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既往研究多將「新文化運動」當成內涵和外延皆清晰而固定的名詞，其實該詞流傳之初，既是一種革新運動的主張，又是描述現狀的概念，含義言人人殊。其早期含義既不同於五四前偏學理的思想文藝探討，也區別於稍後實際的社會運動與政治革命，在五四後被時人用於指涉不同的社會改造方案，逐漸流行。面對當時多元互歧的思想界，不少人希望形成共同的方針，統合日趨分裂的革新勢力。此種努力失敗之後，各方多以自己的精神重新定義和敘述「新文化運動」，相關論述受到諸多思潮影響，含混複雜、倏忽不定，該詞的含義亦幾經流變。在此過程中，以胡適為代表的中西新舊框架與以中國共產黨為代表的階級分析框架逐漸形成並產生廣泛影響，成為後來關於新文化運動最主要的兩種敘述。
關鍵詞：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社會運動/歷史敘述
標題注釋：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研究系』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形成及演進」(14YJC770047)的階段性成果之一。
傅斯年曾提出，研究思想史應避免以「後一時期，或別個民族的名詞及方式來解它」，否則「不是割離，便是添加」。①但實際上，即使是當時當地所使用的名詞，其含義也會隨時空而變遷。傅斯年後來又提出「以語言學的觀點解決思想史中之問題」，對關鍵字詞「探流變」，「以演化論之觀點梳理」。②若將傅前後兩說綜合考慮，似可提示我們，如不分辨詞義之流變，即使使用當時已有之名詞來談當時之思想，仍有可能「割離」或「添加」。
「新文化運動」③一詞便是如此。除少數研究者之外，多視其為眾所周知、不言而喻，即使注意到有理解分歧，仍多以「求其是」的視角探討，鮮少考索流變。④實際上，自其流行之初，時人對「新文化運動」是什麼和應是什麼言人人殊。在隨後，其含義更是與各時期的現實與敘述密切互動，討論「新文化運動」常常「一方面是為了研究，另一方面是為了現實」。⑤而現實的情狀又在有意無意中改寫著這一概念，使其像光一樣，「依其透過之空氣之不同，而異其色彩」。⑥正因此，以「演化論之觀點」探尋該詞含義的流變，將「用於建構歷史對象的範疇」本身當成「歷史分析的對象」⑦，或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對五四新文化運動進一步的「割離」或「添加」。
本文力圖回到「新文化運動」主流論述形成之前，討論五四後數年間各方對「新文化運動」的不同表述及爭論，展示時人心中的「新文化運動」如何從「混流並進」逐漸脈絡清晰，進而形成兩種主要敘述，試圖揭示後世相關敘述中那「建構」的一面及其「建構」過程，藉以加深對含混複雜、倏忽不定的新文化運動的認識。
一、走向「運動」的「文化」：「文化運動」的出現
現在一般人多認為新文化運動始於1915年陳獨秀創辦《青年雜誌》或1917年胡適提出「文學改良」⑧，但周策縱注意到「新文化運動」這一概念在五四學生運動之後半年內才開始流行。⑨事實上，在1920年時，郭紹虞曾直接將五四學生運動看成新文化運動的起點。⑩周作人也曾說，五四事件的發生「引動了全國的視聽，及至事件著落之後，引起了的熱情轉變成為新文化運動」；並以五四為界，之前的一段是「文學革命」，後頭的一段才是「新文化運動」。(11)這些不同的觀點背後，正是各方對「新文化運動」概念的不同認知，提示此概念意涵的豐富與多歧。
有一點大致可以確定，即「新文化運動」一詞的流行，確與五四「引起了的熱情」有關。如同晚清民初很多新名詞一樣，「文化運動」一詞傳自日本的可能性較大。(12)中國國內最初使用「文化運動」者，似有意與偏重街頭行動的「學生運動」相對。五四運動發生一個月後，羅家倫、傅斯年與主張持續罷課的其他學生領袖不和，遂申明自己將棄「學生運動」而從事「文化運動」，表示「自此而後，當閉戶讀書，努力為文化運動之一前驅小卒」，將「盡力文化運動，不知有他」。(13)
不過，「文化運動」也是一種「運動」，正體現五四後好「動」的時代氛圍。正如羅家倫所總結的，「『五四』、『六三』的結果，只是把全國的人弄『動』了」。(14)五四以後「形勢大變，只聽得這處也談新思潮，那處也談新思潮；這處也看見新出版品，那處也看見新出版品」，有了「蓬蓬勃勃的氣象」。新出版品從五四前的寥寥數種，「驟然增至四百餘種之多」。(15)劉延陵便說，當時「中國忽然來了『文化運動』的一個名詞，我們也不曉得是那[哪]一個人開始造的，但這本是群眾心理的一種現象，不足深怪」。(16)所謂「群眾心理」，即指當時「動」的氛圍，也就是周作人所說的五四「引起了的熱情」。鄭伯奇更指出，當時各地的「文化運動」是與「愛國運動」「一時迸發」的。(17)例如，有報導觀察到，長沙正是受了五四運動的鼓動，「一般人士向『新潮』方面走的」方才漸漸增多，意識到「社會改造」「思想革新」「婦女解放」「民族自決」種種問題，萬不容緩。(18)正是在這樣的氛圍中，「文化運動」一詞開始被使用和流行。
並且，時人常寄希望於此種「動」的傾向之中。張東蓀呼籲學生「直接行動」，他認為當時的學生運動是群眾運動的一種，「是個人直接的運動，是個人良心上發現的決心，是最新革新運動的型式」，「五四、六五兩運動，是亙古以來破天荒的新運動」，只不過當時的「新思想」仍不夠普及，要實現「新思想」與「新運動」的結合，仍需要以「文化運動」「去培植新思想的基礎」。(19)羅家倫同樣認為「中國的存亡正系在這一『動』」，他之所以要「積極做我們的文化運動」，正是為了維持這一「動」，使之成為「永久的活動」。(20)李大釗更明確地強調「文化運動」是「少年運動」的第一步，其目的是要創造理想的「少年中國」。(21)
在張、羅、李三人或許隨意的表達中，「文化運動」這一概念正是五四之前的「思想」(文化)與五四之後的「運動」之結合——將街頭的「學生運動」調整到了「文化」領域，又為「文化」增加了「運動」的形式。顧頡剛便認為，五四的意義就在於將反抗強權的運動與文化建設聯繫了起來，方才「激起了『創造新文化』的呼聲」。(22)「文化運動」這一詞語順應了「群眾心理」，同時也塑造了五四之後的新風氣。毛澤東「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幹，誰幹?」的宣言(23)，《少年中國》月刊「本科學的精神，為文化運動，以創造『少年中國』」的宗旨(24)，均是典型的「說」與「幹」、「文化」(「科學」)與「運動」的結合。
二、「新文化運動」一詞的流行
與此同時，歐戰後很多中國人幾乎形成一種共識——世界將進入一個全新的時代，故「新文明」「新世界」「新中國」「新社會」「新人」逐漸成為人們的口頭禪。「新文化」正是其中最重要的名詞之一，且幾乎可以涵蓋上述其他所有名詞。創造「新文化」，也變成了迫切需要。五四學生運動之後，蔡元培就希望全國學生要擔起「樹吾國新文化之基礎」的責任。(25)有人甚至認為「要救濟今日社會無限的危險，增進將來社會無限的可能，我們不得不創造新文化，不能不創造新文化」。(26)
或正是看到了「文化運動」與「創造新文化」之間的內在關係，有人開始使用「新文化運動」一詞。五四後曾考察北京、上海等地的蔣夢麟指出「新文化運動的目的」便是要「釀成新文化」，只有如此才可以救治「中國社會的病」，故他視其為「五四學潮以後的中心問題」。(27)稍後更有人總結「創造新文化，傳播新文化，就是新文化運動」。(28)與「文化運動」一詞相似，這些人在使用該詞時仍然強調其溝通思想與實際行動的一面，如蔣夢麟心中的「新文化運動」，就是要形成一股「怒潮」，「把中國腐敗社會洗得乾乾淨淨，成一個光明的世界」。(29)
1919年10月底，江蘇省教育會決定將「新文化運動之種種問題及推行方法」確定為本年高等、中等學校學生「演說競進會」的演說題，隨後在報紙上廣登通函，詳細解釋該詞含義，試圖藉此活動「喚醒國民，改良社會，發展個人，增進學術」。(30)這一舉措促進了「新文化運動」一詞的流行。(31)演說競進會分別於12月6日及22日在南京舉行。(32)在其影響下，江浙學生紛紛參與討論，將講稿投諸報端。(33)有人讀到江蘇省教育會對「新文化運動」的解釋後認為「確是二十世紀中國人民所需要者」(34)，《時報》所附《教育周刊》也號召大家「急應研究研究」。(35)自此，「新文化運動的聲浪，就一天高似一天」。(36)到1919年底，談論、使用「新文化運動」已成為一種時髦。(37)需要說明的是，即使「新文化運動」一詞流行之後，在早期，時人仍常將「文化運動」與「新文化運動」混用，有人便曾明確指出，「文化運動」也稱「新文化運動」，「是沒有多少分別的」。(38)
「新文化運動」一詞的流行和五四後注重「行動」甚至「運動」的時代氛圍有關，而當其流行之後，又進一步促使社會「運動」了起來。當時各地均在為從事「新文化運動」而積極行動：漢口學生爭相「願做新文化運動的『馬前卒』」，溫州的永嘉新學會「對於新文化運動及改造社會等事業，日日進行，成效可觀」，而原本「黑沉沉、冰冷冷的蕪湖，居然也有什麼新文化運動」，且「『蓬蓬勃勃如釜上蒸』般的熱烈進步」。(39)真可謂「今天在這兒唱『新文化運動』，明天在那兒唱『新文化運動』」(40)，「幾乎個個人都是新文化運動家」。(41)
值得注意的是，魯迅已指出「新文化運動」這一名目本非《新青年》同人提出，而是《新青年》的反對者製造出來的。他說，五四運動後，革新運動表面上有些成就，於是主張革新的人也漸多，這裡面「有許多還就是先譏笑、嘲罵《新青年》的人們，但他們卻是另起了一個冠冕堂皇的名目：新文化運動」，「後來又將這名目反套在《新青年》身上，而又加以嘲罵譏笑」。他又說：「記得初提倡白話的時候，是得到各方面劇烈的攻擊的。後來白話漸漸通行了，勢不可遏，有些人便一轉而引為自己之功，美其名曰『新文化運動』。」(42)魯迅這裡所說的反對者包括張東蓀及「研究系」同人，他之所以如此說，當與張氏在此前與《新青年》同人有過不愉快的文字交鋒，隨後又反覆倡導「文化運動」甚至祭起「新文化運動」旗子有關。(43)
相比其他報章雜誌，被視為新文化運動「金字招牌」的《新青年》反而較晚使用該詞。1919年12月，《新青年》雜誌從《時事新報》《國民公報》《晨報》中摘出數篇「長沙特約通訊」，合併為《長沙社會面面觀》一文，並將其中一封名為《湖南之文化運動觀》的通訊改題為「新文化運動」，成為文中一節。正如王奇生指出的，陳獨秀在這一期的「隨感錄」中開始頻繁使用這一名詞。(44)與魯迅不同，至少陳獨秀到1919年年末已大致接受「新文化運動」這一名稱。
總體而言，「新文化運動」一詞因迎合了五四後好「動」的「群眾心理」而迅速流行。關於其流行過程，梁漱溟說得最為清楚，他在1919年6、7月間寫作《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導言，用到「文化運動」一詞時，尚「自疑杜撰」，可見那時還幾乎無人使用，但「今才六個月功夫，竟成腐語濫套」。他從這一過程中，看到了「社會的猛晉」。(45)五四學生運動之後的數月間，思想界「相率竟為新文化運動」，該詞迅速傳播開來，進入大眾視野，成為社會「最時髦的名詞」。(46)並且，有人注意到該詞本是代「新思想」而興(47)，這一取代絕非偶然，用「新思想」來涵蓋之前「咬文嚼句的書生運動」(48)或許尚可，但五四後的思想界有了極大轉變，走向實際運動(49)，要求改造社會、革新政治，故內涵外延更為廣泛、模糊，似可兼顧思想與社會又帶有實行意味的「新文化運動」一詞才被廣泛使用。
然而，與「辛亥革命」或「五卅運動」這類偏重歷史事件描述的名詞不同，「新文化運動」在其流行之初，除描述現象之外，更多是一種革新主張，而主張常常是多元且變動的。故對於何為「新文化運動」，當初較早使用或闡述該詞的人，不論是思想界領袖還是普通人，並未給出一致的界定。他們心目中的主張本就各不相同，「新文化運動」內涵亦因著意點而有所差異。但隨著該詞迅速勃興，這一概念便掠奪式地涵蓋了從思想文藝到社會政治之間的廣闊地帶。
三、混沌多歧的新文化方案
胡適後來說，「新文化運動」本是「純粹文學的、文化的、思想的一個文藝復興運動」。(50)周作人也認為「新文化運動」是「文學革命加上思想革命」。(51)多數五四新文化人在對於「新文化運動」應當包括文學革命和思想革命這一點並無異議，然而文學革命和思想革命是否是其全部?如果回到歷史語境，會發現在時人的言說中，這一概念遠非如此簡單明確。文化本來便是個「涵有極複雜意義」的名詞，雖然「被人嚼得爛熟」，但究竟什麼叫作文化，卻「人人有他自己的文化觀」。(52)實際上，即使是胡適等人在倡導文學革命之時，他們主張的「革命」實具有開放性，並不僅限於文學和思想的範圍。(53)
其實早有人批評胡適等試圖將「新文化運動」限制於文學和思想的做法，認為「這兩點還不足以盡『文化運動』底內容，甚至還沒有把握著『文化運動』底意義」(54)，正如郭沫若後來所指出，把這一運動限定於「文藝」，「是把五四的意義縮小了」，因為它還有「文化革命或社會革命」的精神。(55)「新文化運動」在文藝之外尚有趨向「實行」的一面，而其「實行」的目標並不限於「文藝」，也包括各項社會甚至政治問題。
傅斯年當時就指出，五四運動過後，是「社會改造運動的時代」。(56)產生並流行於這一時期的「新文化運動」一詞，便蘊含了實行「社會改造」的顯著特色。這也是部分「新文化運動」者所著意推動的。戴季陶即明言，「新文化運動」「就是以科學的發達為基礎的『世界的國家及社會的改造運動』」，並且「非有大破壞，不能有大建設」。(57)戴氏所看重的正是國家與社會的實際改造，這也是不少時人心中「新文化運動」最為重要的內容。易君左觀察到，「社會改造之聲浪，在今日新思潮中，已佔全體十之七八；凡所謂婦女解放，勞動神聖等，又靡不以此為歸宿」。(58)
相比於直接的社會改造，張東蓀、蔣夢麟注重面向下層社會的教育。經歷了五四學生運動後，張東蓀強調「文化運動」是「培植新思想」的良方，實是「廣義的教育」，是「啟發下級社會的知識和道德」。(59)蔣夢麟同樣把它視為「提高社會程度的方法」，是「對於受不到普通教育的平民，給他們一種教育」。(60)梁漱溟則認為「因為中國國民受東方化的病太深，簡直不會營現代的生活」，所以「你要教他會營現代的生活，非切實有一番文化運動闢造文化不可」。(61)他們的主張雖兼具思想運動與社會運動，且背後仍隱藏了社會改造的目的，但畢竟在「文化運動」階段仍偏於宣傳、教育。
李大釗心目中的「文化運動」則明確兼具「精神改造的運動」和「物質改造的運動」兩方面，前者是「本著人道主義的精神，宣傳『互助』、『博愛』的道理」，後者則包括創造勞工組織、改造經濟制度，兩種運動如「車的兩輪，鳥的雙翼」，共同構成「文化運動」。(62)如果說「精神改造」尚限於宣傳，仍處「坐而言」與「起而行」之間，那麼「物質改造」中「創造勞工組織、改造經濟制度」已是名副其實的實行。這也正如後來張君勱所說，「新文化者，不僅新知識已焉」，不僅創造、傳播新知識，還「應將此新知識實現於生活中」，方「成為新文化」。換言之，除學術上「當有一種大改革」之外，「社會上、政治上之制度」也要有一種大改革，即要在「種種方面，造成一新時代」。張君勱所主張的「新文化運動」無疑也是一種包括學術、社會、政治的全方位大改造。(63)
然而，對於大多數人而言，他們在使用「新文化運動」時本較隨意或直接借用他人的說法，常常受上述諸多主張的共同影響而又不局限於上述主張。江蘇省教育會主辦「演說競進會」時，即強調「新文化運動」「是一種社會運動，國民運動，學術思想運動」。(64)其含義已經涵蓋學術、思想、社會等更廣闊的範圍。當時參加演說會的學生認為「新文化運動」需要包括「研究」和「傳播」兩部分，而「傳播」的方式除語言文字之外，必須同時將研究的結果「實行出來」。(65)這一學生對「新文化運動」的理解同樣包含研究、教育、實行的多層次。瞿秋白看到，當時的「思想革命」經過五四之後有了充分發展，「學生運動、婦女運動、社會主義運動，以及『戀愛自由』、『勞工神聖』的口號」，都開始普遍於社會。(66)常乃惪也注意到，五四運動之後，全國既有「罷課、罷教、罷工、罷市種種風潮」，又有各種白話小刊物「風起雲湧」，「政治運動、社會運動、家族運動種種潮流日盛一日」。(67)
瞿、常兩人均將這種不同領域、不同層面的風潮、刊物、運動統稱為「新文化運動」。或許正如林同濟所說，這運動本是「豐富、複雜，以至矛盾的」。(68)既有人觀察到新文化運動「漸漸兒變成紙上的文章運動」(69)，也有人覺得運動「太偏於社會方面」，而「把政治忽略了」(70)，又有人認為五四使「學生漸知幹預政治，漸漸發生政治的興趣了」，運動「變了質」，「走上政治一條路」。(71)確實是「橫看成嶺側成峰」，不同的人看到了「遠近高低各不同」的面相。論者基於自身的主張觀察和評判當時的運動，主張「文藝」「思想」的批評其太「社會」「政治」，強調實行社會改造的則批評其太「紙上」。
並且，即使同一人，也往往在廣義、狹義不同的層次上使用該詞。例如胡適有時說新文化運動在五四學生運動的「政治幹擾」下「夭折」了，有時卻又認為這一運動也包含了五四後從聯俄容共到北伐的國民革命。(72)梁漱溟指出，新文化運動「始於文學、哲學，而歸於社會問題、政治、經濟」。(73)至少在梁心中，文學、哲學、社會、政治、經濟等都是新文化運動的內容，不過前後側重不同，接近於胡適所說廣義的文藝復興。身份較為超脫的日本觀察者箭內亙當時看到，中國的「文化運動」既包含婦女解放、家庭革命、反對孔教，也包括主張白話詩文的文學革命、社會主義的宣傳、過激思想的輸入，比政治界更為「混沌」。(74)
正如前文所述，含義的「混沌」使得「新文化運動」的起點在不同言說中常常不同。因早期使用「新文化運動」者多強調其實行一面，所以多將運動的起點定為「直接行動」的五四運動之後。但隨著含義的擴展，其起點也開始提前到歐戰結束時、胡適提出「文學改良」時，甚至《新青年》創刊時。其側重點也從社會改造變為新舊思想的討論和文學革命。這一過程中，《新青年》在新文化運動中的地位更為凸顯。(75)並且，最早使用這一名詞的傅斯年、張東蓀、蔣夢麟、李大釗等人都未強調它反傳統的一面，稍後就有人提到「反對孔教」是其內容之一，但隨著「新文化運動」的含義演變，反傳統成為其最核心的內涵。
自1919年下半年「新文化運動」一詞流行之後，使用者的詮釋從未間斷，該詞的內涵與外延始終處於不斷變換與擴展之中。(76)在不同的人、不同時期、不同方案中，新文化運動的內涵外延本不相同，且多「混沌」：文學改良、思想革命、社會改造，甚至政治運動等等，均可歸屬於「新文化運動」的範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種運動混流並進」(77)，同時又言人人殊。這也致使當時任何革新主張似乎都可以冠以「新文化運動」之名。同時，指導運動的思想又是「紛歧」的。
新文化運動者多以創造新文化為目的，然而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原本在中國起作用的傳統之道與新近起作用的西方之道，都不再被認可，這更加劇了傳統秩序全面崩潰後的「真空狀態」，真正「各道其道」的時期來臨。在歐戰以前，「新」「舊」的意義本極單純，即「以主張仿效西洋文明者為新，而以主張固守中國習慣者為舊」，但歐戰之後不少人認為西洋「現代文明」不適於新時勢，「新」「舊」一變而為「以主張創造未來文明者為新，而以主張維持現代文明者為舊」。(78)所以在五四時期，主張「仿效西洋文明」者固然自認為從事新文化運動，主張「創造未來文明」的也同樣自認在從事這一事業，甚至認為自己才是真正的新文化運動，章錫琛便指出當時「所謂新文化」，不能不以「時代精神(Zeitigeist)」為背景，即「新文化」是對「十九世紀文明之反抗」，「補其偏而救其弊」，認為「新文化」不僅與「西洋文明」不同，且立於相反對的地位。(79)但不像「西洋文明」有相對現成的實體(也有虛懸成分)，他們對於何為「未來文明」並無共識，仍有待於探求，以後的世界「將變到怎麼樣」「實在預想不到」(80)，這更造成了當時中國思想界的「混沌時期」。(81)然而混沌中的各派常常均自認是在創造「未來文明」，自稱從事「新文化運動」，只不過對新文化的設想與運動的方案卻各自不同。
讓事情更為複雜的是，有時人認為「新文化」與「西洋文明」相反對的同時，也多接受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洋文明」相反對，所以有人開始判斷「新文化」會朝著中國文化的方向發展，至少兩者相融合。因此，當時主張東方文化的人，也常自認為在「創造未來文明」，從事新文化運動。梁啓超即主張「尊重愛護本國文化」，「把自己的文化綜合起來，還拿別人的補助他」，「化合」成「一個新文化系統」。(82)梁漱溟則認為「人類文化要有一根本變革」，「世界未來之文化」將由「第一路向改變為第二路向，亦即由西洋態度改變為中國態度」。後來他更直接說「要緊的還是在積極地創造新文化」，但是「要從舊文化裡轉變出一個新文化來」。(83)陳獨秀也注意到在當時「新文化運動聲中」，有一種聲音是「西洋人現在也傾向東方文化了」。(84)所以，在當時，無論主張以何種方式改造中國——面向西洋、未來或中國傳統，他們的共同點是都不滿意現狀，主張改造中國，創造新文化，故一般都自認為從事新文化運動。
後來黃日葵曾這樣描繪，五四時期既有「外來思想的輸入」，又有「故有思想的伸張」，「恰似燒煙火一般，火線交叉錯綜地亂射，有目迷五色，光怪陸離之慨」，各種問題、主義、派別「應有盡有，至為紛歧」。(85)這多元互歧、眾聲喧譁的紛繁狀態，恰恰是新文化運動較真實的圖景。有人注意到，五四之後「談改造的事業」熱鬧極了，「平日所謂新文化運動潮流中的期刊雜誌，大日報，小日報，甚至叢書專著，論其數目，何止數千?」(86)這種種雜誌既有「高談主義的」，也有「研究問題的」，還有「講哲學、文學的」(87)，但因各有不同的背景和經驗，所以「政治方面的見解固然不同，即文化方面的見解也各異」。(88)並且，「關於思想文化的主張恐怕比關於政治社會問題的主張還來得多」；思想文化方面的派別也比「政治上、社會上的派別還來得多」。(89)這無疑與當時開始流行的「主義」之爭相關。在五四時期，「各式各樣的『主義』都在中國活躍一時」(90)，每一個「主義」，幾乎都有一個自己的新文化方案。
大到國家的走向，小到一個新式標點的運用，幾乎每一話題，均有不同觀點：在白話問題中，支持白話文的未必支持白話詩；在家庭革命問題中，支持小家庭的，未必支持廢家庭；在主義問題上，贊同社會主義的，未必贊同階級鬥爭。在此一問題上觀點相近的兩方在彼一問題上很可能觀點相左。在眾多問題的討論中，支持者和反對者的社會構成和具體思路都相當複雜，難以簡單地以正反二分法涵蓋。就人事而言，五四前後思想界的主要特徵是各種流派的混雜難分；就主張而言，則是多元互歧。(91)各派系與主張均「極為分歧」，常常因「內鬨」而形成「混戰」。(92)
胡適當年曾如此形容各家不同的社會主義，說：「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和王揖唐的社會主義不同；你的社會主義，和我的社會主義不同。」雖然大家「同用一個名詞，中間也許隔開七八個世紀，也許隔開兩三萬裡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稱社會主義家」。(93)如果把其中的「社會主義」換成「新文化運動」也仍然合適，同樣是「同用一個名詞，中間也許隔開七八個世紀，也許隔開兩三萬裡路」，然而都可自稱「新文化運動家」。這正是餘英時所說的，「五四始終是、也仍舊是很多不同的事物」，有多重面相和多重方向的特點，當時的思想世界「由很多變動的心靈社群所構成」，「不僅有許多不斷變動又經常彼此衝突的五四方案，而且每一方案也有不同的版本」。(94)
正因這一時期的「新文化運動」範圍廣漠混沌、主張又「紛歧」且多變，當該詞廣泛流行之時，被認為五四時期最重要的兩位領袖——胡適與陳獨秀，卻曾先後不同程度拒絕承認自己從事「新文化運動」。1920年9月，在北京大學的開學典禮上，胡適明確拒絕承認自己所從事的是「新文化運動」。他說這年暑假在南京，別人恭維他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他聽後「慚惶無地」，因為他無論在何處，從來不曾敢說「做的是新文化運動」。他認為當時「所謂新文化運動」說得痛快一點，就是「新名詞運動」，「拿著幾個半生不熟的名詞，什麼解放、改造、犧牲、奮鬥、自由戀愛、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你遞給我，我遞給你」，是做「普及」。他對此十分不滿，認為這樣的青年連一本好好的書都沒有讀，「就飛叫亂跳地自以為做新文化運動，其實連文化都沒有，更何從言新」。他自己「賭咒不幹」，也不希望北大學生加入。他希望把這種運動的趨向，引導到創造文化、創造學術、創造思想的「提高」一路。(95)
陳獨秀的情況更為複雜，在「新文化運動」一詞出現不久，他便多次使用且積極倡導，更反覆提醒從事者要注重工商界等「別種實際的改造事業」。(96)到1921年時，他注意到有許多人把「文化運動」與「社會運動」當作是一件事，甚至「還有幾位頂刮刮的中國頭等學者也是這樣說」。這最能說明當時「文化運動」一詞含義廣漠混沌。但陳獨秀此時卻發覺這一混淆「真是一件憾事」，他開始試圖釐清「文化運動」與「社會運動」，認為「文化運動與社會運動本來是兩件事」，前者的內容是「文學、美術、音樂、哲學、科學這一類的事」，後者則是「婦女問題、勞動問題、人口問題這一類的事」。並稱「一個人若真能埋頭在文藝、科學上做工夫，什麼婦女問題、勞動問題，鬧得天翻地覆他都不理，甚至於還發點頑固的反對議論，也不害在文化運動上的成績」。(97)在陳獨秀看來，「文化運動」始終有點思想文藝的貴族氣，天生有「紙上」的意味，而他所要從事的實際社會活動，不如直接標舉「社會運動」。陳獨秀對「文化」與「社會」的離析正是他試圖打破混沌、廓清「文化運動」內涵的一種嘗試。(98)
四、「確定方針」的願景
五四時的中國思想界正處於狂濤駭浪之中，當時多種新文化運動方案「各自站在不明了的地位上，一會兒相攻擊，一會兒相調和」，政治上、經濟上、學術上均沒有明確的方向，報章、雜誌更是「亂鬨鬨的」，身處其中的時人也多「思想紊亂、搖蕩不定」。(99)如前文所說，那是一個需要即刻開始「實際運動」的特殊時期，與單純坐而論道不同，在實行之際「貴於以一種主義，堅持不變」，才能有人信從而產生效力，所以當時亟需一種確定的理論以為指導。(100)
許德珩就認為，當時的「文化運動太無軌道」。張東蓀聽後「很有感觸」，認為「文化運動所以柔弱無力的原因就是因為太沒有方針」，「大家胡亂運動一陣，有互相抵消的，也有循環仍到原地方的，也有不相干的，五花八門，所以把受納文化運動的人弄得無所適從了」。故張希望確定一個方針，以「用解決世界問題的方法來解決中國」為「一個共同點」來界定「新文化運動」。(101)少年中國學會中甚至有人認為「無主義不能作事」，因為「無一定之宗旨」，則「難收聯貫主從之功，而有東扶西倒之病」。(102)
朱執信也明確表達他對當時「混亂並進」的思想界不能滿意，認為急需一個「改造社會的方略」，確定「對於舊社會的戰鬥的攻擊計劃」，不然則會有兩種弊端：「一種是不向同一方向努力，冤枉花了人民的精力；一種是破壞了舊制度以後，主張不一，還是被那舊社會的餘毒，染了進去，變了形來復古」，所以「非立一個案不可，就算不能立刻做出這個案來，也非預備立一個案不可」。他說：「舊的制度，雖然是『一』，反對舊的制度，究竟是『多』，在這許多『多』的裡頭，再求一個『一』，那是萬不可以省略的工夫。」(103)
然而如何從諸多的「多」中確定一個「一」，卻是一個沒有得到解答的問題。就像張東蓀希望作為先決條件存在的「解決世界問題的方法」都沒有確定，當然也很難作為界定「新文化運動」的準繩。對於「混沌」的思想界，時人早已漸生不滿，感覺到「思想不能儘是這樣紊亂下去」。(104)鄭振鐸曾有這樣的疑問：「我們應該向哪一方面改造?改造的目的是什麼?我們應該怎樣改造?改造的方法和態度，是怎麼樣的呢?」(105)這一連串的問題實際表達了他希望在革新運動萌芽的時代便能明確改造目的與手段。
五四時期的革新運動，輿論界較能取得共識的部分是「對於舊社會意識」的態度——「都恨不得一腳踢開」，「舊社會應當改造，在文化運動界，早已成了定論」。這幾乎是新文化運動中最大的共識。然而「踢開」的手段、程度及之後的選擇卻有「多面性、複雜性」，「非常的龐雜，弄成了一時混亂，使人感覺萬花繚亂，無所適從」。(106)張東蓀也說當時只有一種「渾樸的趨向」，就像「餓時只有吃的衝動，卻對於吃何種食物不發生具體的印象」。(107)這是五四時期時人的一種普遍感受：對現狀不滿，對未來又不確定，徘徊於十字街頭，四顧茫茫，不知何去何從。
胡適後來回憶，在1919年到1920年間，因當時各處提倡的新運動，形式上五花八門，故他們感覺到對「『新思潮』、『新文化』、『新生活』有仔細說明意義的必要」。(108)實際上，時人也注意到探求這個「一」所需解決的首要關鍵問題正是要釐清「是什麼」。杜亞泉便指出：當時言論界雖有「揭櫫新思想之名義而鼓吹之者」，但對於新思想「究為如何之思想」，不僅他人不清楚，揭櫫、鼓吹者也不清楚，則「新思想的劈頭一斧，如何下法」?(109)在他看來，這正是提倡新思想者最先應該明確解決的問題。楊賢江也意識到，在從事運動之前，對「『新思潮是什麼』?『文化運動是什麼』?」等問題，必須先求得明了的解答，再定個切實的計劃，才能算「有意識的、主動的事業」。(110)
因之，當時出現了很多希望釐清「新思潮」「新文化運動」是什麼的文章。包世傑在1919年7月撰文從「愛國主義」「外交政策」「內政改良」「社會問題」「人生覺悟」「舊人物」「宗教」「政黨政客」等多方面來闡釋「新思潮是什麼」。(111)張東蓀在包世傑的基礎上進一步認為，可以為新思想加上眾多「主義」，從負面言是「非個人主義」「非自由主義」「非競爭主義」「非階級主義」「非國家主義」「非復古主義」，從正面表述是「結合主義」「犧牲主義」「平等主義」「勞動主義」「世界主義」「理想主義」。(112)對於包、張二人對「新思潮」的解讀，胡適認為「太瑣碎」「太籠統」，故撰寫《新思潮的意義》一文，以「評判的態度」為新思潮的精神，以「研究問題」與「輸入學理」為手段，以「再造文明」為唯一目的。(113)
代「新思想」而興的「新文化」流行之後，陳獨秀也曾提醒「贊成新文化運動的人」應該注意「究竟新文化底內容是些什麼」，不然會有「因誤解及缺點而發生流弊的危險」。他提出，「新文化運動，是覺得舊的文化還有不足的地方，更加上新的科學、宗教、道德、文學、美術、音樂等運動」。(114)陳啟天也覺得「鬧了新文化運動已有一兩年，說明新文化是甚麼的卻很少」，他闡釋「新文化的真精神」是「由靜的人生到動的人生」、「由競爭的人生到互助的人生」、「由家族本位到社會本位」、「由軍國主義到世界主義」、「由貴族主義到平民主義」。(115)《東方雜誌》記者章錫琛給出了自己的答案，他認為「新文化之內容」要從與「十九世紀文明」的「反動的方面觀察」，所以，與物質相對的「精神力」、與個性自由相對的「新人道主義」、與科學相對的「藝術」、與少數特殊階級相對的「民眾」方是新文化的主要內容，「舍此數者不足以言新文化」。(116)
他們釐清新思想、新文化的努力相似，答案卻既有相通處，更有矛盾點，各不相同。《新青年》曾反覆倡導「個人主義」，張東蓀則提出「非個人主義」；陳獨秀曾標舉「科學」，《東方雜誌》則強調與「科學相對的『藝術』」。其實他們均不完全是對現狀的概述，同時也是對「新思潮將來的趨向的希望」。(117)從實際情況來看，不管為「新文化運動」正名的嘗試，還是尋求「一個共同點」、「共同意義」或共同信守的「主義」的努力，二者皆不成功。張東蓀當時雖希望能有一個方針，但已意識到「勉強統一不但理論上不好，並且事實也很難做到」(118)；稍後更說當時只有「現狀的不安寧」，對如何改造現狀並沒有共識，「因為研究尚沒有十分詳盡，所以各方面至今都沒有一個具體的方案提到社會上來」。(119)少年中國學會從事新文化運動時也面臨「主義不決定，舉止無所適從」的問題，然而面對眾多的主義，王光祈發現要從中選擇還是太難，沒一個合適，認為「世界上的主義不夠我們用」，所以要「創造一個少年中國主義」。(120)但最終這個能統合眾多會員的主義並未能被創造出來，學會仍走向了分裂。正因此類努力一一失敗，故一年多以後，「新文化運動」這句話雖早已是一般讀書社會的口頭禪，但其「流動的方向和結果」，卻仍「沒有十分看得出來」(121)，梁啓超看到對於「什麼是新文化」的答案，依舊是「一個人一樣」。(122)
1920年4月，許崇清解釋時人紛紛表達「什麼是新思想」這一現象時認為，「他們不甚滿意於現在的思想界，因而盼望有些更加適切於他們的要求的思想出現，可以使他們得充分的滿足」；所以「什麼叫做新思想」這個疑問隱含了「這就叫做新思想麼」的反問，是作者對當時新思想的不滿與願望，「後者的裡面含著些不滿的感情，前者的裡面還有個『Sollen』(ought to be)的願望」。(123)張東蓀固然認為社會上至今「沒有一個具體的方案」，但或許更準確地說，應該是這諸多「一個人一樣的方案」中沒有一個能夠真正讓他以及眾人得到「充分的滿足」。
正如桑兵認為，時人對於「新文化運動」的意見，「重點不在新文化運動，而在什麼是新文化運動。這與歷史上的新文化運動如何演化為後來新文化運動的歷史認識，關係密切」。(124)實際上，如何在許多的「多」中確定出一個「一」來，不外乎「萬裡挑一」和「混而為一」兩種手段。然而在迫切需要即刻選擇一條道路的思想空氣中，派別之間的多元互歧，各自「以一種主義，堅持不變」，勢必決定了諸多思想不能混而為一，「萬裡挑一」也就變成了必然的選擇，排除和否定「多」中的其他方案，從而成為「一」，這便是「新文化運動」含義逐漸清晰的主要途徑。
五、逐漸清晰的「新文化運動」的含義
1930年，國民黨人王正之撰文反駁胡適時論及當時對新文化運動的兩種定義：一種是胡適的新文化，反對固有道德、「白話文學而已」；另一種則是共產黨人(陳獨秀)的標準，「無產階級的文學」「把所謂資本家來打倒，把所謂大地主加以放逐」。(125)王正之覺察到當時新文化運動的兩種主流敘述已經形成：胡適的反傳統、白話文的敘述以及共產黨的階級分析框架。
半個多世紀之後，溝口雄三也指出有左右兩種「五四觀」：一種「只是抽出了傾向於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共產黨的創立有關的陳獨秀、李大釗所代表的道路」，是「被作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起點，與中國革命的歷史相連接的反帝反封建運動」；另一種是「胡適等後來走上與中共對立道路的人士的軌跡」。(126)有意思的是，如上文所曾論及，胡、陳二人均曾否認自己所從事的是「新文化運動」，那麼，他們後來又是如何主動或被動地接受甚而主導了「新文化運動」這一名詞的闡釋權?這一過程非常曲折繁複，在此僅就幾條線索做簡單敘述，所述內容仍需更細密的進一步論證、展開，只能另文梳理。
胡適不滿於五四後思想界越來越強調社會改造，1919年底，他專門撰寫《新思潮的意義》一文，有意引導運動往思想方面發展。他在文中所標舉的十類問題，即孔教、文學改革、國語統一、女子解放、貞操、禮教、教育改良、婚姻、父子、戲劇改良，全是五四前的話題，而對於五四後興起的平民、勞工、勞動、階級等問題隻字未提。(127)胡氏全文只用「新思潮運動」，而不言「新文化運動」，正是因為他看到當時「新文化運動」一詞含義廣雜，並有著較強的社會性、政治性傾向，與他自己所追求的相對「純粹文學的、文化的、思想的」運動有所不同。後來他為了與變了質的「新文化運動」有所區分，又代之以「文藝復興運動」。但「文藝復興」遠沒有「新文化運動」那樣流行，故胡適仍然被時人推崇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
當面對混沌多歧的「新文化運動」含義時，於鶴年曾對胡適強調「新文化運動是對過去思想文化的反動」。(128)幾年之後，楊鴻烈據胡適《新思潮的意義》一文，重新定義「新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是用評判的方法去重新估定中國舊有的學術思想的價值，使中國人對於本國學術思想的地位產生自覺心，然後達到『納中國於世界思潮之軌』的目的。」(129)並勸告胡適要明確這一標準。或是受於、楊兩人言論影響，胡適雖一度否認，幾年後還是接受了「新文化運動」這一名詞。他在1929年批評國民黨時明確提出除文學革命、思想自由之外，「新文化運動的根本意義是承認中國舊文化不適宜於現代的環境，而提倡充分接受世界的新文明」。(130)此論述與楊鴻烈的勸告十分相似，但又比楊更明確地否定中國的舊文化，也比十年前只說「重估」舊文化的《新思潮的意義》一文更激進，自「重新估定轉變成一概抹殺」。(131)胡適更「從新文化運動的立場」宣告，凡不否定中國文化的派別如國民黨都是「反動」的。在最初的「新文化運動」含義中並不突出的「反傳統」，在此時已成為了最重要的特徵。
胡適等人這種「新文化運動」範疇的確立正是在設置壁壘、擯棄異己的過程中逐漸明晰起來。這一傾向在階級分析框架興起的過程中也同樣顯著。上文已提及，蔣夢麟、陳獨秀、鄭振鐸都曾批評過「新文化運動」「紙上」「貴族」的一面。稍後戴季陶提出「文化運動一定要加上一個勞動運動的色彩」，「離開勞動是沒有文化可言的」，要「切切實實的為無產階級的新文化盡力」。(132)
1920年，毛澤東先是意識到了當時「好多人講改造，卻只是空泛的一個目標」。(133)但在接觸到社會主義思想後，他便明確提出了應對這一困局的辦法，認為改造中國需要有一種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義」(134)，故他在發起文化書社時，認為只有共產主義才算新文化，在這樣的標準下，「不但湖南，全中國一樣尚沒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樣尚沒有新文化」。(135)毛澤東開始以共產主義的「新文化」否定當時非共產主義的新文化，將「混流並進」的文化運動置於進化的序列中衡量出先進與落後。當時即有人認為共產主義是「最先進最普遍的文化運動」(136)，言下之意即其他「文化運動」不夠先進與普遍。
1923年，中國共產黨提出聯合戰線，嘗試以階級分析法重新劃分思想界。陳獨秀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認為中國國民經濟基礎還停頓在家庭的農業、手工業上面，所以政治仍然是封建軍閥的，社會思想仍然是封建宗法的。並將當時的思想界放入馬克思主義社會進化系譜中進行劃分：「王敬軒、朱宗熹、辜鴻銘、林琴南等」屬於封建宗法思想，而「蔡元培、梁啓超、張君邁[勱]、章秋桐、梁漱溟」等雖「號稱新派的」，其實「仍舊一隻腳站在封建宗法的思想上面，一隻腳或半隻腳踏在近代思想上面」，「真正了解近代資產階級思想文化的人，只有胡適之」。並提出：「適之所信的實驗主義和我們所信的唯物史觀，自然大有不同之點，而在掃蕩封建宗法思想的革命戰線上，實有聯合之必要。」(137)
瞿秋白雖認為「新文化運動」的最終勝利必定在無產階級一方，但他同時承認張東蓀、梁啓超等為代表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高一涵等為代表的「小資產階級的浪漫革命主義」，「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共產派)」，均屬於「新文化運動」。(138)與陳、瞿不同，鄧中夏明確將梁啓超、張君勱、張東蓀、梁漱溟與章士釗等歸為「東方文化派」，認為是「假新的，非科學的」，是新文化運動「新興的反動派」。胡適、丁文江所代表的「科學方法派」和陳獨秀、李大釗所代表的「唯物史觀派」是「真新的，科學的」，需要「結成聯合戰線，一致向前一派進攻、痛擊」。(139)此後，關於新文化運動的研究與敘述，也多以類似陳、瞿、鄧的思維展開，成為左派「新文化運動」敘述的濫觴。
像這樣樹立一種標準，排斥其他方案的行為在革新運動之初便已存在，而在知識界分裂之後更為明顯(140)，流行於20世紀20年代。張蔭麟稱之為「入井運動」：無論任何主義、任何政見，苟與其所供為偶像之小冊子、副刊、雜誌、譯籍中所言，有絲毫出入，則必須剷除，必須「打倒」。(141)
在五四時身處思想界邊緣的王無為看到，當時「最高學府的北京大學的教職員，和帶黨派色的有名新聞記者」這些「學閥」，對於「一般人如果做他的擁護者，崇拜他，並讚美他的行為，傳布他的主義，他就以為是他的孝子慈孫。倘若不做他的擁護者，不崇拜他，不信仰他，並攻擊他的行為，反對他的主義，他就要用他所有的力量，排擠那人，恨不致那人於死地」。然而他們之間同時也不斷「相傾相軋相毀相殺」：「甲主張一個主義，乙就主張一種相反的主義；乙提出一種意見，甲又提出一種相反的意見；各用各的小才，各想壓倒對面的敵。」當時的文化運動，成了他們鬥爭的場所，「他們認定做文化運動的人，只有自己是真的，善的，別人也做文化運動，就都是假的惡的」。(142)正如楊鴻烈所說：「不具有這樣的『方法』和『目的』的運動，都是假的文化運動，非嚴格的排斥不可。」(143)
兩種「新文化運動」敘述的形成，一方面是由於雙方用自己的「一致的主義」鑄造起「整嚴的壁壘」，嚴格排斥異己；(144)另一方面，「新文化運動」的反對者也在理解和界定著這一名詞，對其內涵進行「塑造」，影響不容忽視。
《學衡》群體是《新青年》同人尤其是胡適的重要反對者。吳宓雖認為「新文化運動」「其名甚美」，但由於不認同《新青年》的主張，所以仍「不慊於新文化運動」。他曾說：「今新文化運動之流，乃專取外國吐棄之餘屑，以餉我國之人。」又說：「所謂新文化者，似即西洋之文化之別名，簡稱之曰歐化。」(145)他顯然認為《新青年》的主張不足以代表「新文化運動」這一名詞。但當他反對《新青年》時，往往只看到(至少是只提到)運動中較「極端」的聲音，這恰恰幫助了「極端」的主張在「新文化運動」詞意中逐漸凸顯。他將「專取外國吐棄之餘屑」、「歐化」冠之以「新文化運動」，在這樣的反覆論說中，實際上不斷縮小了「新文化運動」的含義，同時加強了《新青年》與「新文化運動」這一名詞的關聯，以《新青年》的主張定義「新文化運動」，使其含義越來越清晰化。正如於鶴年所看到，《學衡》眼中的「新文化運動」，不過是「白話文，新式標點，直譯的課文，寫實派文字，新體及無韻詩，各派社會主義等」。(146)
相較於《學衡》，國民黨對「新文化運動」的態度有一個從支持到反對的轉變。戴季陶、沈定一等人在五四後曾積極參與、倡導新文化運動。孫中山在1920年初曾認為「新文化運動，在我國今日，誠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實為最有價值之事」。(147)其機關刊物《建設》雜誌交換廣告時甚至有明文規定，「非有關『新文化運動』者」，概不交換。(148)但他們在當時支持的尚是那個詞義混沌偏向社會改造的「新文化運動」。一旦該詞含義中反傳統一面凸顯，孫中山立刻轉向了批評的態度：「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舊道德，以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舊道德。不知道我們固有的東西，如果是好的，當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棄。」(149)這種觀點影響了國民黨後來的官方表述。在1927年「清黨」之後，以蔣介石為核心的國民黨人一再批評新文化運動對儒家傳統思想的否定和對共產主義的引進。(150)蔣介石後來將其定義為「提倡白話文」，「零星介紹一些西洋文藝」，「推翻禮教否定本國歷史」，「盲目崇拜外國，毫無抉擇的介紹和接受外來文化」等。(151)
若不看背後的價值判斷，蔣介石這一表述幾乎可視為先前楊鴻烈、鄧中夏新文化標準的綜合。此時，蔣介石在否定的立場上大體也接受了胡適和共產黨人對新文化運動的定義，對思想界的其他方案視而不見。上述國民黨人物持批評態度時，常有意識地將自己的行為與「新文化運動」劃清界限，如1930年代國民黨發動新生活運動，賀衷寒特意界定兩者的區別，說新生活運動唯一目的就是要「把『五四』的新文化運動底破壞運動，改變成一個建設運動」，「新文化運動，是把中國固有的精華完全不要，今天的新生活運動，是把中國固有的精華加以發揚」。(152)如果把五四新文化運動目為「破壞運動」，那無疑將那些傾向建設的主張排除在了「新文化運動」的含義之外。
與此同時，原本活躍於五四思想界的眾多勢力，因為不滿於運動中某些趨向，主動淡出甚至有意劃清與「新文化運動」的關係，這更進一步使得該詞的含義趨於清晰。
如所謂「研究系」本是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參與者，胡適曾將《國民公報》視為新文學運動「有力的機關報」(153)，張東蓀更曾宣稱要將《時事新報》「公開做全國文化運動的機關」。(154)但這一群體又不完全同意當時新文化運動的走向，尤其不贊成《新青年》的一些主張。梁啓超等人看到當時「諸少年排詆孔子，以『專打孔家店』為揭幟」；又「斥古文學以為死文學」，所以希望「調節其橫流」(155)，對新文化運動「自覺的反省」，推動新文化運動「向深刻一方面走」。(156)茅盾看到「研究系」也主張新文化，「然而他們一面還是反對新青年派」。(157)「研究系」雖有推動一場「積極的、基礎的、穩固的、建設的新文化運動」(158)的努力，但隨著時代風氣不斷趨於激進，時人所接受的「新文化運動」含義與他們的主張也漸行漸遠，所以在1922年之後，他們便很少提及這一名詞；甚至因批評《新青年》，而被視為新文化運動「新興的反動派」。(159)
伴隨著胡適的白話文、中西新舊框架與共產黨人的階級分析框架的興起，以及五四時期其他文化勢力主動或被動的疏離，「新文化運動」的含義逐漸清晰。在這一過程中，之所以胡、陳敘述崛起，其他勢力聲音隱去，與五四時期胡、陳在北大及北大在運動中的主導地位密不可分。在社會認知中，當時北京大學是全國學界之中心與運動之策源地(160)，「新文化的運動，都說是受《新青年》雜誌的覺悟」，於是有「新思潮的勃發」(161)，且當時的革新運動又被認為由胡、陳等「一二覺悟者從事提倡，遂至輿論放大異彩，學潮瀰漫全國」。(162)雖然當時「幾乎個個人都是新文化運動家」，但胡適、陳獨秀有天然優勢，故即使他們自己一度否認，卻仍被公認為運動領袖。而其他人則常常需要強調自己身處運動之中，他們的地位從一開始便不相同。並且，當其他勢力使用「新文化運動」時，常常面臨著無法去除該詞中《新青年》色彩的困境。所以「研究系」要強調自己是「積極的、基礎的、穩固的、建設的新文化運動」，以區別於《新青年》的「激進」與「破壞」，其他人更可能像吳宓那樣，即使覺得「新文化運動」「其名甚美」，因無法剝離名詞與《新青年》的關聯，也乾脆選擇「將這名目反套在《新青年》身上」。
對五四新文化運動，不論是胡適等人試圖以「中西新舊」框架審視的努力，或是受階級觀點影響下共產黨人以馬克思主義化的進化論來重新定義的嘗試，其相似的一點，均以某一派之標準為「絕對準繩」來檢討運動中各主張，或去或留，以之重新敘述和建構，這正是「拿一種主義來整齊天下的作家」。(163)此後兩種敘述時而共生，時而對立，在不同時期不同人的論述中各有消長。(164)在他們各自的敘述中，原本豐富、複雜，甚至矛盾的「新文化運動」的圖景逐漸變得清晰。
瞿秋白曾疑惑，「從『五四』、『六三』……以來，種種運動，常常被人叫做文化運動，我們現在真不能知道這些運動是否文化運動」。(165)五四時期這一運動的追隨者曹聚仁後來也說自己當時對「究竟什麼是新文化」，「非常模糊」。(166)正是這種模糊性給之後的敘述帶來了開放性。經歷者有的為了「爭奪『五四』運動的思想領導的勞績」(167)，有的出於撇清關係的考慮；後世研究者也常常帶了一種「ought to be」的預設——「價值的判斷」影響了「史實的重建」，有意無意以某些主題將「新文化運動」的面貌重新修整，形成一些系統性的論述。
五四之後，中國逐漸進入了「主義時代」，此後，「原先那種充滿危機與混亂，同時也是萬馬爭鳴的探索、創新、多元的局面，逐漸歸於一元，被一套套新的政治意識形態所籠罩、宰制」。(168)左右兩派各從新的「意識形態」出發對此前的歷史進行回溯，有意無意重新定義「新文化運動」，形成截然不同的兩種敘述，並駕齊驅又相互纏繞，影響深遠。楊鴻烈、胡適的思路，將其限定在白話文、「中西新舊」的思考框架之內。這一框架實際上更適用於五四學生運動發生之前的未「變質」的思想界，「純粹文學的、文化的、思想的」，並且只選取了其中提倡白話文、反對傳統的主張，將其他觀點和五四後出現的新趨向排除在外。在此標準下，甚至連五四後改變風格的《新青年》也不再是真正的「新文化運動」。(169)共產黨人的敘述，則將後來興起的階級分析法反套在新文化運動之上，「在階級意識之下，確立解放階級的理論」，「清算一切反動的思想」(170)，將其中多元互歧的各種群體與主張按照階級劃分，選入代表先進階級(無產階級)的文化主張，甚至連胡適等人的「資產階級」思想，也「絕無領導作用，至多在革命時期在一定程度上充當一個盟員」。(171)
錢鍾書曾提示，一個傳統破壞了，新風氣成為新傳統之後，常有一種「集體健忘」。將原本的千頭萬緒簡化為二三大事，留存在記憶裡，「舊傳統裡若干複雜問題，新的批評家也許並非不屑注意，而是根本沒想到它們一度存在過」。其好處是「眼界空曠，沒有枝節零亂的障礙物來擾亂視線」，但一個偏差則是見林不見樹，雖「有條有理」，卻「終不能體貼入微」。(172)
近代中國的不少歷史過程，自其發生之時開始，就往往經歷了一個在敘述中被反覆裁剪的過程。小到一個名詞，大到一場運動甚至一個時代，它們本多元互歧、混流並進，但在當時的觀察和後世的研究中常有意無意裁去了稜角、枝葉，從過去中抽取出有用的東西反覆強調，捨棄掉其他的東西，「話不圓也得說他圓來，方的就把四個角剪了去不就圓了」。(173)兩種「新文化運動」敘述正是如此，其以狹義且又嚴格的標準來衡量當時混沌紛歧的思想界，把千頭萬緒簡化為二三大事，捨去了「豐富多彩的其他各種思想和文化流派」(174)，變成我們現在主流敘述中的模樣。
如此，則我們看到的歷史便是一種帶有選擇性的圖像。實際上，新文化運動遠比我們認知的更豐富，其表徵也不僅是「科學」與「民主」，當時人就提出了是否需要加入「費先生」(哲學)或「穆姑娘」(道德)的主張。(175)如果回到主流論述形成之前，順著歷史脈絡，梳理這一被「裁剪」的過程，展示時人心中的「新文化運動」如何從「混流並進」逐漸清晰和固定，在揭示歷史敘述「建構」過程的同時，更能加深對新文化運動之含混複雜、倏忽不定的本貌的認識。
注釋：
①《傅斯年致胡適》(1926年8月17、18日)，王汎森等主編：《傅斯年遺札》第1卷，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所2011年版，第45頁。
②傅斯年：《性命古訓辨證·引語》，《傅斯年全集》第2卷，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年版，第166、170頁。
③本文使用「新文化運動」時，如無特別說明或加引號，則是在一般的、廣義的、寬泛的意義指代五四前後的革新運動：在強調其詞彙的一面或特定群體的新文化運動意涵時，則加引號以為區別。
④有學者已注意不同時期和立場的歷史人物對「五四運動」或「新文化運動」的表述均有不同，相關問題的討論可參見舒衡哲《「五四」：民族記憶之鑑》，中國社會科學院科研局、《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編《五四運動與中國文化建設——五四運動七十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選》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9年版，第147-176頁；餘英時《文藝復興乎?啟蒙運動乎?——一個史學家對五四運動的反思》，餘英時等《五四新論——既非文藝復興，亦非啟蒙運動》，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1-31頁；羅志田《走向「政治解決」的「中國文藝復興」——五四前後思想文化運動與政治運動的關係》，《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4期；羅志田《歷史創造者對歷史的再創造：修改「五四」歷史記憶的一次嘗試》，《四川大學學報》2000年第5期；鄭師渠《「五四」後關於「新文化運動」的討論》，《北京師範大學學報》2010年第4期；張太原《20世紀30年代知識界言說中的「五四」》，《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2期。最近桑兵的《「新文化運動」的緣起》(《澳門理工學報》2015年第4期)一文，與本文討論的問題有一定重合，但關注點不同，桑文偏重於探討「新文化運動」這一名詞流行背後的黨派勢力，認為江蘇教育會、北京大學和南方國民黨三方合謀發起「新文化運動」；本文則側重於梳理「新文化運動」這一名詞最初流行時含義混沌多歧的「原生態」及之後逐漸被「修整」的過程。
⑤王汎森：《思想史與生活史的聯繫——「五四」研究的若干思考》，《政治思想史》2010年第1期，第17頁。舒衡哲注意到許多有關「五四」的研究都「從現實出發而不斷地與歷史對話」，這些研究「顯示了一個民族如何通過對自己與其過去的關係之自覺，不斷地解釋它的特性和使命」。(舒衡哲：《「五四」：民族記憶之鑑》，《五四運動與中國文化建設》上，第148頁)王汎森、舒衡哲文中所討論的「五四」，實即廣義的五四新文化運動。
⑥蔣百裡：《歐洲文藝復興史》，「導言」，嶽麓書社2010年版，第2頁。
⑦皮埃爾·布爾迪厄、羅傑·夏蒂埃著，馬勝利譯：《社會學家與歷史學家：布爾迪厄與夏蒂埃對話錄》，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33頁。
⑧例如胡繩把《新青年》的創刊(1915年9月)看作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開始，周策縱則把「五四」時期限定在1917-1921年。胡繩：《「五四」運動論》(1937)，《胡繩全書》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1頁；周策縱著，周子平等譯：《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頁。
⑨周策縱：《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第265頁。對於「新文化運動」一詞流行時間，鄭師渠認為該詞真正開始流行當晚到1920年初，而「非常普遍流行」，則還應是同年下半年的事(《「五四」後關於「新文化運動」的討論》，《北京師範大學學報》2010年第4期，第6頁)。黃興濤也注意到「新文化運動」並非此一運動興起之初就已經出現的概念，而是後來社會上和運動提倡者們自身遲到的命名(《晚清民初現代「文明」和「文化」概念的形成及其歷史實踐》，《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6期，第30頁)。
⑩郭紹虞：《文化運動與大學移植事業》，北京《晨報》，1920年5月4日，「五四紀念增刊」，第4版。
(11)周作人：《北平的事情》(1949年4月1日)，鍾叔河編訂：《周作人散文全集》第9卷，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762頁。
(12)1920年初，有人明確提到「不知那[哪]個人把『文化運動』四個字從日本輸入到中國來」(《女子獨立怎麼樣》，《北京大學學生周刊》第5期，1920年2月1日，第2頁)。章士釗後來也說：「文化運動四字，似來自日本，日本又譯自德國。」[《文化運動與農村改良——在湖南教育會講演記》(1922年10月8日)，《章士釗全集》第4卷，文匯出版社2000年版，第144頁]黃興濤的研究也指出，一戰前後，「文化」一詞大規模流行開來是源自德國，而後迅速傳到日本，接著又傳到中國(《晚清民初現代「文明」和「文化」概念的形成及其歷史實踐》，《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6期，第28頁)。
(13)《傅斯年、羅家倫致錫朋、楚蓀、寶鍔、日葵等人信》，《時事新報·學燈副刊》，1919年7月3、4日，第3張第4版；《羅家倫與狄侃書》(1919年6月23日)(附於狄侃《請看羅家倫覆我的信》之後)，《時事新報·學燈副刊》，1919年6月28日，第3張第3版。
(14)《羅家倫致張東蓀》(1919年9月30日)，《時事新報·學燈副刊》，1919年10月4日，第3張第4版。
(15)羅家倫：《一年來我們學生運動底成功失敗和將來應取的方針》，北京《晨報》，1920年5月4日，「五四紀念增刊」，第2、3版。
(16)劉延陵：《文化運動應當像兩個十字》(1920年10月10日)，葛乃福編：《劉延陵詩文集》，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57頁。
(17)《會員通訊(鄭伯奇致惲代英)》(1920年6月16日)，《少年中國》第2卷第1期，1920年7月，第65頁。
(18)H.C.：《長沙特約通訊·湖南之文化運動觀》，北京《晨報》，1919年12月3日，第3版。
(19)(張)東蓀：《直接行動》，《時事新報》，1919年5月13日，第2張第1版；記者：《直接行動與無抵抗主義》，《時事新報》，1919年6月7日，第2張第1版；(張)東蓀：《「新思想」與「新運動」》，《時事新報·學燈副刊》，1919年9月2日，第3張第3版。
(20)《羅家倫致張東蓀》(1919年9月30日)，《時事新報·學燈副刊》，1919年10月4日，第3張第4版。
(21)李大釗：《「少年中國」的「少年運動」》，《少年中國》第1卷第3期，1919年9月，第1頁。
(22)顧頡剛：《我對於五四運動的感想》(1942年5月15日)，《顧頡剛全集·寶樹園文存》第3卷，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314-315頁。
(23)毛澤東：《民眾的大聯合(三)》(1919年8月4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澤東早期文稿》編輯組編：《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56頁。
(24)《〈少年中國〉月刊的宣言》，《少年中國》第1卷第1期，1919年7月，無頁碼。
(25)蔡元培：《告北大學生暨全國學生書》(1919年7月23日)，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312頁。
(26)謝承訓：《新文化運動之意義及其促進之方法》，《時事新報·學燈副刊》，1919年12月17日，第3張第4版。
(27)蔣夢麟：《新文化的怒潮》(1919年9月)，曲士培主編：《蔣夢麟教育論著選》，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29頁。
(28)謝承訓：《新文化運動之意義及其促進之方法》，《時事新報·學燈副刊》，1919年12月17日，第3張第4版。
(29)蔣夢麟：《新文化的怒潮》(1919年9月)，曲士培主編：《蔣夢麟教育論著選》，第130頁。其他如吳稚暉當時提出「中國的新文化運動」要注意「注音字母的普及」，以灌輸不識字的工人智識；戴季陶則認為「普遍的新文化運動，是革命進行的方法」，無不強調了「新文化運動」「運動」的一面。先進：《新文化運動的武器》，《星期評論》第13期，1919年8月31日，第4版；戴季陶：《革命!何故?為何?——復康君白情的信》(1919年9月11日)，唐文權、桑兵編：《戴季陶集》，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1014頁。
(30)《演說競進會定期在寧開會》，《申報》，1919年10月31日，第3張第10版；《演說競進會演題之解釋》，《申報》，1919年11月2日，第3張第10版；《文化教育會運動演講》，上海《民國日報》，1919年11月2日，第10版。
(31)桑兵認為：「江蘇省教育會組織系統的社會動員，對於新文化運動的迅速蔓延至關重要。」桑兵：《「新文化運動」的緣起》，《澳門理工學報》2015年第4期，第5頁。
(32)《學術講演會演說競進會》，《申報》，1919年12月18日，第2張第8版；餘天棟：《新文化運動之種種問題及其推行法》，《學生雜誌》第7卷第3期，1920年3月5日，第24頁。
(33)獲一等獎的餘天棟、二等獎的謝承訓分別將演說稿發表於《學生雜誌》與《時事新報》。在演說競進會期間，在校學生參與討論新文化運動者眾多，如當時江蘇第二女子師範學校學生朱黛痕便與同鄉通信討論運動施行方法。餘天棟：《新文化運動之種種問題及其推行法》，《學生雜誌》第7卷第3期，1920年3月，第20-24頁；謝承訓：《新文化運動之意義及其促進之方法》，《時事新報·學燈副刊》，1919年12月17日，第3張第4版；朱黛痕：《擬與同鄉某君討論新文化運動施行方法書》，《江蘇第二女子師範學校校友會彙刊》，1919年第9期，第36-38頁。
(34)《新文化運動之解釋》，《興華》第16卷第44期，1919年，第28頁。
(35)進之：《新文化運動》，《時報·教育周刊》第9號，1919年11月17日，第1版。
(36)朱黛痕：《擬與同鄉某君討論新文化運動施行方法書》，《江蘇第二女子師範學校校友會彙刊》，1919年第9期，第37頁。
(37)陳獨秀在1919年底撰文指出新文化運動者無人願辦「店員周刊」「勞動周刊」等刊物，質問「難道因為這種報不時髦，不能掛『新思潮』『新文化運動』的招牌嗎?」可見在當時只要掛上「新思潮」「新文化運動」的招牌，就是「時髦」。陳獨秀：《告上海新文化運動的新同志》，《時事新報》，1920年1月1日，「元旦增刊」，第3張第3版。此文後改名為《告新文化運動的諸同志》，刊登於1920年1月11、12日長沙《大公報》，見任建樹主編《陳獨秀著作選編》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9-174頁。
(38)如松：《怎樣做「文化運動」——評胡適博士底理論》(1931年1月13日)，《二十世紀》第1卷第2期，1931年3月，第1頁。本文在使用「新文化運動」或「文化運動」時亦視上下文情況而定，並非強調兩者不同含義。
(39)小軒：《漢口特約通訊·鄂學生之新文化運動》，北京《晨報》，1920年1月13日，第3版；《永嘉新思潮之萌芽》，《申報》，1920年1月15日，第2張第7版；鈞民：《蕪湖新文化運動觀》，北京《晨報》，1920年3月21日，第6版。新文化運動從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向各地傳播的過程不完全是由地方上學生自發模仿、響應，也可能是來自大城市知識青年的直接組織、動員。鄭伯奇便曾號召少年中國學會會員「回家去連絡同志，徵求純潔的青年來組織地方的『新文化運動』的團體，來作地方的新文化事業的活動」。《會員通訊(鄭伯奇致會員同志)》(1920年8月20日)，《少年中國》第2卷第6期，1920年12月，第60頁。
(40)中華美育社同人：《本志宣言》，《美育》第1期，1920年4月，第1頁。在此之前，便已有人看到「這兒也說文化運動，那兒也說文化運動」。《女子獨立怎麼樣》，《北京大學學生周刊》第5期，1920年2月1日，第2頁。
(41)陳啟天：《什麼是新文化的真精神》，《少年中國》第2卷第2期，1920年8月，第2頁。當時楊賢江觀察到：「一年以來，國內提倡新文化運動，我們青年大都參與其間。一時蓬蓬勃勃的氣象，真是不可一世。」如果青年大都參與其間，則在青年中也確實「幾乎個個人都是新文化運動家」。楊賢江：《主動與被動》(1920年9月5日)，《楊賢江全集》第1卷，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27頁。
(42)魯迅：《熱風·題記》(1925年11月)、《寫在〈墳〉後面》(1926年11月)，《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08、301頁。此段論述參見羅志田《歷史創造者對歷史的再創造：修改「五四」歷史記憶的一次嘗試》，《四川大學學報》2000年第5期，第99頁。
(43)袁一丹：《「另起」的「新文化運動」》，《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9年第3期；周月峰：《從批評者到「同路人」：五四前〈學燈〉對〈新青年〉態度的轉變》，《社會科學研究》2015年第6期。
(44)H.C.：《長沙特約通訊·湖南之文化運動觀》，北京《晨報》，1919年12月3日，第3版；《長沙社會面面觀》一文及陳獨秀的《調和論與舊道德》《留學生》《段派、曹陸、安福俱樂部》三篇「隨感錄」均發表在《新青年》第7卷第1期，1919年12月；王奇生：《新文化是如何「運動」起來的——以〈新青年〉為視點》，《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第35頁。
(45)梁漱溟：《唯識述義·〈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導言》(1919年6、7月間)，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編：《梁漱溟全集》第1卷，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67頁。引文部分是梁漱溟寫完《〈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導言》6個月之後的「附記」，寫作時間當在1919年12月至1920年1月間。
(46)瞿秋白：《餓鄉紀程——新俄國遊記》(1920)，《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26頁；瞿秋白：《文化運動——新社會》(1920年3月6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9頁。
(47)《東方雜誌》記者章錫琛說：「一年以前『新思想』之名詞，頗流行於吾國之一般社會。以其意義之廣漠內容之不易確定，頗惹起各方之疑惑辯難。迄於最近，則新思想三字已鮮有人道及，而『新文化』之一語，乃代之而興。」君實(章錫琛)：《新文化之內容》，《東方雜誌》第17卷第19號，1920年10月10日，第1頁。
(48)常乃惪注意到，五四後「新文化運動已經不是僅僅咬文嚼句的書生運動了，他成了一種潮流，一種猛厲無前的潮流，將舊社會的權威席捲而去。這是誰的功勞，是五四運動的功勞。」常乃惪撰，葛兆光導讀：《中國思想小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41頁。
(49)戴季陶認為五四後的「文化運動」關注「促進社會文化的實際問題」，是一場「實際運動」。戴季陶：《文化運動與勞動運動》(1920年5月1日)，唐文權、桑兵編：《戴季陶集》，第1209-1210頁。
(50)胡適：《五四運動是青年愛國的運動》(1960年5月4日)，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第2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807頁。
(51)周作人：《北平的事情》(1949年4月1日)，鍾叔河編訂：《周作人散文全集》第9卷，第762頁。
(52)常乃惪：《中國文化小史》，《中國的文化與思想》，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5頁；燕生(常乃惪)：《文化之橫展與豎進》，《狂飈》第1期，1925年12月，第1頁。黃興濤已注意到，「文化」的概念本有廣狹之分，但在新文化運動的提倡者們那裡伸縮自如，成為其進行實際文化運動的觀念依據。黃興濤：《晚清民初現代「文明」和「文化」概念的形成及其歷史實踐》，《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6期，第30頁。
(53)羅志田指出：「他們因主張文學的表述形式與思想社會有關，就走向思想革命和社會改革；因假想對立面有政治背景，也就越來越往政治方面著眼。」參見羅志田《走向「政治解決」的「中國文藝復興」——五四前後思想文化運動與政治運動的關係》，《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4期，第122-124頁。
(54)如松：《怎樣做「文化運動」——評胡適博士底理論》，《二十世紀》第1卷第2期，1931年3月，第3頁。
(55)郭沫若：《我再提議改訂文藝節》(1948年4月21日)，王錦厚等編：《郭沫若佚文集》下，四川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235頁。
(56)傅斯年：《新潮之回顧與前瞻》(1919年9月5日)，《新潮》第2卷第1期，1919年10月，第203頁。
(57)戴季陶：《從經濟上觀察中國的亂原》(1919年9月1日)，唐文權、桑兵編：《戴季陶集》，第989頁。
(58)(易)君左：《社會改造與新思潮》(1920年7月25日)，《改造》第3卷第1期，1920年9月，第51頁。
(59)(張)東蓀：《補藥》，《時事新報》，1919年11月8日，第2張第1版；(張)東蓀：《第三種文明》，《解放與改造》第1卷第1、2合期，1919年9月，第4頁。
(60)蔣夢麟：《社會運動與教育》(1920年2月20日)，曲士培主編：《蔣夢麟教育論著選》，第157頁。
(61)梁漱溟：《唯識述義·〈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導言》(1919年6、7月間)，《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266頁。
(62)李大釗：《「少年中國」的「少年運動」》，《少年中國》第1卷第3期，1919年9月，第1-2頁。
(63)張君勱：《學術方法上之管見——與留法北京大學同學諸君話別之詞》(1922年1月)，翁賀凱編：《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張君勱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86頁。
(64)《文化教育會運動演講》，上海《民國日報》，1919年11月2日，第10版。
(65)謝承訓：《新文化運動之意義及其促進之方法》，《時事新報·學燈副刊》，1919年12月17日，第3張第4版。
(66)瞿秋白：《五四紀念與民族革命運動》(1925年4月)，《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3卷，第151頁。
(67)常乃惪撰，葛兆光導讀：《中國思想小史》，第141頁。
(68)林同濟：《從五四到今天——中國思想動向的轉變》(1941年5月4日)，楊琥編：《民國時期名人談五四：歷史記憶與歷史解釋(1919-1949)》，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385頁。
(69)蔣夢麟：《這是菌的生長呢還是筍的生長》(1919年11月)，曲士培主編：《蔣夢麟教育論著選》，第148頁。
(70)此為陳獨秀觀察到的時人的批評。陳獨秀：《我的解決中國政治方針》(1920年5月24日)，任建樹主編：《陳獨秀著作選編》第2卷，第237頁。
(71)胡適：《五四運動紀念》(1928年5月4日)，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第2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68頁；胡適：《五四運動是青年愛國的運動》(1960年5月4日)，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第22卷，第807頁。
(72)羅志田：《走向「政治解決」的「中國文藝復興」——五四前後思想文化運動與政治運動的關係》，《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4期，第125-130頁。
(73)梁漱溟：《蔡先生與新中國》(1940年)，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編：《梁漱溟全集》第6卷，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5頁。
(74)箭內亙：《歴史上より見たゐ支那の文化運動》，東京《朝日新聞》，1921年8月21日。
(75)關於「新文化運動」概念涵蓋時段的差別，可參見鄭師渠《「五四」後關於「新文化運動」的討論》，《北京師範大學學報》2010年第4期，第6-7頁。
(76)10年後，有人便認為其「範圍絕大」，「政治問題」「社會問題」「女子問題」「學術問題」「宗教問題」等均在其中。王治心：《十年來中國新文化運動之結果》，《青年進步》第100期，1927年2月，第65-71頁。
(77)瞿秋白：《國民革命運動中之階級分化——國民黨右派與國家主義派之分析》(1926年1月29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3卷，第460頁。
(78)杜亞泉：《新舊思想之折衷》(1919年9月)，周月峰編：《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杜亞泉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498頁。
(79)君實(章錫琛)：《新文化之內容》，《東方雜誌》第17卷第19號，1920年10月10日，第2頁。
(80)(彭)一湖：《新時代之根本思想》，《每周評論》第8期，1919年2月9日，第4版。
(81)胡政之將這一時期稱為「混沌時期」，他說：「兩年前之歐洲戰爭，將為世界文明，劃一新紀元，此人人之所公認，顯新陳遂遞嬗之間，混沌現象勢不能免，吾人今日即在此混沌時期中也。」胡政之：《世界新舊勢力奮鬥中之中國》(1920年7月2日)，王瑾、胡玫編：《胡政之文集》上，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86頁。
(82)梁啓超：《歐遊心影錄節錄》，《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二十三，中華書局1989年影印本，第37頁。
(83)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1921年)、《鄉村建設大意》(1936年)，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編：《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93、611頁。
(84)陳獨秀：《新文化運動是什麼?》(1920年4月1日)，任建樹主編：《陳獨秀著作選編》第2卷，第217頁。
(85)黃日葵：《在中國近代思想史演進中的北大——她的過去、現在和將來》(1923年12月7日)，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辦公室編：《黃日葵文集》，廣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95頁。
(86)吳康：《從思想改造到社會改造》(1921年1月4日)，《新潮》第3卷第1號，1921年10月，第25頁。
(87)《婦女·青年·勞動三個問題》(費哲民致陳獨秀)，《新青年》第8卷第1號，1920年9月，第3頁(欄頁)。
(88)蔣夢麟：《談中國新文藝運動——為紀念五四與文藝節而作》(1961年)，《西潮·新潮》，嶽麓書社2000年版，第345-346頁。
(89)常乃惪：《中國民族與中國新文化之創造》，《東方雜誌》第24卷第24號，1927年12月，第12頁。
(90)蔣夢麟：《北京大學和學生運動》，《西潮·新潮》，第128頁。
(91)五四時期的參與者固然混流並進，「旁觀者」同樣如此，因經歷不同、所處位置各異，故他們眼中的「五四思想界」更是「月映萬川」各有不同。章清：《五四思想界：中心與邊緣——〈新青年〉及新文化運動的閱讀個案》，《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3期，第70-71頁。
(92)鄧中夏：《回憶共產主義小組成立前後》，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五四運動回憶錄》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90頁。
(93)胡適：《問題與主義》(1919年7月20日)，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26頁。
(94)餘英時：《文藝復興乎?啟蒙運動乎?——一個史學家對五四運動的反思》，《五四新論——既非文藝復興，亦非啟蒙運動》，第25-26頁。
(95)胡適：《提高與普及》(1920年9月17日演講)，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第20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6-69頁；《蔣夢麟總務長演說詞》(1920年9月11日)，曲士培主編：《蔣夢麟教育論著選》，第202頁。
(96)陳獨秀：《告新文化運動的諸同志》(1920年1月11、12日)，任建樹主編：《陳獨秀著作選編》第2卷，第173頁。
(97)陳獨秀：《文化運動與社會運動》(1921年5月)，任建樹主編：《陳獨秀著作選編》第2卷，第377頁。
(98)需要指出的是，當時「新文化運動」已成為一種「政治正確」，因為胡、陳在這場運動中被公認的領袖地位，他們才敢於不同程度地否認；其否認也可能僅僅是「故意說」，以表達對某些趨向的不滿。劉桂生注意到魯迅根本不認同「新文化運動」這一稱謂，則又比胡、陳更進了一步。羅志田：《歷史創造者對歷史的再創造——修改「五四」歷史記憶的一次嘗試》，《四川大學學報》2000年第5期，第99頁。
(99)瞿秋白：《餓鄉紀程——新俄國遊記》(1920年)，《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1卷，第30頁。
(100)張君勱：《學術方法上之管見——與留法北京大學同學諸君話別之詞》(1922年1月)，翁賀凱編：《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張君勱卷》，第80頁。
(101)(張)東蓀：《文化運動的方針》，《時事新報》，1920年1月20日，第1張第1版。
(102)《會員通訊(巴黎本會同人致京滬本會同志)》(1919年9月27日)，《少年中國》第1卷第7期，1920年1月，第61頁。
(103)朱執信：《新聞界今後的著力點》，《時事新報》，1920年1月1日，「元旦增刊」，第3張第4版。
(104)瞿秋白：《餓鄉紀程——新俄國遊記》(1920年)，《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1卷，第31頁。
(105)鄭振鐸：《〈新社會〉發刊詞》(1919年11月1日)，《鄭振鐸全集》第3卷，花山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3頁。
(106)幼三：《改遣社會》，《北京大學學生周刊》第16期，1920年5月16日，第7頁；柳湜：《從五四運動到今日》(1936年)，《柳湜文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7年版，第700-701頁。
(107)(張)東蓀：《答漢俊君》，《時事新報》，1920年5月17日，第2張第1版。茅盾後來也說：「那個時候是一個學術思想非常活躍的時代，受新思潮影響的知識分子如饑似渴地吞咽外國傳來的各種新東西，紛紛介紹外國的各種主義、思想和學說。」(茅盾：《商務印書館編譯所》，《茅盾全集》第3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49頁)茅盾觀察到當時知識分子「如饑似渴地吞咽」正是張東蓀所說「餓時只有吃的衝動」最形象的詮釋。
(108)胡適：《個人自由與社會進步——再談五四運動》(1935年5月6日)，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第22卷，第283頁。
(109)杜亞泉：《何謂新思想?》(1919年11月)、《對〈何謂新思想?〉一文的附志》(1920年2月)，周月峰編：《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杜亞泉卷》，第506、513頁。
(110)楊賢江：《學生與文化運動》(1920年4月5日)，《楊賢江全集》第1卷，第196頁。
(111)《包世傑君演說新思潮》，上海《民國日報》，1919年7月23日，第10版。
(112)張東蓀：《新思想與新運動》，《時事新報·學燈》，1919年9月2日，第3張第3版。
(113)胡適：《新思潮的意義》(1919年11月1日)，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第1卷，第691-700頁。
(114)陳獨秀：《新文化運動是什麼?》(1920年4月1日)，任建樹主編：《陳獨秀著作選編》第2卷，第217頁。
(115)陳啟天：《什麼是新文化的真精神》，《少年中國》第2卷第2期，1920年8月，第2-5頁。
(116)君實(章錫琛)：《新文化之內容》，《東方雜誌》第17卷第19號，1920年10月10日，第2-3頁。
(117)胡適：《新思潮的意義》(1919年11月1日)，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第1卷，第697頁。
(118)(張)東蓀：《文化運動的方針》，《時事新報》，1920年1月20日，第1張第1版。
(119)(張)東蓀：《答漢俊君》，《時事新報》，1920年5月17日，第2張第1版。
(120)《會員通訊(王光祈致惲代英)》(1921年3月12日)，《少年中國》第2卷第11期，1921年5月，第58頁。
(121)梁啓超：《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1923年)，《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43頁。
(122)梁啓超：《什麼是新文化》(1922年8月31日)，夏曉虹輯：《〈飲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906頁。王奇生注意到，「當『新文化運動』這一名詞流傳開來後，對於什麼是『新文化』，知識界競相加以詮釋，卻沒有形成大體一致的看法」。王奇生：《新文化是如何「運動」起來的——以〈新青年〉為視點》，《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第37頁。
(123)許崇清：《今後思想家當取的針路》(1920年4月30日)，許錫揮編：《許崇清文集》，中山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45-54頁。
(124)桑兵：《「新文化運動」的緣起》，《澳門理工學報》2015年第4期，第6頁。
(125)王正之：《評〈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建國月刊》第2卷第5期，1930年3月，第74-80頁。
(126)溝口雄三：《另一個「五四」》，溝口雄三著，小島毅主編，孫歌等譯：《中國的思維世界》，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18頁。
(127)胡適：《新思潮的意義》(1919年11月1日)，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第1卷，第691-700頁。
(128)《於鶴年致胡適》(1922年10月16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上，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167頁。
(129)楊鴻烈：《為新青年社的老同志進一解》，《晨報副刊》第23、24期，1924年2月3、4日，第1版。
(130)胡適：《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1929年11月9日)，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第21卷，第440頁。
(131)錢穆：《回念五四》(1950年5月)，《歷史與文化論叢》，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341頁。
(132)戴季陶：《文化運動與勞動運動》(1920年5月1日)，唐文權、桑兵編：《戴季陶集》，第1216頁。
(133)毛澤東：《致陶毅信》(1920年2月)，《毛澤東早期文稿》，第418頁。
(134)毛澤東：《致羅璈階信》(1920年11月25日)，《毛澤東早期文稿》，第498頁。
(135)毛澤東：《發起文化書社》(1920年7月31日)，《毛澤東早期文稿》，第449-450頁。
(136)奚湞：《共產主義之文化運動》(1923年2月22日)，《新青年》(季刊)第10卷第1期，1923年6月，第118頁。
(137)陳獨秀：《思想革命上的聯合戰線》(1923年7月1日)，《陳獨秀著作選編》第3卷，第102頁。
(138)屈維它(瞿秋白)：《自民治主義至社會主義》，《新青年》第10卷第2期，1923年12月，第79-102頁。
(139)鄧中夏：《中國現在的思想界》(1923年11月24日)，《鄧中夏全集》上，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88-291頁。
(140)周策縱曾注意到，五四事件後那幾個月中，新知識分子在思想上和行動上都產生了巨大的分裂，形成「左派」、「自由主義者」、「研究系」等派別。餘英時也注意到當時「陳獨秀領導下的左翼，與北京以胡適為首的自由派右翼之間，產生了分裂」。周策縱：《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第304頁；餘英時：《文藝復興乎?啟蒙運動乎?——一個史學家對五四運動的反思》，《五四新論——既非文藝復興，亦非啟蒙運動》，第13頁。
(141)張蔭麟：《論「入井」運動》，《清華周刊》第24卷第5號，1926年3月26日，第8-9頁。
(142)王無為：《文化運動之障礙物——學閥》(1920年7月29日)，《新人》第1卷第4號，1920年，第3-8頁(文頁)。
(143)楊鴻烈：《為新青年社的老同志進一解》，《晨報副刊》第23、24期，1924年2月3、4日，第1版。
(144)例如梁漱溟的主張「與陳獨秀、李大釗等基本上在同一路線上並行」，只不過「同時又有對立」，正因這種「對立」，故其在新文化運動的敘述中不是被忽視便是被當成「反動派」。詳見溝口雄三《另一個「五四」》，《中國的思維世界》，第618-644頁。
(145)吳宓：《論新文化運動》，《學衡》第4期，1922年4月，第5-6頁(文頁)。
(146)《於鶴年致胡適》(1922年10月16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上，第167頁。
(147)孫中山：《致海外國民黨同志函》(1920年1月29日)，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5卷，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210頁。
(148)汪原放：《亞東圖書館與陳獨秀》，學林出版社1983年版，第43頁。
(149)孫中山：《三民主義·民族主義》(1924年)，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9卷，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243頁。
(150)周策縱：《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第472-477頁。
(151)總裁(蔣介石)：《哲學與教育對於青年的關係——三十年七月九日對青年團中央幹事會與監察會議訓詞》，《訓練月刊》第3期，1941年，第11、12頁。
(152)賀衷寒講，雷雨田記：《新生活運動之意義》，《中國革命》第3卷第9期，1934年，第20頁。不過，後來也有國民黨及一些與之相關的讀書人，特別強化五四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的關係，甚至說是國民黨領導了這一運動。參見羅志田《歷史創造者對歷史的再創造——修改「五四」歷史記憶的一次嘗試》，《四川大學學報》2000年第5期，第92-101頁。
(153)胡適：《致藍志先書》(1919年1月24日)，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第1卷，第96頁。
(154)《我們的宣言》，《時事新報》，1920年1月1日，第1張第1版。此文未署名，當是主編張東蓀執筆，代報紙同人立言。
(155)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嶽麓書社1986年版，第401頁。
(156)蔣百裡：《致任師書》(1920年7月2日)，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啓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11-912頁。
(157)茅盾：《「五四」運動的檢討——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會報告》(1931年)，《茅盾全集》第19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238頁。
(158)《學燈欄宣言》，《時事新報·學燈副刊》，1920年1月1日，第4張第1版。
(159)參見周月峰《激進時代的漸進者——新文化運動中的「研究系」》，博士學位論文，北京大學歷史系，2013年，第236-240頁。
(160)當時有人認為：「自『五四』、『六三』以後，全國學界，幾以北京學界為中心，而北京學界則又以北京大學為重鎮。因其學程既高，人數亦眾，年來一切文化運動，無論有形無形，莫不以東中西三院為其策源地。」平心：《北大學生議決罷課》，《申報》，1920年3月7日，第2張第7版。
(161)《婦女·青年·勞動三個問題》(費哲民致陳獨秀)，《新青年》第8卷第1期，1920年9月，第3頁(欄頁)。
(162)孫中山：《致海外國民黨同志函》(1920年1月29日)，《孫中山全集》第5卷，第210頁。
(163)郭沫若：《海外歸鴻》(1921年11月6日)，《創造》(季刊)第1卷第1號，1922年5月，第11頁(文頁)。
(164)伍啟元《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概觀》一書較早對新文化運動進行了系統研究，他的敘述便深受鄧中夏的影響，將實驗主義與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作為新文化運動中兩種同樣重要的科學方法，將現代中國學術思想簡化為文學革命運動、實驗主義的引進、辯證唯物論的引進三階段。從這一視角出發，對「科學」表示懷疑的張君勱、梁啓超、梁漱溟則成了「新文化運動」的敵對方。於是，由他們代表的「東方文化之重新提倡」，是「新文化運動」之外的「學術思想之變革」(伍啟元：《中國新文化運動概觀》，現代書局1934年版，第6-11、174頁)。兩年後出版的陳端志《五四運動之史的評價》一書雖幾乎全本伍啟元，但與伍將東方文化的重新提倡放在「新文化運動」之外不同，將其與「西洋文化運動」都納入了新文化運動之中(陳端志：《五四運動之史的評價》，生活書店1935年版，第320-333頁)。
(165)瞿秋白：《文化運動——新社會》(1920年3月6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1卷，第69頁。
(166)曹聚仁：《五四運動》，《文壇五十年》，東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118頁。
(167)周予同：《過去了的「五四」》(1930年4月5日)，中學生社編：《史話與史眼》，開明書店1935年版，第72頁。
(168)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序》，王汎森等著：《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張灝院士七秩祝壽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3頁。
(169)楊鴻烈：《為新青年社的老同志進一解》，《晨報副刊》第23、24期，1924年2月3、4日，第1版。
(170)彭康：《五四運動與今後的文化運動》(1928年5月)，楊琥編：《民國時期名人談五四：歷史記憶與歷史解釋(1919-1949)》，第177頁。
(171)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8頁。
(172)錢鍾書：《中國詩與中國畫》，《七綴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版，第3-4頁。
(173)徐志摩：《歐遊漫錄——西伯利亞遊記》，韓石山編：《徐志摩全集》第2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0頁。
(174)溝口雄三：《另一個「五四」》，《中國的思維世界》，第618頁。
(175)「費先生」的主張見匡僧《讀新青年雜誌第六卷第一號雜評》，《時事新報·學燈》，1919年3月15日，第3張第3版；穆姑娘的討論見魯萍《「德先生」和「賽先生」之外的關懷——從「穆姑娘」的提出看新文化運動時期道德革命的走向》，《歷史研究》2006年第1期，第79-9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