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敘事是主旋律當中數十年如一日的音律，不過，在大片時代裡，卻出現了有趣的翻轉。
《讓子彈飛》是2010年上映，不得不承認，這是姜文的天才之作，經典行列，最為奇妙的是作品引起不同政治立場的解讀而且各自都能自圓其說，堪稱公認的狂歡。
《讓子彈飛》根據馬識途的小說《夜譚十記》中的《盜官記》改編。
作者馬識途，1915年出生，1930年代便投入共產黨的地下工作，他在西南聯合大學當過職業學生，也曾潛伏基層當過小公務員。《夜譚十記》從1942年開始寫作直到40年後的1982年完稿。書中所述，不少是30、40年代國民政府官場光怪陸離之事，這些源自馬識途在公務機關的所見所聞，《盜官記》也不例外。
《盜官記》主角張牧之（電影裡張麻子），出身貧窮之家，從小被送到地主之家幫傭。
長大之後，他的妹妹到地主家探望張牧之，卻被地主玷汙。張家人打了官司，但地主遞了張名片給審案的縣太爺，一切不了了之，果真權錢相護，百姓冤屈無處伸張。
就像《水滸傳》裡的逼上梁山的林衝，張牧之也上山當起土匪劫富濟貧，幾年之後，他羽翼漸豐，成為人們口中神秘的張麻子。
一日，買官上任前來縣城的王家賓不慎落水，張麻子索性替代上任。
從土匪到縣長，張麻子打擊地主惡霸個性不改，只是，從綠林到廟堂遊戲規則不同，他找來的師爺為他惡補三民主義諸如「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等根本精神。
買官者不外乎壓榨民脂民膏而後離去，張牧之前任的縣長留下「二五加租」農民向地主交租的規矩，事實上，當時國民政府頒定的規則是減收百分之二十五的田租，張牧之依此規則要求地主。
也因此得罪地主黃天榜（黃四郎）。
黃老爺子一方面找來國民黨省黨部主委乃至特務系統人士前來調查張牧之的底細，另一方面，黃天榜與張牧之兩方人馬也彼此較勁。
張牧之人馬將黃天榜五花大綁準備公審之際，黃天榜找來的王特務早離開縣城調來保安部隊將張牧之逮捕，最後張牧之被斬首示眾。
馬識途的筆鋒以諷刺見長，《盜官記》裡諷刺的是國民黨雖然宣稱以三民主義改變中國，但是，真正實踐者卻是由盜匪冒充縣長的張麻子，張麻子深受百姓愛戴，但最終將張麻子斬首的卻是國民黨的特務。
姜文改編的《讓子彈飛》同樣以民國初年為背景。
花錢買官赴南方康城上任的馬邦德夫婦，赴任途中，遭到張麻子襲擊。
為求保命，馬邦德謊稱自己是縣長師爺，準備赴鵝城上任。張麻子雖是劫匪，但當年卻是手下的大將張牧之，北洋軍閥割據的亂世，只有落草為寇。
雖為劫匪，他堅持劫富濟貧，仿佛將年輕時未能完成的國富民強理想以劫匪之道完成。張麻子假冒馬邦德帶著師爺赴鵝城上任。
鵝城是個貧瘠之地，黃四郎靠著亂世販賣煙土富可敵國，坐霸一方，鵝城百姓對他敢怒不敢言。張麻子上任之後，目標對準黃四郎，兩人既有英雄惺惺相惜之感，激烈的較量卻也隨之開展。
張麻子眼前除了黃四郎這個對手之外，還有一個隱形的對手——鵝城的百姓。
時代已改朝換代為民國，但鵝城百姓卻封建不改，見到官員便下跪，還喊青天大老爺，面對黃四郎這樣的惡霸更不敢起身反抗。
在這樣的情勢下，張麻子所創造的「革命」幾無動能。
最終，張麻子巧用黃四郎的替身，他的長相與說話方式與黃四郎無異，張麻子索性在群眾面前把他當作黃四郎斬首示眾。以為黃四郎真死了的群眾，紛紛前往黃四郎豪宅打劫。
革命已經終結？不！張麻子的手下們告別了張麻子，他們要前往浦東。
從《盜官記》到《讓子彈飛》，張牧之的角色設定迥然不同，《盜官記》裡是綠林好漢起義失敗的悲劇，《讓子彈飛》裡則是有識之士，追隨過參與辛亥革命與二次革命的大將軍蔡鍔，甚至也在日本居住過，對介錯（切腹）文化極為熟悉。
然而，或因時局混沌，遁世為盜匪。
這個角色設定就把張牧之帶入中國近代史的脈絡當中，而非僅是鄉野間傳奇的綠林好漢。
更有趣的，則是《盜官記》裡嘲諷的是國民黨三民主義的名不符實，但《讓子彈飛》卻像是共產黨的革命敘事。
為何會有如此的認知？
首先，中國對辛亥革命的評價是資產階級革命，革命雖成，但農民工人並未翻身，此外，封建思維也並未完全清除。
電影裡對民國亂象的批判，如鵝城百姓見官仍下跪甚至稱青天，這與既有的歷史敘述相同。
其次，張牧之的經典臺詞「公平！公平！他媽的還是公平！」、鼓動群眾與地主惡霸對幹的做法，不難讓人想起1920年代末期開始的土改運動。
《讓子彈飛》上映之後引起指認的狂歡，例如將張麻子與黃四郎的對決過程比喻為共產黨的革命，張麻子革命成功後，他的追隨者前去上海浦東則比喻為改革開放。
也或者，張麻子先到鵝城，鵝城即是蘇聯的諧音，亦即影射中國向蘇聯學習馬克思主義。
指認狂歡的背後，張牧之的革命英雄形象值得探究。
在中國，革命英雄的形象與事跡總是不斷被傳誦，在中小學教科書、在電影與小說裡。
不過，改革開放前後的革命英雄形象卻有所差異。改革開放前後同樣出現國共內戰與對日抗戰爭英雄的描述，但是，有一類英雄卻悄然消失。
1949年建國後到1976年文革結束之間的27年之間，在強調階級鬥爭的年代裡，電影與小說裡的革命英雄多是貧窮出身，他們受過剝削而後加入共產黨行列，以純潔之信念實踐革命，他們的革命對象是地主，信念是苦勞大眾得以出頭天。
然而，改革開放之後，階級鬥爭卻已是明日黃花，這類英雄也隨之消失。
《讓子彈飛》之所以引起共鳴，很大一部分從張牧之身上聯想到房價物價高漲的現實裡，卻無追求公平的英雄。
我想這是姜文最想說的，或者說，這是中國第五代導演都想陳述的事實。
同樣是姜文的作品，《鬼子來了》則以中日戰爭末期日本投降前夜的北方農村為背景。夜黑風高的晚上，姜文所飾的農民馬大三家裡突然傳出敲門聲，馬大三問道：「誰啊？」對方隨即回答：「我！」
開門之後，那個「我」丟下麻布袋之後走人，並聲明改日再來取。
麻布袋裡原來是被綁的日本軍人和中國人翻譯。
村裡出現被綁的日本軍人，所有人不知如何是好。
日本巨星香川照之所飾演的日本軍人花屋小三郎，見到中國人便兇狠說話以顯皇軍威嚴，然而，翻譯者是被日軍抓去的中國人，他粗通日語，為求氣氛和緩避免被殺，他將花屋小三郎的話一律翻譯為「大哥大嫂新年好，我是你的兒，你是我的爺」。
村民為求生存，既不想得罪日軍也不願受抗日義勇隊的牽連，面對這個燙手山芋，只好由事主馬大三和老婆合力照顧。
折騰半年之後，大家聽從花屋小三郎的建議，部隊長官與他同鄉，日軍會善待村民並給予糧食。村民將花屋小三郎送回日軍軍營後，日軍長官以為村民找到失蹤的軍人送回，基於中日友好答應報酬並加碼舉辦日本軍人與中國農民的聯歡晚會。
會中，載歌載舞之際，日軍長官見香川照之與中國人熟稔，甚至還能說幾句中文，發現情形不對。花屋小三郎所能說的中文也就是「大哥大嫂新年好，我是你的兒，你是我的爺」，長官要求翻譯，這次中國人翻譯照實譯出。
日軍長官憤怒不已，優等皇軍，豈能如低聲下氣求生存？
憤怒之下，長官要求香川照之刺殺中國村民，一場屠殺於是展開，友好與屠殺之間，就在一線之隔。
先接老婆再到晚會現場的馬大三，只見到屠殺後凌亂的現場，他一心復仇。
此時，日本已戰敗，花屋小三郎等人被關在俘虜營。馬大三佯裝在俘虜營外賣香菸的小販，伺機潛伏進入。
一日，他掌握機會進入報復，殺了幾個日俘，但是，也被主張寬容對待日俘的國軍逮捕，並以漢奸罪罪名立即行刑。
槍決前，馬大三冷笑，一句「大哥大嫂新年好，我是你的兒，你是我的爺」讓村民善待花屋小三郎，但也因為這句話釀成村裡的大屠殺。
反諷的是，國軍連長下令行刑，行刑者正是花屋小三郎。
如果說《鬼子來了》以一個村民的視角勾勒出不同於既有歷史的敘事，9年之後管虎的《鬥牛》，一如《鬼子來了》的由邊緣角色折射出大歷史，不同的是，這次的主角是一頭牛。
二戰期間，德國、日本與義大利結盟之後，其他國家也組成反法西斯聯盟，畜牧業發達的荷蘭，透過共產國際送了頭牛給中國。
黑白相間的乳牛與中國黃牛明顯不同，荷蘭牛到中國村莊之後由誰來養？
所有村民自顧不暇，長老採取抽籤方式決定，黃渤所飾的牛二中籤，但牛二百般不肯，長老以寡婦九兒下嫁為條件逼他就範。
牛二隻是代養，改日還得還給八路軍。
牛二與荷蘭牛開始面臨一連串顛簸的命運。
先是日本軍隊隨後進村，村民無一倖免，包括九兒在內。
遠在鄰村照顧牛的牛二逃過一劫。然而，另一支由鄰村而過的日本軍隊卻活捉了這隻荷蘭牛。
這隻牛驚人的奶量，成為日軍的營養補充品，然而過量的汲取乳牛不堪負荷。
日軍過後，隨之而來的是餓壞的中國同胞，同胞們見牛心喜，偷搶拐騙就為了將牛殺大快朵頤。不料，過程中他們誤中日軍留下的埋伏身亡，未能得逞。
有趣的是，帶著乳牛逃亡的牛二，遇上落單的日本軍人，日本軍人跪地求饒，強調自己沒有殺中國人，但語言不通，他只有在地上寫出沒有殺人。
大字不識一個的牛二，看到「人」字誤以為是八路軍的八，直認這個日本軍人跟八路軍有關。這名軍人在家鄉有養牛經驗，透過按摩恢復九兒的健康，這也是中國電影中少見的日軍正面形象。
牛二與荷蘭牛感情日深，甚至稱呼它九兒。
牛二牽著九兒，遠離人群走向山上。途中，遇到共產黨軍隊，牛二將委任狀給軍隊領導看，忙著行軍的領導索性把牛給牛二。
不識字的牛二身心俱疲，感覺來日不多，要求領導在四張小紙上寫「牛二之墓」四個字。
《鬥牛》堪稱乳牛版《活著》，張藝謀的《活著》談的是敗家的紈絝子弟福貴賭光家產後，洗心革面以皮影戲為生，但在混亂的年代裡，他被國民黨拉去當兵，而後又成為共產黨俘虜。
福貴的命運自己無法掌握，家人的命運亦復如此，建國之後，兒子在大躍進時期被車撞死，女兒在文革時期難產而死。大時代的變動裡，活著是卑微也是尊嚴。
《鬥牛》裡，各種力量都想利用乳牛，唯獨牛二與它生死與共，在亂世中活著。
我為什麼用《鬥牛》收尾？因為姜文的隱喻大抵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