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交丟手機錢包能不能要求對所有乘客搜身？一道多年難題
公交丟手機、錢包後，出現「搜身」非常普遍
這則「女孩在武漢公交車上丟手機，對20名乘客搜身檢查」的事件發生在12月13日。報導剛一出街，12月14日早上，廣州又發生一起「女生在公交車上丟失手機，全車人搜身」。這類事情到底有多頻繁？在搜尋引擎進行非常粗略的檢索，就可以發現，今年以來幾乎每個月都有類似的事件被報導，往年也一樣出現得非常多，十多年前就有一些非常相似的例子。考慮到這還僅僅是被報導出來的，由於題材相似而沒有被報導的還有很多，許多網友都聲稱親身經歷過類似事件。
這個現象之所以在國內如此普遍，原因很好理解：公交車上人多擁擠，而社會發展不平衡則導致賊多。在公交車上丟失手機、錢包，大概是全國發生的最為頻繁的治安案件之一。而且大多數民眾也明白，一旦在公交車上丟了手機、錢包，如果當場不能抓住小偷，再找回來的機會就相當渺茫——在你發現之前，小偷往往早就下車了，就算小偷沒下車，你也認不得誰是小偷。
所以，發現自己在公交車上丟了手機或錢包後，會要求司機關閉車門、乘客不許下車、然後報警的失主，只是少數。因為很可能這樣做也找不著，但卻不得不面對耽誤其他乘客時間、搜身侵犯其他乘客隱私的指責。之所以「搜身」的情況還如此普遍，只能歸咎於「在公交上被盜」的基數實在太大，而許多失主不能輕易承擔這種損失。
那麼報警之後，警察一般會怎麼做？
而每次出現這樣的事件，不同警察的做法非常不同
翻閱關於類似案件的報導，可以發現，不同警察的做法差別可以相當大。我們大致可以總結7種不同的態度，從對失主要求的響應程度由高到低依次為：a、開進派出所一一搜身；b、在未徵得乘客同意情況下讓失主搜身；c、在徵得乘客同意情況下讓失主搜身；d、警察自己檢查，但近似於敷衍；e、勸說乘客配合失主搜查，但拒絕失主讓自己搜查的要求；f、勸說失主不要現場搜身檢查，乘客主動展示物品也不去看；g、直接跟失主說不能隨意搜查，把失主帶走做筆錄。
就以12月13日發生在武漢和12月14日發生在廣州的這兩起事件來說：武漢女孩要求搜全車乘客的身上和包，民警先是勸說乘客配合，有一半乘客答應，但另外一半乘客堅決拒絕，當女孩堅持要求搜查另外一半乘客時，遭到民警拒絕；而廣州警方到達，了解情況後，「在車門處對乘客逐一搜查，查一個放行一個」，不過據數名網友反映，警察搜查很鬆，「比過地鐵安檢還松，怎麼查得到小偷呢？」，「警察只是要求各個乘客拿出手機看一看，有帶包的打開包看一眼。」
2008年廣州的一起事件，據乘客介紹，「警方讓公交車乾脆直接駛進林和街派出所」。公交車上的乘客按順序下車，一一接受搜身檢查，這次檢查似乎很嚴格，很多人對於搜身一事抱怨頻頻。但折騰得人仰馬翻，最後還是沒能找到丟失的錢包。
另外，還有網友回憶了一個在北京發生的一起公交丟錢包事件，「警察來了，說沒有哪個法律規定丟東西就要耽誤所有的人乘車、也不能隨意搜查，而且也不能肯定就是在車上丟的。把那個自稱丟東西的帶走做筆錄，讓司機立即照常行駛。」
法律人士如何看待這類事件，也五花八門
在不少關於此類事件的報導中，也配發了法律人士的看法，也有相當大的不一致：
東南早報法律顧問林嘵陽律師認為，警察對乘客逐一檢查，這種行為是一種辦案偵查手段，按照法律，警察有權對嫌疑人進行檢查，通過這種搜查排除嫌疑，如果乘客不配合搜查，只會給不法分子造成可乘之機，會導致小偷更加囂張。
瀋陽知名律師馬希圖認為，除非司機和失主已經鎖定嫌疑人了，否則沒有權力阻止其他乘客正常下車。但法律強調任何公民都應當在犯罪行為發生的時候，有報警和協助偵破案件的義務，所以對其他乘客而言，也應當積極配合調查。
江蘇聖典律師事務所嚴國亞律師表示，「民警可以進行搜查，但前提是民警要根據案情的需要，向上級部門申請，取得搜查許可，之後才能進行搜查。」
湖北九通盛律師事務所主任馮佳啟律師認為，公交車上乘客屬於不特定懷疑對象，民警只能勸說乘客配合，不能強制所有乘客接受搜身，乘客拒絕被搜身也沒有問題。
山東誠功律師事務所於律師表示，警方對當事人搜身，必須要掌握初步證據才行。而針對事件，警方並沒有合理合法的證據證明車上乘客有偷竊嫌疑，也沒有任何一個人被指證，所以如果對全體乘客搜身明顯不合適。
總結就是，法律人士否定了失主有權利對其他乘客進行搜身，但對警察是不是可以進行檢查，在程序、線索方面的要求上，以及對乘客是否可以不配合上，有不同看法。
從情理和法理上來看，這個問題的確不容易解決
事實上，「公交丟手機，該不該搜身檢查」這樣的問題，也不為大陸所獨有，港臺地區都有過類似的事件發生，雖然沒有那麼頻繁，但一旦出現，基本也跟內地的情形差不多。當警察過於配合失主進行搜查時，乘客便會怨聲載道抗議濫用警權。
之所以這類事情總是會出現爭議，關鍵還是在於問題難解。
從失主的角度來說，雖然可能也明白丟了手機錢包之後找回來的機率不大，但關閉車門呼叫警察進行搜身總比啥也不做來得強，事實上也有過抓到小偷的案例。相比起耽誤別人的時間和可能的侵犯隱私，畢竟挽回自己的財產損失更重要，因此提出關車門報警然後搜身的要求無可厚非——不少讀者在跟帖中提到，換位思考，將心比心，自己遇到類似情況可能也會這麼做。
對於公交司機而言，大多數會選擇配合失主。這是因為，按一個律師的說法，「乘客投幣登上公交車，即與公交公司成立了一個事實上的運輸合同。公交公司有義務保障上車乘客的人身財產安全，並有義務將乘客順利送達乘客選定的公交站點。」乘客財物被盜，公交公司對此是負有責任的，雖然公交車對其他乘客準點到達也負有義務，但為了抓小偷而關閉車門、臨時停車、或者開去派出所，屬於一種緊急避險。如果抓到了小偷，那麼其他乘客損失可以找小偷索賠，如果抓不到，那也沒辦法，但不能指責公交司機做的不對。
對於其他乘客而言，雖然很多人能夠理解失主的心情，但耽誤了時間也許會造成很大損失，又或者是被迫承擔完全沒必要的搜身，同樣也可能是難以忍受的。尤其當一個車上有很多乘客時，由於耽誤時間引起的社會福利損失總和，也許大大超過了失主的財務損失。在這種情況下，其他乘客需不需要被搜身才能離開，確實有很大爭議。
對於警察而言，這類事情之所以難辦，也有他的苦衷。因為這種情況一般失主不太容易提供小偷的線索，警察很難判斷小偷還在不在車上，這就很不好做決定，決定搜查吧，要面臨程序、線索要求上的風險，不搜吧，可能白白放過小偷，對不住失主的期待。在社會治安問題上和公民個人權益（隱私、時間）方面如何進行衡量，也很不容易。
這就無怪乎十多年來幾乎年年都發生很多類似的現象，卻往往不能得到妥善解決。
既然是普遍而重要的治安狀況，警方應出臺可靠的指引
然而，問題難解並不是可以不解決的理由。既然在公交車上丟手機、錢包是如此普遍而又頗為重要的治安狀況，而治安問題依賴於社會環境不是那麼好轉變，那公安部門就應該儘量在技術環節上想辦法解決這個問題。比如做到，在面臨類似情況時，警方有統一的程序指引，不至於面臨同一情況冒出7種不同的態度，這只會讓民眾在這個問題上愈加無所適從。當然，具體到每一個公交盜竊事件上，情況會有所不同，警方需要靈活應對，但一個相對統一的操作指引應該是能夠做出來並告知民眾，以便民眾進行配合的。
要出臺這樣的程序指引，就需要大量的調研，比如掌握公交扒手的數量，行動規律，搜身效果等等，進行定量評估綜合考慮後，警方採取的方針將有很大可能比現狀效果來得好。事實上，仿效香港警方，出臺《警察通例》、《警務程序手冊》這樣明晰而規範的操作指引，一直是各地公安機關一直積極探索的課題，但民眾對此感知有限。這說明這個問題要進一步重視，甚至應提升層級，最好讓全國警察有統一的案件操作指引。
這種指引的出臺，也必然不能是閉門造車出來，應充分考慮民眾意見。像「公交丟手機能不能搜身」這種涉及許多人利益的問題，就更不應該草率考慮。某地警方曾在媒體上為民眾應對公交盜竊「支招」，有一條是這樣的：「應該偷偷跑到司機旁邊，讓他停車或開到派出所，並悄悄報警，這樣小偷就無處可逃了。」這樣做，小偷也許是抓到了，但其他乘客也蒙在鼓裡，是不是侵犯了其他乘客的知情權呢？如果因此耽誤了重要的事情，責任又誰來承擔呢？這些問題，警方都應該與民眾充分溝通，再做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