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王麗惠（南京師範大學中國法治現代化研究院研究院，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員）
一民族、一地域無文化則不立，推進移風易俗、弘揚時代新風，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需要。近年來，各地積極推進移風易俗，總體是以婚喪禮俗為變革對象，破除勞民傷財、攀比浪費的社會陋習。但因文化治理的深刻細微性、變革的形式限度及實踐的措施強弱等面向，亦引發現實思考：風俗之變如何保存傳統文化？行政執行是否契合日常生活的文化創造性？
從全國來看，晉江的移風易俗獨樹一幟、成效顯著，在祛除陋習的同時弘揚傳統文化內核，激活了鄉村公益和社會慈善機制，推進鄉賢治村與多元治理。這也符合中央農辦、農業農村部、中央組織部等印發《關於進一步推進移風易俗建設文明鄉風的指導意見》中規定的發揮群眾自治、制度保障、文化浸潤功能的要求。那麼，晉江的移風易俗工作有何特殊性與普遍性？亦即要探尋其中蘊含的「晉江模式」「晉江精神」意涵及其拓展，以及對全國移風易俗工作的一般性啟示及意義。
背景：經濟發展與風俗異化晉江模式是與蘇南模式、珠江模式、溫州模式並稱的區域發展模式。晉江模式廣為人知的是其聚合的民營經濟和輕工業集群，晉江有群星耀眼的專業鎮：鞋都陳埭、傘都東石、服裝名鎮英林、陶瓷重鎮磁灶、內衣名鎮深滬、玩具基地安海等，形成以鞋服、建材、食品等產業群，打造了安踏、恆安、利郎、七匹狼、盼盼等知名品牌，《2019年中國品牌500強》中有11個晉江品牌上榜。晉江的商業模式也頗具特色，與以工養商的傳統經營模式不同，晉江以商促工，培養了一批全國供銷大軍，實現「全國跑晉江」與「晉江跑全國」的雙向互動，形成「專業鎮+全國供銷網絡」的獨特模式。
晉江的經濟發展以其社會基礎與文化精神為動能依託。晉江文化底蘊深厚博大，南宋閔學派朱熹理學深刻塑造了宗族團結、敬長尊賢的倫理文化。高山阻隔使閩南較少受朝代更替的戰亂影響，綿延穩定的發展培育了完整的社會，孕育了豐富的民間信仰體系和發達的社會資本。靠海通商及人地關係緊張又形成晉江人愛拼敢闖的精神，如晉江民間流傳「清華北大不如膽大」。因而，晉江模式的底色是集資與聯戶經營的內聚關係、「傳幫帶」的商業擴散結構、惜重名聲和社區評價的意義追求、敬畏鬼神和行善積德的倫理觀念、籌資捐款和互助奮進的公益發展路徑，以及落葉歸根和興盛祖業的人生期望。晉江模式充分展現了積極社會文化力量的發展能動性。
工商產業發達促進晉江整體小康社會的建設，70%以上的晉江家庭達到中產階層收入水平，家庭年收入超15-20萬元。經濟繁榮滋養反哺民間文化，但貧富差距也引發風俗異化：
首先是酒席的面子競爭與鋪張浪費。閩南人的一生中有若干「家庭節點」必須辦酒，即周歲或滿月、子女16歲、娶媳嫁女及喪葬白事。與全國其他地區不同，閩南客人吃酒席不送人情還「白吃白喝白拿」。閩南人惜重社區名聲，客人來吃酒代表「有面子」，辦酒席來的人越多，說明主家名聲越好、越受人尊重。如某老闆兒子結婚辦酒開了60桌，坐滿57桌，被傳為佳話，大家認為是該老闆平時為人處世成功的體現。酒席的規格與排場是家庭財力與聲望的展演和考驗，在社區競爭壓力下，酒席不斷鋪張，一桌酒席至少開銷1300元，加上菸酒禮品要2000元；五六十桌是平常人家，百桌也屢見不鮮。一場普通的酒席至少要十幾萬元的開銷。同樣鋪張浮誇的還有白事，晉江傳統白事中以鹹粥待客的傳統被開酒席替代，還要請一二十個樂隊，甚至舞龍、玩馬，花圈都擺不開。
其次是節日民俗的陋習化。晉江傳統節日「普渡」原是姑舅表親聚會或是窮親戚去富親戚家「吃大戶」的家宴，結果變成各家大操大辦、吃喝酗酒。各村「普渡」日期不同，從七至九月皆有「普渡」酒席，逢本村「普渡」日，數百輛汽車待停，不僅堵塞交通而且多引發停車糾紛，席間猜拳鬥酒，導致打架鬥毆、酒駕事故層出不窮，村民怨聲載道且引發嚴重治安問題。「普渡」陋習早有歷史之鑑，如清末吳增就寫過，「年年忙，紙滿筐，酒滿觴，刳魚鱉，宰豬羊…何不將此款，移做鄉中蒙學堂。」
再次是殯葬風俗的落後性凸顯。人地關係緊張一直是晉江發展的瓶頸所在，城鎮化的快速發展更凸顯了土地資源的不足。「死人與活人爭地」現象在其他地區或許不明顯，但卻契合晉江地情。在慎終追遠的文化下，興建豪華墳墓仍常見，許多墳墓動輒佔地幾分甚至數畝。
追求社區認同的晉江人，以物質表達來獲得聲望和榮譽，排場與人氣是自我價值和人格意義實現的方式。攀比之風源起社區內聚文化，卻亦侵損社區團結，正如調研時某回村30年的老華僑所說，「回來是為了留在家鄉，但現在卻想逃離，鋪張浪費使農村變得異常複雜」。
抑制：行政引導下的多元治理紅白喜事酒席、節日民俗原本是社區互助和整合的機制，但卻因經濟競爭撕裂鄉村社會，其中，最為凸顯的矛盾是階層緊張。酒席、喪葬規格與排場是富人帶動的，晉江人「尚賢」精神培育社區領頭雁文化及能人「幫帶」慣習，但酒席攀比卻讓尚賢文化和社區評價機制異化為對家庭的財富能力的高低比較。為了不落後，中產家庭頂著巨大壓力追趕富人，甚至借錢辦酒，正如村民所說，「中等收入家庭是打腫臉充胖子，不那麼富卻要學富人，跟不上卻不得不跟，就像甲殼蟲身上壓著大石板，哪天頂不住就粉身碎骨了」。而10%的低收入家庭，因經濟能力不足也就退出社區酒席競爭，因此也被社區認定為底層家庭。
社會壓力、階層緊張的矛盾及公共活動治安問題成為政府推動移風易俗的動力。移風易俗工作於晉江市政府而言，更多是對鄉村的民意回應、治理放活和自治激活，而非簡單的政策執行工作，將移風易俗做成「民政」而非「行政」。行政引導性主要體現為：一是把握閩南農村「人看人，人跟人，人帶人」的鄉村治理特點，管制黨員幹部。晉江實行能人治村，黨員幹部是領頭雁式的富人，村幹部及黨員酒席簡辦就能影響其他富人及廣大群眾。文件規定，村幹部、黨員本人及直系家屬單方辦酒，不得超過15桌，雙方聯辦不得超過25桌。二是以抽象行政行為出臺框架性、原則性規定，有規範要求而無強制措施。政府出臺指導性規約要求喪事簡辦，如喪事樂隊不能超過五個，花圈控制為10個，不得開酒席；要求文明祭掃，將「普渡」還原成家宴，只宴請親屬而不能宴請朋友，不得超過2桌；倡導殯葬改革等。
移風易俗的具體實施者是行政村，以村民自治主導風俗變革。晉江社會系統完整，鄉村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四套系統各自有效並交疊互構，而各系統都有明確的引領性精英。村委會提挈及引導精英參與移風易俗，不僅有利於深入群眾推進改革，且徹底抑制風俗異化的生產機制。村委會動員老人會會長、禮儀先生、祖厝代表宣傳移風易俗工作，如村民辦事皆由禮儀先生操辦，村委會就會事前告知禮儀先生酒席的數量限制。老人會委員也被予以吸納，老人會管理廟產、村市場、敬老院等公共資源，調解村內糾紛，在村莊有很高權威，凡村民辦事前老人協會都會預先到場監督和規勸，老人會的參與促進移風易俗工作有效開展。在吸納鄉村精英、激活社會組織的同時，村委會還廣泛動員村民，制定村規民約並請戶代表開會籤字，將文本化的規約變為日常生活的基本遵循和行為準則。
酒席、喪葬等風俗具有社區公共性、自發性，它是超越私人家庭範疇的群體活動，需要鄉鄰親朋的幫工與參與，在互助交往中構建社會關係，也是遵守一定規範的社區展演活動。酒席等風俗因襲傳統習慣而自發組織，因而缺乏穩定的理性規劃和群體自律，容易導致跟風異化，就需要公共強制力量予以介入、幹預和矯治，其社區底色決定這一公共強制力量最好是集體約束力而非國家強力。由此，晉江以行政引導、行政村主導和多元主體參與推進移風易俗的方式不僅及時回應社會訴求，也實現了有效治理。
釋放：守成創新下的公益激活晉江文化底蘊深厚，積澱千年、浸潤人心。文化是基本、深沉、持久的力量，在文化綿延持續的地區推行風俗改革，只有在尊重並弘揚傳統文化內核的基礎上才能避免社會矛盾，並讓傳統文化釋放其創造力、生命力。
晉江的移風易俗改革激活了鄉村慈善機制。在有文化內聚力的社區，酒席攀比源於面子競爭和傳播名聲，是富人自我價值展示的需要，福建農村如此，浙江農村亦是如此。晉江農村挖掘村社價值規範生產能力和名聲面子機制，通過「以捐代罰」地執行移風易俗村規民約，讓富人的競爭由比酒席排場變成比捐款貢獻。對於非黨員幹部的富人群體，村規民約並沒有「一刀切」式禁止超規模酒席，而是規定，「每超一桌捐資500元，喜慶放拱門、氣球超規定數量捐款2000元」。由於富人普遍會超規模，各村每年都可以有數十萬甚至數百萬的捐款，這些捐款就用於養老院建設。村莊面子和名聲競爭逐步由酒席競爭轉變為捐款競爭，正如某村幹部所講，「凡是捐款的，要貼紅榜、發獎狀；大操大辦威風一時，捐款公益卻能留一世好名。辦酒席也就風光三天，但是把錢拿出來做公益，你開心大家替你開心，簡辦一些雖然酒席規模小了，但是你也節省了開支，省十萬捐五萬大家也會說你好，關鍵是心意。移風易俗改革改變了大家慈善觀念，引導了公益慈善的風氣」。「以捐代罰」實現三個方面功能：捐款取之於富人，用之於社區，有利於緩和階層矛盾和促進社區整合；捐款是對富人面子的滿足，又與閩南慈善文化契合，有利於傳播慈善文化；捐款還有懲戒和示範的作用，雖然富人酒席超規模，但以捐款表示認罰，維護村規民約效力，平衡民眾心理，為此，村莊還有隱形的「黑榜」，凡是辦酒席超規模又不捐款的，都會上「黑榜」並面臨輿論壓力。
此外，各地困難重重、矛盾層出的遷墳改革在晉江也進行得平穩順利。晉江農村宗族與風水觀念強，尤其看中祖墳祖厝等祖產的文化象徵意義，注重對其尊重保護。遷墳是關乎人心的治理，村幹部「以迷信的方法反迷信」做通思想工作、實現遷墳動員。村裡先建好集中安置牌位安息堂，選址時請數個風水先生一起選擇風水寶地，將安息堂建設成四層豪華樓房，繼而廣泛宣傳安息堂風水之佳，並勸說村民，「安息堂豪華程度比村裡樓房都好，祖先們住的比我們還好，有什麼不放心的？」由於閩南農村盛行二次土葬，許多老人骨頭都是埋在罐子裡。先遷墳的人發現，罐子密封性差，許多都進了水。村幹部因此向村民宣傳，「老人骨頭浸泡在水裡，後人還怎麼能發達？」村幹部還利用村民做生意和前店後倉經營模式對空間的需要，勸說村民以遷墳集約土地。而且，在遷墳時間上，村幹部也根據本地清明節不忌諱動土的風俗選擇了清明前後遷墳。正如某村幹部所說，「遷墳要關注群眾心理，思想上要講通，不能硬著來，如果是政府遷墳可能就是硬著來，我們做的是暖心工作，讓農民思維方式改變，覺得遷墳可以接受。遷墳為村民爭取了發展空間，不破壞風水，還方便了生活，以前掃墓一天都跑不完，燒紙還會引發火災，現在一天就完成了。」
移風易俗是一項由思想轉變而民風變化、行為改變的工作。晉江的移風易俗之所以順利，是因為：第一，改變被異化的風俗形式，保護傳統民俗。閩南深厚的文化底蘊內涵是祈佛拜神燒香的民間信仰和歲時民俗周期性祭祀禮儀，如在除夕、十五、清明、端午、中元、中秋、重陽、冬至等歲時民俗祭拜天、鬼神、祖先。晉江的移風易俗並沒有改變歲時民俗，即沒有改變傳統節日及信仰文化，而是以便民節約的方式方便民眾慎終追遠、敦化風俗。第二，弘揚傳統文化內核。在本體文化基礎上開創未來，發掘文化內聚力，改革鋪張陋習與激活社區慈善公益事業機制和鄉賢文化共同推進，移風易俗的同時使傳統文化精神大放異彩。
餘論晉江的移風易俗是對「晉江模式」「晉江精神」的實踐詮釋和豐富，在文化底蘊深厚、社會治理活躍的閩南農村，政府有效、有限地介入破除陋習，將為經濟發展和改革創新下的鄉風文明發展賦予時代精神的價值和意義，並釋放蓬勃的社會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