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個是親爹

第十二個是親爹    我一直在為寫《最後一批人》這本書而搜集素材，我已經親手記錄了無數戰爭的親歷者的證言。我先後採訪了二十幾位侵華日軍老鬼子，他們之中謝罪和反省的居多數。我還採訪過幾十位老八路、老將軍、國民黨老兵和回國參加抗戰的華僑。另外，當年的遊擊隊隊員，被侵華日軍飛機炸傷的老人，被侵華日軍強擄為性奴隸的老年婦女，和侵華日軍實施細菌戰的受害者也是我的採訪對象。侵華日軍當年在中國犯下的罪惡真是罄竹難書，幾乎每一位老人的口述中都有侵華日軍的暴行和抗戰英勇的部分，老人哽咽之時，更讓我熱血沸騰、怒髮衝冠。

    我今天要講的故事是我今天剛剛採訪到的人物悲歡離合的命運，我給她起個名兒，暫且叫《第十二個是親爹》吧。

    

    我剛剛採訪的人物叫關德印，今年68歲。他1934年6月24日出生，老家在北京大興縣南各莊東亞地村。被侵華日軍抓去當勞工那年他才七歲，他父親叫關玉春那年30歲。

    說起侵華日軍在中國犯下的罪惡真是令人髮指，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的目的首先就是要掠奪他國的經濟資源，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在中國的土地上燒殺搶掠無惡不作，把中國人綁架、誘騙到日本國去當勞工、服苦役、當奴隸也是罪證之一。

    二戰期間，日本政府為了彌補國內勞動力的不足，曾從中國擄掠了近4萬名中國勞工至日本。早在1937年「七、七」事變日本帝國主義全面侵華時，日本即已出現國內勞動力不足問題。儘管日本政府於1938年頒布《國家總動員法》，在日本國內進行了所謂「連根拔」的勞務動員，並從朝鮮徵用了大批勞工，但仍不能滿足戰時的勞動力需求。於是，日本政府與企業，便從中國擄掠勞工工作為勞動力來源的根本解決辦法。根據1964年日本國《擄掠中國人做勞工的相關報告書》中披露，在被侵華日軍擄掠去日本的近四萬中國勞工中，年齡最小的11歲，最大的78歲，他們中有中國政府軍戰俘，八路軍戰俘，農民和城市居民及手工業者，他們之中有近四分之一的人因為飢餓、疾病、被毆打、工傷、寒冷等原因慘死在日本國的土地上。

    為數不少的中國抗日戰爭問題研究專家認為，當年被擄掠到日本國服苦役的中國勞工人數遠不止這些數字。以關德印為例，他就是在1942年10月，日本政府擄掠中國勞工的計劃開始具體落實之前的1941年被抓到日本國的。抓捕中國勞工被侵華日軍稱之為「獵兔計劃」，他們不但承擔了擄掠中國勞工至日本的首要任務，而且，還根據他們對中國人的了解，為日本政府與企業應如何使用中國勞工出謀劃策。

    

    還是讓我們聽聽關德印本人是怎麼說的吧。

    「當時，我們家只有我們娘仨，我哥到北京打工，我姐出嫁了。那年大旱，又是蟲災，我母親就去給人家看小孩，我父親帶我去天津。天津有個人市，人市聚集了瓦工、木工等有手藝的人，我父親是木工，也希望在天津的人市上找個工作。我那年七歲，就扯著父親的衣角一同去了。誰曾想日本鬼子端著大槍把人市給包圍了，他們開始在人市上抓人。我父親是木工，給抓了，當時共抓了四、五百人。日本鬼子拿著大槍清點完人數，對個漢奸說：「這怎麼還有個孩子，不成！」我父親就央求他：「這孩子太小，他自己怎麼能回到北京去呢？」漢奸急忙哈腰請示那大槍的日本鬼子兵，鬼子點頭後，他小跑回來對我說：

    「那你就跟著吧。」

    「在侵華日軍的槍刺下，中國人被押上四輛悶罐車。『咣鐺』一下關了門，上了鎖，這四百多人就在悶罐車上吃喝拉撒睡。火車從天津往東北開，後來到了叫「本溪湖」的地方。幾天以後又坐卡車到了海邊，大伙兒被荷槍實彈的日本兵押上輪船，聽見了海浪拍甲板的聲音，大家一看，驚呼，這不是大海嗎？要把咱大伙兒押到什麼地方去呢？

    到了日本後，中國勞工被安排在五個大帳子裡，大帳子裡兩邊睡人，中間走人，大帳子周圍全是荒山野地，周圍是鐵絲網。成年人都去平整山野，然後蓋成排的小木房，我在廚房打雜。開始還有吃的，隨著日本國侵略他國戰線的拉長，日本國內的經濟狀況也越來越壞，中國勞工的夥食也隨著越來越糟糕。這麼多勞工每天做體力勞動，卻只有十幾斤米下鍋煮粥。

    每天兩餐飯，一到開飯時間，幾百人象瘋了一樣往回跑，搶那麼一點吃的東西。

    人沒吃的東西就開始生病，每天都有餓死、病死、被日本工頭打死的人。中國勞工駐地的邊上有個山崖，日本兵就把病人、死人順那裡扔下去。那裡的狗吃死人都吃紅了眼。

    我父親在幹活時不慎用十字稿傷了腳，感染了，腿也開始腫。他認為自己不成了，於是，我爸就領著我認乾爹，目的是讓乾爹把我帶回中國去。認一個，死一個，一共認了11個乾爹。我記得第十個乾爹死的最慘，他連餓帶累病倒了，發高燒。當時，這個乾爹腳下的蓆子不知怎麼著了火，燒的他腳直冒油，可是他除了痛苦之外卻沒有力氣把腳挪開，還是我急忙上前撲滅了火。晚上，他就被扔到山澗裡去了。

    父親也病的不成了，就讓我又一次認了乾爹。他是天津人，叫張振光。

    最後的歲月，父親餓的全身浮腫，肚子大的象個鼓。是我每天到山坡上去抓蟲子和拾日本人扔的垃圾給父親充飢，父親病的不成了，那天晚上，父親掙扎著碰了我一下就沒氣了。現在回想起來，這是父親留給我最後的愛和牽掛。我叫來乾爹，乾爹用火柴一照，就全明白了。在那漆黑的夜晚，乾爹摸著我的頭，嘆著氣，領我到他身邊挨到了天明。

    ——第十二個死去的是親爹。

    前十一個相續死去的都是我爹擔心自己死去無人把我拉扯回中國，而讓我磕頭拜認的乾爹呀。誰的一生中能有這麼多的爹呢，我的人生中就遇見了，在那個悲慘的日子裡。

    天剛剛亮，我就四處磕頭，乾爹和各位大叔們盡力給我父親做了個簡單的棺材，就在山坡上草草下葬了。

    1943年，我們四百多中國勞工餓死、病死、被日本工頭毆打致死二百多人。日本人看我們都是骨瘦如柴、無油可榨，就讓我們回國。回國的當天，在碼頭上日本兵荷槍實彈、如臨大敵。其實，我們這些牛馬不如的亡國奴又有誰能在行動上表現出無比的憤慨呢？我們只能把仇恨埋藏的心底裡。

    經過幾天的航行，在海天一線裡看見陰鬱蒼茫的祖國大地時，所以的中國勞工都湧到甲板上，要麼跪著，要麼站著，大家都失聲痛哭。大家都互相攙扶著說：「可回來了，沒餓死的外面。這是咱中國的土地呀。」

    

    船到天津塘沽港，乾爹張振光說：「兒呀，我到家了，你怎麼辦呢？」

    我給乾爹磕了個頭說：「北京大興南各莊在什麼地方，您給我指指，我要走回去。」

    乾爹摸了摸我的頭，說：「好孩子，你都九歲了，是大人了。你就沿這這條鐵道一直走吧，你一定能找到你的媽媽。」

    我都走出好遠了，回頭看，乾爹還向我招手呢，我就大聲嚷：「爹——，你回吧——。」

    我沿著鐵道，光著腳，一路要飯、一路問，終於找到了我的母親。

    正在給別人看孩子的母親看見我後，一下抱住了我，問：「兒呀，你父親怎麼沒回來？」

    當她知道我們父子倆被日本兵抓去當了兩年勞工，父親慘死在日本國後，她抱著我就痛哭，誰勸都勸不住。

    母親辭別了看孩子的工作，說咱又添口人，人家也不能白讓咱吃飯，咱還是回老家種地吧。於是，她拉著我一邊要飯一邊往家走。

    窮人就怕春天，春天沒有吃的東西，我和母親就搓草子吃。萬一要到有什麼好吃的，她都捨不得吃，讓我吃。我要到一點乾糧也捨不得吃，讓給她吃。一路上，遇見一位好心的醫生，他說：「孩子，看你這麼大的肚子，我給你治治病吧。」他把姜搗爛之後讓我吃，連吃了兩個星期，這兩個星期我天天往外拉『把兒面』一樣蠕動的蛔蟲，我的肚子慢慢小下去了。我感謝醫生的同時，知道這是在日本當勞工時，在瀕臨餓死的邊緣什麼都吃的結果。

    

    「解放了，我在解放軍總後勤部的勝利醬菜廠做豆豉，支援在朝鮮前線保家衛國的志願軍。從那時起，我年年是先進工作者。多累的活，我都咬牙堅持住。咱國家強盛了，咱中國人才能挺直腰板做人，你說對不？」他問我。

    關德印母親的照片高掛著，充滿了慈祥，據說活到八十多歲。

    「我和老伴兒都退休了，每月加起來1200元。老大、大丫、二丫都下崗。可是，我感覺生活挺好。什麼水兒合什麼面兒唄。」他攤開大手，哈哈笑了起來。

    我知道關德印老人的樂觀完全源於他的苦難。在任何情況下，他都會熱愛著我們的祖國，希望我們的國家強盛。

    但是，他也有他的苦惱，他語重心長地對我訴說：「我們六必居醬菜廠和日本人合資了，每月去廠裡領退休金時看見日方老闆就不是滋味，想起中國勞工在日本的悲慘遭遇，想起中國被外國列強佔領的日日夜夜。百感交集，我就渾身哆嗦。」

    我對關德印老人說：「如果您去哪個大學給學生們講一講好不好？」

    他爽快地說：「好哇！」

    我說：「有好幾個侵華日軍老鬼子一再給我寫信，想來中國謝罪，其中一個叫本多立太郎87歲的老兵給我寫了三十多封信，要來謝罪，他在日本國演講680場，聽眾累計九萬人，如果他來謝罪，你們同臺演講好嗎？」

    關德印老人把大手伸過來，用力握住我的手說：「好哇！我等你電話了！」（方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