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親者、香港居民、港漂 這些親歷香港疫情的人們

在保持人們日常生活、儘可能不影響經濟發展和在抗擊疫情之間保持平衡的香港，曾平穩渡過前兩波新冠疫情，為什麼阻擋不住第三波疫情的來臨？

7月22日，晚上九點半，張先生帶著三位老人經過香港到深圳的關口，足足用了兩個半小時。疫情前，在深圳工作的他每周都要通過的這個口岸和在香港工作、讀書的妻兒團聚，只需要20分鐘。

這兩個半小時，需要填無數表格、刷多次二維碼，繁瑣的程序絲毫未讓他感到漫長或煩躁，每一分鐘都讓他覺得離深圳更近一點，更安全一點。

1月24日除夕，在國內武漢疫情爆發最嚴重的時刻，帶三位老人去香港過春節的他，已經滯留在香港近半年。幾個月以來，張先生一直在等待香港和內地健康碼互認，希望回內地不必隔離14天，但直至離開香港，他們也沒有等到這一天，卻等來了迄今為止香港爆發的第三波、也是最嚴重的一波疫情。

26歲的港漂女生梁書（化名），1月29號（大年初五）從上海飛回香港。7月之前，她最遺憾的事情是「半年沒有去深圳了」。在她口中，深圳是「全香港的內地人都要去度假的後花園」，是她之前每個月都要去一兩次的地方。

在深圳可以吃各種美食，玩狼人殺，去朋友家擼貓……一到深圳，她就覺得自己很「闊氣」，陽光普照，馬路寬闊，可以甩開膀子大步走，而在香港，要縮緊自己的雙臂走路，因為一不小心就會碰到別人。

她起初和張先生一樣，希望香港和大陸互通健康碼。7月5日之前，香港兩周無新增確診病例，這一度讓她認為，不久就可以解封去深圳。但香港的第三波疫情，不僅將她自由出入深圳的夢想打碎，每天的新增病例讓她開始擔心最壞的可能：如果自己一旦染上新冠，香港的醫院人滿為患住不進，而因核酸檢測不過關，內地也回不去，自己只能「自生自滅」。

27歲的香港本地女生Zoe（化名），7月20日又搬回了她之前居住的明泉樓。這座30層，有近700戶住戶的香港公屋大樓，7月10日有11名確診病例，佔當天全港通報總病例的近三分之一。她一度避險搬出，但香港多個社區爆發確診病例的現實讓她意識到「哪裡都有病毒，其實去哪裡也有一樣」，她寧願回到確診病例眾多、但至少自己熟悉的住所。

這三位有不同背景的、短期或長期居住在香港的人，同時經歷了被疫情衝擊三次的香港。

自7月5日開始的香港第三波疫情來勢洶洶，短短二十幾天，新冠確診病例已達1600餘例，超越前兩波疫情確診人數的總和。從7月22日開始，確診病例連續7日破百。

截至7月28日，香港確診人數已達2884人，遠高於2003年的SARS。確診人群已呈多點爆發，涵蓋茶餐廳工作人員、養老院、政府工作人員、醫生、教師、家庭主婦、菲傭、入境處、消防局、貨輪、地鐵工作人員、美心月餅員工等各行各業的人。

從2003年開始，香港在應對SARS、甲流、乙流方面已有成熟應對經驗，也有著一群極其遵守規則、良好衛生習慣的市民。在這次新冠疫情中，一度，香港較為寬鬆的防疫政策，曾成功的遏制住兩波疫情的傳播，被外界視為抗疫典範。

但誰也沒有想到，3個月之後，新冠疫情再次席捲香港。這一次，香港究竟怎麼了？

△ 2020年7月27日，香港，兩個人戴著口罩在維多利亞港旁聊天。來源：人民視覺。

極力保持平衡的香港防疫政策

7月22日，張先生離開香港住所的最後一刻，看到了電視上播放的在香港海灘上聚集的密密麻麻、不戴口罩的人群，嘆了一口氣。

實際上，有良好衛生習慣的香港市民群體，本身就有戴口罩的習慣。在疫情開始後，香港政府直到7月27日，並沒有強制要求市民在室外戴口罩，雖然有不少市民主動在室外戴口罩，但在海灘和爬山這類場景中，卻很少有人戴。

「在大陸，人們自覺的會比政策要求的多做一點；在香港，人們只執行政府的規定，不會多做規定之外的事情，政府沒有考慮到的事情，人們就按照原來的情況做。」在上海長大，香港工作多年的梁書，更能理解兩種文化的差別。

而香港的防疫思路，一直以來是根據疫情的發展不斷進行調整，以不破壞經濟發展和最大限度保證人們日常生活為主要原則。在抗疫專家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張文宏看來，香港的防疫政策，是將本地疫情控制在「低水平」而非「清零」的程度。

因此，直到第三波疫情來臨前，香港一直保持防疫政策的彈性調整，從未進行封城等最為嚴厲的政策，也一直未對人們的日常生活進行過多的限制。

2020年1月下旬，梁書請了10天春節假期回家鄉上海，因內地疫情發展，她擔心香港會有臨時的防疫措施禁止入境。她提前了幾天回港，那一天，武漢封城已一周。上海的新冠確診病例101例，香港的只有從武漢的輸入性病例10例。在機場時，她沒有感覺到香港和上海有什麼不同：兩邊的機場和飛機上都很空，上海虹橋機場除了很多日韓的撤僑人士，本地的遊客特別少。

到達香港機場後，入境檢疫工作和往常沒有區別，只是新增了一項——填寫健康申請表。像往常一樣、甚至比過去還要快，梁書等了二十分鐘行李，就離開了。對此，她還在微信上和朋友吐槽：「根本沒什麼額外的措施，全靠個人自覺呀。」

一來到香港的大街上，她立馬發現和上海的不同：上海的大街空空蕩蕩，而香港滿大街都是人，5個月後的今天，她回憶起來：以大街上人群攢動的情況來看，香港的大街，2月到現在沒有任何變化。

上海與之相反，從過年之前疫情剛爆發，到春節時期疫情大爆發到慢慢穩定，梁書很多在上海的朋友，一個月都沒有出過門。

從1月底到7月初，儘管在香港經歷了兩撥疫情，梁書的生活和往常並沒有太大的不同。以服務業為基礎的香港，不會將全部的商場、餐廳和娛樂場所關掉，政府制定的防疫規則，也是在有限的規則下，保證人們的日常生活。

梁書的公司讓職員們輪流在家辦公，疫情爆發時，梁書很少出門。到了6月份，在本地確診病例極少的疫情低谷期，到了周末，梁書開始去逛街、在餐廳吃飯，或者去海灘、去爬山，和朋友們聚會。唯一和往常不同是，香港政府根據疫情的不同階段，隨時調整政策，實行了有限的「限聚令」，在室內聚餐一度不能超過4人，後來放寬至8人，隨著香港3月中旬到4月中旬第二波疫情的過去，在6月份又放寬至50人。

在疫情期間餐廳也一直沒有關閉，政府只是規定餐廳只能坐一半人，人與人坐的那一半之間，需要加一個隔板，防止飛沫傳播。一些大型的商場如梁書總是去的海港城，這座集購物和餐飲與一身的大型購物中心，為了抵消遊客減少的困境，不斷給人們派發餐飲優惠券，那些周末，梁書都要去海港城吃「買一送一」的大幅度打折的美食。「餐廳前人們排著隊，跟2019年沒有區別。」

周末逛街完回家的梁書，經過中環，經過一個個天橋，還是像往常一樣看到菲傭們，這是她們一周唯一和同鄉聚會的日子。她們席地而坐，挨得很近，戴著口罩聊天，或者摘下口罩和同鄉分享自己帶來的食物。

這些場景讓梁書覺得疫情很遠，幾乎不打擾她的日常生活。只是餐廳裡的隔板，逐漸增多的聚集在戶外聊天的人……讓梁書覺得日子和往常確實有些不一樣，但這種不一樣，像好萊塢大片中一個不起眼的標示，人們很容易繞過去，卻因此繞不開巨大的風險。

不可控的輸入性病例

形同虛設的居家隔離

3月31日，在初步控制3月初開始的香港第二波疫情時，香港大學醫學院曾發表學術文章，稱讚香港如何能在未完全封城的情況下阻擋住新冠疫情於本地大規模爆發：包括邊境出入限制、隔離和建議確診者、密切接觸人群，讓人們保持社交距離。

但第三波疫情，恰恰是在控制邊境輸入上出了問題。

7月22日回到深圳的張先生，當天看到美國終於被香港列入高風險地區的消息，馬上和香港的朋友們吐槽：「謝天謝地，美國終於被列入了。」

確診人數超過400萬人、幾個月前就是全球新冠病例最多的美國，一直未被香港列入高風險地區，這種情況直到7月22日才發生變化，此時香港第三波疫情已爆發半個多月，新冠確診人數已近2000人。

同時被香港列入高風險地區的國家有孟加拉、印度、印尼、尼泊爾、巴基斯坦、菲律賓、南非及哈薩克斯坦。來自這些地區的人，進入香港需持過往72小時內的核酸陰性證明。

香港的第一波疫情的輸入性病例來自內地，這一波疫情，也是最快被控制的一次。香港政府早在1月25日就暫停往來武漢的航班及高鐵；2月初那場醫務人員罷工後，香港政府再次封閉多個口岸，並要求所有從內地抵達香港者，必須隔離14日。

對當時疫情最嚴重的內地及時採取封閉口岸等措施，是阻斷疫情很重要的一步。但這一點，卻未被複製到隨後的兩波疫情中。

到2月底，香港第一波疫情基本上被控制。但3月份，香港卻始料未及地遭遇了第二波疫情，這次疫情主要是來自歐美的輸入性病例。自3月22日至4月11日的三周時間內，每日輸入病例不低於10人，累計輸入病例達459人。

香港的很多家庭，都有子女在歐美留學，切斷和歐美的聯繫，是幾乎不可能的事情。在歐美疫情爆發最嚴重的時候，香港3月23日提前預告，2天後將禁止海外地區人士入境。結果在隨後的兩天，所有的國際航班上都是逃回香港的人，對這些人，香港還不進行強制隔離或居家隔離措施，反倒促進了香港第二波疫情的傳播。

讓她覺得更不解的是，當同機有人確診，除了前三排後三排，其他所有人都不會接到核酸檢測或者隔離通知。

在梁書的印象中，香港第二波疫情的傳播，在難以阻斷海外輸入性病例之外，對進入香港的病例傳播，香港也沒有採取集中隔離或核酸檢測措施，完全取決於個人的自覺。

從海外回來的香港人，比較自覺。梁書有一個朋友在英國讀書，在第二波疫情爆發前早就訂好機票，她怕自己「千裡送毒」，所以自己一個人默默訂了酒店，在酒店裡待了半個月。那個時候沒有政府的主動隔離和檢測，她在酒店裡乖乖地每天給自己測體溫。

但梁書的一些外籍同事就是另一種風格了，公司要求居家辦公後，他們轉而出去爬山或者喝咖啡。3月中下旬回來的一波外國人，開始到娛樂場所聚會，也成為傳播很重要的原因。

一些可以入境的地區的居民（例如內地、澳門、臺灣），香港要求他們居家隔離14天。香港政府也曾想過採取過集中隔離，但在徵收賓館上，遇到了麻煩，此計劃就此擱淺，除部分群體如菲傭，政府要求集中隔離外，其餘的大部分人群，主要還是依靠居家隔離。和大陸的管理人員具體到社區、整個家庭門上貼封條的居家隔離政策不一樣的是，香港「小政府，大市場」的行政思路下的居家隔離政策，並非強制，而是依靠個人自覺。

張先生來到香港後，香港政府已經規定從內地來的人實行14天的居家隔離。他感到詫異的是，政府卻沒有規定他一直在香港工作的太太也隔離：她出去上班、購物是完全允許的。

香港政府發給隔離人士一個定位手環，薄薄的一層紙，和手機APP相連，手腕細的人輕輕一擼，就可以取下來。政府的檢查政策之一就是給隔離者打電話，確認其是否在家中自我隔離？梁書的一個戴手環的朋友告訴她，完全有可能做到，把手機和手環都留在家中，然後出門。

6月中旬以後，疫情的平息，讓香港政府和人民都放鬆了警惕。海外的一些機組人員等得到了出入境檢疫豁免權，香港的娛樂場所也逐漸放開，限聚令也開放至50人。

疫情最新的調查進展證實，豁免檢疫人士正是第三波疫情爆發的源頭。7月28日，香港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在香港電臺節目中指出，根據專家基因排序實證，已收緊船員及機組人員的等人士檢疫安排。

7月5日開始，第三波疫情的擴散，是海外輸入病例的失控，遇到了在疫情低谷期放鬆警惕的人群，造成的結果。

△ 來源：香港衛生署。

最重要的核酸檢測

可能存在採樣失誤的問題

7月19日，香港一天的新增確診人數達到歷史高點——100人，老人們的籤證馬上也要到期。張先生當機立斷，準備回深圳。

按照深圳的要求，只承認從取樣開始72小時內的核酸檢測結果。香港公立醫院的免費核酸檢測，根本排不上號，私人診所985港幣的優惠核酸檢測套餐，因檢測人數暴增，最快要2——3天才能拿到結果，不能保證期限。

7月20日，他們每人花1600港幣做了加急特快的核酸檢測，本該十小時之內拿到結果的「加急特快」，也因為檢測人手不足以應對暴增的檢測樣本，推遲到了24小時之後。

張先生心急如焚，在不斷的催促下，最終在72小時內拿到檢測結果。

香港昂貴的核酸檢測成本，是大陸的4—6倍，主要是香港從海外進口試紙，並未採用大陸價格低廉的試紙。

在第三波香港疫情之前，北京也曾爆發了小規模的新冠疫情。和香港不同的是，北京迅速鎖定了傳播擴散地，並通過對附近居民實行大規模核酸檢測的方式，摸清感染規模，隔離感染人群。而香港昂貴的核酸檢測成本和人手不足的核酸檢測人員，阻擋了對人群大規模進行核酸檢測的可能。

準備離開香港的張先生做核酸檢測如此費勁，而因同座樓有確診患者的香港女生Zoe，做核酸檢測也並不順利。

△ 水泉澳邨明泉樓居民深喉唾液檢測通告。受訪者供圖。

27歲的香港女生Zoe住在沙田水泉澳邨明泉樓，這是一棟常見的香港公屋大樓，落成於2016年。同期建成的共有5棟大樓，樓高26至30層，共計3459個單元，也就是說，這5棟樓裡密集居住著近3500住戶。

在寸土寸金的香港，公屋是政府或公營機構提供的低於市場價的房屋，在香港超過一半的人居住在這樣的房屋中，這類樓宇的一個特點是人口居住密度高。

7月7日，香港新增14宗確診個案，其中9宗為本地個案，編號為1294號的66歲女性和Zoe住在同一棟樓，確診前曾到訪沙田新城市廣場、沙田大圍道13號和水泉澳廣場。

Zoe有點慌張，她想知道確診的人住在哪一層，但是並沒有公開的信息。第二天，大樓貼出了一份通告，安排整棟樓的居民接受深喉唾液檢測。所謂深喉唾液檢測，即指採集深喉唾液樣本。

核酸檢測，與咽拭子採樣是同樣的原理。不同的是，咽拭子是由專業人員使用長棉籤在咽喉部位取樣，香港的深喉唾液樣本的採集方式是，檢測者自行提供深喉唾液。

當天，Zoe從大樓大堂領取了樣本瓶和一份指南，她需要在起床後，刷牙漱口、飲食前採集自己的深喉唾液。具體的流程是，填寫信息標籤，洗淨雙手後打開樣本瓶，以類似咳痰的方式清出來自咽喉的唾液，再將唾液吐入樣本瓶，如果唾液量太少，還需要重複操作，完成後把瓶蓋擰緊，將貼好個人信息標籤的樣本瓶裝入樣本袋，清洗雙手後送回大堂。

△ 深喉唾液檢測流程。受訪者供圖。

但Zoe對於自己採樣是否準確，有點懷疑。一位醫生認為，以吐唾液的方式自行採集深喉唾液，可能會存在採樣失誤的問題，一是可能操作不當，即能否採集到深喉位置的唾液；二是唾液本身可能會被汙染。

7月9日到7月11日，這三天的早晨都可以交回樣本。而就在7月10日，集中通報了11例沙田水泉澳邨明泉樓的確診患者，在那天總共通報的38宗新增確診中，其中32宗為本土個案，明泉樓佔了1/3。

而這些信息，Zoe也只能從新聞中了解到，她還是不知道到底是哪一層樓哪一戶有人確診。香港的做法是：遞交樣本後三個工作天內若無接獲通知，即表示測試結果呈陰性反應，如測試結果呈陽性反應，有關市民會接獲通知並獲安排入院接受隔離治療。

提交樣本三天之後，Zoe一直沒有得到任何音訊，她有些緊張，開始打電話到檢測中心，得到的回覆是「沒有接到通知就應該沒問題」。「對方甚至都沒有問我叫什麼，住在哪裡，就這麼回答我。」Zoe很生氣。她估計，是因為檢測中心的檢測壓力太大， 忙不過來了。

她自己就有一個朋友是在私人檢測診所工作，之前的日常工作是4小時在實驗室，4小時在辦公室做文案工作。「最近的情況是，他每天8小時都在實驗室，根本沒有時間做文案工作。」

離開的，留下的，同一天空下

7月中旬以後，香港確診人數越來越多。到了7月28日，已連續7天新增確診人數過百。

香港政府在7月中旬，抗疫政策又做了幾個有限的調整，例如因為7月初香港茶餐廳爆發疫情，政府規定餐廳早上和晚上不可堂食，只可取外賣。而考慮到香港公司的許多員工要上班，中午的堂食是放開的。梁書在中午經過餐廳，發現裡面的一半空間都坐滿了人，晚上依舊有聚集的人群在餐廳門口等待外賣。

直到7月27日，香港政府才要求市民減少外出次數，公共區域（無論室內室外）都強制戴口罩，禁止公眾場合兩人以上聚集，食肆全天禁堂食，關閉海灘等場所。

無論疫情和政策如何發展，生活還在繼續。

留在香港的Zoe開始了居家辦公。7月10日之後，明泉樓沒有再通報新增病例，Zoe倒也不是很慌張，她覺得做好防護，應該不會感染。這幾天，她都是在家做飯，乘電梯都使用餐巾紙或者筆來按樓層，進家門之前也會在門口噴灑一遍酒精進行消毒。

同樣，梁書也開始居家辦公，可以周末回深圳的夢想離她越來越遠。隨後的一段時間，她活動的範圍將局限在自己的家中，通過窗口，能看到深圳的天空。

而已回到深圳的張先生，已開始了為期14天的隔離。還記得離開香港那天，在香港遇到他最開心的人是一個計程車司機。聽說他們要去深圳灣口岸，那個司機笑著說：「1月底疫情剛開始時，最害怕去深圳口岸拉客人；現在一聽客人要到深圳口岸，就開心，你們都有核酸陰性證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