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潞（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
乾清宮是明清皇宮中位於內廷的重要宮殿，是明代皇帝的寢宮。到了清代，則變成了皇帝的理政場所，正如我們今天見到的場景：殿中高懸順治皇帝御筆「正大光明」匾及康熙皇帝的「表正萬邦」長聯，放置象徵皇權的屏風寶座，下設甪端、仙鶴、天球地球儀等等。那麼，這座著名的皇帝寢宮為何會變成理政之地？這一功能的轉變是如何發生的？對清代宮廷制度又產生過什麼影響？這些正是本文要討論的問題。
從單純的皇帝寢宮到純粹的理政之所
乾清宮的功能在清代順康雍三朝經歷了巨大的變化。順治時期，乾清宮是皇帝的寢宮，但使用率極低。當順治元年清軍進入紫禁城時，城中一片破敗。為迎接皇帝入宮，多爾袞於當年七月即下令修繕乾清宮，二年五月，「乾清宮成」。但當時皇帝是否入住不得而知，反而是在乾清宮修好後的第二年，有順治皇帝以前朝保和殿為寢宮的記載：「三年十二月，上御太和殿，諸王及文武群臣行慶賀禮，賜宴。即日，移居位育宮。」位育宮即保和殿。此後十年間，順治帝一直居住在位育宮，至十三年七月，乾清宮大修後，方移居乾清宮：「朕自即位以來⋯⋯暫改保和殿為位育宮，已經十載⋯⋯今乾清、坤寧宮告成，祇告天地宗廟社稷，於順治十三年七月初六日臨御新宮。」但自十三年正月起至十七年十二月，他實際上是長期居於南苑行宮，甚至為他最寵愛之妃董鄂氏行冊封皇貴妃之禮亦是在南苑行宮舉行。十三年十二月初五，冊董鄂氏為皇貴妃，初六，「是日早，奉冊寶於採亭。禮部侍郎烏赫，啟心郎吳馬護等，送至南苑」。
從上文記載看，順治年間乾清宮曾進行過至少兩次較大規模的修復，但難說達到了寢宮的理想狀態。十五年六月因乾清宮漏水，順治帝怒發上諭：「建造乾清宮，所費金錢鉅萬，宜乎堅固完好。乃落成之始尚有可觀。今經雨輒漏，牆壁欹斜，地磚亦不平穩，階石坼縫，甚不堅整。此皆工部內官監各官疏忽怠玩，不用心督造，及匠役草率所致。當日因工完議敘，所予加升賞賚，皆屬冒濫。雖經恩赦，難以免罪。著詳察該衙門經管各官並營造人等，嚴行議處具奏。」此後，順治帝更不住乾清宮了。
康熙帝登基後也住在時稱清寧宮的保和殿中，直至康熙八年才移居乾清宮，「朕御極以來，以保和殿為清寧宮居住。今春奉太皇太后旨，不宜以殿為宮，宜於乾清宮居住。朕恪遵慈命，爰飭所司重加修理⋯⋯今具告成，祇告天地宗廟社稷，於康熙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進御宮殿」。
康熙帝正式入住乾清宮當年，書寫了「表正萬邦慎厥身修思永，弘敷五典無輕民事惟難」的對聯，並將其張掛於正殿。現宮內所掛此聯，為嘉慶二年乾清宮大火後摹寫，上聯旁書：「康熙已酉聖祖御筆」，下聯落款：「乾隆丁巳恭摹。」從對聯治國安邦的內容看，乃為理政之所而書，據此可判斷，乾清宮功能由單純的寢宮，轉為政寢合一之宮，應始自康熙八年。七年後，康熙帝又為宮中「正大光明」匾題寫了跋語：「世祖章皇帝御筆正大光明四字，結構蒼秀，超越今古。仰見聖神文武，精一執中，發於揮毫之間，光昭日月，誠足媲美心傳。朕罔來時為欽若，敬摹勒石，垂諸永久，為萬世子孫法。康熙十五年正月吉旦恭跋」這一既鞭策自己又勉勵後人的跋語，進一步表明乾清宮乃理政之處，至康熙朝終結，此功能一直未發生改變。
乾清宮轉為純粹的理政之宮，始自雍正帝。在將康熙帝的棺槨安放於乾清宮後的第五天，胤禛舉行登極禮的當天，就向內務府總管大臣發一上諭，暫居養心殿：「諸王大臣僉雲，朕持服二十七日後，應居乾清宮。朕思乾清宮乃皇考六十餘年所御，朕即居住，心實不忍。朕意欲居於月華門外養心殿。著將殿內略為葺理，務令素樸。朕居養心殿內，守孝二十七月，以盡朕心。」不過，二十七個月守孝結束後，雍正帝卻再也不回乾清宮，就在養心殿理政就寢了。自此，乾清宮在清代成為一個純粹的皇帝理政之所。
乾清宮的政事活動
乾清宮由純粹的寢宮變為政寢合一的宮殿後，與之相關的活動與制度也相應發生變化。乾清宮發生的活動，大體可分為三類：一是政事類，如召見大臣、接見外國使節等；二是文事類，如皇帝與群臣論詩聯詩；三是宮規習俗類，如進《實錄》、贈福字等。它們有些是在乾清宮內或宮門外月臺上舉行，有些則是在乾清宮兩廡或乾清門舉行。但無論如何，它們都是乾清宮功能發生變化的衍生物。由於乾清宮涉及的制度過於龐雜，本文僅討論與之相關的政事制度的設立與變遷。
（一）御門聽政制
1.御門聽政制確立的時間
「御門聽政」這一理政方式始於明代。清初多承明制。順治帝雖偶有御乾清門與朝臣討論國事，但遠未形成「御門聽政」之制。這一制度真正形成是在康熙六年七月，玄燁在太和殿舉行親政大典後，「御乾清門聽政。嗣後日以為常」。從此，御門聽政在康熙朝常行不輟。
2.御門聽政的時間
據《聖祖實錄》記載，康熙帝御門聽政的時間，最初是早於辰時。這在上朝諸臣是極為辛苦之事：「惟恐遲誤，必四五鼓趨朝，難免夜行風寒之苦。」以至到了康熙二十一年九月，有大臣不堪上朝之累，竟冒天下之大不韙上奏，提出上朝的時間改為辰時：「若皇上於辰刻御朝，則遠居大小各官，黎明而入亦不致遲誤。」見此疏後，皇帝給了一個有病可報本部免其奏啟的回覆。大臣們見此諭竟興奮無比，稱「九卿各官皆雲，皇上洞悉下情，慮及下僚風寒，欲限時聽政，即同天地之心、無不歡忭！」或許是看到這種「無不歡忭」超常反應，康熙皇帝才第一次明確了御門聽政的時間：「朕御朝太早，各官於三四鼓趨赴朝會，殊為勞瘁。自今以後，朕每日御朝聽政，春夏以辰初刻、秋冬以辰正初刻為期。啟奏各官從容入奏。九卿詹事科道原系會議官員，仍每日於啟奏時齊集午門」，如「有年力衰邁及偶患疾病，俱向本衙門說明，免其入奏齊集。此外各衙門及部院司屬官員，俱停其每日齊集。著各赴本衙門辦事」。
客觀說，「春夏以辰初刻、秋冬以辰正初刻為期」（即春夏七點一刻，秋冬八點一刻）的「上班」時間，對朝臣來說仍然是太早了。結果，兩年後又有人提出御門聽政不必日日舉行的意見：「奏請御門聽政，或以五日、或以二三日為期。其意蓋欲君臣之間，政事餘暇，稍得休息也。」康熙帝考慮再三，將每天的御門聽政改為三日或五日一次，並簡化理政程序：「部院事務，應得歸併者，酌量合奏，期於簡要清省。從此民生日康，刑清政肅。」
但是第二年，再次有人以「四海昇平、政事簡少」為由，上疏「請以後大朝之期、及大雨大雪，俱停止啟奏。或遇大寒大暑之日，亦當酌定間幾日一御門聽政」。康熙帝在講了一番自己每日理政的苦衷後，再次妥協，說「自後大朝之期，一切章奏交送內閣。遇大雨雪，臨時請上諭，其祁寒盛暑之時，各部院果無應奏事宜，方許暫止」。君臣幾個回合下來，御門聽政的時間，就從確立之初的幾乎每天舉行，變為隔三差五，以至需要等「上諭」而不定期了。
3.御門聽政的方式
聽政的方式與乾清門的建築形式直接相關。乾清門是座五間的歇山式大門，平時是穿行之處，空蕩無物，但皇帝要在這裡理政，就得有相應的設施。聽政日，「乾清門首領太監等設御榻、黼扆於門外，正中設本案一，於前設大學士、尚書等跪奏氈墊於左⋯⋯屆時皇帝御輿至門，啟扉降輿出，闔扉升座。御前侍衛及乾清門侍衛左右僉立，記注官升西階，就西柱下立，部院奏事官由東階升，各就列跪」，開始依次呈進奏本，然後是「皇帝降旨宣答」。所謂「依次呈進奏本」，康熙時日講起居注官王士禛的記錄是：「初一日首吏部，則初二日首戶部，周爾復始。若宗人府奏事，則恆居部院之首，三司法例居第三。部院奏事畢，然後臺省官奏事。」各部院大臣奏畢，「然後內閣大學士學士至御前承旨。翰、詹、起居注滿漢各一員，輪直立西楹下」。
4.參與的官員
御門聽政的官員，有各部院奏事官，而經過君臣的幾番磨合，有些官員若本衙門無事便可不入朝了，但有一類官員需每次必到，就是制度上規定「升西階」的記注官。清代起居注官始設於康熙十年五月：「甲午。設立起居注，命日講官兼攝。添設漢日講官二員，滿漢字主事二員，滿字主事一員，漢軍主事一員。」
由於清代起居注制是與御門聽政制相伴生的產物，它的沉浮，會反映御門聽政背後的一些情況，有必要予以簡述。事實上，早在御門聽政制設立的第二年，即康熙七年，就有內秘書院侍讀學士熊賜履上疏請設起居注官了：「請遴選儒臣，簮筆左右，一言一動，書之簡冊，以垂永久。」玄燁回復「知道了」。但當時並未設立，其原因不外是鰲拜等4輔臣還在主政，設起居注官隨時記錄朝政，與前朝制度不附，很可能遭到輔政大臣的反對。而當八年廢黜鰲拜，其後又花了一年解決其他輔政大臣的遺留問題後，十年設起居注官則順理成章，起居注館就設在太和門西廡。
從上述御門聽政時「記注官升西階，就西柱下立」的程式可以看出，起居注官是個頗難勝任的職務，僅聽政全過程需站立執筆記述一項，就十分不易，更何況事關皇帝的一言一行，陟罰臧否，更需百倍謹慎。
起居注官設立一個月後，康熙帝向日講官兼起居注官傅達禮表示他的態度：「翰林院、起居注職任重大，關係機密。朕以爾才品優卓，實可信任，故行簡用。」起居注制度規定，皇帝本人不得閱看其內容，因此，儘管起居注官是由日講官中遴選兼任，但康熙帝還是對他們存有戒心；他不斷更換起居注官，僅以康熙十年至二十年為例，10年間就任命了44人為記注官。康熙十八年時，他還特別提出「會議機密事情，及召諸臣近前口諭，記注官不必侍班」。
隨著年代更迭，記注官的記注行為也出現變化。至康熙五十六年三月，發生了記注官陳璋將頭年十二月皇帝所發蠲免江南錢糧的上諭（但事實上並未蠲免），私自抄給了另一記注官趙熊詔之事。這是康熙皇帝絕對不能容忍的。他認為這是記注官在利用矛盾，「皆屬有心。特以朕於去年有欲免江南舊欠錢糧之意，偶爾諭及，今年未行蠲免。伊等欲將朕前後互異之處，指出書寫耳」！他怒批當今記注官種種不堪：「伊等跼蹐無措，豈能備記諭旨！侍班漢官歸寓後，纂寫數日方攜至署與滿官校看。又每爭競是非，則其遺漏舛訛可知！」這樣，存在了46年的康熙起居注館衙門從此被裁撤。
御門聽政之制雖被修正多次，但在康熙朝基本上堅持下來了。進入雍正朝後則發生很大變化。主要原因還是與雍正帝將理政之地遷至養心殿有關。雍正元年四月，當康熙帝梓宮奉安遵化景陵享殿後，大臣們就上疏請求皇帝御門聽政，當即被胤禛駁回：「諸王大臣所奏雖是，但皇考梓宮尚在享殿安奉，朕今即臨御正門理事，心實不忍⋯⋯。臨御正門理事，俟皇考梓宮奉安地宮之後，再為舉行。」隔天，「諸王大臣復援據典禮，再三懇請上御門聽政。乃允之」。僅一天之隔胤禛就轉變了對御門聽政的態度，其中最大的可能，或是他考慮到政局不穩，昔日的兄弟，今日的政敵，正伺機尋找其紕漏，沒有必要在御門聽政制度上為政敵提供口實。為表明他的真誠，當月即恢復了康熙五十六年裁撤的起居注官。然而，由於胤禛將理政中心遷至養心殿，他又常年住圓明園，終雍正一朝，御門聽政也沒舉行過幾次。至乾隆朝，「御門聽政」成為載於《國朝宮史》中的典儀。弘曆雖也多次舉行過御門聽政，但其意義與康熙朝完全不可同日而語，已是形式大於內容了。
（二）召對臣工
康熙帝居住乾清宮後，每日的活動，在其《乾清宮讀書記》中講得十分清楚：「朕自衝齡，性耽學問。踐阼迄今，罔自暇逸。未明求衣，待旦視事；講臣執經，群臣入奏，未嘗一日不與相接。既退，裁決庶務，披覽章疏，有間，則書冊翰墨，之外無他嗜好。」所謂「講臣執經，群臣入奏」就是指他在乾清宮開日講與召見大臣。
康熙朝御門聽政制常設不衰，皇帝與朝臣的交流，多是在乾清門聽政時，遇特殊情況，才將朝臣召入乾清宮問對。如康熙二十七年三月福建提督靖海侯施琅入京陛見，就是在乾清宮。君臣二人有過一番很有意思的對話：
諭之曰：前為內大臣十有三年，當時因爾閩人，尚有輕爾者。唯朕深知爾，待爾甚厚。其後三逆反叛，虐我赤子。旋經次第平定，唯有海寇遊魂，潛據臺灣，尚為閩害。欲除此寇，非爾不可。爰斷自朕衷，特加擢用。爾果能竭力盡心，不負任使，舉六十年難靖之寇，殄滅無餘。誠爾之功也。邇來或有言，爾恃功驕傲者，朕亦頗聞之。今爾來京，又有言當留爾勿遣者。朕思寇亂之際，尚用爾勿疑；況天下已平，反疑爾勿遣耶？今命爾復任，自此宜益加敬慎，以保功名。從來功高者，往往不克保全始終，皆由未能敬慎之故。爾其勉之。更須和輯兵民，使地方安靜，以副朕愛兵恤民，並保全功臣至意。
施琅奏曰：臣年力已衰，封疆重大，恐精神不堪。
上曰：為將尚智不尚力。朕用爾以智耳。豈在手足之力乎！
這番對收復臺灣、平息海寇的施琅大加讚賞，並為他因立功而滋生驕氣予以告誡，且仍繼續重用的對話，表明康熙皇帝不但能慧眼識英才，放手用英才，且在施琅因功而驕受到朝臣抨擊時，採取先告誡，仍任用，並提出「為將尚智不尚力」的論斷。類似這種情況，只有在小範圍的乾清宮內而非大範圍的御門聽政時，君臣才好坦誠對話。由此也為國家保留了一位立有功勳的封疆大吏。
（三）召見屬國陪臣
皇帝在乾清宮「引見庶僚」，除大臣外，被「引見」者，還有外藩屬國陪臣。《國朝宮史》將其列為典禮門中「乾清宮見屬國陪臣儀」。被引見的屬國陪臣有「安集延額爾德尼伯克、拔達山汗素爾坦沙等陪臣」等。
召見「屬國陪臣」，始自康熙朝。「康熙十四年春正月庚申朔，賜朝正外藩王、貝勒、貝子、公、臺吉、塔布囊、及鄂羅斯使臣等銀幣鞍馬有差」。不過那時尚不在乾清宮。明確於乾清宮接見來使的，則到了乾隆年間：「乾隆十八年，博爾都噶裡亞貢使巴哲格、伯裡多瑪那等入覲，亦於乾清宮召見。」乾清宮召見外國使臣被告列入「見屬國陪臣儀」成為制度後，一直延續至晚清。甚至在八國聯軍入侵北京，慈禧太后攜光緒帝倉惶逃往西安，兩年後回到北京，還要故作姿態地下道懿旨：「欽奉皇太后懿旨：國家與各友邦講信修睦，槃敦聯歡。現在迴鑾，京師各國駐京公使亟應早行覲見，以篤邦交而重使事。俟擇日後，皇帝於乾清宮覲見各國公使，其各國公使夫人，從前入謁宮廷，極稱款洽，予甚嘉之。亦擬另期於寧壽宮覲見公使夫人，用昭睦誼。著外務部即行豫備。」此時的「各國駐京公使」，與當年的「屬國陪臣」早已不可同日而語。不知載湉在乾清宮面對入侵各國之公使時，遙想當年乾隆帝在兩平西域之亂，安集延、拔達山等紛紛派人來京於乾清宮陳述與叛亂無關之景時，心中會作何感想？
（四）曲宴廷臣
在清朝禮制中，曲宴群臣是重要的政治活動，據《國朝宮史》載：「恭遇皇帝萬壽、上元、端陽、中秋、重陽、冬至、除夕等節，乾清宮曲宴王公大臣。」
乾清宮曲宴群臣，最早的一次是康熙二十一年正月上元節，於乾清宮大宴百官：「上御乾清宮⋯⋯命學士張英、侍講高士奇傳諭曰：向來內殿筵宴，諸臣未與。今因海內乂安，時當令序，特於乾清宮賜宴，君臣一體，共樂昇平，同昭上下泰交之盛。諸臣當歡忭暢飲，以副朕懷。」從這段描述中可知，此次乾清宮大宴百官，是一次君臣盡酣的宴會。其原因，乃是清廷於康熙十二年開啟的平定三藩之戰，歷經八年鏖戰，終在二十年杪，攻克吳三桂老巢昆明，吳三桂孫吳世璠自殺，平三藩取得最終勝利。在這一時刻，當初力主並掌控平三藩的玄燁，難免興奮激動，進而大宴群臣，舉朝歡騰！
參加了此次盛典的國子監祭酒王士禛在其筆記中也有記載：「康熙二十一年正月上元，賜群臣宴於乾清宮。異數也。凡賜御酒者二，大學士、尚書、侍郎、學士、都御史，皆上手賜；通政使、大理卿以下，則十人為一班，近侍賜酒。且諭：醉者令宮監扶掖。」王士禛稱此次乾清宮大宴群臣為「異數也」，應至少含有兩重意思：第一重為令百官在皇帝面前無拘束暢飲，自古未有，可稱「異數」；第二重則是王士禛作為晚明出生的清初官員，對乾清宮的認識，仍如一般漢官視其為後廷皇帝寢宮，很難理解當朝皇帝會在自己寢宮中大宴百官的緣由，自然是「異數」了。
此後，清帝於正月元旦或上元前後或遇國之大事，在乾清宮宴外藩及百官成為定製。乾清宮歲時筵宴，規模最為宏大者，則是康熙六十一年的千叟宴。「千叟宴」實際是上將滿蒙漢八旗官員與漢大臣共1020人，分兩批舉行的。「授爵勸飲，分頒食物」者，皇帝竟命諸王貝勒貝子公擔任，或要表明對耆老的尊重之意。之所以行千叟宴，原因當然是康熙朝已平安度過一個甲子，屬於「國之大事」，要在乾清宮大宴群臣。宴後，康熙帝「御製七言律詩一首，命與宴滿漢大臣官員各作詩紀其盛。名曰千叟宴詩」。由此有了「千叟宴」之稱。
但是，這並非是康熙朝第一次宴「千叟」，八年前，即康熙帝六旬萬壽時，就在暢春園大門外舉行過一次，與宴耆老共計6845人。
乾隆五十年，又為「國之大事」，乾清宮舉辦了第二次千叟宴。對此，皇帝頒諭：「康熙年間曾舉行千叟宴，與中外臣民躋壽宇而迓繁禧。誠為千載一時之嘉會。⋯⋯著於乾隆五十年正月初六日，舉行千叟宴盛典，用昭我國家景運昌期，重熙累洽，嘉與中外臣民耆老。」這次共設800席，因為天寒地凍，所以「張青幕於各宴次。每幕置尊，陳官饌，席皆有幕」。從這段記載可知，這次千叟宴，曾在乾清宮院內張起800架青幕帳，有類圍場行圍，其場面令人難以想像！或許也只有身為滿人的清代皇帝可以做到。
（五）確立秘密立儲制
清代特有的秘密立儲制，是在乾清宮確立的。但這項關乎「國本」的重大政務，卻未列入《大清會典》或《國朝宮史》之中。
眾所周知，雍正帝胤禛創立了秘密立儲制。雍正元年八月十八日這天，胤禛先是目送其母孝恭仁皇后梓宮發往遵化景陵，後御乾清宮西暖閣，召見總理事務王大臣、滿漢文武大臣、九卿。他先表白了一番「向日朕在藩邸時，坦懷接物，無猜無疑。飲食起居，不加防範」，無意爭奪儲位，轉而提出「聖祖既將大事付託於朕，朕身為宗社之主，不得不預為之計。今朕特將此事親寫密封，藏於匣內，置之乾清宮正中世祖章皇帝御書正大光明匾額之後，乃宮中最高之處，以備不虞。諸王大臣鹹宜知之。或收藏數十年亦未可定」。
這條上諭的內容看似平和，其實頗值玩味：雍正元年八月，胤禛遷往養心殿理政已9個多月了。他在那裡處理了京內從總理事務王大臣到各部院大臣、八旗都統，京外從督撫至州縣官員近百員的人事任命，有關立儲如此重大的決定，按理更應在他新確立的理政中心養心殿舉行，但他卻要回到因忌憚而拒絕入住的乾清宮。這種不合情理的做法，不能不令人生疑，背後必有緣由。由於雍正帝至死也未透露何以在乾清宮向群臣頒布此諭，我們只能根據立儲與乾清宮關係的一些史實進行分析。
終康熙一朝，立儲與乾清宮關係十分密切。乾清宮作為康熙帝政寢合一之宮，不但皇太子允礽常侍左右，而且兩廢皇太子及對諸皇子及大臣的訓諭也大都發生在乾清宮。如康熙四十七年九月，玄燁於塞外決定廢皇太子，回京當天，就「召諸皇子入乾清宮，諭曰：當廢允礽之時。朕已有上諭，諸阿哥中，如有鑽營謀為皇太子者，即國之賊。法斷不容」。因為立儲不當，玄燁受到極大的打擊，他對諸皇子失望已極，甚至說：「眾阿哥當思朕為君父，朕如何降上諭，爾等即如何遵行，始是為臣子之正理。爾等若不如此存心，日後朕躬考終，必至將朕躬置乾清宮內，爾等束甲相爭耳！」這種言語，給人以痛徹心扉之慨。這種話他說過不止一次，且更是說出諸皇子會「逼朕遜位」這種令滿朝震驚的話語。
五十六年十一月，康熙帝「御乾清宮東暖閣召諸皇子及滿漢大學士學士九卿詹事科道等」，頒布的「遺囑」更令人震驚。他在向臣下講述了自己一生的經歷和追求後，坦誠康熙四十七年「大病之後，過傷心神，漸不及往時。況日有萬幾，皆由裁奪。⋯⋯立儲大事，朕豈忘耶⋯⋯倘得終於無事，朕願已足。願爾等大小臣鄰，念朕五十餘年太平天子，惓惓丁寧反覆之苦衷，則吾之有生考終之事畢矣。此諭已備十年，若有遺詔，無非此言。披肝露膽，罄盡五內，朕言不再」。
對於親歷過前朝儲位之爭完整過程的雍正皇帝來說，乾清宮是一個解不開的「結」：「朕思乾清宮乃皇考六十餘年所御，朕即居住，心實不忍。」「心實不忍」之意，雖未言明，但其皇父在乾清宮中所說的那些籠罩著刀光劍影的血淚之言，又面諭「披肝露膽，罄盡五內」的遺囑，會令每位聽者心有餘悸。就是在今天我們讀這些文字也不免心起波瀾。想必胤禛亦不會例外，只要談立儲就會聯想到乾清宮。分析他選擇在乾清宮頒布立儲之制，或為秘密立儲完全不同於前朝，有違背祖制之嫌，但選擇在乾清宮頒布，且將儲君之名收藏於宮中正大光明匾後，也算是對前朝立儲另一種形式的繼承，可略抒「心實不忍」之情！
（六）舉辦清帝喪儀
喪儀屬清五禮中兇禮的內容。在視死如視生的古代社會，皇帝的喪儀不僅是皇家也是國家的重大政務活動。
清廷在乾清宮為皇帝辦喪禮，始自順治帝福臨之死。順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福臨死於養心殿，當日在乾清宮停放梓宮開始舉辦喪禮。其喪禮極為盛大與隆重，主要有以下幾步：
其一，當日三等侍衛以上王公大臣，公主王妃以下八旗佐領三等侍衛以上命婦，均穿喪服，每天兩次入宮，至梓宮前上香奠酒舉哀；在京漢文官於景運門外齊集，武官於隆宗門外齊齊集，每日二次舉哀，共三日止。
其二，二七後，尚書以上王公大臣，每日一次，於宮前丹陛上排立，於梓宮前上香奠酒，叩頭舉哀，其餘各官在乾清門外舉哀。
其三，文武官員不作樂不嫁娶凡百日，在京軍民人等摘冠纓服縞素，二十七日而除；不嫁娶凡一月，不作樂凡百日；禁屠宰凡四十九日，不祈禱不報祭凡二十七日。在京各寺觀自大喪日始，各撞鐘三萬杵。
其四，福臨逝後第二天頒遺詔，第三天玄燁即皇帝位。
其五，二月初二日，梓宮移奉景山壽皇殿，四月十七日，行百日致祭禮後，將梓宮移至升化處，二十一日，行撿殮禮。
其六，要求未除服前，上奏皇帝之票本用藍筆批，各部院衙門文移也用藍印。
《大清會典》所載福臨喪儀，只是制度性的內容，很多鮮活的東西被過濾掉了。但恰好有個親睹了整個喪儀的小官張宸，在他的筆記《青琱雜記》中，詳細且生動地記載了他的見聞：
世祖皇帝賓天，閱三日，輔臣率文武官設誓，旗下每旗一誓詞，各官每衙門一誓詞⋯⋯予是時始得入乾清門，仰觀內殿。蓋哭臨在殿外，惟一二品大臣上殿哭，餘俱不能也。殿上張素帷，即殯宮所在，兩廡俱白布簾。壼闈肅穆，非外廷可比。宮門外大廠二，東釋西道，豎幡杆，晝夜禮經懺。十四日，焚大行所用冠袍器用珍玩於宮門外。時百官哭臨未散。遙聞宮中哭聲沸天而出。仰見皇太后黑素袍，御乾清門臺基上，南面，扶石欄立哭，極哀。諸宮娥數輩，俱白帕首、白衣從哭，百官亦跪哭。所焚諸寶器，火焰俱五色，有聲如爆豆。人言每有一珠即有一聲，蓋不知數萬聲矣。謂之小丟紙。
從上述官私各方的記述可以看出，順治皇帝的喪儀確實是在乾清宮舉辦的。此後，清帝喪儀於乾清宮舉行成為定製。但有一點與順治皇帝的喪儀不同，就是不再行升化與撿殮禮了。
（本文首刊於《故宮博物院院刊》2020年第1期，原題為《乾清宮空間功能的轉換與制度變遷（上）》，作者劉潞為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原文注釋從略，現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