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良渚古城遺址」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標誌著中華文明探源取得了重大進展。良渚文化與華夏文明的融合更成為中華文明從多元到一統的一個關鍵時期。陳聲波的考古學新著——《良渚文化與華夏文明》（江蘇人民出版社2019年，以下簡稱《良渚》）便重點探討了良渚文化被融入華夏文明的過程和方式，進而闡釋中華文明的起源與發展問題。該書除緒論、結語和大量附圖外，共分四章，即「良渚文化概述」「良渚文化的文明成就」「華夏文明中的良渚文化因素」和「良渚文化因素融入華夏文明的途徑探討」，22萬餘字，對許多問題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論證。
該書有三個突出優點：
一是卓有成效的類型學方法的運用。類型學乃考古學的兩大基本研究方法之一，《良渚》便嫻熟自如地運用了這一方法。例如，該書在分析二里頭文化與良渚文化的關係時，特別注意到二里頭遺址出土的短頸壺、鴨形壺、瓦形足三足簋即「鼎、豆、壺」的禮、祭器組合等文化因素。
據《偃師二里頭——1959年-1978年考古發掘報告》，二里頭遺址的墓葬出土了短頸壺。作者將短頸壺與良渚文化的貫耳壺進行比較，在類型學分析的基礎上提出，良渚文化平丘墩遺址出土的II式貫耳壺的演變序列，已經向二里頭文化的短頸壺的瘦高情況發展。書中還研究了二里頭遺址墓葬中出土的鴨型壺，認為其造型也源於良渚文化。關於二里頭遺址出土的瓦形足三足簋，也可以在馬橋遺址下層文化、餘杭良渚文化遺址和紹興馬鞍遺址找到其淵源關係。同樣，以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鼎在良渚文化的典型墓地中多見「鼎、豆、壺」的禮、祭器組合，證明二者亦有文化上的關聯（第142-147頁）。
良渚博物院外景 圖片來源 ：良渚博物院官網
再如，在提及陶寺文化出土的大量玉琮時，《良渚》借鑑了《襄汾陶寺——1978~1985年考古發掘報告》對玉琮進行的類型學分析，提出陶寺文化墓出土的玉琮源頭一定來自良渚文化（第114-116頁）。又如，在分析良渚文化的北進時，書中討論了新沂花廳遺址中的大量良渚文化因素，像花廳墓地北區M18出土的闊把杯、貫耳壺、雙鼻壺、淺盤豆、瓦足鼎、玉琮、琮形錐狀器、冠狀飾、琮形管與玉項飾、玉璜等器物，以及淺盤豆少數豆柄上的組合成的花紋、瓦足鼎的鼎足表面流行豎線劃紋的作風、玉琮上的神人獸面紋等紋飾，還有人殉現象等良渚文化因素。特別是利用類型學的方法分析花廳墓地中出土的雙鼻壺的演變規律，更得出其演變規律與良渚文化完全相同的結論（第194-197頁），進一步論證了良渚文化與花廳遺址的關聯。
二是天文學、地理學等多學科方法研究。《良渚》在探究陶寺大型建築基址IIFJT1性質時，充分參考了劉次沅、武家璧、劉斌等人的天文學研究成果。劉次沅用天文方法分析了12個測縫與日出日期的對應關係和天文學作用，認為陶寺遺蹟IIFJT1是集禮儀祭祀和觀象授時為一體的建築。武家璧等認為，陶寺遺蹟IIFJT1具有明確的夯土中心觀測點和夯土圓弧形牆上挖出的12道狹縫，可視為古人用來觀測日出以確定季節的觀象臺。參照瑤山和匯觀山祭壇，以及劉斌對祭壇的觀象研究，便可以清楚看出，陶寺文化觀象臺的作用應與良渚文化相似，都是通過觀測太陽的運行軌跡來測年，二者存在著關聯（第120-127頁）。
良渚博物院常設展覽 圖片來源：良渚博物院官網
在探究良渚文化北進時，渡江問題也是一個關鍵的著眼點。《良渚》借鑑地理學的知識，結合良渚文化時期的海岸線，認為良渚文化渡海北上最初的地點就在海安青墩，然後再向北深入（第186-188頁）。《良渚》還引用朱曉汀對蔣莊良渚文化墓葬人骨的研究成果，論證我國東部的仰韶、大汶口、良渚文化分布區，古代居民的體質特徵都非常相近，尤其顱骨組具有非常相近的形態距離，屬於「古中原類型」這一古人種類型下。書中據此推斷，良渚文化的北進，並非只是文化因素的傳播，而是良渚先民北上的結果（第191-192頁）。
三是理論創新，有獨到見解。《良渚》明確提出了「東海岸文化傳統」的概念——「但由於考古學文化之間的相互作用，形成規模更大的文化圈，在同一文化圈內，也會形成相近的文化傳統，所謂東海岸文化傳統的提出就是基於這一考慮。」（第210頁）作者認為，良渚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在許多方面有共通之處，二者的交融是雙向的。在良渚文化和大汶口文化時期，是東海岸文化傳統最終形成的最為關鍵的一個時期。作者還從生產工具、陶器、埋葬習俗、文字符號等方面來闡述了良渚文化和龍山文化之間的聯繫（第213-228頁）。可以說，用「東海岸文化傳統」來概括良渚文化與龍山文化、大汶口文化的密切關係，這是《良渚》的一個理論創新，也發展和豐富了考古學家張光直提出的「龍山化時期」的概念。
在此基礎上，書中還系統論證了良渚文化因素融入中原華夏文明的方式。早期是藉助於「東海岸文化傳統」的傳播，融入中原地區的諸文化以及後來的二里頭文化，從中不難看出中華文明從多元到一統的演變（第232-233頁）。反之，海岱地區的大口尊文化因素傳到環太湖地區並逐漸被禮器化的情形，也同樣證明了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初步形成（第220頁）。至夏商時期，由於商人起源於東方，因而良渚文化因素向商代文明的傳播便主要應在先商時期（第236-245頁）。這些論證多有發覆，揭示了從史前到夏商良渚文化融入中原華夏文明的過程與內涵。
良渚博物院常設展覽 圖片來源：良渚博物院官網
總的來看，《良渚》就良渚文化的傳播路線對中華文明的起源與發展問題而展開論述，從東部地區印證了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也為討論史前時期其他地區的文化融入中原華夏文明提供了一個參照。正如作者在後記中所說：「毫無疑問，中國文明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有著不同的內涵，但能夠延續數千年的根本原因不在於多元，而是一統。」（第251頁）儘管有些問題還可以進一步探討，但作者的求真和創新意識卻應當完全肯定。
《良渚》也存在一些細微的不足。在論述方面，書中多處運用到文化因素分析法，但通常都偏向於定性分析。如果能進一步結合定量分析，統計良渚文化因素在相關文化中的比重，則論證將更為有力。
在章節目方面，第三章第三節第三小目「二里頭文化中具有良渚文化因素的獨特器物」，似可精簡為「良渚文化因素的獨特器物」，而與第二節第三小目形成更好的對應關係。書中還存在一些校編差錯。如第7頁腳註引陳星燦「《中國史前考古學史研究》」，其全稱當為「《中國史前考古學史研究（1895-1949）》」，引用的頁碼亦並非「第150頁」，而是「第195頁」。
再如第12頁腳註「《浙江餘杭大觀山果園及反山周圍文化遺址調查》」，當為「《餘杭大觀山果園及反山周圍良渚文化遺址調查》」；第13頁腳註「《江蘇崑山少卿山遺址的發掘》」，當為「《江蘇崑山市少卿山遺址的發掘》」。又如第142頁第13行的「平邱墩遺址」當為「平丘墩遺址」；第204頁第2行「到了北陰陰營文化時期」，當為「到了北陰陽營文化時期」。然而瑕不掩瑜，《良渚》仍可謂近年來深入系統研究良渚文化的佳作。該書的出版，必將有力推動良渚文化研究的進一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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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 自|文物之聲
排 版|王 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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