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新民晚報
文 | 竹 裡
一場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堅決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已經打響。
關於新型冠狀病毒國家衛健委今天上午更新了最新數據：截至1月27日24時，全國30個省（區、市）累計報告確診病例4515例，現有重症病例976例，累計死亡病例106例，累計治癒出院60例。但關於病毒的源頭始終未有定論。
根據多個媒體公開報導顯示，病毒爆發的源頭是武漢華南海鮮市場，自1月1日封市後的第25天，科研人員首次從這裡的585份環境樣本中，檢測到33份樣品含有新型冠狀病毒核酸，這意味著，在科學上，可以確認此次疫情與華南海鮮市場的野味存在關聯。
武漢華南海鮮市場
雖然，早在1月24日，一個中國聯合團隊在《柳葉刀》上發表論文指出，前期41個病例中有13例與海鮮市場無關，美國《科學》雜誌也刊文稱，海鮮市場可能並非病毒的唯一源頭。但根據目前掌握的信息，華南海鮮市場仍然是追溯病毒源頭的一個重要地標。
美國《科學》雜誌報導
重返華南海鮮市場，背後還有一些說不清道不明的細節：一家海鮮水產市場為什麼能賣野生動物？又為何能佔據漢口火車站旁的黃金區位，屢被查封，屢拆不掉？被查封後幕後老闆從未露面，人稱「大哥」的餘祝生到底什麼來頭？武漢當地是否有保護傘？
「無證」的拷問：野味市場的潛規則
在被查封前，華南海鮮市場是華中地區最大的海鮮水產批發市場，位於二環旁邊，距離漢口站直線距離不到一千米，開車三分鐘。按照2019年春運數據，漢口站日均集散量超過14萬人次，單日最高達16.42萬人次。
而就是在這個處在黃金地段的海鮮市場，管理上的混亂，恐早為疫情的蔓延埋下了禍根。
「要想吃『尖板眼』的東西，市內只有華南海鮮市場買得到。」一位餐飲行業的業內人士用地道武漢話直觀描述了華南海鮮市場在當地的定位。「尖板眼」在武漢話中指稀奇古怪、與眾不同的東西，在「好吃佬」口中特指各種「野味」。
根據相關報導，華南海鮮市場不只賣海鮮，它是個綜合性市場，至少有8家商戶在經營各種野生的飛禽走獸。在一張大眾畜牧野味價目表上，最貴的是小活鹿，售價6000元，最便宜的是蜈蚣，5元一條。此外，活鴕鳥4000元一隻，活孔雀和活狐狸均為500元一隻。
曾是華南海鮮市場的常客、武漢餐飲行業老闆王先生向媒體透露，一些價格比較高的野味並不是放在攤位上賣，而是有固定供貨渠道，貨到了會通知買家過來拿。「華南海鮮很大，還分東區和西區，有幾家賣野味的位置偏僻，藏在角落裡，要不是有熟人帶著去，很難找到。」
王先生回憶，過去很多餐館都在海鮮市場備貨，春節期間也是居民們買年貨的高峰，大冬天都能擠出一身汗。這裡所販賣的動物種類繁多，有可傳播鼠疫的齧齒動物旱獺，俗名「土撥鼠」，還有果子狸、豪豬、黃麂、豹貓，甚至還有商家捕捉寵物狗當肉狗賣。
華南海鮮市場某野味商家出售「土撥鼠」
然而，「生意興隆」的華南海鮮，在周邊居民眼中是「髒亂差」的罪魁禍首。在附近上班的唐女士說，每次走過去下水道都是一股味道。而在封市之前有記者曾探訪華南海鮮市場，視頻裡一家賣野味的商鋪裡遍地的血水，動物屍體堆積在幾十個籠子裡，衛生狀況實在堪憂。
華南海鮮市場某野味商鋪
事實上，華南市場因為其售賣活禽、野味等行為也曾一度被當局要求整改，但最終未能實施相關行動。而自SARS發生17年來，對野生動物的經營利用，國家法律法規有嚴格的管制規定，即便是非重點保護的野生動物，不僅要林業部門的合法經營許可，還得受到市場監管和檢疫部門的報批。
然而華南海鮮市場的這些商家，是否有經營野生動物的許可證，現在依舊是個謎。至於是否有商戶偷偷販賣重點保護野生動物，野生動物來源是否合法，有沒有檢疫證明，這些問題同樣留下重大疑問。
1月22日，武漢市園林和林業局相關負責人在接受採訪時表示，其未向華南海鮮市場頒發野生動物經營利用許可證。1月26日，其值班人員又改口稱，印象中野生動物經營許可，已經下放到區，但是否有對華南海鮮市場商戶進行審批，還需進一步了解。
西北某地市林業主管部門退休官員則透露一個普遍存在的潛規則，「在經營許可證下發同時，主管部門會開出一張處罰或作廢許可證的通知，但不填寫時間。為的就是一旦出事，（經營業主）你自己填上時間，這個時間要早於出事時間，這樣主管部門就免除責任了。」
更匪夷所思的是，在疫情影響擴大，一些省份啟動一級響應之後，作為源頭的華南海鮮市場，竟然出現組織商戶集體現場退租的「神操作」。正是對疫情的麻木，管理層面對野味交易的掉以輕心，才讓華南海鮮市場成為了新型冠狀病毒產生和傳播的溫床。
至於負有守土職責的有關部門、人員，是否存在失職瀆職甚至包庇縱容，讓帶有病毒的野味流向餐桌，這些問題也需要有個明確的交代。
被舉報「黑勢力」：「大哥」餘祝生什麼來頭？
據華南海鮮市場周邊居民的說法，「華南海鮮和華南果批這兩個市場在這裡十幾年了，一直傳聞要拆，但始終不見動靜，現在漢口站是武漢的門面，對面就是武漢市公安局的大樓，周邊都拆的差不多，但一直沒拆下來。」其中原因令人費解。
而在此次疫情發酵後，華南海鮮市場幕後老闆的身份，也引發了廣泛猜測。天眼查顯示，華南海鮮市場，實際隸屬於武漢華南置業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華南集團」），其法定代表人為餘甜，股東餘其澤，系餘甜的弟弟。餘甜據傳與官員之子結婚，其父親餘祝生被當地社會人士尊稱為「大哥」。
據公開資料顯示，餘祝生1962年生人，出生在武漢一個城中村，是家中第八個孩子，上面有4個哥哥、3個姐姐，文化程度很低，小學未畢業，早年在建築行業打拼，其中，1994年註冊成立的武漢市華南樁基有限公司，系餘氏家族最早企業。2019年10月26日，剛剛與前妻趙紅辦理離婚證，雙方未有共同子女，其與趙紅結婚前，與前妻育有餘甜、餘其澤姐弟倆。
一位知情人向媒體談及餘祝生時稱：「確實是大哥，喜歡賭博，錢多、地多、房多、大氣、大方。他有外國國籍，全家都不在國內，具體在哪個國家，目前不確定。」至於此前媒體報導的信息：餘和當地部分官員「走得很近」，「餘甜和官員之子結婚」的傳聞，知情人士表示「不清楚」「暫不能確定。」
1月27日，一篇題為《舉報武漢肺炎源頭：華南市場老闆為何藏得這麼深》的舉報信，發布在名為「天下說法」的公眾號。《新民周刊》記者查詢發現，該公眾號的註冊主體是中國政法大學疑難證據問題研究中心主任吳丹紅，文中吳律師寫道，今年1月初，他接到一份來自武漢的舉報信，矛頭直指這個餘祝生。
該舉報信稱，餘祝生長期以武漢華南置業和武漢華微物業為依託，糾集、組織有前科劣跡人員、社會閒散人員以及其親屬、司機，形成稱霸一方的黑惡勢力集團。具體違法行為包括私刻印章，侵吞公司租金收入；多次實施暴力脅迫手段和非法拘禁，實現強迫交易；搶奪清華工貿公司印章，並冒用公司名義侵吞補償款等，並稱舉報人對言論的真實性負責，且有證據支持。
結合以往公開的資料及事件，我們似乎可以看到一些端倪。比如，至今在天涯論壇上，仍然能看到聲討餘祝生對唐家墩城中村區域的「強拆行為」，在2011年的帖子中，發帖人提到唐家墩房價1萬元左右，但華南（置業）給出拆遷補償只有1800元。
早在2011年，天涯論壇上就有狀告華南置業「強拆」的帖子
一位比較了解該區域的業內人士更向媒體直言：「要想把一個市場做起來，老闆不可能沒點手段。」他解釋：「原來市場旁邊是城中村，市場裡面經常有商戶扯皮打架，老闆可不僅是收租子，還有維持秩序，沒有點手段和勢力不行。」
事實上，餘祝生學歷不高，根本不會管理市場，全靠前妻趙紅往來處理關係。據公開信息顯示，趙紅，1965年生於湖北武漢，1998年畢業於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武漢大學官網一篇文章稱，趙紅還在2006年進入該校，攻讀新聞與傳播學院藝術攝影專業。目前，趙紅在湖北、武漢攝影界頗具聲名。
作為餘祝生背後的女人，趙紅是趙餘家族中唯一高調的一位，其他人信息則鮮見於網際網路。此前，媒體曾援引餘祝生一位親屬的話稱，餘祝生在很多人看來，是一位「大哥」，但趙紅曾斥其「德不配位，必有災殃」。
早年趙紅曾學過企業管理，也因此，在1994年兩人結婚後，從1999年到2006年之間，趙紅曾管理過華南海鮮市場。餘祝生這位親屬說，趙紅在管理期間，還是很不錯的。「非典、禽流感時期，每天消毒，一起（傳染）都沒有發生，這個你可以找工商部門核實。這次事情出來，也有很多人問趙紅，實際她早就不管企業了，而和餘祝生也沒有聯繫了。」
餘氏的野心：家族實控50多家企業
當然，餘氏家族的野心遠不止於此。
據天眼查資料，餘祝生及其家人，實際控制企業多達50多家，除了大量企業在武漢註冊外，在北京、上海、天津、西安也有註冊企業。這些企業涉及房地產、建築、物業、典當、傳媒等多個領域。但趙紅、餘祝生，在近年多次工商變更後，漸漸從企業董監高信息中淡出，餘甜則開始顯名。
2015年4月1日，餘祝生退出華南海鮮市場股東開始，創業一代向「二代」的權力交接已經完成，變更為餘祝生之子餘其澤持有51.5%的股份，餘祝生之女餘甜持有48.5%股權不變；到了2017年3月28日，華南海鮮市場的股權則變為餘甜與餘其澤平分。
華南海鮮股權變更信息 圖 | 天眼查
值得注意的是，天眼查數據顯示，這家水產批發市場於2018年1月9日又進行了經營範圍變更，經營範圍由只包含市場物業管理、停車場經營，變更為增加了水產品、初級農產品的批發兼零售，以及食品銷售。
以「餘祝生、餘甜、餘其澤」為核心成員的餘氏家族已經將生意鋪到食品、地產、金融等多個領域。餘甜目前在12家公司擔任法定代表人，在20家公司擔任股東，在18家公司擔任高管，對34家公司擁有實際控制權。其弟餘其澤目前在3家公司擔任法定代表人，在12家公司擔任股東，在12家公司擔任高管，對32家公司擁有實際控制權。
放權後的餘祝生目前僅在1家公司擔任法定代表人，即武漢市華南混凝土供應中心，他曾經任職的7家公司現在的法定代表人均已變更為餘甜。趙紅只在武漢華南物業管理有限公司廚具酒店用品批發市場分公司擔任法定代表人一職，並且該公司已註銷。
《新民周刊》記者逐一聯繫所有企業留下的手機號等，但均未獲正面回應。記者也曾分別撥打趙紅、餘祝生手機號，並發送簡訊，但未獲接聽、回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