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交通違法，我隨手取證」——這已經成為很多城市治理交通秩序、提升城市文明的「殺手鐧」。
近日，浙江省台州市交警部門推出舉報違章獎勵「減分券」，
舉報交通違法不僅能獲得獎金，還能為自己的輕微交通違法「豁免」。「通過微信公眾號進行實時舉報交通違法行為，查實後除獲得微信紅包獎勵外，視違法情形差異還能獲得交通違章『減分券』，在舉報人交通違法時可以抵扣。」不過，此舉一出，爭議四起。
依法執法，這是底線。「減分券」雖初衷美好，法理上卻瑕疵昭然。一則，誰有權對交通違法取證？《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十條規定，交通警察執行職務時，應當「按照規定著裝，佩戴人民警察標誌，持有人民警察證件」，對交通違法取證應「著裝公開拍攝，杜絕隱蔽或跟蹤拍攝」。二則，市民取證如何不侵犯隱私權？須知在舉報的照片類線索中，並非每一條都是篤實的違法行為。那麼，隨意散布被拍攝公民的車牌、面貌等個人私隱，依據《治安管理處罰法》第四十二條規定，對「偷窺、偷拍、竊聽、散布他人隱私」的行為，需處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罰款。
此外，偷拍舉報因有物質鼓勵的慫恿，既悖逆了行政執法「依法公開」原則，更容易陷入「釣魚」的境地。
至於「減分券」，雖指向柔性執法，卻也涉嫌越界了執法中的自由裁量權。更值得關注的是，既然現實中的駕照分值可以黑市買賣，那麼，有「減分券」兜底的違法線索，會否進入灰黑市場自由勾兌呢？
法理歸法理，現實歸現實。一方面是司法判例歸謬了「隨手拍」的合法性。比如早在2003年，廣州警方就開展過「隨手拍」活動。2004年3月，廣州交警根據群眾拍攝的交通違章照片，認定某車主有違章行為，對其處以100元罰款。隨後車主以「行政違法行為證據須由執法機關獲取」為由上訴，同年12月，廣州市中院終審裁定車主勝訴。最終，廣州警方叫停「隨手拍」。另一方面是地方部門的交通違法「隨手拍」如火如荼。比如最新消息稱，深圳交警改變傳統「現金發放為主、充值話費和銀行轉帳為輔」的獎金發放方式，通過微信紅包、支付寶等網際網路方式累計發放獎金370萬元，僅2017年上半年就收到市民舉報各類交通違法線索40餘萬條，發放獎金達230萬，創歷史新高。
於是問題就來了：交通違法「隨手拍」到底合法不合法、正義不正義？
有了「隨手拍」、有了「減分券」，開車的人人自危，因為隨時都可能在暗處有N個「便衣交警」盯著你——這究竟是法治社會的進步還是倒退？有人說，大爺大媽都能參與群防群治，「隨手拍」與「減分券」有什麼不可以？這話聽起來很有道理，卻忘了一個核心問題：
提供舉報線索和固定違法證據並不是一回事情。還有一點是值得注意的，深圳交警透露，
在上半年收到各類交通違法線索40餘萬條中，成功採用的線索僅有7萬餘條，成功採用率只有17.5%，還不到兩成。大海撈針地甄別線索、殫精竭慮地固定證據，如此費時費力，成本也不低。更大的擔心在於，如此「以獎代管」「以民代政」「全民執法」，與公共治理現代化算不算背道而馳呢？
公安部交管局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底，全國機動車的保有量達到了2.9億輛，其中有1.94億輛是汽車。車多了，交通違法的概率也就大了。交警有限、技術有限，創新交通治理方式方法，亦是迫在眉睫的事。不過，
以一種疑似違法的手段去糾偏另一種違法行為，看起來效果不錯，折損的卻是法治公信的效率。對於「減分券」這樣的創意，還是須謹記一句話：離開程序正義談目的正義，終究與耍流氓無異。（原題《交通違法「減分券」太過腦洞大開》）
(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
關鍵詞 >> 交通違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