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6月「自首」回臺灣後，臺灣「中華統一促進黨」總裁「白狼」張安樂不斷出現在媒體視線中。今年2月，在臺南一些「臺獨」分子推倒孫中山銅像後，他率眾抗議；今年4月，他又帶人出現在學生反服貿抗議現場，直斥民進黨「白天叫黑道，晚上叫大哥」。澎湃新聞日前對張安樂進行了長達三個小時的專訪，從少時加入幫派到幫派大佬、從江南案到被誣入獄，66歲的他坦言自己在這個年紀回到臺灣，就是要為促進統一做些事情。幼時教育和對中國文化歷史的親近感，讓他和已故的竹聯幫「董事長」陳啟禮都從骨子裡愛國，與臺獨不惜性命相搏。
張安樂堅定主張和平統一
以下為採訪全文：
張安樂，祖籍山西，1948年出生於南京，1949年隨父母移居臺灣，竹聯幫創幫元老，曾擔任「總護法」，綽號「白狼」，因涉「江南案」名噪一時。1996年後避居大陸，與友人投資成立的韜略集團是全球最大的安全帽製造商。2005年，成立臺灣「中華統一促進黨」，擔任黨總裁，堅定主張一國兩制，和平統一。
2014年5月的一天，澎湃新聞記者在臺北的自由廣場上看到了張安樂。廣場上，在舉辦一個活動，名為「我是中國人」。主辦單位是中華統一促進黨。
當天太陽很大，參加活動的人開始都在樹蔭下不願出來，中華統一促進黨總裁張安樂的到來鼓舞了士氣，驕陽下，幾百個位置很快坐滿了。張安樂被媒體包圍，開始接受採訪。隨後，他來到前排就座。舞臺上，幾個明星在表演脫口秀，他們中有金馬獎獲得者，有曾經的著名主持人，但年齡都明顯偏大，而臺下的觀眾中也有不少老人。
活動之前，廣場上喇叭裡放的暖場歌曲，一首歌是張安樂自己寫的《兄弟啊，兄弟》，歌詞如下：「太平盛世，遊戲人間，國家有難，挺身而出，同胞的幸福，我們要維護，國家的領土，我們要捍衛，兄弟啊兄弟，叛逆的血液，浪漫的情懷，兄弟啊兄弟，化小義為大義，化小勇為大勇……就算是坐牢，為的是同胞，就算是流血，為的是國家……」另一首歌也是張安樂寫的《中國，我的母親》，歌詞中有這樣的句子：「有人遺棄你，有人背叛你，我永遠守著你，永遠愛著你。」
烈日下，張安樂先是接受採訪，然後觀看表演許久，之後和廣場上眾多的人握手，有求必應的和人合影留念，前後2個小時。
出生於1948年的他今年已經66歲了。張安樂之前的人生頗為跌宕起伏。他16歲讀中學的時候加入竹聯幫並認識竹聯幫後來的幫主陳啟禮，獲得幫內綽號「白狼」，這個幫派後來成為臺灣第一大幫。而他本人雖然參與眾多幫派事務，卻一路讀書升學，從淡江大學歷史系畢業後，到美國史丹福大學就讀。
多次想淡出江湖的他，在美國遭遇了歷史上的重大事件「江南案」，這個案件導致臺灣眾多高官入獄，蔣孝武「接班」夢成泡影。之後，他蹊蹺捲入所謂「販毒」案，在美國獄中度過10年時間，出獄後，當年的「證人」公開稱自己當年是受美國有關方面指使陷害他。
在獄中，他靠讀過的毛澤東的書與黑人打成一片，還拿下兩個學位。
他的一個兒子被臺灣另一大幫派四海幫的人砍死，他經過調查認為是偶然，並未報復。
2004年5月9日，張安樂帶領20名臺灣愛國志士，前往廣州祭拜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並在靈前宣誓成立臺灣保護中華大同盟。2005年，他成立中華統一促進黨。2013年，他帶著一本自己編寫的宣傳「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小冊子回到臺灣，致力於推動統一。當年，他譴責並阻止綠營推倒孫中山雕像。
2014年，他在所謂學運期間親赴立法院，對佔領行為予以譴責抵制，先前對警察很兇的所謂「學生領袖」們看到他來，都大叫「警察叔叔保護我」，甚至兩腿發抖眼中流淚。他現場稱民進黨「立院」黨團總召柯建銘跟四海幫、竹聯幫、天道盟的關係密切，「他才是黑道教父！」 並稱綠營許多人「白天稱黑道，晚上叫大哥」。之後，綠營無人起訴他。
他說自己在這個年紀回到臺灣，就是要為促進統一做些事情。雖然到臺灣的時候只有2歲，可幼時教育和對中國文化歷史的親近感，讓他和已故的竹聯幫「董事長」陳啟禮都從骨子裡愛國，與臺獨不惜性命相搏。
日前，澎湃新聞記者在臺北對現任中華統一促進黨總裁的張安樂進行了長達三個小時的專訪。
整個大陸都是家鄉，沒有任何疑義
澎湃新聞：你是什麼時候離開大陸的？
張安樂：1歲離開，路上走了1年，隨著國民黨軍節節敗退。2歲坐船跟著部隊來到臺灣。
澎湃新聞：小時候對大陸有沒有記憶？
張安樂：我對大陸沒有任何印象，但在我的認識中，中國就是中國，我就是中國人，整個大陸都是家鄉，沒有任何疑義。這要感謝國民黨的教育，它對民族精神的教育是從小就開始的。我還記得小時候學校走廊裡的畫像上全是民族偉人的畫像，張騫、班超、鄭成功、文天祥，我們耳濡目染受這些影響。
我們小時候看的兒童讀物也都是談大陸的事情，1949年一大批社會的精英跟著國民政府到臺灣，他們編寫的兒童讀物的故事都是中國故事，豫讓、聶政等勇士刺客的故事我也是小時候讀到的。大一點的時候看的小說也都是大陸的故事，因為臺灣被日本佔據了50年，臺灣本土的作家許多是日文作家。國民黨到臺灣後，把日文報紙都禁掉了，有一個去日本化的過程。
澎湃新聞：你父母是怎樣的人？
張安樂：父親本來在南京辦了一個中華新聞專科學校。他是學新聞的，政大新聞系畢業的，在重慶的時候還做過報紙。母親年輕的時候在山西政壇曾經有一段在她那個年齡算得上輝煌的經歷，她參加國民黨，入黨介紹人卻是共產黨，因為那是國共合作的時候。一個小女孩20多歲還沒讀大學就做到縣委的主委，後來才到北平念大學。
澎湃新聞：父母對你進行怎樣的教育？他們希望你成為怎樣的人？
張安樂：父親比較嚴厲，父親對我們的要求就是什麼都不重要，就是讀書讀書讀書。為什麼呢？我們事實上沒有別的出路。有土地房產也都在大陸，到臺灣後要土地沒土地，要生意沒生意，只有一條路就是看讀書後有沒有出路。
來自大陸的二代子弟，很多就是功課好去美國。母親從小就佩服胡適和錢穆。母親希望我成為學者，因為覺得學者清高。父母不希望我從政經商，他們希望我做學者或醫生。
澎湃新聞：有兄弟姐妹麼？他們是怎樣的人？
張安樂：我在臺灣有個哥哥，我長得像母親多一點，哥哥像父親多一點。我大陸還有一個同父異母的大哥。我臺灣的哥哥後來去了美國，他學醫，走了父母所希望的那條路。
澎湃新聞：年輕時的夢想是什麼？
張安樂：大約就是讀好書成為一個學者吧。不過現在想來我當學者可能不行，我喜歡涉獵比較廣，不喜歡一個事情鑽下去，我希望每個東西都懂一點，而學者視野經常受限制，博士不博。
偶然間認識眾多「兄弟」
澎湃新聞：你的童年是在眷村度過的麼？那個眷村叫什麼名字？
張安樂：每個眷村有自己的名字，類似於建國幾村等等，眷村類似於大陸的部隊大院，是部隊家屬集中住的地方。可是我不住眷村，我跟母親住學校宿舍，如果住眷村可能就不會「混兄弟」了。因為一般眷村的孩子對他們村裡讀書好的同學，有一種特別的保護，他們一個村裡自己混兄弟，如果一個村裡有讀書好的受到欺負，混兄弟的就會站出來。每個村子都有凝聚力並尊重讀書人，有的村子有人考上大學會放鞭炮。而我就必須自己面對一切，就像我們的董事長陳啟禮一樣，據他講他從國小一年級就開始打架。
澎湃新聞：你受過欺負嗎？怎麼認識「兄弟」的？
張安樂：遇到一些事情，不能算欺負吧，學生總會遇到這些事情。臺灣那時侯學生的文化分的很清楚，你是念書的，一般不找你麻煩，你自願參加「遊戲」的，麻煩就來了。比如說那個時候流行喇叭褲，如果你穿了喇叭褲，就說明你要玩這個遊戲了，你去他的地盤就要找你麻煩。
我是初三快畢業時得了一場肺病，因為有傳染性，被要求休學一年。肺病一個月以後沒有傳染性了，可是聯考已經過了，最後讀不了高中就只好跑去補習班，補習班裡都是一些重考生，在那裡面認識了很多各幫各派的兄弟，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就是這樣。
澎湃新聞：你是否會設想如果自己沒有得那一場病，之後的人生會是怎樣的？
張安樂：前幾年在張家口，遇到一個教授訪問團，一看其中一個教授叫馬政，和我幼年一個同學一樣，找去竟真的是他。當年他甲班我乙班，我拿了縣長獎，他拿了校長獎，當然也不見得他就比我差，他其實有考取建國中學的實力，為什麼沒有考取呢，就因為那年作文的題目叫臺北的街頭，他在桃園不熟悉臺北，作文題目對他比較吃虧。
他就考到大同中學。大同中學也不錯，可他姐夫給他爸爸講一定要念「三省中」，也就是省立的建國中學、成功中學、師大附中，於是他就第二年再考。結果政策變成省辦高中市辦初中，「三省中」不招初中生了，大同成了最好的，他就留在桃園讀初中，高中再到建國中學最後讀政大，再到美國留學然後做教授。我在想，如果我當年走這條路，我就和他一樣是個教授，今天不會有什麼影響力。
曾多次想淡出江湖
澎湃新聞：聽說你曾經多次想退出竹聯幫？
張安樂：混兄弟，幫會沒什麼退出不退出，只有「淡出」，也就是說想把精力放在念書不再過問江湖的事情。我努力想淡出，讀淡江大學時有一次，到美國後有一次，但都淡出不了。
澎湃新聞：讓你不能淡出的是命運還是性格？
張安樂：無所謂，平常心，回頭看現在這個時代這種情況，我走這條路還是正確的，當個教授現在發揮不了太大影響，起不到我想起的作用。
澎湃新聞：你第一次見到陳啟禮是怎樣的情境？陳啟禮想沒想過要淡出？
張安樂：第一次見陳啟禮是在一個戲院門口，幾百人在那裡，可你一眼就能看出哪個是他，他鶴立雞群、玉樹臨風，長得帥，也瀟灑有風度，旱鴨子的外號我經常聽，但沒想到長得那麼帥。
他也是多次想淡出啊。我們這些外省來的，只是想青春不留白，少男好勇少女好美，也沒想過一輩子就混兄弟，我們的家庭也都不是那樣的家庭。混兄弟的，一般高中畢業就考軍校，考不了軍校服完兵役就去跑船，沒有別的出路啊，跑船很多人跳船就到了美國。
陳啟禮讀完淡江大學後基本就淡出了，服兵役回來之後他和一個老兄弟一起做生意，在國華戲院樓下他們有個店面。我那個兄弟外號叫「斷手小弟」，他這個人有點藝術天才，但很不幸16歲的時候手被別人砍斷了，但一隻手畫畫還是畫得很好。他一個手騎摩託車，陳啟禮就騎個板車，去換看版，斷手小弟則負責畫畫。那時候他們就做看版生意餬口了，如果繼續這樣下去，社會轉型他們也跟著轉型，最後就是兩個廣告人。
澎湃新聞：為什麼這種狀態沒有繼續下去呢？
張安樂：因為越戰，有美軍到臺灣來度假。在中山北路一帶就有很多酒吧和小型夜總會專門給美軍提供娛樂的，美軍去那裡找姑娘什麼的。那裡有個餐廳叫香港西餐廳，其實類似於夜總會，很多本地時髦年輕人也去，本地的「角頭」（從日據起就存在的本土黑社會頭目）就去收保護費。
臺灣地區和美國不一樣，美國華人開的普通餐廳也有人收保護費，臺灣的規矩是如果你是個正常的餐廳沒人惹你，搞夜總會有色情，他就來了。去收保護費的人穿著拖鞋、嚼檳榔，和餐廳格調不太協調，老闆就沒有接受，別人就來鬧事。最後就有人建議他去找「旱鴨子」陳啟禮。
「旱鴨子」學生時代就很有名。很多人就來勸他重出江湖。「旱鴨子」就去香港西餐廳當經理，夏天穿個白襯衫，風度翩翩。這時候那些角頭就抓狂了，你不買帳還請外人來，我們算什麼，於是每天還是上來鬧。那時侯竹聯幫很多老兄弟當兵已經回來了，他們本有各自的工作，可是一想「旱鴨子」在那邊，大家下了班就都跑到香港西餐廳聚會。
本來竹聯幫以前就是個學生幫派，但學生們長大後，各有各的路子，大家再聚到一起就不一樣了。後來和本地幫派打了一仗，那一仗叫香港西餐廳之戰，竹聯幫大獲全勝，從此就進入社會了，名聲大噪，打完以後警備總部就來抓人。
澎湃新聞：聽說你學生時代就開過賭場？
張安樂：開過兩次，兩次都是在決定淡出卻又因為種種原因重出江湖之後。
第一次是大三，我大一大二的時候打過一些架，大三準備淡出，我已經開始每天早上5、6點就起來讀書。有一天，我坐在學校一個大樓旁邊，一輛的士開過來，下來兩個西裝筆挺的人，一看，其中一個是以前認識的血盟幫的一個老大，他來找我。他其實根本不知道我在哪裡，只是聽說我在淡江，就像無頭蒼蠅一樣撞上來，沒想到面對面就碰上了，這大概就是命運。
血盟這個老大跟以前我一個老大有結拜，我那個老大在外面有跟他講在臺灣有事情就讓他來找我。他們在西門汀社會上有些事情，我就去幫他們。我借了一些武器，其中一把武士刀是方先覺的兒子借給我的。方先覺將軍的衡陽保衛戰很有名。1944年方先覺雖然投降，但蔣介石後來給了他青天白日勳章，因為他守到最後沒有辦法才和日本人談條件，保全了部下的性命。
方的兒子是血盟幫的，我就跟他借了一把武士刀去西門汀處理這些事情，後來就接觸到很多所謂社會人士，幫他們處理很多問題。後來就搞了個小的梭哈場，經常不回學校，租個小飯店，有課需要點名就包個的士去淡水，平常都在西門汀，這就是第一次開賭場。
大學畢業後，兵役改制，畢業不保證是預備軍官，要考試，我連考的資格也沒有，因為我大學留校察看。這時候看到告示說成立歐洲研究所第一屆招生，考五科。結果我現學現賣，以第一名成績被錄取。
研究所的生活很平靜，但是到第三年就出了大事，有一些當兵的朋友回來，晚上聚餐的時候遇到了一個殺人通緝犯，一個朋友跟他發生衝突，人家用刀捅他，我就上去搶刀，結果手筋被砍斷很嚴重。住醫院醫療費欠了1萬多臺幣，不敢對家裡講，於是就搞賭場，第一天賺了8萬臺幣。從此就在賭場裡混了一段時間，看銀行存款加加減減。
陳啟禮做江南案完全是出於愛國
澎湃新聞：陳啟禮在兄弟裡面的威信是怎麼建立起來的？
張安樂：陳董事長有他的個人魅力啊，外國叫克裡斯瑪權威（觀察者網註：一種領導者以的個人魅力來贏得被領導者支持的權威）。有的人遠看一朵花近看豆腐渣，陳啟禮可不是。首先他有種，做兄弟和部隊不一樣，部隊可以撤退可以轉進，兄弟有事不能逃跑，被打你要撐到底，這一點他是有的；第二，他自己的人吃虧，他絕對要找回來；第三他賺到的錢不會只揣到自己包裡。智慧他當然也有。
我們講他是「智、仁、勇」，有智慧別人對他有信心，他知道怎麼打會贏；仁就是進了社會賺的錢不會獨吞，很多人利用小弟去賺錢，賺到錢自己拿走，他絕對不會。
澎湃新聞：你到美國後又想淡出為什麼仍不成功？
張安樂：因為江南案。
澎湃新聞：那個案子到底是怎麼回事情？
張安樂：當年在美國有一位作家劉宜良，「江南」是他的筆名。他寫了一本書叫《蔣經國傳》，這對當時威權統治下的臺灣來說衝擊很大。臺灣「情報局長」汪希苓和江南談判，給他一點錢，希望他修改書的內容，江南答應了。然而當大部分錢匯出之後，傳來消息說江南又要寫《吳國楨傳》、《龍雲傳》。汪希苓認為江南不守信用，就發出消息讓竹聯幫去幹掉他。
1984年10月，竹聯幫董事長陳啟禮和吳敦、董桂森到了美國，10月15日，他們到江南家開兩槍把江南打死。離開美國的時候，我知道了這件事情了，就跟他們說，可能會被滅口。因為我讀過一些書知道軍統常常利用完你就把你滅口。於是陳啟禮就留下了一卷錄音帶，作為「情報局」指使他們行動的證據。
後來美國給了臺灣當局很大的壓力，他們就想殺人滅口，突然就對竹聯幫發動「一清專案」。1984年11月12日，第一批抓的是陳啟禮、吳敦等1000多人，前後共抓了近2000人。這次行動是由臺灣警備總部發起的。
當時的「國安局長」汪敬煦派魏萼到美國了解江南案。我跟魏萼說我手上有錄音帶，要我交出來有三個條件：第一，竹聯幫董事長陳啟禮和吳敦要從警備總部移送司法；第二，董桂森跑到了菲律賓，臺灣有官員跑到菲律賓講誰把董桂森幹掉就可以回臺灣，必須停止追殺董桂森；第三，我提出「一清專案」是「違憲」的，抓到的人確實有案子的移送法院，沒案子的請送他們回家。又過了兩個多月，沒有下文，美國聯邦調查局又來找我，說陳啟禮有生命危險，我救人心切，就把錄音帶交給他們了，還幫著他們把內容翻譯成中文。
澎湃新聞：陳啟禮為什麼去做這個事情？
張安樂：就是出於報國，我們當時所受的教育。
澎湃新聞：他為什麼親自去做呢？
張安樂：他覺得答應的事情一定要做到，而且這任務不是一般的任務，他要選比較可靠的人，他自己也一定要在現場坐鎮，畢竟是在一個陌生的地方做一件大事，語言也不通，路也不通。他帶去的人裡一個人又跑掉，最後他就選擇自己下手。
扯進蔣孝武主要是為了救兄弟
澎湃新聞：後來你說蔣孝武也參與了此事，有人說這直接導致蔣孝武不能「接班」。江南案到底涉及到哪一層？你說蔣孝武當時是出於什麼考慮？
張安樂：涉及到哪一層我並不清楚，真正清楚的只有汪希苓，現在我和他關係還不錯。既然他已經把這個事情擔下來了，再去追究他上面有沒有人難度很大意義也不大。他自己抗下來就說明他很忠心。另外他還很有智慧，在美國他偷到很多飛彈的機密。
他和我講一句話，美國人讓臺灣地區的人為它做事太容易了，給你錢給你美國身份；讓美國人替臺灣地區做事，太難，臺灣保護不了他，而且又能給多少錢，他能說服美國人把資料給他不簡單。
當時我扯進蔣孝武主要是為了救兄弟，因為虎毒不食子嘛。我有沒有別的考慮？也有。蔣孝武當時確實是野心勃勃企圖接班，但他如果接班臺灣就會亂，因為他能力、資歷、威信都不夠。那就索性把他打下去好了。
為什麼不打蔣經國呢，因為他做的不錯。那個時候我們說誰有關，大家都相信，說蔣孝武大家也相信，但其實我不說他他也未必能接班，當時臺灣已經是中產階級社會。蔣經國事後說，蔣家的第三代今後絕不碰政治，蔣孝武被他外放到新加坡。後來我聽蔣孝嚴說，蔣孝武哭了，說自己是被冤枉的。
澎湃新聞：聽說你在美國期間有人找到你做大陸工作？
張安樂：有人打電話讓我替臺灣工作，主要是想找我姨夫侯維煜的關係。侯維煜做過中央黨校副校長等重要職務，後來因為康生等誣陷，被打成「楊侯反黨集團」，文革的時候他在秦城8年，出來以後在北京醫院去世。他們找我的時候，姨夫已經去世，他們是認為大陸很多幹部是我姨夫在黨校工作的時候受過訓的，想讓我去做我表哥的工作。我沒答應。
澎湃新聞：據說你也還曾經拒絕做大陸留學生的工作？
張安樂：大陸留學生最開始是我在史丹福大學期間自己主動接觸的，還被打小報告，說我是「匪諜」。當時大陸與臺灣經濟差距比較大，大陸學生和臺灣學生的經濟狀況也有差距，大陸學生騎腳踏車在公路甚至高速上走，而臺灣學生很多開寶馬奔馳，一般看不起大陸學生也不接觸。
我主動和他們接觸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我主動說要帶他們和他們的車子，他們婉拒；第二階段接受；第三階段需要什麼主動打電話給我。當時很多機構很想卻打不進大陸留學生的圈子，就想利用我做大陸留學生的工作，但都被我拒絕了，我希望這群人回到中國去建設中國，不希望他們留在美國。
歷史上改變中國命運的不就是一群群留學生麼，第一次是日本留學生，最後引發辛亥革命；第二次是留蘇和留英美的留學生，帶來共產主義。美國這批留學生也是上億人裡出來的人尖子啊，他們回去一定會給中國帶去新的東西。
因為看過毛澤東的書，和黑人打成一片
澎湃新聞：你在美國坐過10年監獄。在監獄裡會不會有暴力事件？
張安樂：我在郡監獄一年時間，然後就到了聯邦監獄。聯邦監獄好一些。不過我知道州監獄裡很多暴力，加州幾個監獄每天都戒嚴，有一次解嚴，解嚴第一天黑白見面就死人。
監獄裡黃種人不會成為被攻擊的主目標，黑白矛盾是主要矛盾，我們跟黑白都沒有矛盾。因為看過一些毛澤東的書，我和黑人可以打成一片有共同語言。
澎湃新聞：黑人喜歡毛澤東的著作？
張安樂：不止黑人，只要是政治犯幾乎都受他的影響，監獄裡還有馬克思小組等各種組織。黑豹黨就是靠毛澤東語錄成立的，據說之前白人警察經常在路上把黑人一槍打死。後來有兩個黑人讀了大學，發現加州公民有持槍的權利，但他們沒有錢買槍，就去中國城買了毛澤東語錄，然後過橋去賣，賺錢買槍成立了黑豹黨。看見白人警察進這個區他們就跟著警察走，警察開槍打他們的人他們就反擊。
我認為他們是政治犯，但美國不承認，美國說他們販毒啊搶劫啊什麼的。美國人厲害，他會設計你，美國的精神都花在設計上。監獄裡的政治犯有的是被設計的，有的是和美國政府發生槍戰。一群印第安人和美國聯邦調查局發生槍戰，死了兩個印第安人，一個印第安人跑去加拿大申請政治庇護，可加拿大土地也是從印第安人手裡搶來的怎麼給他政治庇護？印第安人不承認邊界，認為兩邊都有他們族的地方，所以和美國槍戰就跑到加拿大，但加拿大就把他送回去。
那批政治犯絕對信仰毛澤東，這些政治犯變成黑人裡面的領袖，因為一般的人犯罪搶銀行什麼的是為了自己，他們是為了整個黑人群體的利益和美國政府作對，所以他們格外受尊敬，自然成為領袖。
澎湃新聞：你進監獄也是被人設計的？陷害你的人是誰呢？
張安樂：操縱者當然是美國政府的一些人，因為江南案他們就想害我，證人就是一個福州幫的人，說我賣毒品，其實我根本不沾毒品。他們設計了一場毒品交易，說希望在美找市場，一邊派一個買主，一邊派一個賣主，說我是中間人。這段過程後來被錄音，在法庭上說是我命令他們去交易的。
但事實上沒有我下命令的錄音，錄音帶中我是以中文說「最好不要去碰粉」，可他們翻譯成英文時改成了「這個粉很好」的意思。於是我被判15年，實際執行10年。美國是一個很大的國家，一個政府有很多人，加州聯邦調查局就不想害我，紐約聯邦調查局就要害我，聯邦緝毒局又不肯配合，緝毒局說張安樂跟毒品沒關係嘛，紐約聯邦調查局則非要設計一個毒品案。
澎湃新聞：你恨那個證人嗎？
張安樂：他後來主動在美國的電視上公開道歉，說自己被利用，他還留了5卷錄音帶，怕美國政府部門又要害他，他想我重新去上訴翻案，他幫我作證，我想了想最後還是算了。我現在對那個證人沒什麼了。
澎湃新聞：你兒子早年的意外似乎與另一幫派有關，你似乎也沒想要報復？
張安樂：我兒子的事情純粹是意外，並不是說蓄意的，所以我雖然很痛心但能說服自己。當時是兩方發生衝突，其中一方是四海幫，幾個兄弟抓住四海幫的一個人，其它幾個人跑掉去附近超市拿刀回來救人，正好碰到我兒子下來，就發生了。
從某個角度來說，對方兄弟被抓住了，他們不是自己跑掉而是拿刀出來救，他們沒錯。我兒子是偶然路過，他們是沒有針對性的。後來司法做了處理，不過兇手可能也已經放出來了。這種意外誰都會碰到，如果讓兩幫殺來殺去，要死多少人不知道，誰又能負責？
民進黨和幫派有千絲萬縷的聯繫
澎湃新聞：國民黨的邱毅說你罵民進黨的人他們不敢起訴，是因為你招待他們留有資料，這是真的嗎？
張安樂：我不會幹這種事情，兄弟朋友來了我招待，還要留什麼資料，不可能，招待吃飯都很正常。我罵他們他們不敢起訴是因為我罵的都是事實，他們做的事情是政壇許多人都幹的事情，買票啊什麼的。
民進黨和幫派確實有各種千絲萬縷的聯繫啊，要不然他們為什麼不告我？他不敢嘛！他不告我還好，告我我就把一個一個的證人都叫出來。選票之外還有弊案。臺灣要搞弊案得三結合，政、商、黑，因為立法委員可以給主管單位施加壓力，商人則要靠兄弟來擺平。
澎湃新聞：你沒有想過通過揭黑打倒一些人？
張安樂：我不想揭黑，很多人我都認識，否則我怎麼知道內幕呢，都是兄弟講這些事情的，而且這些事情是許多人都幹的事情，國民黨也有人幹這些事情。雖然不揭黑，但是我隨便講幾句都是事實，他們誰敢告我，我就把知道真相的兄弟叫出來。
澎湃新聞：生意火爆的生產安全帽的韜略頭盔廠和你是什麼關係？
張安樂：早年我成立韜略集團，一個從小一起玩的朋友，開工廠想用韜略的名字就用了。那個工廠我有1/4的股份，但他們有自己專業的運營團隊，我從來沒有參與運營，可無心插柳柳成蔭，他們慢慢做得很大。我到工廠門口保安都不認識我不讓我進，還得打電話叫裡面人來接，幾年也不去一次。不過他們說我給他們帶來福氣誒，我一離開大陸，工廠就燒了一次。
陳啟禮經商也是個人才，這方面我們比不了他。
澎湃新聞：你算有錢人嗎？
張安樂：不成立這個黨，我可能很有錢，我認識的那些股東當時拿錢出來投資房地產，結果地產從幾千漲到幾萬一個平方，賺了很多錢。我則因為成立這個黨失去了這個機會。陳啟禮當年重整竹聯幫也是為反「臺獨」。
澎湃新聞：那是什麼時候的事情？
張安樂：那還是1981年，他說「如果蔣經國走了以後，「臺獨」把黨政軍都收編了，我們要起來反抗。」於是他就把他企業裡賺的錢拿出來發展竹聯幫。香港的黑社會都是利用下面的人放高利貸販毒賺錢，他則是反過來，把自己的合法企業賺的錢拿出來反哺竹聯幫。
他第一次重出江湖是因為香港西餐廳事件。江南案之後他被送到綠島監獄5年，出來之後又打算淡出，並且自己的企業已經做大了。第二次重出江湖，就是為了反「臺獨」，他當時和我談話，還要我不要再回美國，留下來發展竹聯幫，來對付臺獨。當時他已經意識到「臺獨」的問題很嚴重了。
澎湃新聞：我那天去參加你們的「我是中國人」活動，發現現場人不少，但年輕人比例不高，臺上的明星年紀也比較大，你們黨目前的年齡構成是怎樣的？
張安樂：那天的活動人不少，但從某個角度來講比較失敗，沒有宣傳好。接下來去到每個縣市就準備把年輕人找來。我們的年輕人有兩種，一是社會上的年輕人，沒什麼意識形態，大哥怎麼說就怎麼做；另一批是大學生，他們有自己的思想，這批人是將來要重點培養的對象。
「我是中國人」這句話，很多人心裡都有，但都埋在心裡，因為一站出來比如支持服貿，在學校就變成被排擠的對象，因為教授許多被綠化了。一個學生考取某大學，還沒有面試，他就不敢去反反服貿，他說「我一站出來，該大學的所長是蔡英文的文黨，他發現我的事情我就一定錄取不了」。
現在國民黨執政，可學校裡的學霸都是綠色的。年輕人裡贊成統一的群體是有的，沒有站出來是因為有恐懼在，一些同學是我們做工作才敢站出來。那天去的明星都是主動找來要求出席的，他們年紀比較大，是從小受國民黨傳統教育的人，和這20年受李登輝等人教育出來的許多人，完全是完全不同的想法。這批人和我一樣，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澎湃新聞：你回臺灣一年時間，促進統一的事情和你想的有沒有不一樣，主要的困難在什麼地方？
張安樂：沒有什麼不一樣，所有的困難我都預計到過。我們最大的困難是資源的問題。
能發動眾多人全憑倫理
澎湃新聞：有人說現在的許多人不再講義氣，很多隻看利益。你怎麼看？
張安樂：兩種人都會有，追利益也會有，講義氣也有，我在大陸的時候，有朋友問我，你在大陸，憑什麼一個電話，就可以在陳雲林來時發動幾千人去保護他，達賴來時發動幾千人去抗議他？我說我就憑兩個字：倫理。
我在大陸包括回臺灣，憑我過去的江湖上的背景，賺一些兄弟的錢很容易，搞工程，幾千萬幾億大家分，可是我現在做不了這事。我回來很多人來找我，可我一點都不敢碰。我一碰出點事情，我就對不起十三億兩千三百萬人。我是統派的指標人物，我一有問題別人會說，你看你們統派借這個名義牟利什麼的。目前還是有很多人聽我的，倫理還是在的。
澎湃新聞：入你這個黨的人有動機不良的麼？
張安樂：有的。比如本來他不是兄弟，入黨後反而以黨的名義去恐嚇別人，我就把他開除了。真的兄弟不會用黨的名義，他本來是竹聯幫、四海幫、天道盟，他用幫的名義就好了。那兩個人本來不是，結果入黨以後拿著黨的名片出去，說「你知道我們總裁是誰吧？」，然後搞點什麼事情，像這種，就開除了。目前開除了兩個，還有的是警告申戒。開除沒多久其中一個就犯案出事了，有的政黨很高興，說你看你們的人出事了，我說已經開除了。
我儒道法墨都有點信
澎湃新聞：你在大陸的十幾年生活是怎樣的？
張安樂：我的生活很單純，就是三件事情：看書、運動、招待臺灣來的客人。當然我有時也到處走一走，但沒有刻意去旅遊過，就是開會啊、別人結婚啊、告別儀式啊，順便去。我這十幾年很多城市都去過，我去到這個城市主要是看什麼呢？三種地方，一種地方是墓地，一種地方是遺址，一種地方是民間信仰的地方廟。
大家都去的耳熟能詳的地方我就沒必要去，比如西安我就不去看秦始皇漢武帝的墓，我去看的是秦二世的墓，還有董仲舒的墓，董仲舒是影響兩千多年的大儒，可很多人不知道董仲舒墓，我買了地圖反覆研究，最終還是找到了。我還去了當年焚書坑儒的地方。
我去洛陽看漢朝的城牆，別人看上去那就是一個土堆，可我感興趣，哪怕一片瓦一片牆我也去。我還去過稷下學宮的遺址，在山東淄博。至於天下名勝幾乎都一樣，路過看一眼，我不會專門去。
我認為中國有一個宗教是儒教，任繼愈就提出過儒教的概念。中國的儒教，神靈是歷史上真有其人的，比如關公、嶽飛、王陽明，真有其人有血有肉，其生前行為符合儒家道德標準忠孝節義，或者為地方犧牲的，老百姓感恩懷德，先建立祠堂，慢慢之後就神格化了。所以我每到一個地方就看當地的廟。
舉這麼一個例子，我在紹興，坐車路過一個操場，上面立一個碑寫著「漢馬太守之墓」，我就把車停下來去看，後來問到說附近有他的祠堂。祠堂鎖著，不過別人態度比較好，看我要去開了門，我進去看了回來再查，才知道馬太守的故事。
大家都知道秋瑾叫鑑湖女俠，紹興有個鑑湖，可鑑湖是怎麼來的呢？東漢的時候紹興鬧水災，馬太守築堤為湖把水趕到湖裡面，當時的選擇是：要麼淹貴族的莊園要麼就淹老百姓，他選擇淹了地主豪強的莊園。那時候地主豪強勢力很大，就跑到洛陽去告御狀，結果他就被招回洛陽問斬了。
他被殺以後，紹興人民千裡迢迢把他的遺體運回紹興埋葬，並修建祠堂祭祀，這就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精神，了不起的精神。我去浙江奉化溪口還看到一個蕭王廟，他生前是一個縣令，當地鬧蟲災，他為了要治蟲災自己死了，老百姓就給他建廟，這都是很有意義的事情。
我本身是無神論者，可我在臺灣參加公廟活動，華夏文化的精華就是在公廟活動裡體現出來的。像雲林那邊有包公廟、張巡廟，很多人不知道張巡是誰，可我知道張巡、許遠安史之亂中守睢陽的故事，張巡是忠義的象徵。很多廟會請我去現場講話，如果是張巡關聖，我會講他們的忠義精神。
澎湃新聞：儒家有自己的超越性，它的道德追求是一種無限追求，它不認為有轉世和末日審判，但它認為歷史會評價你。
張安樂：很對，兩千多年前他有這種想法很了不起誒。
澎湃新聞：你信仰儒教？
張安樂：我儒道法墨都有點信，道家讓我輕生死，人來自於無回歸於無，墨家教我們行俠仗義，儒家教我們待人接物，法家讓我們在待人處事方面直面現實而且「法不阿貴」。
我認為我是山西人，別人還是把我歸類成臺灣人
澎湃新聞：你在大陸的十幾年生活很幸福，為什麼會想到要回來做統一的事情？
張安樂：就是我們從小受的那些教育起的作用，我們是感性的，對中國的感情是百分百的感性。孫中山講信仰產生力量，我們就是國家民族的狂熱。
澎湃新聞：為什麼非要你來做？你覺得自己是不可替代的？
張安樂：不能只希望別人做，這個事情不是一個人就可以做，比如抗戰，也不是別人做或我來做，每個人儘自己的一份力量！
澎湃新聞：你覺得當前的形勢可以和抗戰的嚴重程度相比？
張安樂：比那還要嚴重，抗戰的時候，日本人遲早被趕出去的啊，可臺灣如果獨立了，很有可能再也回不來了，比那還嚴重。而且臺灣如果獨立，20年就會變成日本和美國的基地。日本抗戰時轟炸大陸就是從臺灣起飛。盟軍就轟炸臺灣的機場，炸彈不長眼睛，臺灣本地人也死很多。如果再成為他們的基地，以後可能更慘。
澎湃新聞：你怎麼看那些支持臺獨的人？
張安樂：對於一些人來說，「臺獨」已經變成一種信仰了。先是日本統治50年，國民黨的「二二八事件」，國共的對立等等，最後李登輝和陳水扁的洗腦，讓他形成一種感性的信仰。我們這邊比較少感性的選民，綠色則很多感性的選民，我們這邊感性的選民很多年紀都比較大了。
澎湃新聞：你認為自己是哪裡人？
張安樂：首先我是中國人，再細緻一點我是山西人。在深圳人們不都說自己是自己老家的人麼？可我表妹是大陸人，她在美國遇到我就老說「你們臺灣人」。所以大陸也要反思這些稱謂啊，在我心中，中國就是中國，沒有什麼好懷疑的啊，這個稱呼不會有別的概念啊。可我認為我是山西人，別人還是把我歸類成臺灣人。
澎湃新聞：你對未來樂觀嗎？
張安樂：我們盡我們的能力來做，我們也是感性的，慢慢凝聚吧，到死為止。