來清潔他們槍枝的那種東西。在去他們管轄區的路上，開著車的白人警察和我說，如果我是在找某個黑人偵探，那我就不用去第六街區了，可以直接去第八街區。過道旁的黑人警察一笑，並搖著頭說，他寧願去抓屎，也不希望得到我的任何東西。
在管轄區，另一個白人警察拍了我一下，並摸了我的臀部和大腿。這含有一定的蔑視和厭惡的意思，白人男人有時候會這樣對他們認為已經和黑人男子——特別是被捕的黑人男子發生了性關係的白人女性。
他們帶我上樓梯到了二樓的偵查部。在我坐在一個小房間裡一段時間後,兩個白人警察走了進來。他們穿著有著深綠色大口袋的褲子和黑色的軍靴，大型手槍被綁在他們的腿上。他們把槍取下,並放在面向我的桌子上。一個警察迅速翻閱文件夾，並把麥克、卓克以及雷吉的照片放到了我的面前。照片大部分拍攝於第六街區，還有一些在我公寓前面。除此之外，還有一些面部照片。在他向我展示的40張左右的照片中，我知道10個人的名字，能認出另外10個人。他們詢問了我接近一個半小時。在過了許多小時之後，我還記得的內容如下：
「麥克是供貨商嗎？你認為他會在他被抓的時候保護你嗎？他不會的。在你看來，在麥克和斯蒂夫之間，誰的貨最好？我們知道上周當所有人蹲下時你在附近。我們看到你在第二街區，而且我們知道你熟悉第四街區。你在第四街區做什麼？我很討厭看到一個年輕漂亮的女孩多次在附近經過。你的父母知道你每天晚上和不同的黑人做愛嗎？」
唱紅臉的警察這樣說：「我們所做的都是為了保護你！我們正在努力幫助你。我們不會告訴他任何你給我們的信息。這些信息僅限於我們這幾個人知道,我們之間不會有任何的書面記錄。你進來的時候籤署過任何的東西嗎？放心，沒人知道你來過。」
唱白臉的警察說：「如果你不與我們合作，那麼當他用槍指著你的頭的時候，你找得了誰？你不能向我們求救,你知道他殺你就像捏死螞蟻一樣，你他媽的最好希望和你做過愛的男孩都不在你剛才看過的照片之中，因為照片裡的所有男孩——看到他們了嗎——到周一早上，他們都將在監獄裡。當他坐在這把椅子上的時候，他會第一個說出你的名字。你是個共犯，你犯了妨礙司法公正、窩藏逃犯、隱瞞毒品槍枝等罪。你認為我們首先把你抓起來是誰告的密？當你從車站打電話給他，要他保釋你的時候，你爸爸會說什麼?我打賭，他會喜歡聽到你現在所做的事。你那張嘴吻過他嗎？」
要完全了解這些說服技巧對女性的影響，我們必須理解警察所採取的暴力行為發生的廣義情境。
那個夏天不時被很多重大的警察行動打斷。在7月的一個炎熱的下午，愛莎和我站在一條主要商業街的一個擁擠的角落，看到4個警察追捕到了她姐姐的男朋友並勒死了他。他手無寸鐵，且並未還擊。但是報紙在報導他的死訊時說，他是由於心臟衰竭而死。8月裡，我們探視了愛莎的前男友，他不久將被送進縣監獄。深深的傷口覆蓋著他的臉頰，他的眼睛已經腫得睜不開了。他是在被追捕時遭到毆打的，接下來感染的傷口在隔離期未得到治療，右眼近乎失明了。
在採訪中，偵查局的人員向我解釋說，這種暴力代表官方（恐怕是不公開的）政策，而不是一些警察做過頭了。我採訪了一個費城的警察，問他如何理解正當的武力。他告訴我，他們有上級的命令，命令上說，任何膽敢冒犯警察的人「最好都被送到醫院裡去」。
總之，警方會用一些暴力讓女性罪犯說話，但更多是在追捕男性的時候使用暴力。女性在看見和聽到這些暴力時，在她們的頭腦中固化了對警察所能夠堅定去做的事情的認識。這一認識可能刺激她們按照警察所要求的那樣去跟他們展開合作。
20世紀90年代，美國的犯罪與暴力開始呈現一種長期下降的趨勢，但是強硬的刑罰政策依然如故。在第二屆布希政府時期，警察和民間領袖近乎沒有任何疑義地對強硬的犯罪政策表示讚許，相伴而生的則是聯邦和州警察機構、專門的聯合會及機構的激增。而且，全美的城市警察署都採取了著名的零容忍警務的做法，隨後「計算機統計比照系統」（CompStat）開始跟蹤各種案件的進展。
到2000年，美國監獄中的人數比20世紀早期增長了五倍之多。進入監獄的壓倒性多數是窮人，而另一個不成比例的多數是黑人。現在，30%沒有受過大學教育的黑人在他們35歲左右就進到監獄裡去了。每4個出生於1990年的14歲黑人孩子中，就有1個的父親在監獄。
社會學家大衛·加蘭德（David Garland）曾經將此現象稱為大眾收監（mass imprisonment），即入獄的水平明顯地高於歷史上的和可比較的尺度，並且集中在了人口的特定群體之上，這樣便是「不見犯罪者個人鋃鐺入獄，而變成整個人群的系統性入獄」。
在大眾的想像中，在逃是美國聯邦調查局「最想通緝」名單上的那些非同尋常的罪犯的狀態。逃犯便是動作電影或傳說中出現的人物。然而在今天，美國嚴厲打擊犯罪的政策使得貧窮的和被隔離的黑人社區成為警力高度集中的地方，許多年輕人在使用假名，小心地提防著他人，並擔心他們最親近的人可能會把他們送到警察手中。
他們大多數人沒有工作，雖然花費了部分時間盡力尋找工作，卻仍然無法獲得最廉價的兼職工作。一些人被斷斷續續地捲入有風險但獲利快的毒品貿易中，倒賣少量甚至有時是大量的大麻、古柯鹼或搖頭丸。他們偶爾會挨餓，睡在遭廢棄的小汽車或者鄰居未建好的地下室中。
在第六街區附近，年輕人弱勢的法律地位使得基本的工作、朋友和家庭制度都轉變成了誘捕之網。醫院成了危險地帶，工作場所也是一樣。他們母親的家變成最新的已知的地址——警察首先會搜尋的地方。由於警察會通過他們熟知的地址、帳單和通話記錄來跟蹤他們，然後把他們包圍在醫院、工作地點或家庭聚會之處，他們學會了採用一種秘密和規避的生活方式，並把與他們最親近的人看作潛在的告密者。只要一個人可能被監禁，那麼逃出監獄，正常參與家庭生活、工作和交友就變成了矛盾的目標——任何一項都減少了他實現另一項的可能性。
監獄的威脅以及警察的大量出現，還有法院的存在，都通過多種微妙的方式滲透到整個社會的組織中，改變了現存的愛與承諾，並創造出一種新的道德框架，藉此而刻畫出居民的認同和相互關係。人們通過拒絕告訴警察他們朋友的去處，或者給一個在法律上受到通緝的侄子提供幾晚沙發床來表達忠誠。那些標誌著一個人通過了刑事司法體系的事件——他第一次坐牢，第一次交保釋金，第一次被判刑——變成了實際上的儀式過程以及集體性事件。監獄也能為那些勇敢而忠誠的人創造機遇：通過保護別人不遭到逮捕，人們為他們自己做出了可敬與正派的辯解，並表明了他們對於他人的承諾的力量。
從第六街區居民們的角度來看，他們對警察的不信任和憤怒是可以理解的。警察（加上法庭、拘留所以及監獄）不但沒有解決犯罪和暴力的突出問題，反而在他們已經面臨的問題之上又增添了新的問題。
雖然這種憤怒可以理解，但這並不意味著人們應該視警察為惡人，或認為警察的行為都是出於種族歧視或其他惡意的目的。警察也處在兩難困境之中：在政府機構中，解決貧民區中肢體健全的無業游民的問題這一職責，完全落在了他們的肩膀上，而他們唯一的手段就是威嚇和逮捕。有很多執法人員認為，貧困、失業以及隨之產生的販毒與暴力問題屬於社會問題，是不能通過逮捕來解決的，但他們只有手銬和監禁，而不具備解決社會問題的手段。
……
現在就下結論說，美國的種族關係的歷史是一種無情的支配史，或許是不正確的。相反，這裡有一些收穫與扭轉，並且，美國黑人的公民權利在近幾十年來擴大了許多。當前的刑事和拘留水平與之前的種族壓迫的一個重要的區別就是，對貧窮的黑人及其社區的治安重壓以及高發的拘禁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嚴格的限制，對於許多貧困的白人以及拉美裔人也是一樣。受過教育的黑人以及他們的家庭不會被捲入過密的刑事監督中：他們可能偶爾會遭受警察的困擾和虐待，但是他們不會二十幾歲的時候就待在監獄中、處於緩刑期或者身負拘捕令。
——完——
感謝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為正午提供本書版權。
《在逃：一個美國城市中的逃亡生活》（On the Run），愛麗絲·戈夫曼|著，趙旭東 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9年1月。
題圖：喬治·弗洛伊德抗議，夏洛特, 5月30日。 by Clay Banks on Unsp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