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坐落在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它始建於距今1600多年前的十六國時期。據《李克讓修莫高窟佛龕碑》中的記載，公元366年，一位叫樂樽的高僧途徑敦煌。當時正是傍晚時分，樂樽想找個地方歇腳，可沒想到當他抬頭四顧的時候卻忽見此地的三危山上金光燦燦，如現萬佛。於是樂樽便決定在敦煌落腳，並在三危山對面的陡坡上開鑿了第一個佛洞石窟。在樂樽的宣傳和帶動下，這裡很快就成為了遠近聞名的聖地，在長達數百年時間裡，上至王侯將相，下至平民百姓，都紛紛出資在這座陡坡上開鑿新的佛洞石窟。原本冷冷清清的莫高窟就這樣被建設成為了千佛洞。
由於朝代更迭以及疆域變化等原因，莫高窟在元朝以後就逐漸被冷落，直到清朝乾隆年間在這裡重新設立了敦煌縣，莫高窟才再次進入人們的視野中。
到了晚清時期，清政府內外交困，自然無暇顧及文物保護問題，莫高窟再一次受到了冷落。當時有一位叫王圓籙的道士雲遊至此，也不知是出於什麼原因，王道士竟然成為了這一昔日佛教聖地的當家人。
王道士對莫高窟的價值知之不深，但他還是憑一己之力儘可能對莫高窟進行維護。1900年5月26日，王道士在對莫高窟洞窟進行清理維護的時候，意外發現在一處洞窟後面還隱藏著另一個洞窟，這便是後來享譽中外的敦煌莫高窟藏經洞。
藏經洞內藏有從公元4世紀到公元14世紀的各種佛教經卷、歷史文本、絹畫、刺繡、法器等文物5萬多件。如果把莫高窟比喻成是中國歷史文化遺產王冠的話，那麼藏經洞無疑就是王冠上的明珠。王圓籙道士的名字也因這一發現被永遠載入了史冊。
不過對王道士來說，發現藏經洞卻未必是一件好事。餘秋雨在《文化苦旅》的開篇就寫到了王道士和莫高窟，並痛斥王道士是敦煌石窟的罪人。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原來藏經洞被發現後，很快就引起了不少歐美考古學者、漢學家、冒險家的高度關注。他們就像聞到血腥氣味的鯊魚一樣紛紛來到中國，忍受著舟車勞頓趕至敦煌。這些人以極低價格從看護藏經洞的王道士手裡買走了大量價值連城的經卷、絹畫等文物。這些中華民族的無價之寶就這樣流失海外，成為外國博物館中的珍貴展品。
文物流失海外對於每一個中國人來說都是個沉重的話題，王道士作為當時莫高窟的守護者不僅沒有守護好這些文物，還主動參與文物買賣，這就難怪餘秋雨在《文化苦旅》中寫出痛心疾首的文字了。那麼王道士真就像《文化苦旅》中所說的那樣是一個十惡不赦的罪人嗎？其實也未必。
王道士雖然對歷史文物的價值所知不多，但任何一個有腦子的人都會知道藏經洞中的藏品絕不普通。事實上，王道士在發現藏經洞後，第一時間就跑到了敦煌縣城找縣令嚴澤匯報。為了證明藏經洞中物品的特殊性，他還取了兩卷經文給嚴縣令看，可沒想到這位嚴縣令是個蠢貨。如此重要的藏品在他眼中竟然成了發黃的廢紙。
後來敦煌縣令換人，王道士再次跑到縣城找縣令談藏經洞的事。這次新來的縣令汪宗翰倒是個識貨的行家，可他職權有限，只好先將這一重大發現向上面匯報，並要求王道士看好藏經洞。然而晚清時期的朝廷已自顧不暇，哪有空管文物保護工作。再加上當時各級部門相互推諉，誰也不願意承擔分外的工作，因此莫高窟藏經洞的事情很快就又沒了下文。
1907年，一位叫斯坦因的英國學者遠渡重洋來到敦煌。他的目的很明確，那就是要將敦煌文物帶回到英國。此時離王道士發現藏經洞已過去了七年時間。在斯坦因的軟磨硬泡下，王道士終於放棄了原則，同意讓英國人帶走部分藏經洞中的藏品。「潘多拉魔盒」直到這時才被徹底打開……幾年後，敦煌文化在國外大放異彩，清廷這才意識到這批文物的重要性，開始下令將文物運送至京城保護。結果在運輸途中，又有許多文物遭運輸人員和沿途地方官吏的監守自盜。
值得一提的是，王道士售賣文物所得的錢財並沒有用於個人生活享受，而是全部投入到莫高窟的修繕維護中。因此僅僅從這方面來說，斥責王道士是罪人其實也有點過於苛責。事實上，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清廷對這批文物不加重視，下面的官員又忙著中飽私囊。王道士只是一介草民身份，要求他將整個莫高窟保護得盡善盡美，那簡直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王道士發現藏經洞是功，後來導致大量文物流失海外卻並非他一人之過，甚至他連主要過錯人都算不上。所以即便功過相抵，王圓籙道士的名字也不應該被列入到歷史的恥辱柱上。
參考文獻：《文化苦旅》、《斯坦因西域考古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